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作者：羅冠聰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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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會面
抵達英國，投入倡議香港民主、抗衡中共的國際戰線後，我便陸續獲邀出席不同會議，與時任工黨影子外相麗莎．南迪（Lisa Nandy）、影子亞洲事務大臣史蒂芬．金諾克（Stephen Kinnock），以及執政保守黨的亞洲事務大臣奈傑爾．亞當斯（Nigel Adams）等人會面，令英國的政治領袖都能從前線倡議者身上了解香港於二○二○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的變化。
以政治語言解讀，官員與倡議者的會面釋放的政治訊息，不僅是雙方獲取資訊的途徑，更向大眾突顯政治人物對議題的支持。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是由象徵式會面開始，讓社會消化當中的政治含意。在過去數年，鑑於香港議題仍不是各地政治的主流討論項目，爭取與政壇中人會面相對吃力；香港議題於二○一九年成為國際熱門話題，因此在我抵達倫敦後便促成一連串會面，相關工作水到渠成。這些努力既鞏固了英美政界對港政策的態度，也證明以往數年在各國累積的民間外交工作並無白費，建立起來的公信力和人脈於民間外交工作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我離港兩個月內，我便獲邀出席一場歷史性會面。
黑色七人休旅車駛至位於攝政公園（Regent's Park）的某座庭園大門前，兩旁荷槍實彈的警察先與司機打聲招呼，然後搬出一台電子偵測器掃描車底，確保沒有任何爆炸裝置。所有到場的警務人員嚴陣以待，這是我遇過其中一個最深嚴的保安關卡。
駛過大門，我們來到一所被大樹環繞的大宅，門外掛著美國國旗。這是美國駐英大使的官邸，二十世紀初修建的溫菲爾德宮（Winfield House）。頂著熾熱的太陽，我先下車並整理難得革履的西裝，同行的英國政界人物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亦隨即下車，我們在大使館職員的指示下步入大廳。
懷抱著忐忑緊張的心情，即使進入如此充滿歷史感的宅第，我也沒有多留意或記著內部的裝潢。大廳內人來人往，明顯地所有人都為為這個短暫旅途忙得焦頭爛額。之後我們走到一處休息室，迎接我們的是一副熟悉的臉孔──曾在香港為《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擔任記者的瑪莉．基塞爾（Mary Kissel），亦是我即將會見的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的資深顧問。與她寒暄後，我隨即被引領至會客廳。
在國務卿進入房間前，所有隨行官員都先行離開，只剩下我孤零地等待著。會面前我得知這是一場私人會面，內容保密，是國務卿主動提出希望在行程中會見香港民主運動的倡議者。在此之前，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也與他分享了對香港事務的意見。
身為首位與美國國務卿會面的香港流亡者，我深知此次會面將獲社會廣泛關注，因此這雖並非我與他的首次會面，但心情卻依然忐忑緊張。二○一九年五月，是第一次我與國務卿的會面，在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牽線下，我與李卓人、麥燕庭、吳靄儀等民主派組成代表團前往華盛頓，參與由麥高文（Jim McGovern）議員主持、就香港《逃犯條例》召開的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聽證會。
有關注香港議題在美國倡政治倡議的朋友，對於龐佩奧這個名字絕不陌生。除了一直盡力推動針對北韓的強硬制裁措施，早在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當支持史密斯議員（Chris Smith）眾議院版本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只有寥寥數位時，龐佩奧就是其中九位非常具遠見的連署者之一。翌年七月，他又撰寫並提出了另一項決議案，讉責北京漠視國際海洋法法庭的裁決而繼續軍事化南海，並呼籲對方尊重公海自由原則。由此可見，他在接管美國對外政策之前，長久以來都對中國、亞洲地緣政治深感興趣。
二○一九年時的訪美之行，我便與代表團到訪國務院，與龐佩奧交流會面，談論逃犯條例及香港局勢。位於西北華盛頓霧谷區（Foggy Bottom）的杜魯門大樓是國務院的總部──在參與國際連結的這幾年，我也經常到訪此處。每次在國務院內參與會面，我都要至少要提早幾天安排好會面的詳情，向國務院提交同行各位的護照全名和號碼登記，到達大樓後從C街的訪客入口進去。在森嚴的反恐措施保護下，由警衛搜身，再排隊核對資料，整個過程耗時要近半個小時，一行人才能進入大樓內部。與到訪規則相對開放的國會和議長會面相比，會見國務院實習生所經過的行政程序可能更為繁瑣。
在國務院七樓走出電梯，途經幾個不同部門的辦公室後，終於來到國務卿辦公室的前台。基於安全原因，我們必須將所有電子產品寄存於接待處，避免這些電子儀器被用於危害安全的用途。完成安檢後，我們一行人等待了十數分鐘，就見到龐佩奧被幾位幕僚簇擁著，臉帶微笑地從我們即將會面的會議室走出來，熱情地與每位到訪的朋友握手。
之後他引領著我們和一眾幕僚到會議室內，民主派代表團坐在一排，他與幾位幕僚坐在長桌的對面。我首次發言時便感謝他在議員時期就已支持香港議題，他似乎也對我們的詳細的資料搜集感到有些驚訝，預料不到會有人知道他是首批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議員。隨後我們便講解逃犯條例的來龍去脈，讓他多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會面約三十分鐘，完結後他們帶著我們參觀辦公室的其他房間，包括他接待其他外賓、甚至簽署國際條約的大廳。在這次交流中，我們感受到龐佩奧不單是因為職位所需，而是個人本身就對香港民主運動抱有關注。
毫無疑問，在川普執政的幾年間，我們是見證了共和、民主兩黨對中國議題有了轉趨強硬的新共識。自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向北京伸出友誼之手以來，華盛頓的外交系統都一直主張要與中國打好交道，造就了卡特與台灣斷交、雷根高調訪華、老布希在六四屠城後向鄧小平示好、柯林頓把「最惠國待遇」地位與人權狀況脫勾、小布希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相對示好及綏靖（Appeasement）的政策。過去數十年，不同執政黨都積極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而反對黨則會批評，直到政黨輪替、角色對調，但其大方向依舊。直至在近年「中國威脅」論逐漸獲政界支持，各黨派變相爭相證明自己對華較為強硬，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自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後，香港就更明顯變成了中美關係的新角力場所，直至數年後香港議題慢慢淡出國際視線。二○二○年的會面，就是於此基礎上促成，令我能與時任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私人會面約三十分鐘，延續「尚未終賽」的香港議題。
會面結束後，我深知此行是過去幾年工作的累積，也是眾多捍衛自由的港人努力成果。數年前我仍是初出茅廬的大學生，來自草根家庭，沒有任何顯眼的身家背景，轉眼就成為眾人眼中的「香港代表」，感到榮幸之餘，也帶著沉重的責任感。這或許是倡議路上的其中一個里程碑，但我們必須認清現實：它所能帶來的改變有限。
只有透過國際間政策上、立場上持續地改變，對抗極權、守護民主，我們才能燃起回家的希望。在溫菲爾德宮的門外，看著依舊刺眼的太陽，我有種完成了重要事務，卻又失落空虛的感覺。
五、面對焦慮
二○二○年九月，示威持續。周日，香港的示威中有接近三百人被捕，其中一位十二歲少女在旺角購物時被黑警粗暴對待、壓在胯下、驚惶失措。觀看著這些事態，必然怒火中燒，再度痛恨政府的暴虐、黑警的無良之餘，也對自己無法扭轉局面感到悔恨。縱使理性上清楚明白靠個人力量無法扭轉香港的命運，但情感上，還是會為自己不在現場、無法幫忙而感到傷心。
這些愁緒很容易就滲入生活：一整日看著直播，已安排的寫作日程不斷被推遲、線上課程也無法專心收看，整天心不在焉，看著社交媒體追蹤最新消息。深知減低查看手機的頻率仍能趕上最新消息，但你還是希望在第一時間看到香港新聞，無間斷地安撫自己心眼上的擔憂。
拿著手機，不斷滑動頁面、更新，已成抗爭時代的日常。
這種生活狀態，在二○一九年留學時經歷過太多次。每每香港烽煙四起，便是我停筆之際；本應投入閱讀和學術的時間心力，全都放在緊貼香港情況。這種緊繃、焦慮的情緒，絕對會影響日常生活，以及本應承擔的工作。
到底如何在焦慮中與自己相處？
其實我也沒有答案。也許在很多朋友和媒體面前，我有強裝堅定的一面：不想讓別人擔心，也不想顯得軟弱。大概在強權壓境之下，很希望自己變得比頑石堅強、比橡膠強韌，無論遭遇什麼困難也面不改容。
但人心肉造，即使經歷大風大浪、大起大跌，要心如止水，又談何容易？
最近與朋友聊起，香港由小至大的菁英教育鼓吹我們要與眾不同、力爭上游，迎合著社群叢林法則，不斷向上。但社會又豈有那麼多「與眾不同」的人？
高等教育所缺乏的，是讓我們學習和接受與平凡相處。
情緒教育不也都一樣？面對困難不也就需要和脆弱的自己相處？焦慮是可以的，傷感是可以的，負面情緒大可抒發出來，然後抹乾眼淚，繼續上路。
這些日子，除了表面上有很多活動、工作、會面，不斷為香港奔波之餘，夜闌人靜時，還是會感到沮喪，會為著世間的邪惡而憤怒。努力投入工作後，深知情緒和體力上都要稍歇，但偏偏會為自己的休息而內疚，會有種投入力氣直到虛脫的衝動。但這種「自毀」的傾向，偏偏不能與自身的工作能力協同：每每期望落空，自身能力落後於期望，結果情緒更低落，更難走出迷茫深淵。
在孤單的城市內，找位朋友吶喊一下，也難上加難。很多個夜晚，只有明亮皎月相伴，或者後花園那時而隱沒的小貓，在寂靜間無緣無故地叫喊。
然而，我們不也就這樣的走過去嗎？太陽升起、日光乍現，也許早上起床時仍存有偏頭痛，但新的一天到來，總會重新獲得力量。重新跑起行程，會見傳媒、朋友，覺得自己開始有所貢獻，棲身於能夠發揮所長的位置。很多朋友受苦，也有很多朋友默默付出──那些在更困難情景下的朋友都可以勇敢面對，為何我們又在這裡感到失落呢？
與其將一刻的情緒、焦慮看成割裂的狀態，倒不如明白人的生活和情緒必然是一個週期，正如社會運動，潮起必有潮落。不必妄想一直維持歡快狀態，但也不必為一時的失落低沉而糾結。我總相信「生命會找到它的出路」（Life will find its way）。
願我們都在無數個失眠的夜晚中看到星星，然後在日出時代感到太陽的溫暖──總有一天，我們都可以寧靜地安眠。
六、煙火綻放
流亡就像煙火，初時耀眼綻放，受人注目；當火光燃燒殆盡，又變回了無聲無息。這點火光，在二○二○年九月攀上了高峰。
《時代雜誌》編輯每年都會挑選一百位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其名單組成一直都引起廣泛關注，亦變相側寫了當年發生的世界大事。繼早前於全球讀者票選中居於首位，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當年榜單上，的確很難以想像。
在每年的名單中，功成名就的藝人、商賈佔去一大部分，另外一些是手握實權的政治家、宗教領袖，或者代表國家榮譽、追求卓越的運動員。
當然，影響力也有分好壞，例如因替嬰兒做基因定序，嚴重違反學術倫理道德並引起巨大爭議及批評、因而被判監的賀建奎也在二○一九年的榜上，以負面影響力登榜。習近平、金正恩等暴君也是《時代》百大的常客，他們對人權自由的破壞不言而喻，長年上榜用以提醒各位自由的可貴。
我的人生歷程縱然高低跌宕，但將我的名字與上述那些人對比，的確沒有那麼備受注目；但這也正好提醒著我，一直都有很多歷史巨人啟發著我前進，讓我成為某種信念的標記。馬丁．路德．金恩前後入獄約三十次，為黑人平權奠下重要基礎，其逝世亦間接讓之後的美國總統通過多項種族平權法案；甘地反抗殖民主義的萬里採鹽長征、牢獄絕食明志，團結千萬印度人以非暴力方式抵抗，終於獨立建國；曼德拉入獄二十多年，即使飽受壓迫、內外憂患交纏，亦不忘放下仇恨、促進種族共融，為國家和平伸出傷痕累累的友誼之手。
我由經歷學生運動、當選議員、入獄、流亡，也不過區區六年光景，之後數年的流亡生涯也並非時常陷入苦難之中。當中所受的窘苦，不比仍在牢獄的手足、要面對國安法終身監禁的眾人。我時常也質疑自己：我所能為民主與公義貢獻的，又何足掛齒？在香港真正光復、民主到來前，我們這些倡議者、「民主鬥士」，真的值得認可、榮耀嗎？
我們的存在，真的，有改變什麼嗎？
流亡的日子，經常都在質疑與堅持中交互煎熬。想著香港一切人與事，患難之交如之鋒和眾志等人、在牢獄背負重罪的抗爭者、及在公民社會路上的同伴、在示威現場四目交接的前線手足……離開香港以來，我總有種罪疚感，認為自己的付出有限，無法回報大家的犧牲。
新的信仰，新的理念，就在摸索、碰撞，否定後再建立，在正反合之間淬煉剛強。無論我的眼神、語氣在媒體面前顯得多麼堅定，面對「困難總比方法多」的局面，也只能是內心不斷掙扎，做出一次又一次的嘗試。
我的貢獻，大概在於「天時地利人和」之下，走出一條前人尚未探索的路。二○二○年下半年，我收到很多媒體的專訪邀請，希望我講述自己的流亡生活，我幾乎毫無例外地全數拒絕──因為我不想陷於「逃亡」的定型，不想被一種既定的目光凝視。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黑暗時期，流亡手足要面對精神、現實的不穩和飄忽，必然感到痛苦。
但我渴望的，是證明即使離散於世界角落，我仍然能高舉「香港人」的旗幟，高調、積極、勇敢地參與國際政治討論，並為對抗中國威權、捍衛香港民主的戰役付出。我想擺脫「流亡」附帶著的那種無力、滄桑、被動的標記──我的選擇，是一種戰鬥。這是與威脅全球民主的共產黨纏鬥的新形式，也是一種充滿動能、意志以及嘗試撼動世界的路徑。
我希望他朝後代翻看歷史書時，除了看到我被逼流亡時的無奈和決斷外，亦能想像我雙手握拳的神情，義無反顧地投入進取的倡議工作中。
而這種選擇，在缺乏國際浮現疑中態度、香港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這些背景因素支持下，是絕對無法實現的。我能夠「影響」世界的路，其實是無數手足在抗爭、揮灑血汗、承擔牢獄之難而構築出來的。對此，我也懷著無限感激和悲憤的心情，在我力所能及的崗位中，持續地尋找光明。
對我個人而言，上榜也許是過譽了；但作為對香港民主運動的肯定，則是恰如其分。香港抗爭扭轉了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妄想，並以極具感染力的行動、畫面化身成守護自由的標竿，提醒大家所享有的民主自由非從天而降，而是靠眾人警醒、合力守護。從來沒有人想像過，香港抗爭的槓桿力量竟如此巨大，威脅到整個極權帝國的存續。
而身為這偉大歷程的其中一位政治人物，無論受到任何外界的褒獎，最終的目標都是要為你所珍愛的社群爭取公義、民主，令更多人享受到身而為人的尊嚴，活在平等和友愛的社會中。一切外界所加諸的冠冕，都不比香港人的一聲「加油」來得重要。
在政治路上，過多的自信只會陷入曲高和寡的危機；只有腳踏實地、爭取社會上每一分的支持，兼聽包容，才可以於改變世界的路上走得更遠。
很感謝一路以來支持我的朋友──真的，尤其是於陌生他方重新建立生活，你無法想像每一個鼓勵對我而言，是多麼的重要。每天都要戰戰兢兢地過活──出入要警惕四周、對每位接觸的人都充滿戒心，避免於任何位置留下個人資料，並每日陷於中共威懾的焦慮當中。能夠使我承擔起這些壓力的，不只是內心的強大，更是因為有各位作後盾。
被驅離立法會是我政治生命的低潮，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再也不會跨過這道難關──但實際上，經歷挫折才會使人強大。桂冠背後，全是傷痕。我永遠都與穿金戴銀、名成利就的其他《時代》百大人物相反，我只能過著漂泊、不安的生活──但至少我無悔，我正無限接近生命的意義。
最後亦感謝彭定康港督替我寫了一篇簡介，簡單扼要地講解為何我會出現在榜單上：
「中國共產黨企圖打壓香港一整代人的意志，而他是這代人當中勇敢的象徵。你無法囚禁自由的意志──就像他的同儕黃之鋒一樣，羅冠聰追隨的是像李柱銘、吳靄儀、黎智英和陳日君樞機這樣的人的腳步，為了民主權利而冒著失去自由的風險。我們必須繼續為羅冠聰以及在香港的自由鬥士發聲和挺身而出。」
獲得如此榮譽，除了得到眾多友好的祝賀，生活沒有任何變化。還是一步一步地協助建立香港海外社群，持續為香港抗爭者爭取支持和支援，繼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下，盡量令國際社會增加對中共的壓力。
二○二○年，煙火燦爛。
作者為香港民主運動領袖，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目前流亡海外，居住在英國倫敦。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是參與政府對話、辯論政治改革的五名代表之一。2016年，他與黃之鋒等人創立「香港眾志」，並投入香港立法會選舉，以23歲之齡當選為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但事後遭取消資格。2017年他因參與雨傘運動而入獄，引發全球各界對香港人權和民主運動的關注。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前夕，他離開香港，展開流亡生涯，並持續在國際上為香港人發聲。他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並在2020年獲選《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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