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人生月刊
记者问：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今(2021)年8月1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后，这一段时间引发了很多有关余英时先生的各种报导及评论。其中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现象有如何的评论？有人说这是一个"余英时现象"，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议？
林安梧教授答：我与余英时先生见过几次面，他是我们上一辈的学人。记忆比较深的，我在一九九三年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他的研究室谈过一个下午，记得那天是金春峰先生带我去拜访他的。谈论了不少有关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论题，还有对于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还有"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等论题。
后来，1995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由马来亚大学暨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举办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得相遇。那一次，算是较为高端的小型的中华汉学会议，许多著名的学问家都去了。李泽厚、成中英、杜维明、陈鼓应，还有吉隆坡的陈徽治、新加坡的苏新鋈，我与刘笑敢算是年轻一辈的。
还有几次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我与他虽认识，但没有太多交往。倒是他有许多学生是我的老友，像黄进兴兄、王汎森兄、林富士兄都是，还有著名的武汉学人唐翼明兄也是。余先生的过世，令人不舍。我在八月五日，随即发了一个悼念的嵌名对联。
余英时先生的过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他引发的讨论很多，您用"余英时现象"来概括这情形，这是恰当的。我现在先放开我对他的悼念，单就这现象来表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前辈先生的最大敬意，就是针对问题，深切地提出讨论。我是秉持这样的立场来说的。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了。当然，慢慢地，出现很多有佩服的地方，也有不佩服的地方。我觉得余英时仙逝之后，现在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可以作成所谓"余英时现象"来讨论，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现象，批评他的有，称赞他的有，这足以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观察。
余英时基本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者，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我非常重视一个文化现象后头所隐含的精神的或者心理的样态，精神史、文化心理史的考察，我是相当有兴趣的。
在很年轻的时候，读过余英时先生讲"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文章，当时心里震动，眼睛一亮。但是，闭目沉思之后，随即觉得他的提法有意思，但却有问题。这问题在哪呢？我觉得他没有真正地抓到那个更深刻问题根荄。譬如他说：儒家的主智论，道家的反智论，儒学的法家化，就形成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的传统，这只是一个表象的概括，这里还没有进到那个更根荄的问题。
我那时年纪很轻，出生之犊不畏虎，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只处理了一半，我就把这篇文章写成了一个学习报告，在戴琏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作业报告里。后来发展成一篇文章，其实当时已经写成文章了，就在《鹅湖月刊》第51期刊登，当时主编是曾昭旭先生，这篇文章被列为第一篇。
我也很感恩曾老师居然把一个大四刚毕业的学生的学期末的报告，作为这个刊物的第一篇文章。这个题目是什么呢？——《中国政治传统中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环绕先秦儒道二家政治思想的试探与考察》。这题目不小了，但是，我其实只拿先秦儒道二家，就儒跟道来说，儒家大概主要取自《论》《孟》《学》《庸》，但主要是《论》《孟》，还有《荀子》，道家取自《老子》为多。
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要点出这里面有一个纠结，叫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就是说儒学有主智这一面，但也有超智这一面。而主智跟超智这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而又如何走向反智，这内在有一个理序要把它揪出来。
大体说来，就是我的问题跟余先生的问题，表象上看很接近，但是骨子里头处理方式很不同，我觉得思想史概括得太简单了。当然，思想史也可以更深入，我觉得思想史更深入，就进到这个文化心理史或者精神史的层面，这样思想史才够深刻。当时有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部分是后来我会去处理"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我去处理"道的错置"的问题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出了这两本书，一本是《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台湾幼狮出版公司，1996年），另外一本就是《道的错置：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结》（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这个其实是由于余英时先生的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和思考。当然，我觉得余先生对我来说是有贡献的，因为他让我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后头我还读了徐复观先生的文章，也读了张佛泉的文章，当然很重要（的是）读了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的书，像《政道与治道》。但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强调一定要铉进去那个核心性的问题。
我就认为，余先生这辈子做的学问，基本上是找了很多资料，但是他跟胡适之是很接近的。跟胡适之接近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们误认有一种很简单的科学方法，这科学方法，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概括进去，我就能抓到问题了，之后我就能作出论断了。
至于这论断能否真正准确，这就是问题了。这个地方，不只是史才，也不只是史识的问题，这里牵涉一个史道的问题（历史之道）。余先生我认为有史才、有史识，但是他对历史之道，就不如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他没有进到、穿透到最核心的那个地方，这一点需要检讨的。
所以，余先生其实他骨子里头是胡适先生，他基本上是胡适先生的，也就是他是"五四"的产儿。这"五四"的产儿是站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观点，而认为这是整个现代文明进步的很重要的核心。这当然是现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点呈现出来的果，但是原因不在这儿，原因有更复杂的。
它也可能某个部分是因，因为因果它是连贯在一块的，所以自由、民主、人权是现代化之果，而不是现代化之因。而胡适之先生他们基本上把它当成现代化之因，所以认为只要追求了自由、人权、民主，也就能现代化了。错了，这是现代化之果，不是现代化之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批评的所谓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的论点。
没有想到余先生虽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温情脉脉的，也有一些理解了——他是钱宾四先生（钱穆）的学生，但是他其实钦佩的、欣赏的统统是胡适之。他在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
20年后，在2011年纪念胡适之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又接受了一个访问，访问者是《东方早报》，而标题是"余英时：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我不认为胡适之是20世纪在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我认为他是20世纪在华人圈子里影响力蛮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功，是过，这是要检讨的，不是那么正面的，这问题是很多的。
我常开玩笑，我说胡适自己改了名字了，他原来不叫胡适，他因为受到进化论影响，讲"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所以就改成胡适，字适之，胡适之。开个玩笑，（说也奇怪），胡适之，这名字刚好是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符谶。这三个字（就是指）不知道往哪边去嘛，胡适之，这是个谶语。
胡适之，不知道往哪边去。不知道往哪边去，那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华人的一个意识的危机啊！你胡适之也是在这个意识危机底下的状态啊！你只拿着民主、自由、人权，这是一个现代化之果，是在洋人、白种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的结果，它不是原因啊，你以为它是原因吗？这就是你搞错了！
所以，余先生对胡适的理解，我认为仍然是以一个白种人，是以西方现代化思考的核心点所讨论下的，是以西方的话语权为核心来思考的，是一个浅薄的理性主义者、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是借用牟宗三先生来批评胡适之的话来说的，胡适之以及尊崇他的余英时先生，现在仍然在华人世界还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检讨的文化现象啊！
（清和 整理）
附錄
敬悼 余英時先生嵌名輓聯
英奇有餘，史識史才，天下景從，
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
時正不測，知幾知勢，萬方爭睹，
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
後學 林安梧敬輓
八月五日
师从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学第三代中极具创造力的思想家。林安梧尤为关注儒学的现代适应性问题，近年来更深研哲学治疗学之可能，曾以普通话及闽南语开讲《四书》《道德经》《易经》《金刚经》等，推动民间书院讲学之风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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