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刚 叙拉古之惑 2024年08月25日
在今天的世界,有许多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程度上尤其是工商业发展方面,早已超过了1787年的美国,但却不能像后者那样被称为“现代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想像一下这样的历史场景:1787年的费城,从5月25日开始到9月17日结束,来自北美13个州的代表(实际到会的是12个州的55名代表),坐下来一起商议修订原有的《邦联条例》。商量来商量去,代表们觉得,索性制定一部新宪法会更好。于是,经39名与会代表的签署,一部新宪法文本出现了。该文本又经过各州批准,于1789年4月30日正式生效。就根据这么一个文本,建立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美国。这一过程,完美地回答了当时的会议代表、后来被尊称为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所提出来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显然,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不是依靠某个神明赐予的机遇,也不是凭借赤裸裸的强力,而是经过平等谈判、仔细协商,然后再由民众投票选出的代表表决才诞生的。就是说,它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而组建,所以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可见,工商业经济代替农耕经济虽然常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标志,但像美国这样取得政治上的进展似乎更加重要。那么,在政治上究竟什么才是现代国家?国家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与繁荣而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创建的共同体。我们所说的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主要的不同在于,它的权力比较充分地实现了公共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因为在现代国家,权力明确地来源于组成共同体的民众授权。这种授权,不是虚拟的及一次性的授权(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禅让制),更不是君主统治时期的那种世袭或者王朝革命,而是通过常设组织与定期选举来表达民众的同意与授予。其次是因为在现代国家,日常治理中权力的行使,由受选举制约的公共组织公开进行,委托分工明确和高效协作的理性化行政体系来具体操作。另外还因为在现代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一定是指向公共利益,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服务。1789年之后的美国在政治上的状况正是如此,权力来源于民众,使用目的指向民众,并由理性的制度公开有效地运行。当然,众所周知的是,此时在美国所谓的民众不包括奴隶和其它一些遭到排斥的人。但此时这个国家的权力相比于欧洲大陆大体还是实现了公共性,并支撑起整个现代国家制度。正因如此,马克思在19世纪才赞叹道:“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我对国家类型以及对国家发展阶段的划分,由此才能理解国家转型问题。所谓国家转型,其实就是国家类型的转换,即从一种国家类型转向另外一种,这样的转型大致上也构成了国家的阶段性演变或者说国家的升级。在我看来,国家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即城邦、帝国、现代国家,也因此构成三个发展阶段。国家类型和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的是国家组成的必备要素以及支撑点的不同。国家组成的必备要素有人口、土地、公共权力三个,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三个要素的重要性不同,其中发挥最重要支撑作用的要素可以称为支撑点。先来看城邦。这是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此时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个个散落的人口聚居点,土地有的是,相比之下人口就显得特别稀缺。所以,城邦国家的支撑点就是人口。谁能笼络住更多的人口,谁就掌握了最宝贵的资源,谁就能发展得更好。而所谓发展得更好,标志就是人口能够不断地生存和繁衍。城邦的领袖都是什么人呢?是宗教领袖、家族长辈、军事首领、特殊贡献者或者具有特别管理才能的人,总之是一个人群中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在行使公共权力。这样的公共权力结合了统治权和个人魅力,我们一般称它为权威。那自然而然地,城邦时代的公共权力就具有高度的私人性,与统治者个人的人身紧密相连。到了城邦后期,随着人口繁衍,土地相对于人口来说开始变得稀缺,于是对外夺取更多的土地,对内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就成了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样,就出现了以土地为支撑点的新国家阶段,这就是帝国。这个时候,君主的统治权实际上来自对土地的所有权,所谓“打天下者坐天下”。这种结合了(土地)财产所有权与统治权的公共权力,我把它称为君权。君权具有公共性,但仍保留很强的私人性,和统治者家族结合在一起。到了帝国晚期,事情又开始起变化了。经过长年累月争夺土地的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逐渐确立,人口也相对固定了下来。此时帝国很难再依靠向外扩张获取土地了,于是用制度来更有效地配置人口与资源,从内部寻求国家的发展就成了应有之义。在部分国家率先开始的工商业经济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它让整个共同体慢慢超越了农耕经济的层次。工商业经济活动高度依赖于个人的努力,这就需要国家用公共权力去确立并保护私人产权关系和自愿交易行为,而由君主来行使公共权力的帝国制度显然无法承担这样的使命。于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就要求,得有一个经过公众同意后形成的组织(代议制机构)来行使公共权力。这样,公共权力就逐渐脱离了统治者个人,而由一个经民众选举确认的组织来承载,现代国家就出现了。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那就是:越是在现代国家,最高领导人被暗杀越不可能引发政治混乱,因为它的公共权力脱离了个人而由组织来承载。这种结合了代议制组织的公共权力,今天一般把它叫做主权。显然,相比之下,这样的主权最具有公共性,也是我在前面说现代国家实现了公共性的原因。以上就是我对国家的三种类型和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就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统治权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公共化的,从结合个人魅力、家族财产权最终发展到结合代议制组织,从权威、君权发展到主权。就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来说,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大致为城邦阶段,从罗马帝国开始直到中世纪晚期大致处于帝国阶段,而自中世纪晚期(16、17世纪)开始,西方就逐渐地走向现代国家(当然,西方各个国家的进程并不一致)。就中国而言,大致上春秋以前可以划为城邦阶段,而战国以后至晚清,大致属于中国的帝国阶段,而从晚清开始,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国家。1840年之后逐渐踏上国家转型道路、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之后,于2024年的今天再一次明白,我们仍走在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现在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于是,下面的问题油然而生:要成为现代国家,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寻找前行的方向,获取前进的动力,踏上成功的道路?就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方向、动力、路径问题,我一直致力于从三个方面来探索:一是追溯来时的道路,主要从财政来考察中华帝国时期那些曾经的历史人物在重大转折关头面临着怎样的局面、做出了何种决策,他们奠定的制度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方向;二是从他者借鉴经验教训,看看那些率先实现现代的国家、那些先发的民族走在相似道路时所凝结的经验特别是财政智慧;三是通过解读经典著作,看看那些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流头脑对于人类使命实现、现代国家构建是如何思考、如何总结的,人类曾经经历的时代是如何被他们所把握的。我已经出版的《何以帝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和《何以现代》(上海远东出版社2023年版),分别体现的是第一、第二个方向的思考,这本《何以转型》体现的是第三方面的努力,就是把明示或暗含在诸多经典著作中的有关实现国家转型和走向现代国家的命题揭示出来,供有兴趣的读者在思考中国国家现代化之时参考。在这本书中,我将每篇阐发一个有关国家转型或者说走向现代国家的命题。全书一共18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3个命题,阐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起点(即帝国)之中即已包含的原则、内因、差异等。第二部分包含7个命题,主要是基于率先实现国家转型的西方经验,揭示走向现代国家的动力、表现、特征、形式等。第三个部分包含8个命题,主要是学者们对国家转型的教训、不同道路的选择等所作的反思。下面是这18个命题的大致内容。命题1 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就是不断地实现权力的公共性,而公共性原则蕴含在国家诞生的始初,也包含在帝国制度之中。命题2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既需要有严格的制度来运行正式权力,又必须有超出制度之外的非常规权力的运用。在帝国时期,君主行使非常规权力会因无从制约而破坏国家治理甚至毁掉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内在动因由此可见。命题3 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先有后,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各国分头探索生存机会并努力建构国家制度。总有国家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而率先突破,建立起既有效又合法的现代国家制度,带来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进而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命题4 率先完成国家转型的西方经验证明,只有私人财产权得到相对有效的保障,才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制度变革,正是由此获得可靠基础的。命题5 西方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土地贵族是否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关键因素,而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转向现代国家得益于特殊环境带来的土地贵族转化。命题6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过程,必然同时伴随着社会心理层面对利益原则合法化或者说对财富动机的接受。在此基础上,政治法律制度需要为利益增值(或者说经济增长)而重构。命题7 西方之所以能够率先走上现代国家之路,不仅源自经济利益变化与阶级斗争发生等内因推动,而且还有来自外来文明挑战这样的外因发挥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外因才引发了内因的变化。命题8 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和平演进只是一个侧面,暴力革命是另一个侧面。对于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而言,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财政危机往往是诱发革命的关键因素。命题9 对于现代国家的形成而言,市场经济作为基础至关重要。不过,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的来临,并不是从人的交易获利秉性出发自生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反而是由权力创造出来的。命题10 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不仅表现为市场原则不断地扩张,还表现为在劳动力、土地、货币等领域社会发起的自我保护运动,正是这双重运动才塑造出今天现代国家的面貌。命题11 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每个国家的资源条件不同,时空背景也不相同。在相当程度上,先发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基于权利推动形成现代国家,而后发的中国则是基于责任推动而走向现代国家。命题12 现代国家是政权有效性和民众认同性都比较高的国家类型,但后发国家在模仿先发国家构建政权体系时,往往更多地注重提升政权有效性而忽视民众认同性的建设,最终陷入到内卷化状态。命题13 法西斯主义同样是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之一,但却是一条邪路,会给本民族乃至全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命题14 现代国家必须建立在市场秩序基础上。用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代替市场秩序以实现现代国家,无论从道德方面看还是从知识方面看,都是错误的。命题15 市场秩序的扩展为人类生存与繁荣提供了最大的可能,人类要继续发展,国家要走向现代,就必须克服来自人的本能和理性两个方面反对市场的意见。命题16 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就是不断地发动所有权法律革命的过程,目的是创造出足够的资本、开发资产中的潜能。只有在这样的国家,经济才会发达,政治和社会才能现代。命题17 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穷状态,关键在于吸收和融合社会中大量非正式甚至不合法的所有权协议,从而将现行所有权法律改造成遍及所有人的正规所有权制度,解放受到束缚的穷人的手脚。命题18 民主制度与民主价值在现代国家是唯一合法的制度与价值;只有经济上的进展而没有政治上或者说道义上的前进,是不配称为现代国家的。
【内容简介】
本书借助于对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内容的解读,解析出其中包含的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18个命题。在这些命题中,既有对转向现代国家起点的认识,又有对率先实现转型的西方经验的总结,还有对东西方国家转型的反思,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三个部分:“始自帝国”“率先转型”“反思转型”。与此同时,这18个命题也大体回答了国家何以转型的方向、动力和路径等问题。
【作者简介】
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财政政治学。代表著作有《财政中国三千年》《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国家的财政面相》《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等,(联合)主编 “财政政治学译丛”“财政政治学文丛”“中国近现代财政学名作新编丛书”和“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待出)等。
【目录】
导 论
始自帝国
1.公共性原则
2.非常规权力
3.国家发展的分流
率先转型
4.“静悄悄地积累”
5.特殊环境结出的果实
6.利益原则的合法化
7.外因的关键作用
8.革命的发生
9.权力创造的市场经济
10.社会的反抗
反思转型
11.从责任建构国家
12.内卷的转型
13.法西斯主义的邪路
14.高度集权政经体系的错误
15.坚守市场
16.创造资本
17.解放穷人的手脚
18.道义的进展
结语
进一步阅读文献
后记
中共建國75年,指導思想是馬列毛,一黨專政,永遠不可能成為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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