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唱盛中国”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重新评估中国落后问题的一股新潮流,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史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汉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为已成定论、童叟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此派西方学者试图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礼仪、人文意识、行政管理等角度,全面修正中国落后论。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由于中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即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流派旨在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唱盛中国”这一命题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界长期以来的“唱衰中国”的积习。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崛起,美国媒体和舆论界对中国日益关注,但直到最近,其主流仍是“唱衰中国”。①虽然说学术独立,学术界不必与时势紧密相连、亦步亦趋,但学者并不生活在时代之外,时势对学者肯定有影响。在我们谈学术界的“唱盛中国”学派前,先提一下学术界以外几部比较有影响的“唱衰中国”的著作。这些书还不能算“妖魔化中国”,但其基调是消极的。中国的发展也使其中一些著作很快过时,更有一些作品入了荒诞滑稽者之流。但这些出版物基于一定的研究,写作风格在雅俗之间,读者群远远超过纯学术著作,它们所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认识水准。
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出版于2001年。作者章家敦(GordonChang)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企业律师,曾在中国工作过近20年, 20世纪90年代起长期在上海当美国公司的法律顾问。此书出版时正值中国进入WTO之际,人们普遍看好中国经济。他却预言由于腐败、管理混乱和经济失控等原因,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全面崩溃。此书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作者也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散布他的“崩溃论”。现在此书已成笑话。②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讨论台海两岸关系的书称两岸必有一战。此书题为《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作者卡朋特( TedGalen Carpenter)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超党派智囊组织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专管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长。卡朋特预言由于美中各自对台海形势的错误估计,双方终于在2013年兵戎相见。作者写得绘声绘色,预测台湾2012年大选中,一位比陈水扁更台独的领袖被选为“总统”;第二年,这位“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共和国”,引得大陆动武,美国卷入。作者由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承诺,而代之以只售军火。没有了美国的承诺,台独势力会比较小心谨慎;而台湾有了最高级的军火,大陆方面会比较小心谨慎。这样双方更能保持力量的均衡,而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则不必直接介入。这种观点对美国人有吸引力,因为它既符合军火商的利益,又迎合一般美国民众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当然, 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和两岸关系的回暖已使此书的预测显得太夸张了。但作者的武装台湾以求得两岸势力均衡一说在海外仍有相当的市场。[3]
坊间还有有关想象中的未来中美战争的小说,属通俗读物,销售不错,反映了这种题材有一定的市场,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人文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著作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的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倾向,即为过去已成定论、人所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可称是一种“唱盛中国”的潮流。下面以近年来西方出版的几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为例,介绍和分析西方(主要是北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可与英国媲美的江南
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出版于2001年。作者章家敦(GordonChang)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企业律师,曾在中国工作过近20年, 20世纪90年代起长期在上海当美国公司的法律顾问。此书出版时正值中国进入WTO之际,人们普遍看好中国经济。他却预言由于腐败、管理混乱和经济失控等原因,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全面崩溃。此书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作者也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散布他的“崩溃论”。现在此书已成笑话。②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讨论台海两岸关系的书称两岸必有一战。此书题为《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作者卡朋特( TedGalen Carpenter)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超党派智囊组织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专管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长。卡朋特预言由于美中各自对台海形势的错误估计,双方终于在2013年兵戎相见。作者写得绘声绘色,预测台湾2012年大选中,一位比陈水扁更台独的领袖被选为“总统”;第二年,这位“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共和国”,引得大陆动武,美国卷入。作者由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承诺,而代之以只售军火。没有了美国的承诺,台独势力会比较小心谨慎;而台湾有了最高级的军火,大陆方面会比较小心谨慎。这样双方更能保持力量的均衡,而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则不必直接介入。这种观点对美国人有吸引力,因为它既符合军火商的利益,又迎合一般美国民众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当然, 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和两岸关系的回暖已使此书的预测显得太夸张了。但作者的武装台湾以求得两岸势力均衡一说在海外仍有相当的市场。[3]
坊间还有有关想象中的未来中美战争的小说,属通俗读物,销售不错,反映了这种题材有一定的市场,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人文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著作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的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倾向,即为过去已成定论、人所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可称是一种“唱盛中国”的潮流。下面以近年来西方出版的几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为例,介绍和分析西方(主要是北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可与英国媲美的江南
挑战中国落后论的最有争议的著作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4]此书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JohnK. Fairbank Prize)和2001年的世界史学会的著作奖,并被美国图书馆领域中权威性的《选择》(Choice)杂志选为2000年最佳学术书籍之一。此书国内已有译本,也引起一些讨论。[5]
彭慕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为例,指出欧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费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差无几。以18世纪末英国工人的饮食的营养比例:肉类5%,乳制品1. 5%,脂肪3. 1%,其余90%以上都是面包和土豆,即碳水化合物,与中国百姓的以米饭谷类为主的营养结构相同。
彭慕兰认为19世纪中国落后于英国或西方的原因是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和广大美洲殖民地(主要是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彭慕兰利用英国史学家安东尼·雷格莱(E. Anthony·Wrigley)有关英国煤矿和工业化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雷格莱的计算,如果没有煤矿, 18世纪的英国在已有的森林资源下,需要至少再加1 500万英亩的森林。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 2 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6]煤矿和新大陆使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如果英国没有丰富的煤矿和新大陆,英国也必须走克勤克俭的道路。中国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英国用的是机器动力,而机器动力的能源来自煤。煤的产量,英国在1700年的年产量是250万到300万吨左右, 1800年达1 500万吨,一个世纪里翻了五六倍。与此相比,长江三角洲远离中国的主要煤产地满洲,所以彭慕兰认为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greatdivergence)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
彭慕兰的观点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权威学者黄宗智的激烈批评。黄宗智指出彭慕兰夸大了煤矿的作用。雷格莱不过指煤矿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客观原因之一,彭慕兰则将其夸大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黄宗智指出,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萍乡煤矿离江南不远,却未被利用。中国没有重视或开拓煤矿资源,主要是没有需要或需要不大。黄宗智指彭慕兰的说法本末倒置,是“把拖车放在马前面”。黄宗智甚至指摘彭慕兰在中国史和欧洲史领域里两头充当权威:中国史的学者因不熟悉欧洲史,故对彭慕兰信以为是或不敢置评;欧洲史的学者因不熟悉中国史,亦复如此。[7]
美国《亚洲研究季刊》2002年5月专门刊登黄宗智和彭慕兰的各自的辩论文章。另有两篇文章各帮一方:李中清和王丰的文章意在回复黄宗智对他们的中国人口学著作的批评,黄宗智的一位欧洲史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黄的学生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则把欧洲和长江三角洲做了比较,结论与彭慕兰迥异。因《亚洲研究季刊》是英语世界在该领域中旗舰刊物,这场辩论更使彭著声名大噪。[8]
黄宗智和彭慕兰辩论的另一个主要焦点是人口问题。黄宗智的观点是中国人口压力造成劳力密集性农场,每亩土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形成“内卷”型经济。这个理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广泛知晓。彭慕兰则认为18世纪中国和英国人口压力相差不大。而彭慕兰观点的主要依据为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
李中清近年来和同事们一起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与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 )合著的《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 1774—1873》和与王丰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和中国的现实, 1700—2000》,后者获200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社会人口学杰出学术奖和2000年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著作奖。[9]此书已有中文译本。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人类对自身的人口发展有两种抑制,一种为阴性抑制或预防性的抑制,例如晚婚、节制性欲、避孕等,西欧发达国家就是如此;另一种为阳性抑制,即人口无限制地发展,最后导致普遍的贫困,而普遍的贫困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这是非西方国家人口发展的现象,中国也在其例。李中清等则认为中国的情况要比一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照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来计算中国人口出生率(7. 5%结婚生育)和平均期待寿命(30岁),则中国人口会从1700年的2亿到1800年的13亿,而到1900年可达100亿。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的自觉地对生育的抑制,中国人口早已爆炸。中国人口发展远远没有符合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就说明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阴性控制。例如1750—1850年这100年内江南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而同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江南是全国生活水准最高的区域之一,其人口之稳定应与民间自觉的计划生育或称阴性抑制有关。这种阴性抑制并非贫穷的结果,因江南并非贫困地区。李中清等并根据辽宁省1774年到1873年12 000个农民的材料,指出当时当地中国人的男女平均期待寿命跨度很大,男子为31—45岁,女子为25—35岁,与同时期的英国人的平均期待寿命34—35岁相差无几。
黄宗智则质疑李中清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个主要争论之点是溺婴问题,特别是李中清的研究中把出生六个月之内被溺杀的女婴归属于避孕或人口控制(所谓“产后堕胎”)的一种手段,不被计算在死亡率之内,也排除在人均期待寿命之外,显然尺度太宽。如果李中清的女子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李中清认为,在中国溺杀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择,也由于“对于生命的某种特殊态度”,即“中国人不把不满一岁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黄则认为溺杀女婴首先是因为穷,其次才是重男轻女。中国人口控制是阳性的,是各种社会危机综合的结果。[10]
这里谈一下“社会科学历史”和社会史的差别。与传统的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ceHistory)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才稍成气候,有自己的专业组织。[11]一般而言,社会史以资料为依据,在占据大量资料的情况下作叙述性的研究。“社会科学历史”也以资料为先决条件,但特别重视以数据资料立论,企图从量化中找出一种理论模式。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
复兴科学的中国文人
17世纪起西方在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如钟表、螺旋、杠杆、滑轮等方面先进于亚洲国家。但迟至18、19世纪之交,西方仍在想方设法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技术。中国科技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学界普遍的讲法是从明代(或更确切地,从明代中期即16世纪初起)。宋元时期中国科技达到一个高峰,此后便停滞不前并落后了。虽然有些学者,例如日本的宫崎市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直至18世纪中,中国和西欧的技术发展水平还不相上下。但这种观点在西方世界似乎影响不大。一般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大致把明代永乐(1403—1424)后即15世纪初作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起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A. Elman)在其新作《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对此提出异议。[12]艾尔曼认为只有蒸汽机普遍使用后,也即18、19世纪之交时,中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即中国的落后基本上是1800年以后的事。艾尔曼认为因为中国在19世纪落后了,所以人们开始问中国何时起落后的,于是将此前推至明代。事实上19世纪前中国有许多地方仍先进于西方。例如瓷器的制造,直到1778年英国王家的渥切斯特窑厂开工后,景德镇瓷器才慢慢落伍了。丝绸、茶叶业的情况也复相同。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了一个蒸汽机到中国,但未向他的中国主人乾隆皇帝展示。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名叫丁伟迪(Dinwiddie)的给广州的商人们看了,他们喜欢得不得了,但丁伟迪没有留在广东教他们怎么使用这机器,而是去了印度的加尔加德并在那里开了一个学校教印度人蒸汽机原理。事实上当时马戛尔尼本人对蒸汽机的重要性也不是很清楚,那时还是工业革命的初期。马戛尔尼后来在日记中略带幽默地写道,如果丁伟迪留在广东,他一定可以靠蒸汽机赚大钱。
对蒸汽机的忽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机器的需求没有急迫感。问题的重点在于:中国为什么注重于使用劳动力而不重视技术的改进?艾尔曼虽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强调明清两代中国人(包括上层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科学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一般而言,学界对以下这一点有共识:如果说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三个政权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到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僚、社会精英,到共和国时期,科技总放在人文学科前。但我们对此前中国人对科技的态度如何就有点不甚了然了。艾尔曼指出中国的知识界和精英分子对科学技术有着热切的学习态度。当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等技术时,中国人则在学习欧洲的代数(起源于印度—阿拉伯)、几何、三角、对数等知识。尤其在清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对数学极有兴趣并作出重要贡献。
例如梅文鼎(1633—1721)、戴震(1723—1777)和钱大昕(1728—1804),他们都懂得中国古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戴震在参与编撰《四库全书》时将唐代的《算经十部》挖掘出来。长期以来,人们低估了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对数学的兴趣。对明清时期中国科学(主要是数学)有影响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并不懂得微积分。微积分是18世纪牛顿时代新科学的一部分,但它到19世纪才通过像李善兰(1811—1882)、华衡芳(1833—1902)这样的学者介绍到中国。所以在传教士将微积分等新科学带来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他们的数学。而且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身在中国,他们自身的知识也并没有与欧洲当时最新的科学同步。
艾尔曼还就科举和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一般认为一流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二三流的落第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去研究科学。但能高中进士、状元的所谓一流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是所谓的二流。在中国庞大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群中能进入举人、贡生这样的二三流也是极为优秀。不能通过科举立身扬名,这些人就必须把精力投入其他领域,其中就有研究科学的,如上述李善兰、华衡芳等人。所以中国科举制度一个意料外的结果是一些极优秀和极有文化的人必须在别的领域里寻找出路,使这些领域里也人才济济。
艾尔曼还指出,在复兴数学的同时,明末清初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传统医学。清代的考据学不仅是考据儒家经典,同时也有许多优秀学者在重新挖掘整理古代医学文献。虽然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西医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市场,但直到20世纪上半期,特别是1940年代后一些特效药发明后,西医才取代中医成为主流。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艾尔曼在重现或绘制一幅17、18世纪中国从科技、医学到人文领域的文艺复兴图景。
外交上并不蒙昧的清廷
何伟亚(JamesHevia)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宫廷礼仪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试图在外交上为中国落后论翻案。此书由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获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并有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译本。[13]
马戛尔尼使团是早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题目,而中外关系又是二战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早在1936年就有极具分量的专著问世,费正清、邓嗣禹在1941年也有专文。马戛尔尼的日记也在1962年出版。1989年用了大量新档案写成的法文《岿然不动的帝国》出版,三年后出了英文版。这些著作都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
何伟亚的著作在材料上没有新的发掘,主要是诠释材料,但他显然以此为荣。何伟亚批评过去的研究限在一种“东方学”的框架里,不注意中国方面的资料,或者根据西方的语义来翻译或理解中文资料。何伟亚认为清王朝和英国都十分重视礼仪在外交中的作用和意义。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文明,正如英国政府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所引起的礼仪之争,主要不是两大文明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的冲突;就是说双方都了解对方,只是为了利益的不同而各自固执己见。由此何伟亚提出两点:一是清王朝并没有中国中心思想。清统治者心目中的世界是由多种君王组成的,而清统治者自己则是王者之王(over-lord)。清统治者也没有把中国视为文明中心、其他国家是野蛮民族的“夷夏之辨”思想。二是驾驭朝贡制度的礼仪之争不过是词语上的问题,而非死板的制度。在马戛尔尼使团问题上,清政府很有灵活性,只要马戛尔尼恭敬如仪即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倒是英国人想要通过外交关系来实现欧洲式的等级制度。
此书获奖后引起一些争议。周锡瑞(JosephW. Esherick)在《近现代中国》上撰文对此书所代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周锡瑞批评的重点在后现代主义的虚夸学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以词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为号召,以重新解释史料(而非发掘新史料)作为学术的基点,却往往在词语上错误百出。周锡瑞批评何伟亚连文本都未读懂,就妄出宏论。他罗列了何伟亚著作中的许多“白字”,例如“皇帝”写成“黄帝”,“贡差”写成“页差”,“一视同仁”写成“一视同人”,“恳求无厌”写成“恳求无压”,等等。周锡瑞公开申明他关心的重点并不在于此书本身,而在于将此奖授于此书。因为勒文森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汉学领域的最高奖,将勒文森奖颁给一本观点新颖但史料不严谨的著作无疑是鼓励这种学风。
有意思的是周锡瑞在美国学界向以左派著称,以“革命”起家(周锡瑞的成名作即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是20世纪70年代“讨伐”费正清学派的主将。[14]何伟亚所批评的西方汉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理解正是费正清关于近代中外关系的主要架构。但在这场辩论中,周锡瑞倒反而成为保守派,在为关于朝贡制度的传统说法辩护了。不过唯其如此,周锡瑞的批评更显得有分量。
周锡瑞还藉此褒扬了中国学者重史料的学风。周锡瑞指出,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以政治立场来左右或评估学术的做法很有警惕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政治挂帅时期,经历过意识形态为主、史料和史论不必相佐的时期,经历过以长官意旨为学术准则的时期,所以他们比何伟亚这样的学者更能认同“实事求是”的口号。中国学者也许过于重视史料而轻于诠释了,但学者们对客观的知识要有一种共同的责任心。周锡瑞讽刺后现代主义标新立异,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新就是好”,这是商业主义,而非学术了。
勒文森奖书奖评委会之一的艾尔曼等人则为何伟亚的新观点辩护。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历史研究》杂志对此都有载文讨论。[15]
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
彭慕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为例,指出欧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费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差无几。以18世纪末英国工人的饮食的营养比例:肉类5%,乳制品1. 5%,脂肪3. 1%,其余90%以上都是面包和土豆,即碳水化合物,与中国百姓的以米饭谷类为主的营养结构相同。
彭慕兰认为19世纪中国落后于英国或西方的原因是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和广大美洲殖民地(主要是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彭慕兰利用英国史学家安东尼·雷格莱(E. Anthony·Wrigley)有关英国煤矿和工业化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雷格莱的计算,如果没有煤矿, 18世纪的英国在已有的森林资源下,需要至少再加1 500万英亩的森林。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 2 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6]煤矿和新大陆使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如果英国没有丰富的煤矿和新大陆,英国也必须走克勤克俭的道路。中国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英国用的是机器动力,而机器动力的能源来自煤。煤的产量,英国在1700年的年产量是250万到300万吨左右, 1800年达1 500万吨,一个世纪里翻了五六倍。与此相比,长江三角洲远离中国的主要煤产地满洲,所以彭慕兰认为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greatdivergence)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
彭慕兰的观点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权威学者黄宗智的激烈批评。黄宗智指出彭慕兰夸大了煤矿的作用。雷格莱不过指煤矿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客观原因之一,彭慕兰则将其夸大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黄宗智指出,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萍乡煤矿离江南不远,却未被利用。中国没有重视或开拓煤矿资源,主要是没有需要或需要不大。黄宗智指彭慕兰的说法本末倒置,是“把拖车放在马前面”。黄宗智甚至指摘彭慕兰在中国史和欧洲史领域里两头充当权威:中国史的学者因不熟悉欧洲史,故对彭慕兰信以为是或不敢置评;欧洲史的学者因不熟悉中国史,亦复如此。[7]
美国《亚洲研究季刊》2002年5月专门刊登黄宗智和彭慕兰的各自的辩论文章。另有两篇文章各帮一方:李中清和王丰的文章意在回复黄宗智对他们的中国人口学著作的批评,黄宗智的一位欧洲史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黄的学生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则把欧洲和长江三角洲做了比较,结论与彭慕兰迥异。因《亚洲研究季刊》是英语世界在该领域中旗舰刊物,这场辩论更使彭著声名大噪。[8]
黄宗智和彭慕兰辩论的另一个主要焦点是人口问题。黄宗智的观点是中国人口压力造成劳力密集性农场,每亩土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形成“内卷”型经济。这个理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广泛知晓。彭慕兰则认为18世纪中国和英国人口压力相差不大。而彭慕兰观点的主要依据为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
李中清近年来和同事们一起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与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 )合著的《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 1774—1873》和与王丰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和中国的现实, 1700—2000》,后者获200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社会人口学杰出学术奖和2000年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著作奖。[9]此书已有中文译本。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人类对自身的人口发展有两种抑制,一种为阴性抑制或预防性的抑制,例如晚婚、节制性欲、避孕等,西欧发达国家就是如此;另一种为阳性抑制,即人口无限制地发展,最后导致普遍的贫困,而普遍的贫困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这是非西方国家人口发展的现象,中国也在其例。李中清等则认为中国的情况要比一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照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来计算中国人口出生率(7. 5%结婚生育)和平均期待寿命(30岁),则中国人口会从1700年的2亿到1800年的13亿,而到1900年可达100亿。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的自觉地对生育的抑制,中国人口早已爆炸。中国人口发展远远没有符合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就说明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阴性控制。例如1750—1850年这100年内江南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而同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江南是全国生活水准最高的区域之一,其人口之稳定应与民间自觉的计划生育或称阴性抑制有关。这种阴性抑制并非贫穷的结果,因江南并非贫困地区。李中清等并根据辽宁省1774年到1873年12 000个农民的材料,指出当时当地中国人的男女平均期待寿命跨度很大,男子为31—45岁,女子为25—35岁,与同时期的英国人的平均期待寿命34—35岁相差无几。
黄宗智则质疑李中清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个主要争论之点是溺婴问题,特别是李中清的研究中把出生六个月之内被溺杀的女婴归属于避孕或人口控制(所谓“产后堕胎”)的一种手段,不被计算在死亡率之内,也排除在人均期待寿命之外,显然尺度太宽。如果李中清的女子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李中清认为,在中国溺杀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择,也由于“对于生命的某种特殊态度”,即“中国人不把不满一岁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黄则认为溺杀女婴首先是因为穷,其次才是重男轻女。中国人口控制是阳性的,是各种社会危机综合的结果。[10]
这里谈一下“社会科学历史”和社会史的差别。与传统的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ceHistory)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才稍成气候,有自己的专业组织。[11]一般而言,社会史以资料为依据,在占据大量资料的情况下作叙述性的研究。“社会科学历史”也以资料为先决条件,但特别重视以数据资料立论,企图从量化中找出一种理论模式。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
复兴科学的中国文人
17世纪起西方在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如钟表、螺旋、杠杆、滑轮等方面先进于亚洲国家。但迟至18、19世纪之交,西方仍在想方设法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技术。中国科技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学界普遍的讲法是从明代(或更确切地,从明代中期即16世纪初起)。宋元时期中国科技达到一个高峰,此后便停滞不前并落后了。虽然有些学者,例如日本的宫崎市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直至18世纪中,中国和西欧的技术发展水平还不相上下。但这种观点在西方世界似乎影响不大。一般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大致把明代永乐(1403—1424)后即15世纪初作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起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A. Elman)在其新作《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对此提出异议。[12]艾尔曼认为只有蒸汽机普遍使用后,也即18、19世纪之交时,中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即中国的落后基本上是1800年以后的事。艾尔曼认为因为中国在19世纪落后了,所以人们开始问中国何时起落后的,于是将此前推至明代。事实上19世纪前中国有许多地方仍先进于西方。例如瓷器的制造,直到1778年英国王家的渥切斯特窑厂开工后,景德镇瓷器才慢慢落伍了。丝绸、茶叶业的情况也复相同。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了一个蒸汽机到中国,但未向他的中国主人乾隆皇帝展示。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名叫丁伟迪(Dinwiddie)的给广州的商人们看了,他们喜欢得不得了,但丁伟迪没有留在广东教他们怎么使用这机器,而是去了印度的加尔加德并在那里开了一个学校教印度人蒸汽机原理。事实上当时马戛尔尼本人对蒸汽机的重要性也不是很清楚,那时还是工业革命的初期。马戛尔尼后来在日记中略带幽默地写道,如果丁伟迪留在广东,他一定可以靠蒸汽机赚大钱。
对蒸汽机的忽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机器的需求没有急迫感。问题的重点在于:中国为什么注重于使用劳动力而不重视技术的改进?艾尔曼虽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强调明清两代中国人(包括上层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科学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一般而言,学界对以下这一点有共识:如果说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三个政权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到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僚、社会精英,到共和国时期,科技总放在人文学科前。但我们对此前中国人对科技的态度如何就有点不甚了然了。艾尔曼指出中国的知识界和精英分子对科学技术有着热切的学习态度。当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等技术时,中国人则在学习欧洲的代数(起源于印度—阿拉伯)、几何、三角、对数等知识。尤其在清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对数学极有兴趣并作出重要贡献。
例如梅文鼎(1633—1721)、戴震(1723—1777)和钱大昕(1728—1804),他们都懂得中国古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戴震在参与编撰《四库全书》时将唐代的《算经十部》挖掘出来。长期以来,人们低估了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对数学的兴趣。对明清时期中国科学(主要是数学)有影响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并不懂得微积分。微积分是18世纪牛顿时代新科学的一部分,但它到19世纪才通过像李善兰(1811—1882)、华衡芳(1833—1902)这样的学者介绍到中国。所以在传教士将微积分等新科学带来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他们的数学。而且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身在中国,他们自身的知识也并没有与欧洲当时最新的科学同步。
艾尔曼还就科举和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一般认为一流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二三流的落第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去研究科学。但能高中进士、状元的所谓一流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是所谓的二流。在中国庞大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群中能进入举人、贡生这样的二三流也是极为优秀。不能通过科举立身扬名,这些人就必须把精力投入其他领域,其中就有研究科学的,如上述李善兰、华衡芳等人。所以中国科举制度一个意料外的结果是一些极优秀和极有文化的人必须在别的领域里寻找出路,使这些领域里也人才济济。
艾尔曼还指出,在复兴数学的同时,明末清初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传统医学。清代的考据学不仅是考据儒家经典,同时也有许多优秀学者在重新挖掘整理古代医学文献。虽然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西医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市场,但直到20世纪上半期,特别是1940年代后一些特效药发明后,西医才取代中医成为主流。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艾尔曼在重现或绘制一幅17、18世纪中国从科技、医学到人文领域的文艺复兴图景。
外交上并不蒙昧的清廷
何伟亚(JamesHevia)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宫廷礼仪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试图在外交上为中国落后论翻案。此书由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获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并有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译本。[13]
马戛尔尼使团是早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题目,而中外关系又是二战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早在1936年就有极具分量的专著问世,费正清、邓嗣禹在1941年也有专文。马戛尔尼的日记也在1962年出版。1989年用了大量新档案写成的法文《岿然不动的帝国》出版,三年后出了英文版。这些著作都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
何伟亚的著作在材料上没有新的发掘,主要是诠释材料,但他显然以此为荣。何伟亚批评过去的研究限在一种“东方学”的框架里,不注意中国方面的资料,或者根据西方的语义来翻译或理解中文资料。何伟亚认为清王朝和英国都十分重视礼仪在外交中的作用和意义。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文明,正如英国政府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所引起的礼仪之争,主要不是两大文明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的冲突;就是说双方都了解对方,只是为了利益的不同而各自固执己见。由此何伟亚提出两点:一是清王朝并没有中国中心思想。清统治者心目中的世界是由多种君王组成的,而清统治者自己则是王者之王(over-lord)。清统治者也没有把中国视为文明中心、其他国家是野蛮民族的“夷夏之辨”思想。二是驾驭朝贡制度的礼仪之争不过是词语上的问题,而非死板的制度。在马戛尔尼使团问题上,清政府很有灵活性,只要马戛尔尼恭敬如仪即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倒是英国人想要通过外交关系来实现欧洲式的等级制度。
此书获奖后引起一些争议。周锡瑞(JosephW. Esherick)在《近现代中国》上撰文对此书所代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周锡瑞批评的重点在后现代主义的虚夸学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以词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为号召,以重新解释史料(而非发掘新史料)作为学术的基点,却往往在词语上错误百出。周锡瑞批评何伟亚连文本都未读懂,就妄出宏论。他罗列了何伟亚著作中的许多“白字”,例如“皇帝”写成“黄帝”,“贡差”写成“页差”,“一视同仁”写成“一视同人”,“恳求无厌”写成“恳求无压”,等等。周锡瑞公开申明他关心的重点并不在于此书本身,而在于将此奖授于此书。因为勒文森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汉学领域的最高奖,将勒文森奖颁给一本观点新颖但史料不严谨的著作无疑是鼓励这种学风。
有意思的是周锡瑞在美国学界向以左派著称,以“革命”起家(周锡瑞的成名作即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是20世纪70年代“讨伐”费正清学派的主将。[14]何伟亚所批评的西方汉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理解正是费正清关于近代中外关系的主要架构。但在这场辩论中,周锡瑞倒反而成为保守派,在为关于朝贡制度的传统说法辩护了。不过唯其如此,周锡瑞的批评更显得有分量。
周锡瑞还藉此褒扬了中国学者重史料的学风。周锡瑞指出,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以政治立场来左右或评估学术的做法很有警惕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政治挂帅时期,经历过意识形态为主、史料和史论不必相佐的时期,经历过以长官意旨为学术准则的时期,所以他们比何伟亚这样的学者更能认同“实事求是”的口号。中国学者也许过于重视史料而轻于诠释了,但学者们对客观的知识要有一种共同的责任心。周锡瑞讽刺后现代主义标新立异,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新就是好”,这是商业主义,而非学术了。
勒文森奖书奖评委会之一的艾尔曼等人则为何伟亚的新观点辩护。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历史研究》杂志对此都有载文讨论。[15]
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
罗威廉(W illiam T. Rowe)在其力作《救世:陈宏谋和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也有意作中西的比较研究。[16]他试图证明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些进步思想,诸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在18世纪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也不乏其信奉者。不过罗威廉并没有过分强调这种比较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小心翼翼地刻画陈宏谋(1696—1771)其人其事来证明18世纪的中国官僚阶层中已有不少现代思想和意识。
罗威廉通过陈宏谋身上反映出来的三种矛盾对立来看18世纪的中国社会。
首先是正统说教性的“理学”和务实性的“经世致用”之间的矛盾。陈宏谋既是一个正统的理学家,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行政官员。从学问上讲,陈宏谋大概只能算普通。梁启超曾评论说陈宏谋的著作以广西的标准是杰出的,但类似他这样的学者在其他省份可以车载斗量。尽管如此,陈宏谋像当时许多的士大夫一样,是个理学家,是朱熹的信徒,极其推崇四书,尤其是《大学》。陈宏谋还是司马光的崇拜者。而在另一方面,陈宏谋又强调“实学”,并付之行动。例如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就成绩突出。《皇朝经世文编》提到陈宏谋处达52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有关水利建设。陈在河南巡抚任上政绩卓然,水利是主要的。此外,他在云南、江西、陕西、甘肃任上都曾进行过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其次,在经世致用上,陈宏谋意识到国家机器的局限性而极重视如何合理地用地方和民间社团力量解决社会问题。陈深知有些事情国家并无能力去做或去管理,例如他对清政府曾大力提倡的保甲制度就持保留态度。
最后,在众所周知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下,陈宏谋对个体主义(包括个人思想的表达和对个人的尊重等)以及个人的欲望、需求和个人对团体、社会网络和等级制度的适应看作是一种“义”和“欲”的关系,认为“人情”“私情”也是一种社会需要。陈宏谋心目中有关人的概念可以分成四类:人作为一种天然的动物,即人类;人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个成员,例如作为儿女、作为臣民;人作为某种类型或团体之成员,例如男人和女人(性别)、富人和穷人(地位)、汉人和满人(种族),等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陈宏谋的个体主义思想大致可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个人的救世思想。陈宏谋这类士大夫将本阶级看作是有救世责任的或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阶级,而非特权阶级。第二,个人的尊严。第三,良心和天良。遇事先求诸于心,然后才求助于法律和政府。第四,故中国民间处处有“有心乡绅”、“有心者”。第五,为自我、个人求得利益是天性。所需者是在市场动力和社会控制、个人私德和儒教的大道德之间求得平衡。
总而言之,罗威廉笔下的陈宏谋在“人情、私情、良知、为人、为己”等诸多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的关系中,已体现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学界一般承认王阳明的“良知”属儒家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但认为这只在明末昙花一现。而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王阳明的“良知”大行其道,促使日本的现代化。陈宏谋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王阳明式的“良知”,从明末起就一直在延续。
现代中国的传记作者大多有一个道德标准,并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传主。西方学术界的传记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臧否人物,不是歌功颂德,不是鸣怨叫屈,而是着重于通过一个历史人物来看一个时代或分析一种时代精神。罗威廉的《救世》就在一个方面体现了传记著作在这场重估中国落后问题的史学潮流中的作用。
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的“唱盛中国”潮流
本文开始提到美国大众出版物中多的是唱衰乃至妖魔化中国的著作,与此相反,英语世界比较通俗的学术著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反的可称唱盛中国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都偏重历史,它们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妖魔化中国的一种反动,也是学术界“唱盛中国”潮流的一种延伸。下面介绍几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罗伯特·天普(RobertTemple)将李约瑟(Jo-sephNeedham)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大陆中文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缩写成一本通俗读本,适合用作大学教科书,题为《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此书自1998年出版后,已重印多次,深受欢迎。这是因为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卷帙庞大,连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为此鸿著做的简写本也有五卷之巨,即使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也未必都能仔细阅读。[17]天普指出,英国科学家富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曾言,纸张与印刷、火药、罗盘的发明对人类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宗教和政治强权的影响。培根当时并不清楚这些科学技术都源于中国。李约瑟等人的研究就是试图证明中国在中世纪在科学技术的绝大部分领域里都领先世界。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业作家路易斯·勒瓦舍司(Louise Levathes)的《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 1405—1433》, 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讲郑和下西洋的一部佳作,《纽约时报》将其列为该年出版的百部值得关注的著作(notable book)之一。[18]作者最初在英国剑桥大学得到李约瑟收集的许多中国古代航海业的材料,后来又在南京大学、台湾中研院等地作研究,并收集了一些非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材料。路易斯·勒瓦舍司的书已提到郑和的航船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有关郑和下西洋最轰动的著作是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退休的潜水艇军官孟席斯写的《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一书。[19]孟席斯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发现了一幅1424年的地图,上面画有的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岛屿,经他考证这些岛屿位于现在中南美洲的波多黎哥等地。于是一个大问题出现了:当时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是谁画制了这张地图并准确地标志了这些岛屿?孟席斯的结论是,当时的世界只有中国有此技术和财力进行远海航行,中国人是美洲的最早发现者,而发现美洲大陆正是15世纪初明朝政府派出的郑和航队。1492年,哥伦布就是利用郑和绘制的航海图到达了美洲,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16世纪在航海时也用过郑和的航海图。孟席斯认为,现在人们都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哥伦布却是靠了郑和的地图才摸索到了美洲,所以事实上“全世界都欠了郑和的债”。孟席斯所用的证据主要是美洲、澳洲、印尼等地许多中古时代港口发现的中国沉船、瓷器和非洲的刻石等,他还利用DNA测试证明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有中国血统从时间上可上溯到15世纪,由此推论郑和船队的一些成员留在了美洲并在那里建立了家庭。
此书2002年在英国出版时题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中文译本即据此翻译。[20]但2004年在美国出版的版本题作《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显然为了迎合美国市场的需要,而它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由此也大得多。作者称为这项研究访问了120个国家, 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还访问了中古时代晚期的每一个港口,费时10年。
孟席斯最近又有新作。2008年出版了《1434年:中国宏大舰队驶入意大利点燃文艺复兴》一书,是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的姐妹篇。在这本书中孟席斯更提出了一个大胆新论,他认为根据种种迹象,郑和的舰队曾到达意大利等地,并于1434年即明宣德九年在佛罗伦斯多次会见教皇欧钦尼斯四世,与教廷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直接将中华文明介绍给欧洲。这个明朝的代表团为欧洲带去了中国的艺术、印刷、天文地理(包括后来为哥伦布等航海探险家所用的世界地图)、数学、建筑、冶金等知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明朝中国直接“点燃”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子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深受中国影响。[21]孟席斯这些语出惊人、挑战传统的观点当然引起了争论,他的书虽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销路极好,但却毁誉参半,在学术界普遍评介不佳。有人讽刺孟席斯如有第三本书出版,这本书可以题为《1438年:中国向火星放射第一颗人造火箭》。[22]
结语
如前所述,本文所用“唱盛中国”一语,是相对“唱衰中国”这一习语而言。虽然无论“唱盛”或“唱衰”在涵义上都有指论者以主观意识评判客观事物的倾向,本文提出“唱盛中国”这一命题却并无贬意,只不过是借了大家熟悉的“唱衰中国”一词,反其意而用之,希望能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最新潮流而已。学术研究需要有创新精神,一个优秀的学者往往善于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水平上发现问题,提出见解,推陈出新。这种创新精神应该是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扎实的材料、独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在某一课题或领域内另辟蹊径,从而能言人所未言。上述各种著作,除了几部通俗读物外,几乎全是由海外中国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创作的,其中不乏该领域中的领衔人物。对其观点虽然见仁见智,也不能排除某些学者有点中国情结,或者矫枉过正,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解释中国落后这一问题的一种迫切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表现在人们习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Grand Question)中,即中国科学技术在千百年遥遥领先世界后,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唱盛中国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并试图从比较史学和世界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23]
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从小处来讲,中国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开放,使海外的中国研究者有条件在中国城乡作长期研究,从图书馆、档案馆到田野调查,学者得以深入中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感性知识,并与中国同行交流心得,加深了解,增加了他们提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了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了,即中国近年来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学派就是要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从上述讨论可知,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一个主流意见就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在时间和范围上都被夸大了。2008年夏天,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时,做评论的美国肯塔基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就提出“中国何时落后西方”这一命题有可商榷之处,因为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中国落后于西方,而事实上中国未必落后于西方。也许只有海外学者才会对中国是否落后于西方这一点提出商榷,因为这在国内是童叟皆知、无可质疑的常识;但这种责疑也反映了西方学界急于要重新审视中国落后论的一种倾向。[24]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与学术界较早的挑战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前长期停滞不前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至今似乎尚未有人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是学术界的共识,似乎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是铁板一块,此后史学界质疑这一观点,并花了大约20年时间来证明东亚(主要是中、日两国)在19世纪西方介入以前一直在变化和进步着。这一观点在今日的西方史学界已成共识,谁再用“停滞不前”(stagnation)来形容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中国就不仅是落伍,而简直是忌讳(taboo)了。如果将这两个学术观点加在一起,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百多年的动乱和落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就只是一个插曲,用学者唐德刚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历史三峡”,过了以后,中国又会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再现一个汉唐盛世,世界超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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