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21日，项小吉与妻子流亡美国
一边是广东虎门荒凉的海岸边，一边是不夜城香港繁华的商业区旺角。吕京花自己也有些恍惚，怎么几个小时之内，她就从政治气氛一片肃杀的大陆逃到了安全的香港。
她从广东虎门出逃时，周围像是荒郊野外，零零散散地点缀着几座房子，灯光灰暗。天上戏剧性地下起了雨，她没打伞，在稀稀拉拉的小雨中走到岸边上船。
她到旺角时，这个香港热闹的商业区灯火通明，街边有卖饮料的、卖烧腊的，还有人在街边打边炉，火锅面条热气腾腾。望着这座不夜城明亮的夜色，吕京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真的逃过了共产党这一劫吗？”
1989年6月，中国政府对天安门的抗议学生和民众清场后，开始通缉一些学生领袖和社会参与人士。这批人在内地城市和农村到处躲藏，颠沛流离中希望找到一处安身之地，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广播员吕京花就是其中之一。
幸运的是，在中国大陆当局撒下的天罗地网中，香港一批仁人义士们通力协作，搭建起一条通往自由的生命线。吕京花顺利进入这条“地下通道”，从广东偷渡到香港，随后流亡美国。在目睹中国当局的血腥屠杀后，她逃过可能面临的抓捕、审判以及牢狱生活，颠簸中走向自由世界。
后来，传媒和公众把这条解救了数百名民运人士的“地下通道”称为“黄雀行动”。
接头
流亡的民运人士首先得跟营救人员搭上线。从获救者如今平静的叙述中，仍能一窥当年逃亡路上的惊心动魄。
1960年出生的吕京花最初离开北京时还没想着要远走高飞离开中国大陆，她心里牵挂着年仅一岁的女儿，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
1989年6月9日，她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石家庄，在石家庄未作停留就转车去了广州朋友家。6月11号，她到达广州。一到广州，她就把学运期间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记者和组织的名片翻了出来。
“什么《星岛日报》、《成报》……就像你们BBC都有，都一张一张卡片，我在这些卡片里面随便抽了一张卡，”吕京花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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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天，吕京花与女儿
吕京花首先拨给了一名年轻的香港女记者，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电话中，吕京花含蓄地说，她从北京一路到广州，身体感觉不适。
吕京花说话有些哆嗦，也许把这种焦虑与恐惧传递给了女记者，“她显而易见知道，我一定是需要帮忙，虽然我讲得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她知道，就心灵一点通……”
女记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广州最早的一班火车与吕京花见面，并跟她约定，双方手上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接头暗号。一下火车，由于其他人拿着的报纸都是叠着的，她们俩马上注意到了对方。
女记者把吕京花带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处私人公寓。经过简单交流，确认了吕就是北京工自联的成员，并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希望把她救出去。
“从她的口气里边就感觉到事情已经很危险了，（觉得）你要出去，”吕京花说，“她觉得应该把我报到某个部门，看能不能救我。最后走的时候她说我给你照张相，我说行，就走了。”
6月底，香港“地下通道”通知吕京花，可以准备前往香港。8月底，香港方面表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可以出发了。
事后二人曾对彼时接头的紧张心情复盘。吕京花问这位当时二三十岁的记者姑娘，“你第一次跟我见面，你有没有害怕？万一（是）政府安排的人”。
后者承认，“怎么不害怕！”心里忐忑得要命， 而且为防止不测，接头时，女记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跟在她后面，这样如果她被抓，也有自己人马上帮忙报信。
与吕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还有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他与香港“地下通道”搭上线的经历同样具有戏剧色彩。
北京开枪和开始全城搜捕之后，项小吉从京城一路南下，经南昌、武汉、芜湖等市，6月下旬同妻子到达广州。
7月，风声越来越紧，每天新闻中都有民运人士被抓。项小吉本来还幻想局势有所变化，无奈之下，决定离开中国。
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名三十多岁的香港男记者，后者又辗转通知了香港“地下通道”。二人约好在广州中医学院门口碰头，项小吉手持一份英文《南华早报》作为接头暗号。
8月上旬，一名二三十岁的香港年轻男子来广州见项小吉。项小吉给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证确认身份，随后这名男子向项小吉出示了一只钥匙扣，上面有一枚圆形硬币，一面是一只牛头，另一面写着“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乙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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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吉的接头暗号是一只汇丰银行钥匙扣
“他说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你，接你的人会跟你出示这个钥匙链。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走，你什么都不要问，”项小吉回忆，“我说我记住了。后来没多久，就来了人。”
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
偷渡本身就有极大风险，更何况是在1989年六四后的风声鹤唳中，从大陆逃亡海外。 以往黄雀行动的报道里，关键词不乏“枪战”、“跳海”和“喋血”。不过在项小吉和吕京花的记忆中，他们这一路还算是顺利。
1989年8月21日，在黄雀行动前线救援者李龙庆和黎沛成的安排下，吕京花和同项小吉夫妇等六名民运人士在广州一家茶楼会合，准备偷渡香港。
途中出现小波折。21日当天，他们一行六人在广东的一处海岸上船，船却没开，众人在静止的船上过了一夜。关于这次波折的原因，几名当事人说法不一，李龙庆和吕京花说是船家觉得不太安全，而项小吉则记得是因为当时船家向他们收费。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上岸回到广州的白云宾馆，重新跟香港方面联系。当日，“地下通道”又派人将他们送往东莞虎门，在一处居民楼安顿下来。
8月22日晚，他们在虎门海岸边登上一艘小船。因天色黑，看不清船的颜色，只记得船不大，几个人加上一名开船的船员，刚好坐满。
项小吉说， 置身小船上，人在水中慢慢驶离海岸，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感觉这一步踏出去，也许今生今世都回不了中国”。
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国解放军边防巡逻艇。远远能看到艇上的人穿着军装、船头架着机关枪。项小吉不清楚船上总共有多少军人，看到的大概有两三个。
巡逻艇围着他们的小船转了两圈。吕京花说：“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抓我们的来了”。
但她很快奇妙地感受到解放军的善意。巡逻艇逐渐靠近他们的小船，把六人一个个接上了艇。“我们上这个船的时候，他拿手还托我们一把，”吕京花说，“我就觉得好像还行，好像这个人是救我们的人。”
上船后，一名军人到船的底舱跟项小吉谈话。“他说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然后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要我给他签一个名，”项小吉回忆。
项小吉的日记记录，他们在当晚8点50分上了第一艘船，9点换了边防巡逻艇，9点55分到达香港。
项小吉认为，整个流程“地下通道”策划人安排得非常周密、专业，“一环一环，这个人把我们交到下个人手里，下个人再把我们交到再下一个人手里，一站一站地交下去，我们根本就不用管这个人是谁，跟着他走就是了”。
项小吉说，他们事先与香港方面约好，上岸之后如果看到远处有车闪灯，就过去上车。他们顺利地上了一辆中巴车，一路上换乘两三次，抵达了“地下通道”参与者者陈达钲（人称"六哥"）在旺角的办公室。
吕京花至今还记得六哥当时的安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啊。”
“地下通道”还是“黄雀行动”
最初，这项营救内地民运人士的计划一直被称为“地下通道”。香港牧师朱耀明回忆，“黄雀行动”这个名字是香港演艺界人士岑建勋1991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提出。岑建勋一直被外界视为黄雀行动的重要参与者。
按照字面意思，许多人将黄雀行动解读为来自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大陆当局为“螳螂”，民运人士为“蝉”，这帮香港的热心解救者是“黄雀”。
不过，香港民主派元老、原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其自传《大江东去》中说，这个解释并不符合行动的性质，“即是说，逃亡人士是黄雀，中共即螳螂了，黄雀是恶过螳螂的，应该很容易就能啄死螳螂”。
司徒华的解释来自曹植的一首诗《野田黄雀行》。“这首诗，讲一只黄雀，被人捉去，但一个少年救了他，最后两句是‘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我觉得这样解释比较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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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明
而朱耀明认为，岑建勋说的“yellow bird”（黄雀）来自于一首美国民歌，意思是“你要在天空自由地飞行”。BBC中文近日曾多次联系岑建勋采访，但他以采访邀请过多、感觉疲乏拒绝了采访。
秘密此时难解
关心大陆民运的香港牧师朱耀明是黄雀行动主要执行人之一。他还记得1989年6月3日黄昏，他在香港参加一场婚礼。与他同桌的都是曾去北京采访报道八九民运的记者。大家都很关心北京的局势，就在婚礼宴会桌上放了一台收音机一直听着。
“黄昏的时候说在木樨地开枪了，我们都很震惊，（是）真的开枪，”朱耀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很激动。当天深夜，他在电视上看到，有人推着木板车上的伤者去医院，还有医院里躺着的死难者遗体，震惊、愤怒又伤心。
他对主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呢？电视上看到，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1989年6月中旬，朱耀明听说有人开始运作一个“地下通道”，帮助营救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6月底，司徒华问他，“朱牧师，你帮帮他们好不好”，于是朱耀明加入。
司徒华曾在自己的自传《大江东去》中透露，黄雀行动由多个部分组成。首先，逃亡者要通知黄雀行动负责人，然后他们要想办法到达边境，由负责人派人用船只接应、越过国境到香港。接着，黄雀行动负责人要安排逃亡者在香港的饮食起居，还要寻找其他国家收容他们。
司徒华称，偷越国境行动是由地下社团组织（黑社会）的走私集团负责。“他们利用走私路线和国内的地下关系，安排民运人士逃亡，而这些越境线路，由不同走私集团负责，分几条线路进行，各线路之间互不知道，也不通消息，避免其中一条线路被破获，影响整个行动，”司徒华在书中写道。
朱耀明透露，参加黄雀行动的有四支队伍，他们都非常同情八九民运人士，陈达钲负责其中一条。
在过去三十年中，陈达钲参与黄雀行动的具体经过曾被广泛报道，他也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讲述当年的经历。不过，近日陈达钲拒绝了BBC中文的采访。
目前，公众仍然对其他三支队伍知之甚少，仍然隐于幕后的还有黄雀行动的决策人。朱耀明指，决策人有三名。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他现今仍不愿透露这三人的信息。
过去三十年来，媒体对于黄雀行动的具体救亡人数的报道多种多样。朱耀明说，从内地经过香港到达外国的民运人士约有400人，其中分两种，一种是黄雀行动参与者到内地营救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偷渡到香港的，朱耀明笑称这种叫“自由行”，这种“自由行”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
黄雀行动耗资巨大。朱耀明说，整个行动的总花费在1500万港币以上，其中香港学生专上联会成立的中国民主基金出资300多万，剩下的来自1989年5月27日为八九民运筹款而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曾担任中国民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据他叙述，中国民主基金为黄雀行动出资350多万港币，其中项小吉和吕京花一行六人的费用为80万港币，这些救援的钱全部来自香港市民捐款。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30年，黄雀行动还留下许多待解谜团。朱耀明已经将黄雀行动的详情写成一本书，但他并不打算马上出版，因为书中提及很多人的真名，考虑到现在的政治环境，若书出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现状
离开中国后，吕京花和项小吉都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吕京花先学英语后学专业，在国际女服工会工作数年后进入地产行业，成了一名小有成绩的地产经纪人。项小吉到美国后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美国纽约州的执业律师。
项小吉到香港之后得到了那条汇丰银行的钥匙链留作纪念，他将其保存至今。这枚钥匙链背后的故事改变了获救者们的一生，他们没有沦为阶下囚反而开启了新的人生。而那些冒着危险救助他们的人，则各有各的坎坷和悲欢。
1989年秋，李龙庆因营救民运人士王军涛和陈子明被捕，随后被大陆当局判刑4年。实际服刑两年半后出狱。
参与黄雀行动之前，李龙庆在深圳一家酒楼做总经理，加入行动后辞掉了工作，全心全意救人。三十年过去，目前李龙庆在香港从事工程生意，不再参加社会运动，不过每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他都会到场点一盏烛光。
朱耀明近年来则仍然活跃在公众视野。2013年，他与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副教授陈健民推动占领中环运动。今年4月，朱耀明因串谋公众妨扰罪被判囚16个月，缓刑两年。
他们至今都不后悔当年的参与。
李龙庆同情学生的遭遇。“当时都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多的，救到一个是一个，”他说，“都是凭着良心去做这件事，我认为这个运动、这些学生是对的。”
朱耀明则用了一个比喻解释自己的初衷：“因为我们都是人嘛，特别我是一个牧师，你看到小孩掉在水沟，你不会考虑什么，你马上把他扶起来，不会想什么后果，这就很简单的事情。”
不是尾声
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英治时期地位特殊的香港多年来一直是“太平门”，是紧急逃生出口，是不受中国大陆统治当局管控的自由之地。
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认为，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已不可能再成为内地异议人士“太平门”。
“89年的时候，香港还是英国政府管治的殖民地，英国政府还是主权国，那个时候内地过来的人如果要求政治庇护，香港政府要处理，因为英国是难民公约成员国，”何俊仁说，“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香港是不可能、不可以处理在同一个国家里的难民。”
朱耀明也不认为今时今日黄雀行动能重演。
朱耀明说，1989年能够成功救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港英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让民运人士到港居留，法国政府给他们签证。
不过，蔡耀昌仍然对人心怀着希望。
“如果现在六四重演，我想还有人去做（救援），”他说，“可能比过去更困难，风险更大，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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