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大作，颇受启发。
非常赞成你在构思宏大的史论研究中以"中国革命叙事"的发生、发展及其内部问题作为核心议题，这的确是一代人的"世纪批判"中最根本性的问题。以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为研究对象也是很合适的，因为他的中国革命叙事的确在西方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这部于1986年出版的著作差点成为他的封笔之作，费在前言中诙谐地借用乡村牧师发话说"这粥炖得不错，有它就够了"，或许也透露出他的自我期许与满意之情吧。说到这里，我想起的是在1979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读他的《美国与中国》（商务版），那时真是很激动，而且至今把该书列入推荐书目。
你在文章中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费正清的革命叙事没有回答的是革命打碎了旧枷锁之后的新枷锁问题，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感到困惑，但是无法解决它。你也指出了革命叙事的历史逻辑在费与中国学者的主流叙事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革命的性质与意义的判断。
你指出费的局限性，同时倾向于认为不能把费氏叙事看作是中国叙事的美国版。我觉得这是比较审慎的态度。如果要从正面来展开论述的话，我认为跃刚兄前天写给你的那段话讲得很到位：价值观念上的人道主义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既是原则。也是底线。还可以补充的是，以人民中的个体肉身的真实感受，拒斥所有花里花哨的时髦理论叙事。
在文章中，我觉得关于60年代魏特夫与史华慈、费正清等人的论争分析是很有深度的。中国革命叙事中的毛、斯关系、两党关系在学界中也不乏研究者，但是如果忽视了这场发生在美国学界的论争，其研究则是有欠缺的。你在肯定了魏特夫问题的意义在于从实质上看待性质和意义的同时，也肯定了中国的独创性。我想起了在解决党内斗争的暴力手段方面，学生的确走在老师的前面。
你还提到了费正清的最后一部著作，真的很有必要。1989年之后，费正清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最后一部著作 China : A New History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1991年临终前两天将书稿交付出版社。余英时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出版社此时邀请费正清撰书有其具体背景，而费取名"新史"则恐怕在潜意识中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意。余氏举了书中的三个例子说明其"新"，应该是有一定说服力。但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费正清晚年的"变"与"新"，恐怕还需要有深入的研究。
读完大作，最后我想起的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党史研究群体，这是海外中共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我相信你对此也早有研究。我相信接下来你对这个"窗口"可能也会作些清理的工作吧。
好了，匆匆感言，就此打住，期待很快读到接下来的续章。 公明，2021，10，11，广州
附友人的评论
卢跃刚的评论:
荣剑，大作读了。逻辑强大，是一个好的开端。有三点意见：1.这是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出版以来，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反省、清算费正清、史华兹"哈佛学派"，功莫大焉；2.费正清去世前完成的《中国新史》，刚出版我就读过，印象是，有觉悟，有新的认识、叙事，但是他没有对既往的缺失和负面影响有深刻检讨，似还可深入探究，我相信你会有进一步的工作；3.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应该遵循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价值上的人道主义立场，二是方法上的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否则会本末倒置，这两点你有完美体现。
高全喜的评论:
仁兄的系列著述，立于中国社会风潮之前沿，痛击国家主义的甚嚣尘上和左派激进主义的革命虚妄，切中教条自由派的思想短板，聚焦古今中西交汇之根本议题，戡乱反正，击水中流，具有标杆性的引领意义。当今中国思想界有如此清醒而宏论者，稀矣！仁兄的理论方向，吾以为是未来中国转型的思想导向，为此一赞！
康康的评论:
转发荣剑老师大作。荣剑曾经说自己是"孤军奋战"，我觉得此言说得甚是。面对汹涌澎湃的西方左翼思想对中国的倾泻，站出来力挽狂澜的人几乎没有，这是很可悲的。费正清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其著作，还有他的东亚研究中心，早期培养了一大批台湾新儒学俗人，后来大陆人也去了，象韩少功这样正常的知识分子从那里回来后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了。这个研究中心出来的中国人如果有一个正常人，就是许子东。
石讷的评论:
费正清先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卷在中国大学是作为政治学课程的必修书的，它被作为友好的"第三只眼睛"受到尊敬，包括研究方法，也包括基本观点。然而在诚实学者那里，历史这个复杂的信息"格式塔"是不停转换的，即，它的证据与意涵不是一劳永逸的。研究成果不是母鳄的一巢卵，与其捍卫，不若改进，自我颠覆又何妨？觉今是而昨非，善莫大矣！荣剑先生是学术的泰坦巨人，不能轻易点评，此地蒙他鼓励，先说两句，已然汗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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