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在市场力量释放到极致后再度回摆，被全球化抛弃的那部分人开始发声，他们的矛头没有对准肆意的资本，反而对准了一些更具体的目标，比如抢了自己工作的人和国家。“再次伟大”与“民族复兴”碰撞，究竟会爆发怎样的火花？
导读：一战百年与二战七十余年之后，短暂的二十世纪，使得人类可贵的和平略显漫长。战争背后有其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原理，技术革新所孕育出的突破秩序的冲动，与国家、阶级与种族问题交相叠加，构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人间活剧。百年未有之变局下，我们又该如何思考人类的来路与世界的明天?本文作者认为，今天的世界在经济与技术高度发展之后，市场的力量逐渐疲软，曾经为经济繁荣所掩盖的社会矛盾渐次凸显。主流国家的保守势力都在反扑，全球化的道路出现变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历史与当下，谋划应对可能产生的世界性风险。
1914年6月28日，群山之间的古城萨拉热窝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奥匈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本与继承权无缘，堂兄鲁道夫殉情自杀后被约瑟夫一世立为皇储，但他也和堂兄一样多情，娶了堂姐家女仆索菲亚为妃。
索菲亚王妃在维也纳过得并不好，由于出身低微，她与斐迪南大公的婚事被约瑟夫一世反对，后来不得不妥协放弃孩子的继承权。在王公贵族中，封号“霍恩贝格女公爵”的索菲亚地位很低，舞会必须最后一个入场，出行甚至都不能和丈夫同车。斐迪南于是决定带妻子视察远离首都的波斯尼亚地区，帮她调整心情。
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检阅了军队，并观摩了军事演习，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度假，但在塞尔维亚族人看来看来，皇储在向他们的民族挑衅。大公这次出游，成为了他们反抗的突破口。
敞篷车经过萨拉热窝市区时，首先遇到了炸弹袭击，斐迪南夫妇虽然幸运的躲过一劫，但他们的运气在这里用尽了。行驶到一个街角时，出生于波斯尼亚、就读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用一只M1910自动手枪向他们连开7枪，二人当场离世。
在那个年代，民族、阶级、国家的矛盾酝酿，达官显贵遇刺也不是什么新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死于刺杀，死前十五年遇刺五次以上，日本明治政府元老伊藤博文也死于朝鲜人安重根枪下。这个并不受欢迎的王储的死亡，本不应掀起太大波澜。
但奥匈帝国和它的盟友们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正想发动战争。瘸腿德皇威廉二世在基尔海面的游艇上得到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后，狂热的说：“1914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下达了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后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英法俄陆续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开战之初所言：“整个欧洲的灯光都在熄灭，我们此生将不会看到它们再亮起来。”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经历了漫长的和平与繁荣，但不安定的因素悄然酝酿，经济、贸易、人口和货币都是大国的战场，最终发展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热战 。和平与动乱，周而复始，永不终结。
工业革命：欧洲百年和平
1815年的比利时小镇滑铁卢，英国名将威灵顿公爵率军击败了法皇拿破仑最后的军队，拿破仑的第二次登基草草收场。此后的一百年间，欧洲再也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日不落帝国开始了它最辉煌的日子，而大西洋对面的美国崭露头角。
悠长的和平时期中，人们享受的不是田园牧歌的生活，而是蒸汽与机械的轰鸣。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摧毁了长久以来的社会形态，煤炭用它黑色躯体中的庞大热能驱动了人们的生活，工厂取代了农场，农民变成了工人。
早在1764年，偶然间的灵感激发下，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种同时使用8个纱锭的纺纱机器，将纺纱效率提高了7倍，他以女儿的名字“珍妮”命名这种机器。珍妮机大受欢迎，哈格里夫斯便靠制造出售纺纱机获利，后来还取得了专利。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欢迎珍妮机，家庭纺纱工人就对这种害得纱价降低的机器恨之入骨。1868年一天夜里，一群愤怒的工人冲进了哈格里夫斯的作坊，喊着“害人的机器见鬼去吧”将制作好的珍妮机破坏掉。每次生产技术变革都会有即得利益者受损进而试图抵制，就像现在有农民坚称转基因作物有害，但历史的洪流不会因他们的不满而停下。
1784年，改进的纺纱机可以一个纺轮带80支纱锭，并开始用水力和蒸汽机驱动，短短四年后英国纺纱机保有量就达到了两万台。高效率生产方式出现后，低效率的生产者被淘汰，工业品的产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增长。
1800年，棉纺织产品出口额占英国总量的25%，1828年更是达到了一半。机器生产加持下，英国从巴西和美国进口棉花，加工为成品后向全世界出口，迅速击败了印度的手工纺织，让印度纺织商不得不从英国进口机器避免被淘汰。
棉纺织业技术革命，带动了一大批相关行业。制造机器需要钢铁，驱动机器需要煤炭，原料棉花和成品棉布需要交通工具来运输。
百年和平期间，各国的工业品产量飞速发展。英国生铁产量从1720年的1.7万吨，上升到了1806年的26万吨，之后的100年间增加到590万吨。德国和美国后来居上，在1906年生铁产量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和四倍。
运输需求推动了交通方式的变革。1804年，美国机械师富尔顿建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克莱蒙特”号，并用这艘船开通了最初的定期航线。十年后，矿工家庭出身的英国机械技师乔治·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此后斯托克-达林顿铁路的建成让蒸汽机车从煤矿走向了公众视野，开始用于载客和货运。
纺纱机和蒸汽机取代了纺车和手工，蒸汽机车和轮船取代了马车和帆船，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的巨大增量使得社会矛盾不再需要通过战争解决。西方的工业品源源不断销往东方，换回大量的黄金白银。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经济快速发展，其触角也开始向外伸展。
全球化：强者的触角
1912年，白星航运公司的巨轮泰坦尼克号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往纽约，进行了它的首航。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杰克通过打牌为自己和朋友赢得了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船票，准备回到美国。女主角萝斯是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小姐，反而对这趟旅途没有什么期待。
杰克只是个一无所有的艺术家，而萝斯的未婚夫卡尔身缠万贯，但杰克的自由和活力吸引了女主躁动的心。百年和平时期，人们还不那么现实主义，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浪潮给了出身底层的人大量机会，人们纷纷前往美洲和东方追逐梦想。
人口流动的大潮催生了航运的飞速发展。泰坦尼克号属于白星航运公司，这家公司1845年创建于利物浦，经营不善被托马斯·亨利·伊斯梅的国家航运公司收购。20世纪伊始，老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促成了国际海运公司对白星航运的收购，两年后又支持伊斯梅当上了国际海运的董事长，执掌这家美国资本主导的海运托拉斯。
白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Carned航运，二者在欧洲和美洲的越洋航线展开激烈竞争，主要的手段就是建造巨型邮轮。航速超过20节、排水量堪比战列舰的泰坦尼克号就是这种竞争下的产物，三年就建造完成，开始了它的首航。
巨型邮轮的大量建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欧洲和美洲之间的人员流动需求。这些旅客中，除了一等舱的富豪和名流，还有二等舱的中产阶级和三等舱的普通乘客。很多人千方百计凑出一张船票钱，离开欧洲前往充满机遇的土地。杰克赌博赢得船票，其实是这种情况的戏剧化表达。
百年和平，是历史上人口流动最方便的时期。技术已经成熟，巨轮带着乘客跨越大洋，而限制移民的法律还远未将人口流动的大门关上。美国是主要的移民接收国，1790年国会就通过了第一部移民归化法，甚至与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都包括了“人民自由往来”的条款。
借助人口自由流动的红利，美国在1776年建国后的100年间从250万增加到5000万。直到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前，美国都没有采取政策限制移民。当时的美国在欧洲人看来还只是个落后的野蛮国家，各国对想不开跑过去的人并没什么挽留之意。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甚至不需要护照。
跨洋流动的不只是人口，百年和平时期，货物贸易也非常繁荣。传统的丝绸、棉花、香料等货物自不必说，原来只能自产自销的肉食，也有了跨洋运输的方法。
1879年，一艘名为“斯特拉斯列文”号的轮船载着40吨肉食，从澳大利亚的悉尼港出发，途经印度洋，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经由地中海到达伦敦。这艘船装备了蒸汽机驱动的制冷机，再次进行长途运输肉食的实验。
此前，类似实验已多次失败。这艘船到达伦敦后，人们发现冷冻的肉并没有什么异样。解冻后，品尝起来鲜美如初。从此之后，冷冻船大行其道，肉类可以在从美洲和澳大利亚运往欧洲，人们可以用更低廉的代价享用肉类。
伴随着人口和货物流动，贸易自由化也快速进展。英国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1849年又废除了《航海法》，取消了贸易保护政策。到60年代，英国已经完全成为自由贸易国家。美国虽然在19世纪后半叶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但随着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自由贸易的势力开始抬头，与保护主义进行了持续的斗争。
在这段和平时光中，东西方之间的纷争多是西方强行推进自由化引起。1840年，中英之间因中国查抄英国商人鸦片爆发战争，中方认为是蛮夷作乱，英方认为清朝拒绝建交实在顽固不化，旧文明与新文明完全无法交流。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清朝割地赔款，开放五个通商口岸。清朝统治者对条约内容的不平等性没有什么看法，毕竟这类条约很多朝代都签过，但对双方形式上的平等耿耿于怀，尽管这种平等是战胜者英国的外交礼节。自此，大清闭关锁国结束，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
13年后，美国海军佩里准将率舰队驶入江户湾，强迫日本开国通商，美舰漆成黑色，史称“黑船来袭”。美国人赠送了火车模型、电报机等，希望用工业文明的繁荣说服日本，而幕府方面以需要得到天皇同意为接口暂时推脱。第二年佩里舰队再度来袭，一直开到横滨，武力威胁下日本只得同意开国。
自由化的浪潮中，封闭的东方国家或被武力打开国门，或成为西方殖民地，被迫卷入这场浪潮中。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对落后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也打破了这些国家长期的封闭和固化状态，引入了工业文明。世界，正逐渐成为一个整体。
那时候的美国，虽然自己实行关税保护，但努力推动他国开放市场。1899年，麦金莱政府向六国列强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贸易机会均等的政策。5年前，美国的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此时除了捏西班牙这种软柿子，没有多少殖民地可抢，想要获得市场只能寄希望于贸易开放。
国家产业优势越强，就越希望推动开放和全球化，因为优势国家有信心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获胜，所以世界霸主英国和高速发展的美国都着力推动全球化。相反，最落后俄国希望中东铁路运输的俄国货物减税和自定运费。英国的自由贸易，美国的门户开放，不光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妥协，更是产业竞争力的自信。
彼时，美国虽然经济规模已经登顶，但技术、军事、金融等方面相比老牌国家还有欠缺。19世纪，提到美国货，欧洲人会联想到“山寨”、“质量差”和“假货”，德国货也有同样的待遇。美国的军力也不够强，虽然打败了西班牙得到了亚洲殖民地菲律宾，但海军实力还排不进前五，比起皇家海军相去甚远，陆军常备军规模也很小，无力与英法等老牌大国直接对抗。
综合实力的增长通常滞后于经济增长。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接替遇刺的麦金莱成为总统，面对英德的造舰竞赛，曾任海军部长的罗斯福总统递交了海军改革计划，高速发展海军力量。6年后的1907年，16艘美国战列舰组成的“大白舰队”完成了环球航行，白头海雕终翱翔于大洋之上。
托拉斯：市场力量的极致
市场力量的扩张，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升和全球化的发展，还有垄断的膨胀和阶级矛盾的深化。以航运为例，泰坦尼克等巨轮开始兴建，巨大投资和超长的回报周期让普通企业望而却步，而小型轮船的舒适性和经济性又远不能及，远洋航运业就已经把中小玩家排除在外，国际海运等巨头牢牢的把控着整个行业。
杰克和萝丝的故事虽然美好，但其实已经是浪漫主义的绝唱，反派未婚夫卡尔代表的垄断资本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力量，敢拼就可能发大财的时代结束了。
托拉斯一词源于英文Trust的音译，是以信托形式组成控股集团的垄断组织，由同行业的企业横向整合而成，通过巨大的规模挤垮竞争对手控制行业，压低原料价格抬高产品价格，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组建托拉斯企业的资本多选择生产社会必需品的行业，如煤炭、钢铁、石油、粮食、运输等。
托拉斯在19世纪后期逐渐形成，这一概念始于洛克菲勒，标准石油的首席律师塞缪尔·多德提出了这个概念。洛克菲勒出生于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小镇，家境贫寒，大学辍学后在克利夫兰农产品经销公司工作，领着每周四美元的微薄薪水。1858年，洛克菲勒第一次创业，方向是他的老本行粮食贸易。
此时南北战争爆发，他看到了其中的商机，花钱雇了一个人替他参军，自己则倒卖粮食大发国难财。之后，洛克菲勒携积累的资产转向石油行业，拉了一位化学家入伙，加上粮食公司的合伙人，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家炼油厂。
1870年，洛克菲勒用100万美元资本金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这家企业与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两个州的石油和铁路企业联合，建立了商业联盟。这个秘密联盟中的企业，只需要付出一半的运输成本，当地的小企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随后的十年中，洛克菲勒利用出口萎缩的周期发动了残酷的石油战争，不仅降价挤占市场，还依靠自己在金融界的关系说服银行停止对小炼油厂的贷款，逼迫这些企业同意接受标准石油的收购。
1879年，洛克菲勒想到了一种更高效的垄断手法——托拉斯，他说服数十家石油公司的股东将他们的股份投入到一个信托基金中，企业的管理决策由洛克菲勒领导的管理人做出，这样就可以实现行业内的统一定价，达到高度的垄断。托拉斯这一概念就是标准石油的首席律师塞缪尔•多德提出的，洛克菲勒可以看作托拉斯的始作俑者。
除了最有名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外，烟草行业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托拉斯。1885年，杜克家族的詹姆斯·杜克找到Albert Bonsack，买下了他发明的卷烟机的专利。卷烟机的效率是人工卷烟的13倍，杜克家族迅速做大，到1890年已经在北美烟草市场占据了40%的份额，被誉为美国“烟草大王”的詹姆斯·杜克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合并了国内四大烟草公司，成立了美国烟草公司。
不同于50美分起家、为人和蔼的父亲华盛顿·杜克，詹姆斯是一个激进而富有野心的人，他和华尔街关系很好，希望复制洛克菲勒暴利的托拉斯模式。成立美国烟草公司后，他继续大肆兼并，在国际市场上和英国帝国烟草公司激烈竞争。1902年，双方达成协议，在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开始着手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烟草的垄断。
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除了造成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升外，也加剧了贫富矛盾和劳资冲突，垄断企业凭借优势地位剥削工人，甚至动用武力镇压罢工。1892年，公开场合标榜同情工人的卡内基雇佣平克顿公司佣兵镇压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造成至少16人死亡、60多人受伤。这次事件中，卡内基的合伙人、煤炭资本家弗里克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中两枪四刀，重伤险些丧命。
大资本家的好日子当然不是永恒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后第二年，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就被判定为非法垄断企业，被迫进行分拆，但新泽西的宽松政策让洛克菲勒有机会重组托拉斯，继续他的垄断生意。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一个称号就是“托拉斯驯服者”，他笃信国家力量，除了大力发展海军外，还整顿垄断企业和华尔街。1906年，罗斯福政府起诉标准石油，经过五年的法庭拉锯战，最高法院支持了标准石油解散的判决，该公司解体为34家公司。虽然新泽西标准石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石油七姐妹”依旧主导油价，但简单粗暴的直接垄断已经玩不下去了。
杜克的烟草托拉斯也没能幸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结束前一年，美国政府指控美国烟草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1年，美国烟草公司被最高法院宣布败诉，必须进行分拆，小杜克主持了这次分拆，并放弃了英美烟草公司的股份，这些股份被英国投资者认购。
托拉斯疯狂的年代已经过去，如今的杜克大学，是烟草大王留在世上的证明，洛克菲勒家族的传奇依然在延续，但也不似当年那呼风唤雨的石油之王。托拉斯是市场力量释放的极致，无底线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一家独大，竞争的结果会让竞争本身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绝对的垄断和疯狂的掠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也难以独自对抗时代的洪流。
何况，企业面临国际竞争，不组成托拉斯，就难以战胜其他国家的托拉斯，所以罗斯福总统支持了摩根主导的国际海运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泰坦尼克号的拥有者。垄断是一个囚徒困境，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哪个国家纵容垄断，它的企业就更有势力，所以各国到最后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批托拉斯。
和平环境下，垄断企业的扩张过程很难中断。托拉斯企业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到极致时，就不可避免的要寻求外部市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产生。同时，托拉斯独大的格局下，底层民众很难得到向上跃升的渠道，内部已经没有增量空间，他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向外扩张。
长久的和平后，市场的力量发展到极致，生产力发展、全球化推进的同时，垄断怪物也开始产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大国开始试图从外部破局，拓展生存空间，冲突不可避免的产生。奥匈帝国插手巴尔干、吞并波黑，德国在亚洲和非洲拓展殖民地，美国挑起与西班牙的战争，最终萨拉热窝一声枪响，漫长的和平终结，默契的列强摔杯为号，投入到这场绞杀生命与繁荣的战争。
虽然一战让欧洲各国损失惨重，但市场力量的过度发挥仍未得到纠正。德国背负了沉重的战争赔款，随后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美国繁荣一时，投机的疯狂酿成了1929年股灾和随后的大萧条，自由放任的迷信者胡佛总统却仍然拒绝干预经济。一面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另一方面资本家将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维持价格。
市场力量释放到极限后，社会被撕碎，钟摆开始回摆，沉默的大多数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在美国，人们选择了宣称要实行“新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国，国民选择了要打破《凡尔赛和约》、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希特勒;在日本，经过一系列暗杀和独走，军部掌握了政权，出身贫苦的军人们在将痛苦强行加在了邻国人民身上。
市场力量发挥到极致酿成了恶果，内生的力量自发通过政治让钟摆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运动。这种运动没有必然的结果，美国借助新政迅速恢复，德国和日本则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无论结果怎样，市场力量都很难再回到那个恣意而狂暴的程度。德国在纳粹时期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罗斯福新政也包括《社会保障法》，养老金、失业保险都开始建立。
现在：和平是否已经太长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和平已经维持了近74年。冷战的铁幕破碎，硅片上光速跃动的电子让人类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微软、谷歌、亚马逊、苹果等一批大企业从零做到近万亿市值，相应产业望风而动，世界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近30年。
全球化在这30年间也发展神速。柏林墙已然倒塌，两大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欧盟成立，欧元取代了众多货币，欧洲一体化已经达到了最接近神圣罗马帝国的程度。这次全球化的大潮，无论速度还是深度，都远高于百年和平时期。
市场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资源流向最赚钱的地方，新的垄断企业出现。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市场占有率高达88.9%，苹果巅峰时利润超过了手机行业总和，中国的互联网BAT三巨头“颠覆”一个又一个领域，组成了一张罗网，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卖身BAT，几乎是中国所有互联网创业者的终极梦想，借助巨头的资源，企业才能活下去。
曾经的冷战格局下，两大阵营对立，大国需要在国内保持完整的产业链，防止局势变化影响自身产业。西方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保、医疗、养老、救济等保护社会的制度。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的发展，受到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保护的工人被抛弃，资本流动到成本最低的地方，发达国家的普通人无法再分享收益。
极致化的市场力量，将一些人无情的甩在了身后。五大湖畔斑驳的铁锈带，东北平原上人去楼空的城市，都是全球化的弃儿。
收入最高的1%的人收入占比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过去30多年是上升的，贫富分化持续加剧。1973年到2016年，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年均仅增长0.2%，远低于GDP增长速度。资本控制的媒体整日讨论LGBT、种族平等、人道主义等问题，他们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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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前1%群体收入占比大幅上升 |
直到某一天，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想要工作，他们讨厌非法移民和昂贵的医保，他们想要伟大的国家而不是什么政治正确，于是他们将选票投给了这个人，特朗普上台。这不是个别现象，主流国家的保守势力都在反扑，英国独立党、法国民族阵线、德国选择党趁势崛起，这样的场景，是否似曾相识?
一战爆发前夕，丘吉尔曾这样描述民意：“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各国对物质繁荣还不满足，热衷于内部和外部争吵……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世界想吃点苦头。显然，各地的男人们都渴望冒险。”这场战争的爆发虽然充满戏剧性，但几乎是必然的，经历持续的繁荣和长久的和平后，不安定的种子逐渐发芽，欲望与痛苦交织，点燃了欧洲大陆的火药桶。
现在，钟摆在市场力量释放到极致后再度回摆，被全球化抛弃的那部分人开始发声，他们的矛头没有对准肆意的资本，反而对准了一些更具体的目标，比如抢了自己工作的人和国家。经济上的冲突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大国甚至开始向对方的企业下黑手。“再次伟大”与“民族复兴”碰撞，究竟会爆发怎样的火花?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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