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

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

苏晓康:基督教凭什么?

【按:这次瘟疫,西方从领袖到大众,皆因轻忽于初始,而损失惨重,多位领袖、明星中招,大都市一一封城,生活方式急剧被颠覆,形同遭遇战争,以致比尔•盖兹叹为一次"伟大的纠错"。这个文明就是从大灾大难中存活下来的,也不信"人间天堂",他们的伟大心灵,"一个严肃的生命",蔑视公共见解,永远以"整体性智性",思考不测的未来。本文为『鬼推磨』第六章「后嗣」之六。】

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几大体系,以色列一神教、印度几个宗教、中国儒道、希腊哲学,到现代如晨星陨落,多数不济,基督教强似他者,虽不免也有衰微,但是显然她统领之地域国度,已稳坐世界霸权。

有一部西班牙电影 Agora《城市广场》,以亚历山大港口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兴起的历史,再现神权进入西方政治、社会、文明核心进程中的暴虐和血腥。基本上她是以基督教独大为霸权而达至目的,期间摧毁的对手是多神教、犹太教、知识和科学,再加上女性——这是电影的诠释,神权之前的西方社会女性地位怎样?罗马蓄奴社会是男女平等的?基督教反智,则因迫害加利略而著名,整个西欧心智蒙昧三百年,却不耽误依然有文艺复兴和科学兴盛的到来;而基督教文明的排他性、独断性,又并没有妨碍普世价值跟她核心价值(圣经)和谐融洽,虽然基督教今日已成西方保守的顽固堡垒。

可是回溯其所来之径,你看到的却是斑斑血泪和荒谬。有本书《二十世纪知识史》(The modern mind by Peter Watson),将佛洛伊德奉为现代西方第一人,也说人类进入现代之际遭遇了三次挫折:第一次是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第二次是达尔文发现人类并非超越于动物界,而是与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生物演化"自然法则;第三次即佛氏,发现我们头脑里有许多未知的、潜意识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力量。

若论"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居然是所谓"现代"的一个缘起,而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这场意外的大厮杀,以其血腥而引领了西方所有蓓蕾初开的科学门类之幸逢其时、大显身手。1916年7月,索姆战役(battle of Somme,966公里,从比利时海岸穿过法国到瑞士的漫长战壕)一打响,十一万英军在十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第一天伤亡六万人,超过两万尸首横卧无人区。英军总共损失37万人,平均每天七千人,战后英军有一半人的年龄在19岁以下,人称"失去的一代"。

说它"意外",是因为1914年正是十九世纪将西方文明引向峰巅的起点。"这个文明,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质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

但是这个文明在四十年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没人相信它还能存活。作为它崩溃的后果,又有两股浪潮兴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伴随着动乱和革命浪潮登台,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六分之一面积。自由资本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联手,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段"资""共"合作时期不啻为二十世纪最诡谲的一刻——若无共产主义(苏联)付出的代价,西方自由主义政体恐难存活于法西斯主义;二战后也因为苏俄的存在和刺激,资本主义才获得灵感,幡然图新。若不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和苏联。

犹太作家莱维(Primo Levi)说得最精粹: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由此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痛恨摇滚乐,认为是野蛮,尤其对于儿童,潴留于性、仇恨、讨好、伪善,没有任何高尚、庄严、深刻和细腻,"我觉得它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之对艺术难以再产生热情,而这就是liberal教育的实质。"他还说这跟毒品完全一样。他也申斥女性主义,一种新的心理学(行为科学),年轻一代热衷一切事物的平等,却又特别在种族方面。

他以教师的经验,观察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的品行明显改变,学校也随之变得更糟,他写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五十年代相比于混乱的欧洲,美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十六十两个十年的繁荣造就的学生,爱冒险且认真,有理想和知识渴望,是大学的主要氛围。从六十年代晚期衰落开始,并且也是美国文明的衰落。

他说自由和理性,这些今人享受的礼物,都是靠前人思考、搏斗而来的——不像毒品文化和街头文化——是深刻、理智、平等获得的,其作为智性是整体性的。

许多社会科学的理念的发现和再发现,主要是德国思想家介绍的,如黑格尔、康德、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一个严肃的生命,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选择:理性/革命,自由/匮乏,善/恶,自我/他者,此即文学所谓的"悲剧"。他也调查,哲学家如柏拉图、阿里斯多德、罗素、洛克等,在学生中间还有多大影响;他也批评大学玩忽职守,割裂理性,自保于日益"政治正确"的世界:

"哲学的本质是放弃所有权威,而独钟于个体的理性……大学必须蔑视公共见解,因为它必定使之得以自保,去探索甚至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技术、人文,专注于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他们具有科学的综合视野并致力于整体的秩序,如此便有助于保存那些在民主制似乎被忽视的东西。"

布卢姆遭致许多同行的憎恨。

以赛亚•伯林1997年临终前不久,答BBC记者问一生中何事令其最惊异:

"我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这个世纪之糟未曾有过,野蛮无人性,毫无理由地毁灭……但假如我们把眼光从恐怖丑恶移开,则人类智性趋势之深远发展也是明显的,科学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道德权威。科学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技术进步,其哲学影响却常被忽略,它不像宗教和政治理论那样许诺改善全球人类的条件,而是逐步、渐进地向个人提供对生活的强大的控制手段和自由,没有什么「两难」、「异化」。

——作者脸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