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次瘟疫，西方从领袖到大众，皆因轻忽于初始，而损失惨重，多位领袖、明星中招，大都市一一封城，生活方式急剧被颠覆，形同遭遇战争，以致比尔•盖兹叹为一次"伟大的纠错"。这个文明就是从大灾大难中存活下来的，也不信"人间天堂"，他们的伟大心灵，"一个严肃的生命"，蔑视公共见解，永远以"整体性智性"，思考不测的未来。本文为『鬼推磨』第六章「后嗣」之六。】
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几大体系，以色列一神教、印度几个宗教、中国儒道、希腊哲学，到现代如晨星陨落，多数不济，基督教强似他者，虽不免也有衰微，但是显然她统领之地域国度，已稳坐世界霸权。
有一部西班牙电影 Agora《城市广场》，以亚历山大港口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兴起的历史，再现神权进入西方政治、社会、文明核心进程中的暴虐和血腥。基本上她是以基督教独大为霸权而达至目的，期间摧毁的对手是多神教、犹太教、知识和科学，再加上女性——这是电影的诠释，神权之前的西方社会女性地位怎样？罗马蓄奴社会是男女平等的？基督教反智，则因迫害加利略而著名，整个西欧心智蒙昧三百年，却不耽误依然有文艺复兴和科学兴盛的到来；而基督教文明的排他性、独断性，又并没有妨碍普世价值跟她核心价值（圣经）和谐融洽，虽然基督教今日已成西方保守的顽固堡垒。
可是回溯其所来之径，你看到的却是斑斑血泪和荒谬。有本书《二十世纪知识史》(The modern mind by Peter Watson)，将佛洛伊德奉为现代西方第一人，也说人类进入现代之际遭遇了三次挫折：第一次是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第二次是达尔文发现人类并非超越于动物界，而是与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生物演化"自然法则；第三次即佛氏，发现我们头脑里有许多未知的、潜意识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力量。
若论"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居然是所谓"现代"的一个缘起，而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这场意外的大厮杀，以其血腥而引领了西方所有蓓蕾初开的科学门类之幸逢其时、大显身手。1916年7月，索姆战役（battle of Somme，966公里，从比利时海岸穿过法国到瑞士的漫长战壕）一打响，十一万英军在十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第一天伤亡六万人，超过两万尸首横卧无人区。英军总共损失37万人，平均每天七千人，战后英军有一半人的年龄在19岁以下，人称"失去的一代"。
说它"意外"，是因为1914年正是十九世纪将西方文明引向峰巅的起点。"这个文明，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质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
但是这个文明在四十年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没人相信它还能存活。作为它崩溃的后果，又有两股浪潮兴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伴随着动乱和革命浪潮登台，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六分之一面积。自由资本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联手，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段"资""共"合作时期不啻为二十世纪最诡谲的一刻——若无共产主义（苏联）付出的代价，西方自由主义政体恐难存活于法西斯主义；二战后也因为苏俄的存在和刺激，资本主义才获得灵感，幡然图新。若不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和苏联。
犹太作家莱维（Primo Levi）说得最精粹：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由此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痛恨摇滚乐，认为是野蛮，尤其对于儿童，潴留于性、仇恨、讨好、伪善，没有任何高尚、庄严、深刻和细腻，"我觉得它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之对艺术难以再产生热情，而这就是liberal教育的实质。"他还说这跟毒品完全一样。他也申斥女性主义，一种新的心理学（行为科学），年轻一代热衷一切事物的平等，却又特别在种族方面。
他以教师的经验，观察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的品行明显改变，学校也随之变得更糟，他写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五十年代相比于混乱的欧洲，美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十六十两个十年的繁荣造就的学生，爱冒险且认真，有理想和知识渴望，是大学的主要氛围。从六十年代晚期衰落开始，并且也是美国文明的衰落。
他说自由和理性，这些今人享受的礼物，都是靠前人思考、搏斗而来的——不像毒品文化和街头文化——是深刻、理智、平等获得的，其作为智性是整体性的。
许多社会科学的理念的发现和再发现，主要是德国思想家介绍的，如黑格尔、康德、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一个严肃的生命，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选择：理性/革命，自由/匮乏，善/恶，自我/他者，此即文学所谓的"悲剧"。他也调查，哲学家如柏拉图、阿里斯多德、罗素、洛克等，在学生中间还有多大影响；他也批评大学玩忽职守，割裂理性，自保于日益"政治正确"的世界：
"哲学的本质是放弃所有权威，而独钟于个体的理性……大学必须蔑视公共见解，因为它必定使之得以自保，去探索甚至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技术、人文，专注于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他们具有科学的综合视野并致力于整体的秩序，如此便有助于保存那些在民主制似乎被忽视的东西。"
布卢姆遭致许多同行的憎恨。
以赛亚•伯林1997年临终前不久，答BBC记者问一生中何事令其最惊异：
"我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这个世纪之糟未曾有过，野蛮无人性，毫无理由地毁灭……但假如我们把眼光从恐怖丑恶移开，则人类智性趋势之深远发展也是明显的，科学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道德权威。科学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技术进步，其哲学影响却常被忽略，它不像宗教和政治理论那样许诺改善全球人类的条件，而是逐步、渐进地向个人提供对生活的强大的控制手段和自由，没有什么「两难」、「异化」。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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