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期间，我们都听过一个事实：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发展缓慢，在过去的几百年经济才快速增长，科技突飞猛进，GDP 急剧上升，人类的平均寿命和人口总数也随之上涨。为什么奇迹般的变化会降临人类？这个问题正是《商贸与文明》的起点，致力于写作文明通史的张笑宇将从商贸秩序入手理解文明兴衰，解释人类步入"正增长时代"的系统。
今天单读分享刘瑜为本书所作的序言，她向我们介绍了《商贸与文明》的主要论述。这本书论及商贸秩序刺激生产的机制，商贸集团与暴力集团的复杂关系，以及商贸秩序与分权制衡制度的联系。最后，刘瑜也强调此书并非神化商贸秩序，如今国家斗争升温，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不平等扩大，商贸秩序和平衡制度无疑面临新的挑战。
走出历史的隧道
撰文：刘瑜
《商贸与文明》是张笑宇的"文明三部曲"写作计划中的第二本，上一本是《技术与文明》，下一本是《产业与文明》，这几本书加起来，可以说构成一部解读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通史。作为一个 85 后，张笑宇居然有写一部"文明通史"的雄心，真是令人惊愕。更令人惊愕的是，他真的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写出来了。以碎片化的方式去分析某些历史事件并不难，难的是把无数历史事件和人物给整合起来，把"历史故事"整合成"理论故事"。看完《商贸与文明》，我认为张笑宇做到了。事实上，他不但讲出了一个理论故事，而且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有原创性和说服力。
这个"理论故事"是什么？优雅的理论往往具有简洁之美，《商贸与文明》的框架也并不复杂。此书从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基本事实开始讨论：为什么人类经济在过去二三百年，从"零增长时代"进入了"正增长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大体而言，人类经济是"零增长"的。即使有增长，这种增长也往往被它自身的果实——人口增长——稀释，落入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书中提到，以中国而言，从北宋到明代，人均 GDP 只在水平线上波动，而到 1840 年，甚至降至 980 年的 70%。但是，过去二三百年，人类突然走出了历史的隧道，进入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辽阔地带。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至今，短短一个多世纪，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31 岁跃至 72 岁，人口从 17 亿跃至 78 亿，吞噬人类文明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居然消失了。这就是现代化以来的"正增长时代"。
何以如此？《商贸与文明》的答案是，"商贸秩序"的拓展。在现代化之前，"暴力秩序"是人类文明的主导模式，而"零增长"正是暴力秩序的后果。换言之，暴力秩序的主导地位往往造成零增长，而商贸秩序的崛起使得正增长成为可能。如果说本书有一个"中心思想"，大致就是如此。
一
为什么"商贸秩序"的拓展带来正增长？这个道理自然没有人比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说得更加清楚。第一，分工带来效率；第二，规模带来需求。商贸活动把人类极其有限的社区拓展成一个无边无际的网络，并通过这张网络激活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一个规模有限的社区里，没有人会为只有三五个人需要的药物进行投资，但是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网络里，三五十万人的需求则可能刺激投资冒险。在一个没有分工的世界里，一个人要制造一支铅笔都是一项极难完成的任务，但是在一个分工细密的世界里，500 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可以在一天之内造出数万支铅笔。
最精妙的是，这种从有限社区到无限世界的连接，大体是"自发拓展的秩序"，它并不要求这张网络上的人们彼此相亲相爱、同文同种，不要求他们无私奉献，追求天下大同，也不需要皇上去强行划分五花八门的"匠籍"，它只要求人类有点"贪婪"——愿意为自身的利益而劳作奔波，或者有点"懒惰"——更愿意使用冲水马桶而不是茅坑，更愿意乘车或飞机而不是走路去远行。它对人的要求如此之低，以至于它注定成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自均衡"。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粟特人已经在中亚地区的商路上川流不息；在明朝皇帝早就停止资助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荷兰人仍然在东南亚海面上往来不止；在官府可能都找不到几个翻译的时候，商人郑芝龙已经学会了六种语言，熟悉中日西三种文化背景；当哥伦布拿着西班牙女王的特许状去征服星辰大海时，注意，是哥伦布恳请女王资助他的航行，而不是相反。国王往往是铸造铜墙铁壁的隔绝者，商人则是在铜墙铁壁的缝隙里穿针引线的连接者。
在不断扩大的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效率面前，商贸活动的神奇"炼金术"出现了。之所以称其为"炼金术"，是因为这几乎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大批前现代的人类从来没有听说过甚至从未梦到过的"新奇事物"出现了：铅笔、电灯、火车、好莱坞电影、银行、股票、苹果手机、波音飞机……正是这些"无中生有"涌现出来的事物，构成我们所看到的"正增长"。
暴力秩序导致零增长，因为暴力秩序往往意味着零和游戏。道理很简单，暴力集团自身并不从事生产：皇粮交得多了，农民手里留的余粮自然就少了；老百姓服徭役的时间长了，在自家农田里干活的时间当然就短了；国家垄断盐铁了，商人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官府发财。商贸集团刺激生产，"把饼做大"，暴力集团往往只是重组资源、"重新切饼"而已。甚至，在很多历史时刻，暴力秩序在"把饼做小"方面能力非凡——当皇粮越交越多，徭役越服越多，垄断覆盖面越来越大，以至于民众发现辛苦劳作一年却一无所获，他们干脆停止生产。商贸集团激励"无中生有"，而暴力集团则可能"化有为无"。
二
既然商贸秩序是"自发扩展的秩序"，合乎人性的贪婪与懒惰，何以暴力秩序主导人类文明几千年，而直到最近几个世纪，商贸秩序才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最简单的解释，当然是暴力秩序对商贸秩序的压制。郑成功父子苦心经营其海上商贸帝国数十年，一度富可敌国，但是敌不过康熙一纸"寸板不许下水"的"迁界令"。宋代曾经产生清明上河图中的如梦繁华，但是曾经的"资本主义萌芽"凋零于忽必烈的铁蹄。威尼斯曾是地中海的商业中心，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帝国的崛起，其商贸传奇逐渐让位于暴力秩序。
因此，阅读文明史，我们发现，商贸秩序的建立不是"自发扩展"那么简单。通过交易相互获利是人的天性，通过暴力垄断权力同样是人的天性，而后一种天性常常战胜前一种天性。"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商人遇到兵，有钱也说不清。在暴力集团和商贸集团，或者说，在暴力集团和其他任何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不对称性"：枪可以打死人，其他任何社会资源都砸不死人。这种不对称性，或许正是为什么商贸秩序需要几千年的努力才形成对暴力秩序的突围。
突围何以可能？
历史上，商贸集团的无奈选择往往是：收买暴力集团、依附暴力集团或干脆构建自己的暴力机器。开篇不久，书中就谈到中世纪欧洲很多城市向王权"购买"自治权的故事。依附也是一个选择，威尼斯名义上称臣于东罗马帝国，郑芝龙接受了大明王朝的招安。有些则干脆构建自己的暴力机器：威尼斯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军队，以至于可以攻占君士坦丁堡；汉萨同盟与条顿骑士团"长期合作共赢"；东印度公司当然建立了自己的私家武装。于是，商贸集团获得星星点点的正增长机会，在漫长的零增长隧道掀起一丝丝的微风。
纪录片《东印度公司：一个帝国的诞生》
但是，对暴力集团的这种收买或依附谈何容易？一个城市想买"自治权"，问题是王权愿意卖"自治权"吗？正如张笑宇所言，对于被清军屠城的扬州人来说，中世纪欧洲城市的"重金购买自治"何其奢侈？何况在烽烟四起的年代，各方暴力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依附谁、收买谁？押错了宝可能带来灭顶之灾。郑芝龙父子才投靠了大明王朝，不久皇上就换成了爱新觉罗。汉萨同盟刚刚搞定了丹麦王国，这边大英帝国又开始崛起。至于建立自己的武装，国家才是"专业"建构暴力机器的，商人集团何以在"非专业领域"形成竞争力？
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商贸秩序往往如飞火流萤，不成气候，只能在暴力秩序薄弱的历史环境中存活，一旦暴力秩序强化，商贸秩序大多灰飞烟灭。迦太基的商业文明曾璀璨一时，但在罗马兵团的碾压下成为昨日传奇；粟特人曾经在中亚地区如鱼得水，但面对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势力一落千丈；威尼斯共和城市的崛起，得益于欧洲中世纪强大帝国的缺失，但是随着周边帝国的壮大，它亦开始黯然失色。换言之，在历史上多数时期，暴力集团和商贸集团此消彼长，侏罗纪公园里，弱小的哺乳动物只能在恐龙不出没的地带悄然演化。
或许，商贸秩序近代以来的最终突围，不是因为它们对暴力集团投降的诚意，而要归功于它制造"正增长"的能力。16 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加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杀伤力越来越强，时间也越来越长，胜负也越来越取决于各国的"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国王们临时招兵买马的能力。这种情势的变化加大了暴力集团对商贸集团的依赖性——国王们越来越需要商贸集团的金融创新能力、军事技术创新能力、后勤供给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等来打赢"全面战争"。国王们发现，在新时代，不再仅仅是商贸集团需要收买、依附暴力机器，暴力机器也需要收买、依附商贸集团才能维系自身长久的生命力。
于是，尊重产权、尊重法治和构建政府信用反而成为强权的可持续生存策略，而那些杀鸡取卵式的君主或许因手持利剑而得逞一时，却因为吓跑了商贸集团，最终切断了正增长的水源。商贸集团或许手无寸铁，但它们最终因其"无中生有"的能力而以柔克刚。这也是张笑宇论述中最意味深长的部分。如果说"交易带来增长"是老生常谈，强调"商贸集团"和"暴力集团"的相互依附与合作，以此来解释各国文明发展的涨落，则是此书带给我们的独特洞见。
三
问题在于，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不但暴力集团随时可能掀翻棋盘，商贸集团也可能挟持暴力集团，使其成为"阶级利益的工具"。如何将合作稳定化？用书中的语言来说，如何将"低级承诺"转化为"高级承诺"？或者，用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如何将"不可信的承诺"变成"可信的承诺"？没有可信的承诺，就不会有稳定的预期，没有稳定的预期，就不会有长期的投入与增长。
在这里，分权宪制作为制度出场了。至少，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的意义在于以权力制衡替代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谈判，让承诺变得可信。科斯说，企业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套用他的语言，强大议会的存在则是为了降低政治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谈判成本。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商贸秩序往往与分权制衡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罗马的繁荣与其共和体制的发展亦步亦趋，哪怕后来走向帝国，也仍然保留了很多地方的自治。威尼斯的商业繁荣之下，是其独特的"行会民主制"。汉萨同盟的宪章中，规定所有加盟城市必须由任期有限的市议会来治理。哪怕是中国，以商业繁荣而著称的宋代也恰恰最合乎中国士人"君臣共治"的理想。相比之下，在那些盛产威风凛凛的"大帝"的时代，伟人的英姿下往往是工商业的凋零。
电影《撒切尔夫人》
光荣革命则是一个世界史意义上的分水岭。由于每个国王的能力与性格不同、每个年代的问题不同，到 17 世纪初，英国贵族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就一次次新的危机和国王不断"重新谈判"，因为国王可以随时征税，可以停开议会，可以任意宣战。怎么办？内战、共和、复辟……一番大家熟悉的故事之后，英国终于走到了光荣革命。张笑宇在书中写道，光荣革命的直接动力是宗教冲突，而不是启蒙理念。的确如此；但是，一旦狂热的清教徒们成功地将国王"关进笼子里"，感到安全的就不仅仅是清教徒们，也包括商贸集团在内的其他社会团体。甚至，分赃式的制度安排也会逐渐内化为一套观念体系，所谓启蒙，也可以是"先结婚，后恋爱"这个顺序。
之所以说光荣革命是一个世界史意义上的分水岭，是因为与威尼斯共和国、汉萨同盟之类孤岛式制度实验不同，这次英国的制度突破具有全球扩散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成了其制度传播的军事支撑，更因为诞生于光荣革命之后的工业革命以其神奇的"炼金术"俘获了全球市场——毕竟，相比马车，火车跑得更快；相比蜡烛，电灯几乎像是一个魔术。更重要的是，"物质文明"从来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它也传播知识与温情。火车不仅仅是提高运送商品的效率，也缩短亲人之间千山万水的距离；电灯不仅仅照亮工厂，也照亮少年的书桌和医院的急诊室。现代文明无与伦比的魅惑力，才是真正无坚不摧的"坚船利炮"。
美国则是英国传奇的"二传手"。某种意义上，美国革命也是一场将"低级承诺"改造成"高级承诺"的政治变革。从五月花号停靠北美到 18 世纪 60 年代，北美殖民地自治了 100 多年，七年战争却打破了这种"岁月静好"，任意征税、任意关闭地方议会、任意侵犯产权的情况频繁出现。是分散地、一次次地和英国中央政府"重新谈判"，还是通过革命构建一个全新的制度，以保障分权制衡的稳定性？北美民众选择了后者。此后，众所周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诞生以及美国作为一个"新罗马"的崛起。再一次，我们看到，宪制革命和商贸繁荣如影随形。
某种程度上，之后的全球史是英美革命的省略号。英国"分权宪制+工业革命"的余波，如同一场海啸，绵绵不绝地从大西洋的一角向全球席卷而去，从俄罗斯到中华帝国，从奥斯曼到日本，从印度到非洲，无不被这场海啸吞噬。固然，帝国的征服逻辑，资本的同化逻辑，以及各个文明内部的文化与政治抵抗，使得这场海啸在无数地方造成惊人的破坏，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的鸦片战争，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但是，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过去二三百年正增长时代的最初动力。
四
显然，此书的目的并非神化商贸力量。事实上，商贸集团和其他社会力量一样，也会因为不受约束而腐化——无论是热那亚商人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的操控，或是东印度公司的殖民主义，或是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对奴隶制的维护，直至今天超级大公司对全球化红利不成比例的攫取，都显示不受约束的社会权力，正如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同样也会成为文明演进的障碍。正如书中所言，商贸秩序的建立并非来源于商贸集团的独大，而恰恰来源于商贸集团、暴力集团和社会力量的平衡。暴力集团的优势是建立秩序，而秩序是一切可信承诺的前提；商贸集团的优势是激发创造力，有了创造力，人类才可能"无中生有"；社会力量的优势则是扶弱济贫，让正增长的光芒不断延伸及至普照众生。
电影《为奴十二年》
我们现代人有幸被推出历史漫长的隧道，又怎敢虚掷这种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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