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聖誕節，洛杉磯從早就開始下雨，午後一過雨勢更猛。風卷著雨，雨拽著風，攪得昏天暗地。�里啪啦的雨珠子象連珠炮似地打在車身，甩向空中。車前方的雨刷抽筋似地在玻璃上擺動，可依然看不清路面。
早上我給金伯母（金堯如先生的夫人）打了個電話，說想和丈夫去看看他們，問她下午去方便不方便。
「是你們來看我們，有什麼不方便的，來吧。」金伯母對我們總是像是在歡迎自己的孩子。
我早就想去看看他們。一個月前曾和金伯母通過電話，她告訴我金伯伯最近不太好。吃不下東西，走不了路，總是喘。所以我決定不能再拖了，說什麼也得在聖誕節去看看他們。
平時一個多小時的路程，那天卻開了兩個多小時。五點多鐘才到。原來想到附近的店裡去買點好吃的東西帶給他們，可是，在路上折騰了這麼長時間，什麼也顧不上了。讓二老等我們太久實在不好意思。
十多年來，金伯伯總是在書房或者是客廳裡等我們，而這次金伯母直接把我們引進了金伯伯的睡房。金伯伯躺在床上，蓋著一條綠色的被子。他瘦多了，扣陷的雙眼少了往日的神采。看到他那麼大的變化，我心裡一陣難過，卻絲毫不敢流露出來。
「我說了吧，他們說來就會來，不來也一定會打電話，既然沒來電話，就一定會來。」然後，金伯伯得意地指著金伯母說，「她還說，這麼大的雨你們不會來了，我說，他們會來的，會來的。」
「金伯伯今天你贏了。我們說來就一定會來。」看到金伯伯這麼高興，我也跟著得意起來，而他對我們的那份信任和瞭解更使我感動。
說話間金伯伯已經坐起來了，我幫他穿上了絲棉襖，坐在他的床頭。看著金伯伯又恢復往日說話那手舞足蹈的勁頭，我揪著的心似乎放鬆了點。金伯母此間也坐在床旁的椅子上：「他呀，一邊的肺已經象一張網了，全靠著另一邊的肺。」說著不斷給金伯伯掖一掖被子。
「我現在走到廁所都不行了，不過醫生說了，我的腸胃通暢的很呢。過幾個月還會派個家庭護理來幫我恢復體力。」神情裡，他充滿了希望。而我卻無從判斷他的病情究竟有多嚴重，這反倒更加深了我的憂慮。後來我才知道，那時他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
「金伯伯您幹什麼都要慢，千萬不能急。」我知道金伯伯是個急性子。
「他可慢不下來，什麼事都急，幸虧我們這裡是地毯，他摔了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是慢不下來。」金伯母像是在數落著小孩。
那天我特意帶了幾張照片給他，有我父親（李普），母親（沈容）的近照，還有我去年六月份回北京時和李銳伯伯，胡績偉伯伯，徐冰阿姨（歷史學家黎漱的遺孀）的相片。
「他們都問你好。」這是我重複了十幾年，傳遞在他們之間的問候，卻也是我最扛不動，放不下的問候。每次都能感受到他們那一代人深沉的友誼，那種相互間有始無終的惦念。
「你爸爸笑容依舊，笑容依舊呵」看著我父親的照片，他臉上流露出深深的思念還有幾份惆悵。那神情至今刻在我的記憶中。他的老朋友，老知己，還有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土地，都距他萬里，卻又緊緊地牽系著他的心。
坐在病榻前，我突然想到應該照張像，儘管此刻提出這樣的要求，我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妥：「金伯伯，我們照張相片好嗎？」
「好啊，來，來，來。」說罷，金伯伯高興地張開雙臂，我和金伯母依偎在他的左右，就這樣，我丈夫拍下了這最後一張合影，也是金伯伯在世時留下的最後一張相片。
應該說我們全家人當中我是第一個與金家人相識的。但卻是從糊塗開始，而且一糊塗就糊塗了好幾年。1960年的秋天，我父親從北京大學調到中南局工作，跟著他我離開了北大附小，轉學到了廣州的保安街小學。班上與我同時轉來的還有一個小男孩，叫金渡江。全班就我們兩個不會講廣州話。那時候廣州的男孩多是又瘦又黃，可渡江卻長得比較結實，臉色也透著江南人的白淨，衣服總是穿的很神氣。他從何而來？父母在哪？很長時間都沒人知道。當時我們那群外省來的孩子，父母不是在省委市委，就是部隊或中南局。而渡江跟這些好象都粘不上邊。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聽說他爸爸媽媽在香港。但是他為什麼在這兒上學？為什麼不和父母在一起？沒人能弄明白。
渡江好打架。幾十年後，我跟金伯伯提起這事，他還記得：「老師向我告狀。說你看渡江打架打的臉都腫了。我說，那是同學欺負他，幾個打他一個，他能不還手嗎？」對兒子的勇敢不屈，金伯伯是頗感自豪的。
我和姐姐從小就受到嚴格的「管制」，大人說話的時候小孩不許聽，更不許問。我聽父母提起過金堯如這個名字，但他究竟是什麼人，我一直不清楚。
我在家裡見過幾次金伯伯。在父親的好朋友中，他給我的印象很深，因為對我來說他有些神秘。他穿的衣服很漂亮，很帥，不是當時國內可以見到的。說他象個華僑吧，可他跟父母的關係又特別好，這是我最費解的事。後來聽說他從香港來的，是辦報的。那個時候對外面來的人是很稀罕。但是能與我父母那麼好，我不明白。他每次來都要請父母到外面去吃飯。當然我們是不可以參加的。但是只要一聽說「金老總」（這是我父母對他的稱呼）來了，就知道爸爸媽媽要出去吃飯了。有一陣，我父親想聽美國之音，國內買的質量不行，聽不清楚。結果金伯母在香港花了相當一個月的工資給我父親買了一個當時最好的收音機。
至於我什麼時候把金渡江是金伯伯的大兒子這個關係弄明白已經不記得了。總之，我終於知道金伯伯也是個中共黨員，長期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和父母一樣，從青少年起就投身到他們那時所信奉的革命事業中。
父親80年代到菲律賓訪問，途經香港。金伯伯為招待父親，招集了他的各方好友，輪流坐班，天天請客。聽父親說，金伯伯愛喝酒。當我和金伯伯接觸多了，才真正知道他對酒的感情可不一般。有一次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他說，「等我百年以後，孩孫們能經常給我送上幾瓶酒，我就心滿意足了。」
1989年「六．四事件」，金伯伯以《文匯報》頭版的「痛心疾首」，震撼了海內外，同時也改變了他晚年的命運。他移居到了洛杉磯。跟隨他的依舊是相伴一生，精心呵護他的金伯母。
應該說我真正接觸金伯伯是他生活在美國的這十幾年。
他們住的地區應屬南加州中產階級，房子是他們的小女兒選中的。地區好，購物非常方便，步行五分鐘就有中國超市，銀行。附近還有公園，可以天天去散步。
雖身在異國他鄉，被開除黨籍，金伯伯卻「黨性」不改，恪守他的人格，光明磊落。
那一年好不容易等到入籍面試，考慮到他的歷史背景，女律師對金老說：「移民官問話的時候你別說話，只當聽不懂英文，全部由我來回答。」金伯伯點頭答應了。
「你是不是被迫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移民官問道。
「當然不是的，我是自願的。」沒等律師開口，金伯伯就用英文回答了。「那個時候我相信共產黨是代表民主，代表自由的。」
女律師急得用高跟鞋踩了他一腳。
「咦，你幹嗎踩我呀？」他奇怪地望著女律師，把剛才的囑咐全忘了。
就這樣第一次的面試沒有通過。
為等這一天，多少人付出過相當高的代價。無限期的等待，不懂英文的還得去參加學習班，背100道考題。更有甚者是假婚姻，假身分，甚至爹媽都先認個假的。只要能過這一關，什麼都在所不惜。
「您當時就不能保持沉默？「我覺得很可惜，就這樣錯過了一次機會。
「這個事怎麼可以沉默呢？，是事實嘛。我們當時追求民主自由，而共產黨當時提出的理念就是這個呀。」
金伯伯是紹興人，家鄉口音非常濃。我媽媽說，他能說一口流利的香港話，甚至是很土很地道的話，他都會說，但說的是「紹興廣州話」。他的英文也不錯，也是「紹興英文」。他有時候說話快了，我丈夫一句也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可別看這樣，他卻有種奇特的吸引力。真可以說他們的朋友遍天下。從左鄰右舍到送報紙的，從名人名流到無名小卒，各行各業。善交朋友的天性使他們兩老很快就在這新的環境裡開拓了另一番天地。而經他們慷慨解囊，幫助過的人不知有多少。
有一次他們到加拿大開會，會議期間發給他們每人幾百元的津貼，他們全都給了一位經濟困難的朋友。其實他們在美國經濟收入的唯一來源就是金伯伯的稿費。雖說手裡有些存款，但那是坐吃山空呀。再說，他們接待朋友的費用不小。什麼時候與朋友出去吃飯幾乎都是他們掏錢。
金伯伯好客，見人熟的個性有時也弄得金伯母束手無策。
有一天金伯母要出去辦事，剛出門看見一個黑人像是推銷什麼東西。她又折回來，對金伯伯說：「門外有個黑人，無論他怎麼敲門，說什麼，賣什麼，你都別開門。」金伯伯答應了。
金伯母辦完事回來了。一進門，書房沒人，只見金伯伯和那個黑人坐在後院，一人一杯茶，正說的歡呢。見金伯母回來了，金伯伯就問她要錢，去買那黑人推銷的東西。
交朋友，他們從不分貧富，不論貴賤，但是卻講原則，講道德品質。金伯伯有個老朋友在國內地方當官，酷愛收集名人詩畫。有一次，他到訪，金伯伯拿出自己收藏的兩幅齊白石的畫給他看。誰想這個朋友看完，卷起畫就拿走了。這件事並沒有破壞他們的友誼，直到有一次，這個朋友因子女觸犯了法律，來找他們幫忙，被金伯伯拒絕了。從此他們就再不來往了。
有位海外的中國女作家，曾一度名聲大震，她見到金伯伯要認乾爹，見到金伯母要認乾媽。金伯母對我說「這種人我們不能交朋友，她為人不正。」
我一直很喜歡寫作，卻從來沒有投過稿。1993年冬天，我寫了一篇關於文革時期的文章《傷疤》，拿去給金伯伯看。他看過後說：「寫的不錯。我給你推薦到《世界日報》吧。」
能得到金伯伯的肯定，我當時那興奮勁真是收不住了。因為金伯伯是不會說假話的，更不會敷衍我。我的文章沒有給任何人看過，包括我們家的人。因為我父母，姐姐，姐夫都是耍筆杆子的。我那時真沒那個膽拿給他們看。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敢給金伯伯看，他也是個耍筆杆的呀！
「我給你起個筆名，叫康梅。梅花的梅，怎麼樣？」
「好啊。」
過了兩天，報社副刊的總編，傳來一張條。上面寫著：文章寫的很感人。
就這樣，用「康梅」這個筆名，我發表了第一篇文章，也從此開始了我的業餘寫作。
今年1月24號，在金伯伯追思會的花圈上，我特意用了這個名字。
我真希望自己能象梅花一樣，在萬花雕謝的隆冬，依舊傲然挺立，吐紅噴綠。像金伯伯那樣，在任何壓力困境中，依然坦蕩磊落，戰鬥不息。
我父母於97，99年兩度來洛杉磯。每次來都在金伯伯家小住些日子。母親第一次從他們那裡回來，不但手裡多了一個金伯母給她的新提包，還有一件漂亮的大衣。母親告訴我，金伯母對金伯伯的照顧真是細緻之極，是她所不及的。我相信母親的話。因為金伯伯在生活上是個「甩手掌櫃」，什麼也不管，甚至路都不認識。金伯母總說：「你金伯伯一個人出門的話准丟，准找不回家，他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
鄧小平去世和台灣選舉的時候，金伯伯頻繁地出現在電視上，每次都穿的很漂亮，還從不重樣。
我說：「您真會打扮自己，總是那麼精神。」
「都是她的杰作。她讓我穿什麼我就穿什麼。」金伯伯得意地指指金伯母。
有一次金伯伯來我們家，金伯母不舒服沒來，卻帶來了她先做好的一大鍋燒肉，還有家鄉的筍乾。在他們那一代人中，金伯母是我難得見到的賢妻良母而又在事業上與丈夫志同道合的好幫手。我們每次去看他們，金伯母除了端茶倒水，還要在一旁給金伯伯「提詞」，尤其是在金伯伯想不起是哪一年，說不準姓啥名誰的時候，金伯母總能補上去。不論金伯伯說什麼，金伯母都知道，都能接下去說。他們之間的和諧真如同一人，令我這個晚輩羨慕不已。
這些年來，我問過金伯伯不少問題，過去的，現在的，而最後一個問題，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是關於《晚年周恩來》這本書。
當我第一次聽說這本書的時候，就給他打了個電話。想聽聽他的看法。他說：「我也聽說了。別相信他們的。都是侮蔑周恩來的。」
又過了一段時間，聽朋友說值得一看，我又打電話給金伯伯。
「我的朋友說裡面有大量的史料，而且都是有出處的，可信的。」
「這本書都再版六七次了。看來賺了不少錢。」他的消息總是很靈通。「可我就是不能讓那些人騙我的錢。我不相信他們說的。我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了這麼長時間，怎麼能不知道他這個人呢？」
他曾對我談起文革前周恩來指導他在香港工作的經過。我當時還說，真應該將這段歷史寫出來，甚至先口述也行。現在想想，他那時正與胃癌做鬥爭，沒那麼多精力。
「這樣吧，金伯伯，我花錢買一本。讓他們賺我的錢，我來當『受騙』的人。等我看完了，給你看。這樣你沒有被騙，心裡就會舒服些，書也可以看了吧？」
金伯伯聽了哈哈大笑：「好吧。」
我看完後就馬上將書寄給金伯伯了，因為他身體不好，我一直也沒問過他。直等到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也就是在去年的聖誕節那天。
「您覺得《周》那本書怎麼樣？」
沒想到我提的這個問題竟像是點著了個炮筒子，金伯伯當時一下就激動起來，原來半躺的身子也坐直了，他揮動著雙臂，「我只看了幾篇，就不想看了。那都不是事實呀！怎麼能把總理說成那樣的人呢？他不是那樣的人。我最清楚⋯⋯。」
看到他越說越氣憤，我突然明白了，也理解了。金伯伯尊重這段與周恩來共事的歷史，他相信自己的經歷和感受，珍惜那段不平凡的記憶，不會因為成了「黨內異議分子」，「流亡海外」，而否定過去的一切，否認當年的歷史。
在他大聲疾呼，筆耕不輟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時，始終都保持了做人的正直和尊嚴，顯示了他的道德風骨，展現了他的人格力量，這正是他最最可貴的地方。我相信這也是人們那麼敬重他，懷念他的原因。
萬物皆逝，唯有精神永存。明朝詩人于謙的《詠石灰》道出了金伯伯的這種精神：「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2004年1月30日於LA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