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習近平2020年1月7號做出隱瞞武漢疫情的決策，到全世界進入近乎停擺的「緊急狀態」，前後不過兩個多月時間，而我相信會有數以十億計的人感到恍如隔世。可以說，「武漢肺炎」的爆發和全球傳播，是一次真真切切的「地球村」體驗，那麼，這個規模前所未有的「集體時間經驗」，對未來意味著甚麼呢？雖然有太多人還顧不上思考這個問題，但事實是，後「武漢肺炎」時代的到來並不遙遠，而是指日可待。於是有人預測，人類將因這次中國病毒的全球大傳播而經歷一次與世界大戰可比的大規模災難。（見《蘋果日報》3月15日發表的署名範疇的文章「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開打」）
坦率地說，我相信後「武漢肺炎」時代全球爆發大災難的可能性是無法排除的，但我也相信，這種可能性也是很多人不願接受的。那麼，在接受大災難會來臨的前提下，人類前所未有的「地球村」經驗，有沒有可能激發出一種對抗全球大災難的集體行動，也就是一種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協調推進的全球大變革？換句話說，這一次人類共同經歷的「地球村」經驗，能不能帶來一種此前所沒有的積極的可能性？我的看法是，我們不僅不應該排除這種可能，而且應該努力爭取這種可能。
那麼，有甚麼理由來支持這種想像並非鄉愿，而是一種值得去追求的前景呢？我想到了三個理由。第一，對抗全球性大災難的主力，是千禧代年輕人。近年來，這一代人的政治能量和成熟度被低估了。原因之一是他們似乎太專注於「氣候變暖」這樣的議題，而不是更傳統的議題。不過，香港和台灣的青年一代在2019的突出變現既有代表性，也有特別重要的全球意義。這是因為中國在後「武漢肺炎」時代的全球變革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我的判斷是，「武漢肺炎」的集體經驗，有助於中國大陸的青年一代理解和認同香港和台灣同代人的自由訴求。自由的基礎是自治，中共和習近平對自由和地方自治的壓迫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很多大陸青年仍不能理解這種壓迫的災難性後果。與「武漢肺炎」直接相關的李文亮悲劇之發生，已經並將繼續改變許多年輕人的態度。這種轉變一旦開始，其速度和後果將超出許多人的想像，因為千禧代中許多人都有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不缺乏全球視野和網絡，也有本土化的行動能力，這是他們的前輩無法企及的。
第二個理由，「武漢肺炎」的全球集體經驗，會加速終結強人政治和老人政治。這不僅是因為這場危機來的太突然，令強人和老人政治難以應對，而且「武漢肺炎」危機導致罕見的全球經濟和社會後果，對增強國際協調來應對危機帶來了巨大的要求和壓力，這當然對強人政治和老人政治非常不利。
第三個理由，就是這場危機對美國和中國的高層政治可能帶來重大的積極影響。不難想像的是，「武漢肺炎」危機的發生，大大增加了這樣一種可能，那就是一個既沒有特朗普、也沒有習近平的美中關係時代的到來。雖然無法預見這個過程可能發生的各種巨大風險，但在上述兩個因素的影響下，一個既沒有特朗普、也沒有習近平的美中關係，並不注定是災難性的，而更可能因「武漢肺炎」危機的動員效果，成為積極和建設性的。
坦率地說，我相信後「武漢肺炎」時代全球爆發大災難的可能性是無法排除的，但我也相信，這種可能性也是很多人不願接受的。那麼，在接受大災難會來臨的前提下，人類前所未有的「地球村」經驗，有沒有可能激發出一種對抗全球大災難的集體行動，也就是一種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協調推進的全球大變革？換句話說，這一次人類共同經歷的「地球村」經驗，能不能帶來一種此前所沒有的積極的可能性？我的看法是，我們不僅不應該排除這種可能，而且應該努力爭取這種可能。
那麼，有甚麼理由來支持這種想像並非鄉愿，而是一種值得去追求的前景呢？我想到了三個理由。第一，對抗全球性大災難的主力，是千禧代年輕人。近年來，這一代人的政治能量和成熟度被低估了。原因之一是他們似乎太專注於「氣候變暖」這樣的議題，而不是更傳統的議題。不過，香港和台灣的青年一代在2019的突出變現既有代表性，也有特別重要的全球意義。這是因為中國在後「武漢肺炎」時代的全球變革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我的判斷是，「武漢肺炎」的集體經驗，有助於中國大陸的青年一代理解和認同香港和台灣同代人的自由訴求。自由的基礎是自治，中共和習近平對自由和地方自治的壓迫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很多大陸青年仍不能理解這種壓迫的災難性後果。與「武漢肺炎」直接相關的李文亮悲劇之發生，已經並將繼續改變許多年輕人的態度。這種轉變一旦開始，其速度和後果將超出許多人的想像，因為千禧代中許多人都有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不缺乏全球視野和網絡，也有本土化的行動能力，這是他們的前輩無法企及的。
第二個理由，「武漢肺炎」的全球集體經驗，會加速終結強人政治和老人政治。這不僅是因為這場危機來的太突然，令強人和老人政治難以應對，而且「武漢肺炎」危機導致罕見的全球經濟和社會後果，對增強國際協調來應對危機帶來了巨大的要求和壓力，這當然對強人政治和老人政治非常不利。
第三個理由，就是這場危機對美國和中國的高層政治可能帶來重大的積極影響。不難想像的是，「武漢肺炎」危機的發生，大大增加了這樣一種可能，那就是一個既沒有特朗普、也沒有習近平的美中關係時代的到來。雖然無法預見這個過程可能發生的各種巨大風險，但在上述兩個因素的影響下，一個既沒有特朗普、也沒有習近平的美中關係，並不注定是災難性的，而更可能因「武漢肺炎」危機的動員效果，成為積極和建設性的。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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