2016年杨绛105岁仙逝，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悼念，有人讥曰“夹杂着数不清的‘鸡汤文’”，最刺目是官方罕见褒扬，民间则褒贬争辩甚激烈。杨绛九十二岁开始“小清新”写《我们仨》，以意识流手法描摹“客栈”、“古驿道”，感叹“枯藤残柳，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直引得国人无比惊叹，赞为“淡泊功利的人格典范”。然而有人说，中国人活得像猪一样的事实，在老人笔下成了“梦境的邈远迷离”；也有人评定：这一代知识分子很难拔得太高，幻想中做贵族，动机善良，行为盲目，中国走了六十年邪路，也有他们一份。这次风波无意间流露社会对所谓“文人”的集体无意识，不议一下都可惜。
早在1998年钱钟书走的时候，已起毁誉论战。当时的焦点很奇怪，不是人格而是钱的学问。有人引述了李泽厚的评论：
“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李泽厚有无此评价，我很怀疑。学问本来是无功利的，谈什么“永照千古”？据说余英时借以赛亚•伯林的“狐狸型”和“刺猬型”思想家分类方式，界定錢是狐狸型学者，即淹博渊通、无所不知，刺猬型则独掌一技、思精体大，前者缺乏系统，后者缺乏细节，各有短长；余认为錢对思想体系没兴趣。
当时最激烈的评价，来自刘晓波。他说“钱学”已成一门新学问，而且江泽民的中共第三代对“钱老”都很尊敬，乃是重量级统战对象，但是他认为“钱钟书的学问没有独创性”，一部《管锥篇》不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注经陈调。然后，刘晓波第一次质疑钱杨的生存之道谓之“沉默”，触及到文人在专制下的“人格”，也是知识界无法回避的题中应有之义。
1998年钱钟书去世之际，余英时写了《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他认为钱钟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钱钟书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为：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余英时认为这是钱的“咏怀诗”。2007年余英时再次评钱：
“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余对钱，保持了“传统文人”的雅量，或曰“同情的了解”。这么说，是因为余英时不仅在乎读书人守住“文化的操节”，以诠释晚年陈寅恪，展示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的承偌；而且，他也毫不客气地批判四九后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新“传统”——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皆为陈寅恪所谓“改衰翁为奼女”的显例；过去人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有“敢犯龙颜”之风骨，后来的资料却显示，马寅初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贊歌的，而较早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吭气。
这些事实，都显示“文人”乃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复杂、艰深的课题，难在究竟以何种标准定位他们：“旧式文人”，还是“知识分子”？若以后者论，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几无合格者耶？
当年同侪如杨宪益回忆钱钟书认为，其实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杨也指出，钱钟书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
“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替钱杨辩护：
“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国文人学术上的私传统（文人们自己玩），他的这些学术笔记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学术作品，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只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在那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不拍出点水花来都难……錢楊两位所处的时代，在其一生事业最鼎盛的时期……超过30年，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以他们两位在学界的地位，能够没有害过人，不说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说他们犬儒也好，说他们懦弱也罢，都是苛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圆滑的，但如果没有害人仅仅为了自保有什么错呢？至少不应该作为公共批评的事实起点。”
萧瀚认为，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有一位吴薇，看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回看过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另一方面，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
钱杨活得“精明”“淡定”的避祸技巧，“生存第一”等人生观，在寻常百姓眼里显得奢侈，甚至“不高尚”，则反衬了中国人在暴虐制度下早已失去“厚道”、“宽容”心态，以及社会人格的偏激、狭隘、泛道德化，这恰是当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社会氛围。
“六四”屠杀后，国内对知识分子的高压加剧了，民风从此无纯良，“笑贫不笑娼”已成自然，更兼有一批人无耻，赛著“不要脸”，大多数急着躲避，无人敢抗争。这局面让人想起鲁迅当年，难怪他那么激愤和尖刻。由此可以想到，传统式微下中国文人的两面性是：无耻与激愤，两相激荡，对社会的影响全是负面的，问题恰好是，激愤治不了无耻，反而让无耻获得“受难感”，变本加利。激愤是把空间让给无耻，使无耻大行其道。
杨绛的小说《洗澡》，堪称刻画中国知识分子“被改造”的一部史诗，不动声色地再现文人在运动中尴尬、忍辱、挣扎、出卖、生不如死的大悲痛，施蛰存赞之为“半部《红楼》加半部《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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