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

苏联崩溃前的状况: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附:帝国的倒塌——苏联解体)

核心提示: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像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及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原标题:苏联崩溃前官员们的心态)

——读者推荐

附:
苏联垮台前的征兆”

街头上的紧张气氛 苏联解体的前夕(组图)

帝国的倒塌——苏联解体

1989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涛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丝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此时,共产帝国苏联也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
  
1991年8月19日,一个由共产党强硬派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当时主张改革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并将坦克与军车开进莫斯科市中心,包围了莫斯科市政府与俄罗斯议会大厦。政变者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呼吁“恢复苏联的骄傲和荣誉。”
  
在巨大危机时刻,叶利钦通过广播向民众发表演说,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对政变予以回击。随后数十万苏联人民加入抗议的行列,上街示威与军队对恃。叶利钦向苏军士兵喊话:“你们已经向苏联人民发过誓,你们不能调转枪口对准人民。”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坦克掉转了炮口,撤出了莫斯科。
  
强硬派的政变三天后破产,并永远改变了苏联的历史!叶利钦成为了国家英雄,他要求搁置共产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所有活动。几天后(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解散了中央委员会。1991年12月21日,原苏联的10多个加盟共和国代表开会,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圣诞节那天,这个自1917年靠暴力夺取政权的苏维埃联邦正式瓦解。叶利钦成为俄国七十多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统。

以下为苏联解体前夕的珍贵旧影(以下图片皆可点图看大图):
 1990年1月10日,在为国家独立的游行运动中,立陶宛人带着国旗在首都宛维尔纽斯市中心。1990年初Sajudis改革运动,立陶宛支持的候选人赢 得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选举。1990年3月11日,最高苏维埃宣布重新建立的立陶宛独立。波罗的海共和国走在了争取独立的前列,立陶宛是苏联加盟共和国 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维塔利阿尔芒/法新社)

 1990年1月11日,星期四,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市中心与当地市民交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首都迫切想要劝服本地的共产党收回从莫斯科脱离的决定,减缓这个国家独立的脚步。(美联社照片/维克托)
 1990年1月22日,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过去的阿塞拜疆,靠近甘家的路上,人们挡住了苏联坦克前进的道路。上周部队被指派到该地区,遇到了武装与和平抵抗。(美联社照片)
 1990年4月27日,星期五,人们在维尔纽斯市中心的商店里购买茶杯。尽管遭到了苏联的经济封锁,但在维尔纽斯市的商店里还是供应着充足的食物和其他商品,这时已经被封锁了十天了。(美联社照片/杜尚)

 1990年2月15日,在塔吉克斯坦斯坦斯坦首都杜尚别的共产党总部前,本地居民与苏联内务部军队对峙中。在发生种族骚乱后,苏联宣布这座城市进入紧急状态。(美联社照片/俄新社)

 1990年3月26日(星期日)在立陶宛考纳斯,两个苏联伞兵检查从当地民兵组织收缴的武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下令所有的立陶宛人向苏联当局交出他们的武器。(美联社照片/ Vadimir)

1990年12月24日(星期一),在红场,一位失去儿子的苏联母亲被民兵阻挡,她的手上拿着她儿子的照片。由于在骚乱中克里姆林宫外的武装警察也参与其 中,所以大约有200多名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在1990年大约有6000多名苏联军人被杀害。(美联社照片/马丁利斧)

 1991年1月20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外,大约有10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呼吁参与镇压立陶宛独立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立陶宛曾在1990年3月宣布独立,他是首个宣布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维塔利阿尔芒/法新社)


 1991年3月27日,两位苏联士兵在空荡的红场巡逻。由于预期到这里将会举行集会游行,所以当局提前封锁了红场。(法新社/ EPA /阿兰-皮埃尔)

1991年1月17日在维尔纽斯的整面墙上到处都是反抗苏联的涂鸦。这面环绕着立陶宛议会的围墙是为了阻挡可能到来的苏联军队的袭击。许多苏联的逃兵都把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诅咒卡片贴在这面墙上。(美联社照片/刘香成)


这张照片摄于1991年1月13日,在对维尔纽斯立陶宛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攻击中,一位立陶宛的示威者在苏联坦克前奔跑。苏联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火,造成了1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斯特林格/法新社)


1991年1月23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位武装的立陶宛民兵在警戒中,他的同伴正在熟睡。数百名枪手在戒备森严的立陶宛议会守夜,与此同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警告所有波罗的海国家预防进一步的暴动。(美联社照片/刘香成)
 1991年1月16日,在一个横穿维尔纽斯的送葬队伍中,佩尔贝瑞肩扛着一个覆盖国旗的灵柩。上周末苏联军队冲进了立陶宛广播中心打死了十三人中的十个。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聚集在游行队伍里,悼念他们的民族英雄。(美联社照片)



 1991年3月10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马涅日广场,要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事共产党人放弃权力,这是苏联建国73年来的最大一次反政府示威,这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同意全民公投的一个星期前。


 政变前几个星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几个所谓的朋友站在一起,他们都在不久后的八月政变中反对他。从右数第二个是副总统纳季亚纳耶夫,是政变中最活跃的人。这里是他们为在1991年五月克里姆林宫墙之外的无名战士墓点燃火焰。(法新社/ EPA /阿兰-皮埃尔)
 1991年8月19日,经过一场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之后,一辆苏联坦克停在靠近帕斯基门附近的地方,这是通往莫斯科红场内的克里姆林宫和罗勒大教堂的门 户。坦克穿过莫斯科直指苏联的白宫,在那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聚集起他的支持者谴责政变。(迪马塔宁/法新社)

八月政变的领导人:左,前苏联内务部长鲍里斯,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和Oleg Baklanov,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总统。这些人是自己组织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反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而成立的。1991年8月19 日在莫斯科,他们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维塔利阿尔芒/法新社)
 1991年8月19日,在莫斯科市中心,拥挤的人群聚集在一辆运输车周围,一些人爬到战场外面试图阻止它向红场前进。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共产党强硬派根纳季.亚纳耶夫通过政变所取代的公告出来后,一辆装甲车行驶在莫斯科的街道上。(美联社照片/ 鲍里斯 )
 1991年8月19日,在苏联强硬派试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支持者,滚一个大的金属管,作为一个在莫斯科附近的路障。(阿纳托利/法新社)
 1991年8月19日,在一场军事政变期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左)站在一辆停在俄罗斯联邦大楼前的全副武装的坦克上,他的支持者手持俄罗斯联邦国旗。叶利钦在与一群支持者沟通,呼吁他们进行罢工。(黛安路Hovasse/法新社)

 在1991年8月19日,在戈尔巴乔夫被囚禁的第二天,一张照片显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一个录像中讲话。戈尔巴乔夫说这里发生了一场违宪政变,现在他已经完全康复了。这张照片摄于1991年8月25日。(NBC电视/ AFP )

 1991年8月19日,在一场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后,在俄罗斯联邦大楼前,一位亲民主示威者与一位苏联士兵在坦克上打斗。同一天,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成千上万人响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号召,设立了很多阻止坦克和士兵的路障。(迪马塔宁/法新社)


from 为了忘却的纪念博客 http://ab484200.blog.163.com/blog/static/187633150201222463041276/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