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杂文集含文章67篇，写于2006年7月至2009年7月。
这期间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最大事件是我于2007年8月动了腰椎间盘手术，脊椎上打了4枚钢钉。术后的举动和遭遇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1975年我在北大荒劳动时不经意间腰部扭伤，卧床10余天。那应该是第一次间盘突出。后以数年为间隔，多次发作。好的时候照样踢球、打球、负重，但终于成了慢性，无法摆脱。久病成医，十余年来每日早晨醒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床上体操，如此下来与疾病相安少事，只是绝对不能负重。但是终于不走运，又招惹它了。大夫说最好手术。与多数病人不同，我几乎在等待这一天（以前他们拒绝手术），因为我心气稍高，希望能负重，能跑步。术后严遵医嘱，每日床上做操：燕飞、五点支撑，等等，一丝不苟，常常超额。恢复颇顺利。四个月后开始游泳，又半月后游到800米，其中包含蝶泳。我觉得和好人差不多了。一日早晨做完腰操后，头脑一热做了10个仰卧举腿（近似于仰卧起坐，不是起上身，而是起双腿贴近前胸，我手术前每日早课中的一项，已经十年如一日成了惯性），第二天就躺倒了，一躺5天。现在已经是术后20个月了，身体未必超过术后四个半月时的状况，甚至以为终生能否复原已经存疑。其实术后亲属们告诫我无数次：千万不可操之过急。我最终未能幸免。真的应了那句话：性格即命运。
1989年春，香港友人欧阳来京带我们几个朋友去篆刻大师王十川家。王公独腿、重瞳，擅相术，目光如炬。他独夸我一人，说围坐的几人中只我太阳穴鼓鼓的，还以他的职业习惯数了我名字的笔画，说有兴趣以后来治印。不料日后世事纷乱，两年后待我回过神来，独自敲开王公宅门，他说：你是谁呀，我病了一场，有些恍惚了。答应过给你治印？不算数了。好在他还愿意谈天。彼此神聊三刻后，他突然厉声质问：想刻印怎不带石头来？我慌忙拿出。他端详一阵问：哪来的？我说：荣宝斋经理送家兄的。他说：告诉经理王十川说了送人东西不能这样，这是什么石头，我一刀下去就两半；你到王府井几号买一块青田来。几日后我拿来遵嘱三元钱买来的一块青田（该店只有那一种）。他看后说石头还可以嘛，但眼睛不比刻刀。想了想我的名字，左手攥石，右手操刀，刀一触石就说：还是太生，凑合吧。静气行刀，五分钟完活，用刀柄将四围敲得坎坎坷坷，再题上边款，便大功告成。拓出印谱，果然圣手，大气得很。接下又是神侃。他家满地堆放着刻好的石头，为节省石头，统统刻了六面。我特别喜欢他的两方印。一为"百年当笑三万六千场"，另一为"不鼓努以为力，不逞姿以为媚"。工法不待言了，两格言我都是初次见闻，深以为然。"不鼓努以为力"早该成为敝人的座右铭。
我早就明白我是自残型人格。近50岁开始冬泳。50岁以后开练潜泳。操练了一阵后，听友人说他的一位朋友游泳多年，近日潜水身亡。闻言放弃了潜泳练习，因为我知道自残的道路我也能走得很远。在手术复原期做操自残后，我才知道：如此自残性格者，想不自残都难。
这性格应该是先天后天合力酿成。我十三岁一进中学就被老师发现善跑，进了田径队，初二习400米，初三改练800米。同练的多数伙伴不堪其苦中途退出，我一练三年。现在回想，如果不练，身体还要好些，因为当时吃不饱饭。坚持下来可能因为先天好胜，而上了这条道使我变得更好胜。其实我从来非力士，但半生都"鼓努以为力"。
常读我的文章或通读过本书的朋友会发现，我的文章要么是和人争辩，要么是独自论辩。即使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敌，也好像是在和假想敌过招。在我来说，简直就是没有论辩不成文章。往好听了说是论辩，往不好听说是矫理，浸透了我的文章、讲说、言谈和性格。周兄孝正说：也夫太讲理了，言语中含蓄了过犹不及的意思。我为什么会是这样？
回想起来，我是从初三卷入了辩论的。第一场是班内的辩论。有几个很进步的同学坚持说：如果有人落水，你不会游泳也该下水营救。我一张嘴反对，就没了退路：人家是咄咄逼人，我又不甘心屈服于这么垃圾的观点，况且我发现自己喜欢和善于论战。最后是校团委书记来我班总结这场论战，表扬了主张营救者的动机，强调了要重视效果。第二场辩论是文革期间赫赫有名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在班内的辩论中占尽风头。那时候校园已经充满血腥。我班同学将我的观点在学校辩论会上曝光，无数人叫嚣让我上台，我怯懦了。这件事令我终生汗颜。当时我校高二同学钟里满近年来不止一次洋洋得意地给我讲他当年的段子：几位打人红了眼的红卫兵围住他问："上联是唯物的，下联是辩证的，你为什么反对？"老钟答："黑格尔加费尔巴哈不等于马克思"，言毕大步流星。老钟对我说：他们呆傻一点，明白过味我都走远了，不然僵持不下很可能会动拳脚的。我那时未敢上台，但是争论的热忱已经开启。不管我内心有怎样的好争辩的潜质，是荒诞的时代中的荒诞的命题压迫我们，驱使我们上路的。八年半的知青生活中，我精神上完全是在同正统观念的争辩中长大成人的。那争辩或显或隐。显是和好友争论，不敢和真正的先进青年争论，那必成反革命无疑。隐则是内心的挣扎和长考。如果放弃"争辩"呢，那几乎就是放弃精神上的生存。螺丝钉有精神吗？我们因为论辩而生存。欧洲中世纪晚期有笛卡儿言："我思故我在。"十年长夜中的那些异端少年赖争辩而生存，而摆脱奴颜。
从1968年我不到18岁赴北大荒始，至1977年返城，我的全部青春期是在一场马拉松式的或显或隐的争论中度过的，它铸造了我的不可救药的争辩型人格。在荒诞的时代一个将自己的思维磨砺成奥卡姆剃刀的青年，环顾四围，自然尽是不堪一击的话语垃圾。于是我踏上了不归之路，特别是成了职业学者这种怪物之后。我解构过很多不可一世的大话语，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过犹不及。每一种职业精神走到极致都是病症。一个下班后不"卸妆"的精神病医生或职业侦探，一定是人见人烦的家伙。有讲理癖的人其实一样。讲理还不好，还怕过头？当然，什么事都怕过头。"理"不可能不影响这个世界，但是"理"并不能够决定这个世界。对立群体间力量上的平衡，各阶级成员情绪上的平衡，对社会的均衡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通常是各有各的道理。你驳到了他，常常什么用也不管。与敌手之间是这样，与配偶和亲属之间还是这样，在后一关系中执著道理甚至更形滑稽。一个当了一辈子职业司机的朋友告诉我：开车之道关键者二，其一慢点，其二有理让无理。我不会因为欣赏他话语中的"禅境"，而在争辩中向论敌的无理让步。但是我确实该反省说理的界限，特别是反省自己的毛病和怪诞。我等酷爱说理的人本身就有些怪诞，偏偏又处在一个明哲保身、"有理让无理"的社会中，遂使我辈沦为彻头彻尾的怪物。
虽然我看到社会不尽由道理左右，还是衷心企盼它少些"无理"和"不讲理"。我不准备改变自己的性格。若爱说理的后生多了，老狗少叫两声也罢，若后生们竟忙着"实事"没空说理，我等就一路说下去。
以上文字写于2009年7月2日。就是说，前言早就写好了，张罗了一年半，书稿流转过20余家出版社，终于未被接纳。一年半的时间里，书稿膨胀了许多，长成今天这副样子。托一国两制的福，交付香港的出版社了。
急忙张罗出版，与过去相比，多了一个渺小的理由。2010年我六十岁。我从来不过生日。或许是甲子不同寻常，我的老学生们几次说要操办，终于被我按住。只想以此书作礼物，一并送给虚度六十的书生和关心他的朋友们。无奈在书稿一番番遭拒的过程中，生辰逝去，2010年逝去。但愿其问世还能抓住虎年——我的本命年的尾巴。身体还康健，思想挺活跃，言说仍犀利，耳顺之年，夫复何求。
写于2010年元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