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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鄧小平命趙紫陽牽頭成立中央政改辦研究政治改革。
【明報記者 陳奕勤/專訊】「歷史給中國走出一黨專政的機遇，只有這一次。」學者及前官員吳偉說的，是1980年代他深度參與的「政治體制改革」，當時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支持下，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主導的那場政改雖力度有限，但現在回望，已可稱為內地政治民主化的高潮。可惜六四槍響，政治改革短命而終，此後更被當局束之高閣，不復重啟。吳偉指出，六四等於「鄧小平自己扼殺了他親手推動起來的改革開放」。
66歲的吳偉，1986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同時擔任趙紫陽高級幕僚鮑彤的秘書，是《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執筆人之一。六四之後，吳偉曾被調查，其後經商，並持續研究中國當代政治歷史，還當過敢言政論雜誌《炎黃春秋》的「末代」執行主編，該刊2016年遭當局強制改組並全面接管，原編輯部宣布停刊。
「一切弊端在一黨執政 最大特權是執政特權」
談及六四打斷政改進程，吳偉表示：「1989年之後，他們（中共高層）都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個高壓電，誰也碰不得，碰了就可能被電得外焦裏嫩。」他認為，1980年代後期的政改本是當代中國唯一一次走出一黨專政、實現社會轉型的歷史機遇，而「中國現時一切弊端都在於一黨執政」，「中國最大的特權是執政特權」。
回顧政治改革，吳偉先從1970年代末期講起。其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從中共領導到社會大眾都有所反思。1978年底北京出現「西單民主牆」，為不同政見的發表提供了空間，翌年當局召開「理論務虛會」，討論中共建政以來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吳偉指出，此時民間與官方的觀點相互啟發、影響、呼應，力求解放思想。幾乎同期，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被稱為「解凍時期」。
感集權礙經濟改革 鄧小平86年命趙紫陽研政改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五大弊端，包括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及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引起很大迴響。不過，同年波蘭發生「團結工會事件」，中共保守勢力藉機狙擊領導制度改革，改革主線轉入經濟領域。及至1986年，鄧小平意識到，經濟改革的阻礙在於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因此重提政治體制改革，並讓趙紫陽牽頭成立班子，研究政改方案，提請第二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審議，負責具體工作的中央政改辦應運而生。
長遠目標民主政治「每屆一小步 三五屆就跨出去了」
吳偉表示，政改辦經研究認為，改革的長遠目標應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政治，但礙於現實情况，「不可能一口吃成個胖子，不可能明說不要共產黨領導……這（民主）是個方向，只要十三大能走出一小步，十四大再走出一小步，走那麼3屆、5屆黨代會，這個大步就跨出去了」。
民眾保守派齊施壓 趙兩頭受氣
最終，《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在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艱難過關，多項政改措施也寫入十三大報告。不過，正因黨內改革派不能明說政改方向，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並不了解趙紫陽在黨內「老人集團」、保守勢力圍剿中推進政改的困難局面，要求加快改革呼聲強烈。吳偉形容，1988年底至1989年初，趙紫陽猶如「風箱裏的老鼠，兩頭受氣」。吳偉稱，社會壓力既是趙紫陽推進政改的助力，也是他作為總書記必須維持社會穩定的一道難題，「社會和廟堂沒有呼應，最後學潮以不妥協的態度，從低點一直走到最高點，終遭鎮壓，趙紫陽下台，政治改革也由此被終結」，但他強調，這個結局是多種因素造成，不能因此責怪學生和知識分子太過激進。
鄧小平態度轉 扼殺政改
除了朝野缺乏互動及保守勢力狙擊外，吳偉指出，政改關鍵「死因」在於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態度的轉變。當時既力推改革開放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凌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對改革具決定意義。鄧小平為政改確定目標和內容，也劃出底線，當他認為自己選定來主持改革的趙紫陽已走得太遠，以反腐和推進政改為旗幟的學潮及趙紫陽主張的民主和法治路線可能危及中共一黨專制體制時，就必然出手扼殺。
吳偉表示，中國想要真正實現社會轉型，當下看困難重重，不過「在中國現實的歷史條件下，否定改良是錯誤的……改良有一種是執政集團發現了繼續前進、發展的危機，主動改良，還有一種是在外部環境的壓力下，不得不做出應變式的改良」，內外結合，才有可能重啟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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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治萌芽 鄧小平叫停：說說而已 豈能當真？
1980年代中國的政治改革方向，有多接近西方的民主政治？解答這個問題，只需看看那場改革的參與者、見證者吳偉舉出的兩個例子。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原來都叫幹部，沒有公務員，公務員是西方國家統一的稱謂，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沒多大爭論」，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曾討論，要將公務員隊伍劃分為政務類和業務類兩類，方案寫入十三大報告，「這可為將來公務員中立做準備」。
吳偉稱，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聽取意見後曾建議，可用選舉和任命與非經選舉和任命區分公務員，即類似西方文官制度中的政務官與事務官。前者可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管理，後者通常是副部級以下官員，應成立國家人事部管理。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等對此亦無異議。不過，1990年代初通過《國家公務員法》，拿走有關兩類公務員的條款，保留由組織部門統管黨政幹部的「黨管幹部」體制，新設立的國家公務員局成了擺設。
趙紫陽倡允民主黨派成立黨組
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夕，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中，趙紫陽提出，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黨員組成的黨組，黨組書記是將接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其他民主黨派也應該允許分別成立自己的黨組。書記處同意了這個意見，吳偉說，這意味中國議會允許存在不同黨派的黨團，「這是極其重大的決定，實際上是為將來走向多黨政治奠定基礎」。
事情傳到鄧小平耳中，他讓人傳話給趙紫陽秘書稱，「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說說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這一構想最終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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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7日吴伟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纪念赵紫阳逝世14周年 |
黨政分開 今已遭否定
吳偉表示，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最大成果是黨政分開和任期制，可惜碩果不存，現在全面倒退。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86年反覆強調，要透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黨政分開。鄧小平認為，一方面權力過分集中於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政府事事都要由黨委討論，嚴重影響行政效率。
文革「黨領導一切」 近年重提
吳偉說，「黨的領導」在不同時期含義不同，文革中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文革後的提法是「政治、思想、組織的領導」，中央政改辦開會時曾討論這個問題，有人提出思想只能「引導」，無法「領導」，對黨組織可以領導，但對人大及其選出的政權機構則不能直接領導，所以只剩「政治領導」，即執政的中共提出施政方案，這符合國際上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的一般做法，最後中共十三大報告的確只保留「政治領導」。不過，近年當局又重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政分開已被公開否定。
1988年中共研判：來年或現中等動盪
六四之前一年，由中央政改辦改制而成的常設機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預計過出現大規模社會騷亂的可能。
通脹嚴重 現搶購潮
吳偉透露，1988年研究室做過社會動向預測，估計中國可能在1989年發生社會動盪，甚至可能達到中等程度。當時因「物價闖關」失敗，出現搶購風潮，通貨膨脹嚴重，很多知識分子、學生對政治改革進程緩慢、「雙軌制」下滋生的腐敗問題強烈不滿，研究室判斷出現學潮和社會動盪在所難免。
吳偉表示，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要求研究室對此做專題研究，並提出對策方案，但他反思，當時的重視程度仍然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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