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我說過馬克思有兩個靈魂：追求「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認同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要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馬克思。毛只取其一。
秦始皇也有兩個靈魂：一個建設者的靈魂，車同軌，書同文，發展了古代中國的交通、水利、文化；一個暴虐者的靈魂，修長城，修阿房宮，修墳，焚書坑儒，以言治罪。毛也只取其一，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其實是「只破不立」。
毛澤東用半個馬克思加半個秦始皇，建立起他的封閉帝國。封閉秦帝國的是萬里長城，封閉毛帝國的是意識形態的萬里長城——毛澤東思想。
一個封閉的奴役制度帝國，靠高度集權奴役、壓榨本國人民，也可以「崛起」於一時，陳毅不是說「寧可當掉褲子也要發展原子彈」嗎？毛帝國正是在不但當掉褲子，而且砸掉鍋子、餓死幾千萬人之後的一九六四年，原子彈上天；接著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文化大革命中，氫彈、導彈、人造衛星上天。
但是封閉帝國的「崛起」有其限度，毛澤東「全面專政」的意識形態長城，不但窒息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生機，而且阻塞了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流通，導致經濟從停滯到「崩潰邊緣」，於是有了鄧小平改革。
鄧小平對毛澤東，既有繼承，又有變革。繼承的是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封閉，就是他自己概括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完全是從毛澤東那裡來的，不但「完整、準確」，甚至比毛澤東還毛澤東，他把毛澤東帝國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從憲法中勾消。變革的是對西方自由國家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開放。
鄧小平的「兩手硬」戰略
鄧小平的這「兩手硬」戰略，並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是實踐派、民主派對凡是派、專政派之爭，是全開放對全封閉之爭。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這是堅持毛澤東帝國全封閉路線的凡是派、專政派的典型語言。
鄧小平把胡喬木的稿子拿給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給我找人寫。」那時鄧小平的思路，是拒絕胡喬木代表的凡是派、專政派，而傾向胡耀邦代表的實踐派、民主派的。鄧小平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在胡耀邦幫助下組成臨時起草班子，按照鄧小平當時的思路，完成了那篇後來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突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鄧小平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那時鄧小平還明確支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西單民主牆。他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可以說，那時的鄧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實踐派、民主派的立場上，拒絕了反民主的凡是派、專政派。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匯報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還講過更鮮明的民主言論。他說：
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它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史達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那一天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兩天後鄧小平到了美國，回來後發動了一場「懲罰越南」戰爭，西單民主牆出現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獨裁者」的大字報。短短兩個月中，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從傾向民主派、拒絕專政派，轉向拒絕民主派、傾向專政派，於三月三十日發表了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他兩個月前設想的「民主大文章」拋到了九霄雲外。鄧小平說：
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份子，有敵特份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份子和其他壞份子，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份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兩種「思路」
這不是轉回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廢棄的那篇胡喬木草稿的「思路」了嗎？三個月前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三個月後卻成了鄧小平自己的「思路」。
同一個鄧小平，兩種「思路」，三次講話。究竟何者為真？何者是假？
我看都是真的。這就是鄧小平自己講的「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的「注意力」在改變毛澤東帝國留下來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的狀況，所以「看法」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胡喬木、鄧力群們向他報告的「社會上那股懷疑社會主義、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懷疑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黨內也有人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加以某種程度支持」的傾向，所以「看法」也就轉向胡喬木代表的專政派「思路」了。
此後六、七年，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專政派之間，轉過來、倒過去，時而主張「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時而主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那一套」，「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與黨內民主派的最後決裂，也是鄧小平帝國「反自由化」大戰略的最後確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場「大辯論」，專政派在鄧小平支持下擊敗民主派。然後鄧小平和專政派利用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逼迫胡耀邦提出辭呈。那次事件，可以看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的小型排練。當時學生運動雖因胡耀邦處置得當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黨內民主派遭到清算。鄧小平當時的講話已經殺氣騰騰，揚言「不怕流血」，「天安門廣場來一個抓一個」！
鄧小平和鄧力群的對話
但事後專政派的奪權目標沒有實現，因為鄧小平確立的「反自由化」大戰略是「兩手硬」。鄧小平認為專政派只有專政一手，沒有開放一手，所以不能用專政派推薦的「左王」鄧力群取代胡耀邦。早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那場「大辯論」前十天，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時，鄧小平和鄧力群之間有一場有趣對話：
鄧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草案）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條意見。……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把他和胡喬木的意見送給陳雲等人）。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你們兩位之間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陳雲的主張，我宣傳過；你的主張，我宣傳過。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的主張多得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我不講。
這表明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還是想支持胡耀邦反對鄧力群的「左」。等到全會上發生那場他意料之外的大辯論，看到除了陸定一、萬里之外，楊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陳雲、李先念、宋任窮、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專政派一邊，鄧小平也就從反鄧力群的「左」轉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鄧小平帝國的反自由化戰略，與專政派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胡喬木們不同。鄧小平反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反，不能擴大到經濟領域，影響他另一手開放。而專政派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鄧力群主張：「自由化思潮氾濫，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氾濫，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
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三段指趙紫陽。鄧力群稱趙紫陽是「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說：「有一次李先念問陳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錯誤；但是從這幾年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由此可見，專政派要推翻趙紫陽，讓堅持毛澤東全面專政的鄧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針，有沒有胡耀邦去世後的學生民主運動，都無可避免。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挑選誰來做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成了問題。鄧小平一度屬意李瑞環，拒絕了專政派的首選鄧力群。最後達成妥協，鄧小平認可了陳雲、李先念共同推薦的江澤民。
江澤民執政之初，意識形態領域聽鄧力群、胡喬木指揮，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經濟領域聽陳雲、姚依林指揮，回歸「鳥籠經濟」。結果是兩年經濟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警告「誰不改革誰下台」，直指江澤民。江澤民慌忙拜託鄧小平牌友丁關根求情，表示完全接受鄧小平批評，同鄧力群、陳雲「保持距離」。
鄧小平南巡講話：「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鄧小平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幾代人身上。我們這些老一輩人在，有份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了，誰來保險？我出來後就注意找第三代，兩個人都失敗了，不是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那時胡耀邦已去世，趙紫陽遭軟禁，黨內民主派已徹底清除。鄧小平還放不下心，立此政治遺囑，警告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的胡耀邦、趙紫陽，絕不可「讓」。
這就叫「警惕右」。有人幻想胡錦濤將「平反」胡耀邦和趙紫陽，該重讀一遍鄧小平這段話。
「防止『左』」呢？鄧小平說：「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指的是鄧力群、胡喬木們，實際上也包括陳雲、李鵬、姚依林和江澤民前期。但是不要緊，「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還是「左」比右好。
鄧小平曾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鄧比毛更甚。毛選過劉少奇、林彪，選了又廢，最後選上華國鋒也未站住。鄧選過胡耀邦、趙紫陽，也是選了又廢。但最後一著比毛高明，他不但選定自己的接班人江澤民，還選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胡錦濤。兩個都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經過考驗：一個在上海查禁《世界經濟導報》，一個在西藏鎮壓藏民請願，均威震國際。鄧小平為防備江澤民「經濟上出問題」，還指名「懂經濟」的朱鎔基輔佐江。
所以，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後，鄧小平不需要再「出頭」。他的帝國，從政治綱領到組織架構均已完整確立，足以抵擋「國際大氣候」——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了。
第二章 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我說過馬克思有兩個靈魂：追求「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認同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要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馬克思。毛只取其一。
秦始皇也有兩個靈魂：一個建設者的靈魂，車同軌，書同文，發展了古代中國的交通、水利、文化；一個暴虐者的靈魂，修長城，修阿房宮，修墳，焚書坑儒，以言治罪。毛也只取其一，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其實是「只破不立」。
毛澤東用半個馬克思加半個秦始皇，建立起他的封閉帝國。封閉秦帝國的是萬里長城，封閉毛帝國的是意識形態的萬里長城——毛澤東思想。
一個封閉的奴役制度帝國，靠高度集權奴役、壓榨本國人民，也可以「崛起」於一時，陳毅不是說「寧可當掉褲子也要發展原子彈」嗎？毛帝國正是在不但當掉褲子，而且砸掉鍋子、餓死幾千萬人之後的一九六四年，原子彈上天；接著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文化大革命中，氫彈、導彈、人造衛星上天。
但是封閉帝國的「崛起」有其限度，毛澤東「全面專政」的意識形態長城，不但窒息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生機，而且阻塞了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流通，導致經濟從停滯到「崩潰邊緣」，於是有了鄧小平改革。
鄧小平對毛澤東，既有繼承，又有變革。繼承的是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封閉，就是他自己概括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完全是從毛澤東那裡來的，不但「完整、準確」，甚至比毛澤東還毛澤東，他把毛澤東帝國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從憲法中勾消。變革的是對西方自由國家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開放。
鄧小平的「兩手硬」戰略
鄧小平的這「兩手硬」戰略，並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是實踐派、民主派對凡是派、專政派之爭，是全開放對全封閉之爭。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這是堅持毛澤東帝國全封閉路線的凡是派、專政派的典型語言。
鄧小平把胡喬木的稿子拿給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給我找人寫。」那時鄧小平的思路，是拒絕胡喬木代表的凡是派、專政派，而傾向胡耀邦代表的實踐派、民主派的。鄧小平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在胡耀邦幫助下組成臨時起草班子，按照鄧小平當時的思路，完成了那篇後來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突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鄧小平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那時鄧小平還明確支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西單民主牆。他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可以說，那時的鄧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實踐派、民主派的立場上，拒絕了反民主的凡是派、專政派。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匯報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還講過更鮮明的民主言論。他說：
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它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史達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那一天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兩天後鄧小平到了美國，回來後發動了一場「懲罰越南」戰爭，西單民主牆出現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獨裁者」的大字報。短短兩個月中，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從傾向民主派、拒絕專政派，轉向拒絕民主派、傾向專政派，於三月三十日發表了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他兩個月前設想的「民主大文章」拋到了九霄雲外。鄧小平說：
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份子，有敵特份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份子和其他壞份子，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份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兩種「思路」
這不是轉回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廢棄的那篇胡喬木草稿的「思路」了嗎？三個月前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三個月後卻成了鄧小平自己的「思路」。
同一個鄧小平，兩種「思路」，三次講話。究竟何者為真？何者是假？
我看都是真的。這就是鄧小平自己講的「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的「注意力」在改變毛澤東帝國留下來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的狀況，所以「看法」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胡喬木、鄧力群們向他報告的「社會上那股懷疑社會主義、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懷疑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黨內也有人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加以某種程度支持」的傾向，所以「看法」也就轉向胡喬木代表的專政派「思路」了。
此後六、七年，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專政派之間，轉過來、倒過去，時而主張「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時而主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那一套」，「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與黨內民主派的最後決裂，也是鄧小平帝國「反自由化」大戰略的最後確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場「大辯論」，專政派在鄧小平支持下擊敗民主派。然後鄧小平和專政派利用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逼迫胡耀邦提出辭呈。那次事件，可以看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的小型排練。當時學生運動雖因胡耀邦處置得當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黨內民主派遭到清算。鄧小平當時的講話已經殺氣騰騰，揚言「不怕流血」，「天安門廣場來一個抓一個」！
鄧小平和鄧力群的對話
但事後專政派的奪權目標沒有實現，因為鄧小平確立的「反自由化」大戰略是「兩手硬」。鄧小平認為專政派只有專政一手，沒有開放一手，所以不能用專政派推薦的「左王」鄧力群取代胡耀邦。早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那場「大辯論」前十天，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時，鄧小平和鄧力群之間有一場有趣對話：
鄧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草案）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條意見。……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把他和胡喬木的意見送給陳雲等人）。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你們兩位之間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陳雲的主張，我宣傳過；你的主張，我宣傳過。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的主張多得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自述中說：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自述中說：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這表明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還是想支持胡耀邦反對鄧力群的「左」。等到全會上發生那場他意料之外的大辯論，看到除了陸定一、萬里之外，楊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陳雲、李先念、宋任窮、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專政派一邊，鄧小平也就從反鄧力群的「左」轉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鄧小平帝國的反自由化戰略，與專政派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胡喬木們不同。鄧小平反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反，不能擴大到經濟領域，影響他另一手開放。而專政派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鄧力群主張：「自由化思潮氾濫，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氾濫，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
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三段指趙紫陽。鄧力群稱趙紫陽是「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說：「有一次李先念問陳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錯誤；但是從這幾年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由此可見，專政派要推翻趙紫陽，讓堅持毛澤東全面專政的鄧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針，有沒有胡耀邦去世後的學生民主運動，都無可避免。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挑選誰來做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成了問題。鄧小平一度屬意李瑞環，拒絕了專政派的首選鄧力群。最後達成妥協，鄧小平認可了陳雲、李先念共同推薦的江澤民。
江澤民執政之初，意識形態領域聽鄧力群、胡喬木指揮，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經濟領域聽陳雲、姚依林指揮，回歸「鳥籠經濟」。結果是兩年經濟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警告「誰不改革誰下台」，直指江澤民。江澤民慌忙拜託鄧小平牌友丁關根求情，表示完全接受鄧小平批評，同鄧力群、陳雲「保持距離」。
鄧小平南巡講話：「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鄧小平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幾代人身上。我們這些老一輩人在，有份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了，誰來保險？我出來後就注意找第三代，兩個人都失敗了，不是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那時胡耀邦已去世，趙紫陽遭軟禁，黨內民主派已徹底清除。鄧小平還放不下心，立此政治遺囑，警告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的胡耀邦、趙紫陽，絕不可「讓」。
這就叫「警惕右」。有人幻想胡錦濤將「平反」胡耀邦和趙紫陽，該重讀一遍鄧小平這段話。
「防止『左』」呢？鄧小平說：「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指的是鄧力群、胡喬木們，實際上也包括陳雲、李鵬、姚依林和江澤民前期。但是不要緊，「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還是「左」比右好。
鄧小平曾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鄧比毛更甚。毛選過劉少奇、林彪，選了又廢，最後選上華國鋒也未站住。鄧選過胡耀邦、趙紫陽，也是選了又廢。但最後一著比毛高明，他不但選定自己的接班人江澤民，還選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胡錦濤。兩個都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經過考驗：一個在上海查禁《世界經濟導報》，一個在西藏鎮壓藏民請願，均威震國際。鄧小平為防備江澤民「經濟上出問題」，還指名「懂經濟」的朱鎔基輔佐江。
所以，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後，鄧小平不需要再「出頭」。他的帝國，從政治綱領到組織架構均已完整確立，足以抵擋「國際大氣候」——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