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文革監獄裏認識的幹部子弟

 20200409

王學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逝世於2018年1月12日，享年75歲。

王學泰是研究遊民文化專家，最近幾年，他更多是以“讀書人”的身份在發言。他不願意稱自己為知識分子，也不太喜歡藏書家這個稱號。他更願意使用“讀書人”這個身份，這是一種自覺，也是在麵對自己時的一種冷靜。

王學泰1942年12月生於北京，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王學泰的離世，在讀書圈或所謂知識圈引起震動。這個小範圍的哀思，也許更情真意切。

王學泰文革罹難記

《監獄瑣記》書摘： 因一本書被判刑15年

《監獄瑣記》三聯書店2013年10月出版

 1975年春節，章某到家來找我：“學泰，《推背圖》 出事了。我把它借給朝陽區文化館一個姓顧的朋友。顧某又因為罵江青被‘板團’（指樣板戲劇團）的人揭發了。”

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王學泰的《監獄瑣記》麵世。本書記載了作者“文革”期間的入獄經曆，並描述了自己在入獄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不了解曆史，不足以認識當下，本報擷取了書中部分內容。

附會《推背圖》，禍從口出

1974年我在琉璃廠海王村內部書店買書，結識了一批書友。其中有位中學教師汪先生 ，他有一本《推背圖》。我愛讀奇書，沒想到因為讀此書闖了禍，而且累及汪先生。

我是不太相信《推背圖》這一類預言書的，但讀起來像讀謎語書一樣也覺得好玩，有時也要猜一猜，以為談資。當讀到第四十二象乙巳，看到上畫宮裝婦女懷抱琵琶：

一歌女手持琵琶，地上左有一張弓，右有一隻兔。 讖曰：美人自西來，天朝中日漸安。長弓在地，危而不危。頌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鮮。此時渾跡居朝市，鬧亂君臣百萬般。”

當時我突發奇想：這不是江青嗎？“西方女子”寫其來自延安；“琵琶仙”寫其演藝出身；“皎皎衣裳”寫其重視服飾，推廣江氏“布拉吉”；“渾跡朝市”寫她先賣藝，後發達；“鬧亂君臣百萬般”不言自明。中國的草民百姓從來都是原諒皇帝，有事了，不是“奸臣”“宦豎”，就是“女禍”。我也是中國人，自然也難免俗。大學同學章某來訪，聊及時事，自然而然就說到《推背圖》。大學同學章某也愛奇書，把《推背圖》借走了。

1975年春節，我在北京家裏過寒假，章某到家來找我。他很緊張，一見我，馬上說：“學泰，《推背圖》 出事了。我把它借給朝陽區文化館一個姓顧的朋友，他把它複印了。顧某又因為罵江青被‘板團’（指樣板戲劇團）的人揭發了。他把我牽扯了出來，公安緊著找我，追查《推背圖》的來源，我實在頂不住了，隻得把老兄交代出來了。對不起你，如果無事便罷；真出事，連累了你，以後補報。”

過了正月十五、懷著這種隱憂與恐懼、我極不情願地回到單位。果然第二天上午房山縣文教局保衛科二人（其中有一人是縣公安局的）開著一輛中型吉普把我從河北公社口兒中學運到房山縣，在文教局隔離審查。

1975年3月4日中午飯後，曹某說你的態度惡劣，文教局管不了了，公安局“傳訊”你了。（1976年7月26日，王學泰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1978年10月20日被平反釋放）。

“援外”出軌者與“後院起火”

有一位“冶金設計院”的技術員王某，他是去阿爾巴尼亞的援建人員。從1962年到1972年這十年中是中阿友誼“蜜裏調油”的時期，阿來到中國真是“要啥給啥”。被派到阿爾巴尼亞的援建人員也都是精挑細選的。因此，王某能出國、能到“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那是很被人們羨慕的。

王某到阿工作已經兩三年，工作很順利，不知不覺間與阿方女翻譯有了點曖昧關係。那時這是對外關係中的重大問題，一經發現，馬上奉調回國。回國後連家都沒讓回，在院裏交代兩天問題後直接送到K字樓。一進監號的鐵門王某傻了，因為正值夏天，號內的犯人，每人隻穿一條三角褲衩，幾乎近於赤裸地呈現在他的眼前。剛從國外回來、常出現在衣履儼然的正式場合的王某突然進入到這個畫麵中，對其視覺的衝擊之大是可以想見的。王某定下神來，先是坐在炕箱上發呆，不一會兒隻見他淚流滿麵。

小楊原是某部的工人，因為喜愛文藝、而且多才多藝、被選入毛澤東文藝宣傳隊。他能拉會唱，這在三中隊的文藝活動中也展示了出來。他在原單位宣傳隊時與一個女聲獨唱演員有了曖昧關係，不幸被老婆大人知道了，家裏家外大鬧，搞得楊狼狽不堪；當小楊嚐試反擊時，老婆使出殺手鐧、把楊的“反動日記”交給了單位領導。於是原本很積極的小楊一下子成了反革命，被判八年，老婆離婚了，女孩也與他劃清了界限。

為什麽一個很積極的青年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呢？原來小楊在運動初期就積極參加運動，成為對牛鬼蛇神專政的專案組成員。專案組是經常要提審牛鬼蛇神的，讓他們交代自己的曆史問題和反動思想。牛鬼蛇神多是研究院中有學問的人，有個反動學術權威是小楊的監管和審查對象，小楊經常找他談話，要他交代問題，可是談來談去小楊覺得他說得蠻有道理，從而失去了對流行理論的相信，小楊被這個“階級敵人”征服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聽了那位“老鬼”話之後的心得體會統統寫在日記裏，大約平時他也跟老婆透露過，這次後院著火把這個要害問題引爆了。小楊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

判18年，兩個月不到就釋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隊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個老工人，到了三中隊後總是心神不寧的，下了工休息時老在筒道裏皺著眉走來走去。他五十一二歲，微胖。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說：“我看您像個知識分子，我有點事您幫我分析分析。”我問什麽事。他說：“我是第八機床廠的，廠址在北京密雲，是七級電工，姓趙。9月18日下午三時轉播天安門廣場的追悼大會，我負責電器。結果會開到半截突然沒聲了，到會者緊張得不得了，把我也嚇得直哆嗦，手抖得連接線也接不上，怎麽弄也弄不好。當時縣領導在我們廠子參加追悼會，判定我是階級敵人，說我有意破壞，馬上抓了起來，不到一個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會兒出了問題先拿階級敵人（或者有各種各樣曆史問題的）開刀是天然合理、順理成章的，誰也不能反對，因為這樣做大方向沒有錯。這就是那個時代的邏輯。老趙說：“被抓時，我被那萬眾聲討的氣勢嚇暈了，沒有仔細為自己辯護。當時以為沒大事，從嚴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裏糊塗就被判了18年，這樣長的刑期，還不死在獄裏？因此想寫個詳細的辯護詞，我寫好了您給我看看（當時還沒有恢複律師製度）？”

他跟我商量，我告訴他：“這沒用。這麽簡單的事，誰不清楚？他們了解事實、還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勸他與其花力氣為自己辯護還不如找關係，寫申訴往高層遞送。他想了想覺得我說得有道理。他說：“我們工廠的總務科長是葉劍英的女兒，我老伴是幼兒園老師，平常與葉帥女兒關係不錯，要不讓我老伴求求她？”

我覺得這是一條路子。後來接見時，他果然對老伴說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過他，回筒道隻要他見到我，必要笑一笑，悄聲說“有門兒，有希望”。上麵找了幾次後，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後扛著行李走了，再也沒回來。肯定就是放了。這個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貴人幫助。

談到文革進監獄這一段特殊經曆，常常有人問我“裏邊的幹部子弟多不多？”為什麽北京人對這個問題特有興趣？因為幹部子弟在北京是個引人注目的特殊群體，特別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幹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經曆、思想性格大體上有些共同之處。這個共同之處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幹的，他們敢幹，在對待天下大事上有一股舍我其誰的派頭。這在“充分發動了群眾”的文革中顯得特別搶眼。

我在讀“大三”“大四”（1963-1964）期間，曾與一位高幹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級幹部，很有些資曆。這位同學比我大三四歲，曾在報社工作過，思想比較成熟，為人也比較謙和。他曾說起，有些幹部子弟、特別是上了大學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誰都敢罵。也許這輩子連科長也當不了，可是連部長也不在他們眼下。正是這種“敢為天下先”的心態，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發動起來的就是在大中學校學習的幹部子弟。他們最先組織了“紅衛兵”和各種戰鬥隊、積極響應“革命造反”的號召，在學校最先批鬥校長和老師。

“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為毛戴紅衛兵袖章的那位女紅衛兵也是幹部子弟。後來由於批“資反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許多高級幹部被整，不少的高幹子弟出麵保爹保媽，炮打中央文革。此時有一些幹部子弟被捕，關押在看守所Ｋ字樓。我在Ｋ字樓時還聽說過葉劍英家有幾位子女就在這裏呆過。

其實葉家子女進Ｋ字樓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說起此事，可見它給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關於一些幹部子女中學生反文革小組的問題早就解決了，統統釋放，後來與他們同齡人一樣上山下鄉做了知青，再後來有關係而且樂於利用這種關係的，紛紛走關係參軍或早早地分到各單位工作了。

一監三中隊除了與我有間接同案關係的顧某是名高幹子弟外，還有兩三個接近高幹（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級以上被認定為高幹）、中幹家庭的孩子，其進監獄都與文革直接相關。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張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

張建旗：從反周到反毛、擁林

現在知道張建旗這個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時期諸階段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可能知道他的人就會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認為是針對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實根本就沒有一個稱作“五一六”的全國性的組織，可是在這段運動中卻有超過一千萬人因被懷疑參加了這個莫須有的組織而被整肅、甚至遭到嚴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於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

張建旗於1967年春夏之際組建了“五一六紅衛兵團”，後來又與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紅衛兵聯合起來，成立“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當時許多青年學生不覺得自己在這場文革運動中不過是木偶戲中的玩偶，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認為自己是能夠主宰天下、引領潮流的“風流人物”。因此許多組織動輒“兵團”、“縱隊”、“總司令部”，名目都很嚇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總部，下有特務連、情報組等。還成立了所謂政治部、作戰部、組織部、資料政策研究部，以及農林口、財貿口、文教口、公交口、軍事口、外事口、中學、全國通訊聯絡站等八個方麵軍，並推選了各部負責人，製定了各個階段的“作戰方案”。說得如此熱鬧紅火，實際上其固定成員也不過二三十人而已。

最初因為提的問題尖銳，也一度鬧得沸沸揚揚。他們派出人員，在淩晨的時候，到北京動物園、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繁華熱鬧之處大量散發、張貼反周恩來的傳單，塗寫反周恩來的標語。這些傳單和標語的題目有《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當時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將革命進行到底——紀念十六條發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聶元梓等北大造反派發跡於反北京舊市委；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發跡於反劉少奇；張建旗等人沒有想到北大、清華那些人並非是偶然賭贏，他們背後都有能夠決定或知道運動走向者的支使，而張建旗等卻是盲人瞎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專揀大的來（當時有“公安六條”規定凡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對於其他人沒有特別規定），最後成為人人喊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這一年９月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中，點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隻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於是“五一六”便定格為現行“反革命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隨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規模運動，綿延數年，涉及人數達一千萬之多，成為文革中最大規模的迫害群眾的運動。

作為始作俑者的張建旗，於1967年8月被逮捕，這些學生都押在Ｋ字樓，他們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隻是說是“辦學習班”。那時有毛主席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因此張建旗被“抓進”的是“學習班”，當然，學習班也就是名聲好聽些，其實也與監獄差不多。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中寫到張建旗，他說張建旗也在Ｋ字樓關押過，後來毛主席倡導辦學習班，他們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參加“學習班”：“最讓我難忘的是‘五一六’頭目張建旗，鋼鐵學院大學生。在半步橋關押時，據說受盡折磨。關押一年多，始終戴著鐐銬，背銬半年，後來轉為前銬。到學習班時，已患上肺結核、肝炎、腎炎等多種疾病，瘦弱不堪。為了得到較好的營養和治療，他假裝承認自己做錯了，軍代表十分高興，大會上對他進行了表揚。待他身體稍有好轉，立刻聲明，承認錯誤是為了活命的權宜之計，堅決不承認以前有什麽錯。前期學習班釋放了張建旗以下的幾個‘五一六’頭目，軍代表又把他們之中的幾個人請回來，勸張認錯，張把他們痛罵一頓還是不認錯。後來雖然他也被釋放了，可惜聽說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頁）

“學習班”結束後，幹部子弟絕大部分都釋放了。遇羅文認為張建旗放了以後故去。其實不然。

此時抓“五一六”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在全國展開，陳伯達是主抓這個運動的小組長，組員包括公安部長謝富治、空軍司令吳法憲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經升格為中央的戰略部署的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張建旗又不肯認錯，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釋放的張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監獄了。

許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說張建旗1970年被槍斃，其根據皆是師東兵的《吳法憲訪談錄》中的一段話：“五一六就是有個叫張建旗的學生組織的一個反總理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到處拉關係，和《紅旗》雜誌的林傑這些人勾結上了，最後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張建旗在1970年被槍斃了。後來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鬧了，什麽人也掛上了五一六，就和現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樣。”可是在吳法憲本人寫的回憶錄中，雖然也談到了“五一六”問題，就沒有說到張建旗被槍斃這件事。這段故事看來是師東兵向壁虛構的。

張建旗沒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監三中隊服刑。

張建旗剛到三中隊時披著棉大衣，拖著幾隻大箱子，箱子裏裝著許多衣服（包括有將校呢軍裝）與書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著的東西送回家了。後來知道，他確實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龍江哈爾濱，父親早年去過延安，後來犧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親本身也是延安幹部，文革前是黑龍江省廳局級幹部，丈夫死後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張建旗的繼父，是個省部級的幹部。

張建旗有點自命不凡，個子很高大，約在1米8以上，身體的寬度、厚度都能與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臉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無塵光景，隻是臉稍有浮腫、鼻子尖有點紅，好像被凍的一樣，顯得有些可笑。他很少與人說話，收了工也隻是一個人在筒道裏背著手走來走去，像電影裏千篇一律描寫大人物思考重大問題時的情狀。後來時間長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張建旗，他也逐漸透露出自1967年以後的經曆。

張建旗在秦城關了幾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後，1972年，中央專案組找他談話，說他沒問題（張建旗他們當年反周，直接原因是當時的所謂“二月逆流”，林死後這個問題一風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鋼鐵學院，並答應給他分配工作。回到學校後，因為校方還追問他過去的問題，張建旗堅持反周立場不變，但因為林彪事件的出現，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親是烈士，母親是革幹，可能原來是“四野”係統的）的新主張，而且公開同情林彪，因此就沒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澱農場勞動教養了。

1976年地震時茶澱因靠近唐山是重災區，事後對犯人和準犯人（或稱二勞改，指勞教人員和勞改、勞教釋放後在當地的就業人員）管束很嚴。此時中央專案組又來找張建旗談話，張建旗批判他們言而無信，雙方先是語言衝突，後來竟扭打起來，張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號，於是便從勞教升級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處有期徒刑20年。20年屬於重刑犯，這樣他就不能在茶澱農場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監。

張建旗真是一個怪人，不知道他本來性格如此，還是被關押得久了和一門心思學馬列、堅決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導致的極度偏執。他似乎把“徹底革命”四個字貼到了自己的腦門上，處處要表現出與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時，他很少與別人說話，其說話的對象隻局限在三五個人內，大多是屬於純政治問題的學生，如下麵要談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們都是十八九歲的學生，或剛剛走入社會的年輕人，他覺得這些人單純些。

胡智對我說，建旗剛到一監不久就跟他說：“別信他們的，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不是林彪，林彪還活著，他在阿爾巴尼亞。”這倒是個獨特的說法，近來林彪一案又引起網民的關注，關於林彪的死仍是眾說紛紜，但我還沒有見到持張建旗這種說法的。

張建旗有時也跟我聊聊，多是問些事情，問問監獄的情況。從不主動與獄警、看守說話。前麵說到監獄的夥食還是可以的，定期有細糧米麵和魚肉。每逢改善，他都堅持吃窩頭、鹹菜，把細糧魚肉給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時就幹啃窩頭，一手拿一個，在筒道裏走步時咬一口左手中的窩頭，走幾步，待口中窩頭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窩頭，如此左右交替直到兩個窩頭吃完為止。他走來走去，旁若無人，自得其樂。張建旗獨來獨往、也不違反監規，看守人員一般也不願意找他的麻煩，因為弄不好，可能還碰一鼻子灰，何苦來。

可是中隊有個指導員姓羅，因為他個子矮，又好裝腔作勢，大家暗地叫他“蘿卜頭兒”。他自覺擔負著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別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後本來接見送書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了，哪個隊長也不管，可是蘿卜頭兒非要管，因為他知道書是會影響思想的，千萬不能放鬆。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麽書對於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麽不利，因此很好糊弄。

那時家裏給我送的《左傳》、《範注文心雕龍》都拿了進來，都是跟他說這是“法家著作”（當時搞“評法批儒”運動的餘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僅次於毛主席著作）。他就會笑著說：“帶進去好好學學，別讓家裏白送一趟。”可是魯迅著作決不讓送。

有一次中隊開會時，他還煞有介事地教誨大家：“有個事兒這裏說一說。接見的時候，有的犯人的家屬送魯迅的書，我們沒有讓拿進來，但沒有講道理。今天我講講道理，為什麽不叫大家讀魯迅著作。魯迅的書是揭露舊社會的，你們是揭露新社會才犯罪的，如果你們看了魯迅的書，更要揭露新社會了。怎麽認罪服法啊？這次我把道理講清楚了，你們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遇到死心眼兒的張建旗便出現了尷尬和可笑的局麵。1977年初發行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後來被停止發行）。監獄要大家學習，大多數犯人不是家裏送了，就是在監獄買了，隻有張建旗若無其事。

其實，張建旗平常也不看什麽書，連監獄裏發的《人民日報》也不看，收工了沒事就是在筒道裏走步。蘿卜頭兒這天披著棉大衣對走過來的張建旗說話，張建旗腳不停步，羅追上兩步，仰著頭跟他說：“張建旗！你這是怎麽回事兒，既不讓家裏寄‘五卷’（指《毛選》五卷），也不買，你怎麽學啊？”走在前麵的張建旗回過頭來給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澤東的？”他聲音很大，蘿卜頭兒呆了，筒道裏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羅竟一句話沒說，訕訕地走了。張建旗仍然腳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獄，就不知道張建旗的信息了。最近聽與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後一撥平反的胡智說。從1978下半年開始的平反運動裏，中央專案組又到監獄找過張建旗幾次。胡智與張建旗放在最後，張向政府表明堅持自己的觀點，反毛，反周、擁林，決不改變。北京市委討論過他與胡智的平反問題，最後還是把他們放了。釋放後再也沒有張建旗的消息了，聽說有人在地安門一帶見過他，他還滯留在北京？

胡智：為毛澤東去世召開慶祝會

毛澤東的生死觀很通達，可惜他的後繼者都缺少他的氣度與胸懷。他最早倡導改革殯葬製度，死後火化也是他第一個簽的名。可是他去世後華國鋒固執地要永遠地保存他的遺體，粉碎“四人幫”後控訴江青罪狀時說，江要毀壞毛主席遺體。這個指責透露了作為毛的家屬的江青當時是要按毛的意誌來辦的，而華是要把保存遺體和大修紀念堂當作自己是承接大位的正統依據來辦的。

另外，毛講到自己死後人們應取的態度也很通脫、或說有點幽默。1959年毛澤東就說：“不但沒有長生不死，連長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這是辯證法的規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現在還活著，該有兩千五百歲了吧？那世界該成個什麽樣子了呢？”他還對護士長吳旭君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可以上台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

這些話講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學家的態度。可是這些話在那個他已經成為神的時代，也就是隻能由他本人說一說，他人連想也不敢想，因為這樣想一想都屬於犯罪。若讓人知道了，輕者進入牢籠，重者死於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時，北京還真有個膽大妄為的幹部子弟想到要開個慶祝會。

胡智的父親是外貿部的老幹部，文革初也沒有逃過挨整的噩運。那時胡智還隻是十來歲的小孩。部裏的“叔叔阿姨”（平時都是熟人）來抄他們家時，把他關在廚房裏，使他感到特別恐怖，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後來父親又被關牛棚、下放，被當作異類，前前後後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給他種下了對文革敵視的種子。此時正是胡智的成長時期，這本來是灌輸對毛主席崇拜的年齡段，胡智卻因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這一環節。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公開以後，北京陷入一片悲痛與恐怖之中。二十歲的胡智忽發奇想，他要組織幾個哥們開個慶祝會。

我曾經問過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麽冒出這種想法呢？”

他說：“你說北京人都很悲痛，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沒準會是這樣。可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們仇視文革，自然降低了對毛的尊敬。”

“那你應該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時剛剛二十歲，還不懂得什麽是怕。”

這是實情，北京許多幹部子弟膽子大，常常能幹出超人想象的怪事，這是盡人皆知的。後來經曆文革、經曆上山下鄉，早一撥敢衝敢闖的幹部子弟逐漸成熟起來，做事也日漸穩妥。可是胡智屬於後起來的一撥，沒經過上山下鄉，他們本來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頭整天宣傳“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許多還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渾不吝的勁頭。1976年的“四五運動”也與這些敢做敢鬧的幹部子弟有關。

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悼念周總理，為當時受到江青等人打壓的鄧小平鳴不平。後來悼念周總理的活動被打壓，這又給胡智內心積累了新的不滿。於是，他才會產生要“開慶祝會”的大膽而叛逆的想法。與他相好的幾個同學和朋友性格也大都類似。

那時，7月28日的大地震才過去一個多月，許多人還睡在地震棚裏。在胡智的提議下，9月10日這一天，他們幾個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開慶祝會。幾個年青人竟然背著吉他、大大咧咧地騎著自行車到胡智這裏來聚齊了。

那時北京正處在一級戰備之中，警察們也都瞪大了眼睛，國喪期間，又有禁止娛樂的嚴格規定，攜帶樂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別紮眼。幾個年輕人很快引起了關注。因此這個“會”還有開起來時，一個警察帶著幾個民兵和幾個“小腳偵緝隊員”已經尾隨著進了他們聚齊的地震棚。警察們一進地震棚，驚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這些青年剛才幹了什麽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圍了起來，並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幾個捆了起來、一起抓走了。 

這是毛澤東去世時北京最重大“現行反革命案”之一。

進了局子後，此案馬上被當作重點案子審訊，前前後後一共審了數十次，苦頭吃了不少——此時審訊人員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場和階級感情的正確，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胡智說，最初審訊規模極其龐大，預審員與駐公安係統的軍代表一起上，有時審訊員竟多達數十人。審訊室小，連坐著的地方都沒有，大家都站著，隻有被審的胡智一個人坐著。當時是華國鋒主政，強調繼承毛主席遺誌，於是胡智就成為最好的反麵教員。他被拉到市內各種大會上批鬥，以教育群眾。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於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後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後，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審了。接著又有一怪事：審是高法，而判的時候卻仍是“西城區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然而判決書的編號卻是“1976年度刑字第72號”！這些矛盾後麵有什麽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這個判決可能與“拖”有關。時間對胡智有利。如果這個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無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決書”中說：“胡犯思想極端反動，仇視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自1976年4月以來，經常糾結現行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張待林、王照軒、範士華（均另案處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動言論，惡毒地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並揚言要拉隊伍上山打遊擊，自命為司令，張犯充當參謀長，妄圖推翻無產階級政權。更惡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後，胡犯瘋狂地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損毀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反革命氣焰極其囂張。在押期間，抗拒改造，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胡犯罪大惡極，民憤極大。”

當“判決書”寫到“民憤極大”處，就完全是個立即執行的死刑犯的判決詞了，如果有“緩”，下麵就應該有個轉折，比如說“該犯在押期間尚能悔罪知過，交代自己的問題，揭發同夥，有立功的表現”等等，這樣才能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而這份判決書在“民憤極大”之後又進一步加碼：“在押期間，抗拒改造，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按過去的規矩，這是非死不可的了。

然而胡智還能逃脫這關，判為“死緩”，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時代在變。雖然粉碎“四人幫”後，1976、1977兩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書記吳德還一味堅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對“四人幫”還是“現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個社會風氣都在變，話劇《於無聲處》（歌頌“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門詩抄或在劇場演出，或在報刊登載，鄧小平也出來工作了。“四五運動”雖然在整體上尚未平反，但誰也不敢堅持說它是鐵定的反革命事件了。

 因此，這個判決堅持胡智判死刑、在“判決書”中沿用的語言還延續過去的認識，但沒有搞“立即執行”，說明判決者也拿不準這個問題，他們給胡智留條命，也給自己留下個改正錯誤的機會。胡智也沒有敢上訴，後來他說自己怕被槍斃。

我在一監見到胡智時已經是1978年的5月了。那時他還像個小孩兒，一副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的樣子，不像個被判死緩的。也很巧，他到一監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會上撥亂反正、平反冤獄逐漸被提上日程（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致信陳雲，就說：“為了實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個老幹部的功過是非”，請陳雲向中央“寫幾句話”）。

但胡智的問題的解決已經屬於平反運動的末班車了。西城區法院所給“再審判決書”後麵所署時間是1979年12月30日。這個判決書寫得特別簡單，在敘述了原判刑期後說：“經本院複查認為：被告人胡智的行為，不構成反革命罪，原判應予糾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銷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號判決；二，宣告胡智無罪，予以釋放。”

據胡智說，中共中央為此下過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親的單位外貿部也都下過文件。平反大會是在西城區法院禮堂開的，新華社有記者參加。被抓時他還是在家待業的學生（或說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但放他的同時卻為他找了一個好工作，釋放後不到一個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機部（現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機部所屬的工廠幹了13年，當過電工，搞過供銷。1992年鄧小平南巡推動了第二次改革後，胡智也辭職下海。他辦起了生產水消毒罐的工廠，以供高層建築使用。此時北京正是高樓林起之時，這些樓頂上都要裝上這種能夠自動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別好，水罐銷路極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滿麵春風，已經是個成熟的商人了。

後來，他賣了罐收不回來錢。那時欠錢的是爺爺，自己是債主、也是三孫子，楊白勞、黃世仁的關係顛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門子收賬——他說連要賬也要走後門，拉關係，誰能還錢，還要給他們個人一些好處。這真是中國特色。

幹了13年，胡智收攤兒了，把工廠關了，不再生產了，專力收債。有時間了就旅遊、讀書，倒也自在，不招災、不惹禍，朋友有事他還能幫幫忙，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彭灼南：刺殺迫害父親的保衛處長

按說他不能算幹部子弟，因為父親彭嘉衡從民航局退休時是沒有職稱，沒有級別，沒有職務的。然而自從前幾年民間發起找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老兵時，發現彭嘉衡是住在北京僅存的美國第14航空隊（又稱“飛虎隊”）、中美航空聯隊中的軍官，成了媒體關注的紅人。媒體與民眾才開始關注彭嘉衡的曆史，按照其經曆與貢獻說他是位中級以上的幹部並不為過。

彭嘉衡1937年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1941年考入昆明中國空軍軍官學校，1942年被選送美國亞曆山大州鳳凰城高級飛行學校深造。抗戰結束後，作為華僑，他回到印尼與父母團聚。1950年，他在報上看到國民黨政府兩航（中國航空公司與中央航空公司）人員起義的消息，他也回到大陸參加祖國建設，並與抗戰末期認識的女友履行婚約。他進入軍委民航局任飛行副駕駛，1954年被正式任命為機長，並負責培訓飛行員。十多年裏，彭嘉衡主要從事專業航空，先後執行過包機、護航、探礦、護林、滅蟲等急、難、險、重任務，共飛行7000多個小時。按照這種經曆、再考慮到1950年代缺少技術幹部的情況，他怎麽也應有個中高級職稱了。 

彭灼南本人也很羨慕幹部子弟，他天地不怕，是個蔫大膽，還真有點幹部子弟的作風。在一監時，有次閑聊。他說，我爸爸如果1949年去了台灣我也是個國民黨高幹子弟了吧？那時我就知道他爸爸與媽媽是建國後結的婚，媽媽是大陸人。我說那你爸爸的後代就不是你了。彭灼南撓著頭無可奈何地笑了笑。他雖然被判了20年徒刑，但性格天真，一副老睡不醒的樣子，笑起來還像個中學生。

他的案子聽起來很重，是“反革命階級報複殺人案”。在十年浩劫中，此類案件能逃脫一死就是幸運的了，但彭灼南僅獲刑20年。

案發與其父有關。彭嘉衡回到大陸後與未婚妻結了婚，1950年代時工作也還順利，生活還算愉快。然而自1960年代初狠抓階級鬥爭之後，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因為他曆史上的問題太多了。第一是出身華僑，全家還在印尼；第二曾畢業於國民黨的軍官學校；第三在美國軍官學校中深造過；第四又在美國軍隊當過軍官。凡是經過文革的中國人看到這個履曆就可以推算出他會遇到多少麻煩和苦難。做檢查交代、控製使用、降級使用、大會小會批鬥等等都不會少，對於這些，彭灼南不甚了了，因為文革開始那年他才７歲。

等到了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已經是個非常有個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親向上級為彭嘉衡多年來被誤解、被冤枉一事寫的申訴，他才知道父親的悲慘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機場保衛處長張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現尤惡，多次毆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衝天，想找個機會報複。他知道這一報複的結局，那時強調階級鬥爭，保衛處長的身份和行為是代表無產階級以及黨和政府的，報複他不就是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嘛！這些作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還是決計一搏。

經過籌劃，彭灼南偷偷拿了家中的全國糧票還有一些錢，請平常在一起玩兒的小哥幾個吃了頓飯，算是與他們告個別，大有“壯士一去兮不複還”之意。一天下午放了學之後，彭灼南背著書包去了張家，兩家離得也很近，張某的女兒與彭灼南還是同班同學。他敲開了門，開門的是他的同學。“你爸在家嗎？”女同學告訴他在裏屋。彭灼南推開裏屋的門，張某正坐在小馬紮上看報。

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擋在張某臉前的報紙，厲聲問張：“文革中是你打我爸來著……”張還沒回答，更沒弄清是怎麽回事，彭灼南已經從書包裏抽出切麵包的餐刀向張紮去。張本能地圍著桌子跑，向他求饒。

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說過數次，每次說的時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誰都怕這個保衛處長，他一瞪眼不僅五類分子有問題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懼他三分。這回他向我求饒了！”

彭灼南毫不動心一共刺了張四刀，有一刀紮穿了脖子。紮完人他奪門而去，最初還準備跑（身上帶了錢與糧票），後來他看到逃跑很困難，就到機場派出所自首了。

此時他還不滿18歲，又事發在1976年，當時也是驚天大案。可是審判時已經粉碎“四人幫”了，人們對於文革中被整的人多了些同情，因此這個典型的“階級報複”案件最後隻判了20年。據說被刺成重傷的張某又查出與林彪集團有些瓜葛，彭灼南事件的政治性質更加淡化，因而也就被減了十多年的刑期，隻在監獄呆了幾年就被釋放了。

1977年，彭灼南到三中隊服刑，他被安排到與張建旗一個機台上幹活，張建旗還對他有點照應。張建旗不吃細糧和肉時便都給了彭灼南，彭灼南細高的個子像豆芽菜，成天晃晃悠悠，丟三落四，老像神不守舍。有個老犯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大秧子”（北京方言中指少爺公子不明世故、不會辦事），這個外號很傳神。張建旗高大而壯碩，穩重而富有精力，他與彭灼南的關係有點像大哥與小弟。

有一次接見日之後，彭灼南很興奮，跟我說：“爸爸媽媽從來沒有對我這樣好過！要是我因為‘玩鬧’（當時稱小流氓各種違法活動）進來，決不會來看我。”說著眼睛都亮了，其情景至今我記憶猶深。

再度見到彭灼南是33年之後了，此時他已經五十多歲、闖蕩過日本和歐美許多國家了。他也像父親一樣在美國呆了很久，但不是去學習，而是開長途載重汽車，藉以謀生。他掙了一些錢，最後還是回到中國。此時父親獲得了遲到的榮譽。2005年9月，二戰勝利60周年，彭嘉衡收到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親筆簽名的信。在印有美國國徽的信紙上寫道：

“尊敬的彭先生，參議員科爾尼已經轉發了您８月１日的信。我非常榮幸能夠獲得您的消息，並對您曾經作為一名‘飛虎隊’成員而致敬。獻上我最恭敬的祝福。喬治·布什。”

此後，彭嘉衡抗日戰爭中的事跡遂為人所知，一些老戰友也得以往來。彭灼南看到和分享了父親的快樂和榮譽。晚年父親得了白血病，住院花費極大，媒體披露這個信息後，人們紛紛解囊相助。彭灼南也為父親獻上了骨髓，盡了兒子最大職責。老人於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辭世，享年90。

彭灼南又代表父親完成了他最後的遺願：將其賬戶中餘有的十多萬元“再捐出去，給那些更需要幫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在關鍵時刻，無論艱難還是順暢，彭灼南都是父親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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