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 萧雨、尹轩/华盛顿 —
去年底的一天，刘建无意中问他17岁的女儿：“你知道 ‘六四’吗？”
女儿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六四’是什么节？”
刘建觉得自己身上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突然被触动了。
“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连枪都动用起来的（运动），居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些中学生连‘六四’都不知道，”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一刻的震撼让刘建想到了那些压在箱底，被他遗忘了近30年的底片。
“ ‘六四’我真真切切地参与了。我那时候一直在天安门，我费了巨大的精力去拍的2000张图片，”他说。
三年前，刘建和家人移居美国。 他找到一位在北京的朋友，翻出这些陈年的底片，藏在行李箱里，提心吊胆地带出中国。
在异国的土地上，刘建开始悉心地一张张扫描这些底片。 当年记录下的时代光影第一次被放大呈现在眼前。30年前的回忆扑面而来。
1989年，刘建20岁，是北京一所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这个生长在军队大院的北京男孩从小淘气、爱打架，也爱画画和摄影。
“那个时候学校也不上课了，我就带着相机，每天都去天安门，”刘建说。
早上醒来，刘建背上他的尼康相机，骑上自行车，从翠微路一路蹬到天安门广场。
早上醒来，刘建背上他的尼康相机，骑上自行车，从翠微路一路蹬到天安门广场。
“当时觉也睡得不多。在那种大运动里，我觉得睡觉就是耽误机会，”他回忆说。
近两个月中，他拍了大约60卷胶卷，2000张照片。
近两个月中，他拍了大约60卷胶卷，2000张照片。
刘建说，自己那时也还是个孩子，对政治很懵懂。他只希望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全程记录这场运动。
1989年春夏之交，一些转瞬即逝的场景被刘建的镜头定格成永恒：
北京街头，身穿白衬衫的女生高举胜利的手势，青春的脸庞上满是乐观与憧憬；
新华门前，年轻的学子走向站岗的武警，用手扶住他的臂膀，他的话语让那位头戴钢盔，同样年轻的武警垂下了眼帘；
新华门前，年轻的学子走向站岗的武警，用手扶住他的臂膀，他的话语让那位头戴钢盔，同样年轻的武警垂下了眼帘；
人民大会堂前，《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对着高音喇叭大声疾呼，在她身后，游行队伍拉起“新闻非改革不可”的横幅；
在广场，用白布条封住嘴的绝食学生迷茫地望着远方，目光中似乎写着对国家前路的拷问
……
……
刘建捕捉着每一个撼动他心灵的瞬间，他也不由自主地被眼前的氛围感染着。
“4月27日大游行，当时那种场景是让人心能到嗓子眼的。 真的，太兴奋了！每个方队过来都是欢呼啊，好像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一点，我们又多了一些支持，”他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特大的力量，真的是什么都阻止不了的。当这么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很脆弱。”
“4月27日大游行，当时那种场景是让人心能到嗓子眼的。 真的，太兴奋了！每个方队过来都是欢呼啊，好像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一点，我们又多了一些支持，”他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特大的力量，真的是什么都阻止不了的。当这么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很脆弱。”
这种兴奋一直持续到“六四”镇压前的最后一分钟。哪怕是听到军车一点一点向市中心逼近时，刘建也丝毫没有感到害怕。他想，“第一批军车已经被市民拦截下来了，已经调头了，再来一拨又怎样？”
“当时根本没想到是坦克，是装甲运兵车。再怎么样也不会想象居然在天安门，在北京，在中国首都的长安街上会有枪，有冲锋枪、有机关枪的枪声。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最没有人性的手段去镇压这场民主爱国运动，”他对美国之音说。
6月3日晚，刘建在家里听到街上响起枪声。他没带相机，空着手跑到外面，道路已经被封锁。
6月3日晚，刘建在家里听到街上响起枪声。他没带相机，空着手跑到外面，道路已经被封锁。
“那个时候已经过不去了。从长安街往后面跑的都是人。那边的枪声是很可怕的。 当时也不敢往前跑。我能看见坦克和军车，速度很快的。这个真的没有想到，还以为坦克很慢的，”刘建回忆道。
第二天，他去了翠微路附近的水利医院。在那里，他见到了20年人生中从未见过的惨状。大约二三十具尸体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全部是中弹身亡的。 刘建拍了几张照片就落荒而逃。
“太害怕了，无法忍受。当时我闻到了血腥味，真的， 闻到了血腥味，”他说，“有几具尸体我没拍，是脑子被子弹打开的，一半没有了。太惨了。”
“我觉得再怎么心狠也不会对学生下这种手。学生也好，市民也好，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也没有反对共产党，就是提出一些要求，就枪杀了。他们也都很年轻啊，可能前两天也在天安门。 但是他们就躺在那儿，就没了生命了。我觉得这太恐怖了，”刘建对美国之音说。
6月5日，戒严部队完全控制了北京城。当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几天后，当局发布通缉令。搜捕、清查，中国大地风声鹤唳。
“政府的打压是非常严重的。 手里头有‘六四’的传单、实物、影像都要上交。 但我当时没有上交，因为我们大院里还是稍稍好一点。 不像街道。街道居委会的人可以直接到家里找，也有邻居去举报的，”刘建说。
刘建悄悄把胶卷冲洗成底片，塞进底片箱，那是一段他不敢再去触碰的回忆。
“我不敢想了，我不想了。我什么都不敢想了，因为最后的这个现场让我太恐惧了，”他说。
“我不敢想了，我不想了。我什么都不敢想了，因为最后的这个现场让我太恐惧了，”他说。
在那之后，刘建和周围人一样一头扎进生活的洪流。 1989年的青春、热血、理想、壮志未酬通通被抛在脑后。
他说：“后来社会变了，大家可以下海，做生意，总之一点，大家齐心协力挣钱过好日子。共产党不好，但是换了共产党可能更不好。中国不能乱，乱了对老百姓不好。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深蒂固地在每个人的心里头了。 这些年里，能想起这些底片，想起‘六四’的，不超过十次。真的，我自己都很内疚。”
真正触动他，让他最终决定拿出这些照片的还是那次和女儿的对话。
刘建说，对于他们这一代人， “六四”是一场运动，一场真真切切发生过，震撼了很多人的运动，但是在他女儿这代人看来，“六四”不过是日历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期。
“我慢慢地有一种负罪感，我后悔是因为这些图片从来没有拿出来过。我觉得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亲身经历过，我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今后也可能会经历同样的事情。这些中共的事情他们一定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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