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王孜弘:美国政府对中国非市场经济体的认定难以改变决定贸易摩擦前景不乐观

2019-05-27 10:27:46
来源:《美国研究》 作者: 王孜弘
虽然美国对欧盟贸易战在先,对华贸易战在后,期间日本利益也受美国行为的威胁,但三方互动近来频频。虽然三方矛盾重重,但通过双边甚至多边文件形成特殊经贸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多项文件中所涉问题也存在于中美经贸纠纷之中。这意味着变化中的美欧日关系极有可能对中美间的互动产生影响。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已经形成与以往几届政府完全不同的认识。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大陆不是市场经济体,中国大陆不仅利用政府的力量与行政及司法等各方面的权力从知识产权到市场开放及规则透明等各个方面损害美国利益,且还造成了国际市场的扭曲;中国的企业,甚至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也并非以资本趋利为导向的经济体,而是受政府导向的经济运行机构;在国际竞争中,中国是在以举国体制抑制外国私人资本。特朗普政府的这一认识使影响整个中美经贸关系的变量更为复杂多变。即便两国经贸关系出现暂时的缓和甚至局部的双赢,双方不仅矛盾依旧,且可能波及其他领域。
  一、关税战导致双输,但短期内不足以使美国政府放弃贸易战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对华货物与服务出口共490.39亿美元,从中国进口货物与服务1424.44亿美元。2018年代月,贸易战进入第二回合,双方各自加征关税所涉对方出口品价值各为500亿美元。仍然没有赢家。
  对中国而言,更高的关税无疑会使出口遇到更多阻力,但目前影响范围较小。美国对华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产品价值5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总出口额的2.2%。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将涉及产品共6031项,不仅涵盖了电机电气设备和机械器具等高端制造业行业,且还涉及很多低端制造业产品和消费品。中国出口受冲击较大的应是电机电气设备和机械器材,其次是家具、车辆及其零附件、塑料制品等行业。此外,由于低端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打击,中国就业会产生局部性波动。在进口方面,由于大豆等农产品有较强的季节性,并受地域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若减少从美国进口,短期内确实难以找到替代的进口源。尽管中国2018年7月1日起将印度、韩国、孟加拉国、老挝和斯里兰卡大豆进口关税税率从3%调降至零,但这些国家能否提供足够大豆尚难以预料。此外,也不排除国际资本将美国农产品经第三国转口进入中国的可能性。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不会对中国经济基本方向产生影响。国家发改委官员已明确表示,根据2018年1月至7月的数据分析,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中国仍将坚持稳中求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这说明这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的影响不会使中国宏观经济领域产生政策性与方向性的变化。
  对于美国而言,由于其对华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若因加征关税导致价格上涨或进口减少,受影响的主要是消费者及依靠中国零部件进行生产的生产商,以及在华生产输美产品的美资企业。此外,中方的报复也会使美国对华出口企业受损。因此,贸易战一开始就导致了美国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博弈。
  早在2018年3月,美国就有45个行业协会上书政府,呼吁停止对华关税计划。2018年6月,包括美国汽车制造商联合会、美国零售联合会、全国玉米种植者协会在内的58家行业协会联合致信国会,要求加强监督总统贸易权力。2018年7月初,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申请豁免措施,规定使当地企业可在90天内申请豁免对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等。2018年7月2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301调查”结果拟对16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多个行业的代表几乎压倒性地反对政府对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部分企业甚至扬言外迁。但并未能改变特朗普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从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
  2018年8月进入第二回合的美国对华贸易战中,美国针对的是所谓中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所涉产品包括半导体、电子零部件和树脂产品等,涉及存储器、处理器和各生产工序使用的装置及交换零部件等。其中近六成是美国企业设计,中国企业代工完成组装等“后工序”后再出口美国的产品。因此涉及的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际上是在华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加征关税不仅同时打击了美国企业,还使韩国、台湾地区和欧洲企业受到波及,因为这些企业也参与全球分工中的生产与供应链,并从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向美国出口产品。
  在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方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中间品进口额占比为48%,资本品占比为30%,消费品占比为22%。6031项产品中,其中67项是美国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产品,127项产品的90%至100%依赖从中国进口,193项产品的80%至90%依赖从中国进口,207项的70%到80%依赖从中国进口,1150项产品的50%以上依赖从中国进口。这意味着对使用中国产品的消费者及生产商会受到影响,比如许多美国企业的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短期内难以找到代替者;有些美国企业实际上一直在寻求替代供应商,现有的替代者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企业在产能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要求;加税后美国的其他竞争者可以更低的价格购到中国货,从而提高了其与美国公司竞争的能力等。此外,加征关税还对全球企业生产与供应链产生冲击,进而使贸易体制陷入动荡式调整。可以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执意加征关税,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造成实际影响,且必会加剧其与部分利益集团间矛盾。
  美国相关企业界的不满在国会有所反应。2018年7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综合关税法》,要求降低约1660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其中近半来自中国;而众议院此前也通过了自己版本的《综合关税法》。美国政府向美国农户提供120亿美元的以弥补损失的措施也是为了平息农户们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下属机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ITC)2018年8月20日就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国产品加征关税问题举行为期六天的听证会。听证会上绝大多数企业代表反对加征关税,强调这些产品对美国十分重要,且涉及民众生活等多个方面,而短期内找不到中国之外的替代国等。但业界呼声未能扭转加征关税的趋势。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在宣布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时称,若中国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将再对另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二、中美双方的摩擦扩大到其他领域
  既然美国认定中国不仅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且也不打算朝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同时还认定中国存在以举国体制抑制外国私人资本的行为,美国的对策就不可能只限于贸易,更不会拘于关税。双方的摩擦会继续向其他领域扩散。
  历史上看,贸易战实际上往往只是两国间经贸纠纷的初级阶段。在美国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中方立即宣布了报复措施。此后双方不断相互威胁加码。但相互报复措施显然不可能仅限于贸易领域。就中方而言,由于从美进口额远远小于对美出口额,若仅在贸易领域内以加征关税的方式回应美国,手中的牌并不多。如果特朗普实施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后,如其所说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则被美国加征关税的中国输美产品已经价值5170亿美元,而2017年年美国从华进口货物与服务总额仅为5237.08亿美元。在美国主动发起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也无必要拘泥于美国使用过的手段。历时约19个月,总额约440亿美元的美国高通收购荷兰恩智浦一案于2018年7月因中国否决而失败。尽管中方的解释是根据《反垄断法》规定,依法对收购案进行审查的决定。但是否与美国挑起贸易战有关,只有各方自己解读了。
  就美国而言,由于其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企业性质、市场准入、强制性技术转让、国家干预与市场扭曲等诸方面存在认识偏差,因此,应对中国显然不会仅限于加税。目前经贸纠纷已经进入技术领域。2018年6月就传出特朗普就有禁止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科技公司的计划。特朗普本人的解释是“这种做法将针对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中国”。2018年8月初,美国又公布将44家中国企业(八个实体加36个附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内容涉及芯片、雷达、通信等领域的对华出口。虽然影响有限,但此行为毕竟已有颇有技术封锁的特征。可以认为,除已有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外,即便没有新的立法,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与合作也会有更多的限制。近来美国排查参与中国引进人才的“千人计划”的学者,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介入排查,要求将所涉学者解雇,使中美交流障碍进一步增加,也加剧了隔阂。
  在投资领域,由于美方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认识问题,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将会遇到更多的所谓“安全问题”。2018年 8月13日特朗普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作为其中一部分也已正式成文。这一法案强化了对美投资中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并且会使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受到重点关注与区别对待。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面临更多的阻碍与风险。由于特朗普政府力推所谓制造业回归,因此对以民用产品生产及涉及美国知识产权与技术水平相对不高的中国投资仍会网开一面,但美国对于涉及高技术领域的投资,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美国企业的并购的投资会更加严格审理。中国对美国在华投资的开放态度目前并未因贸易战而改变。但由于知识产权与所谓强制性转让技术等原因,美资对入华将更为谨慎。
  在货币领域,自美国开启对华贸易战以来,人民币大幅贬值。究其原因,是有意为之还是放纵为之或是市场反应使然不得而知。预期出口受阻导致货币贬值符合学理解释。但美国曾多次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如果美国认定此轮人民币贬值有中国政府操纵,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认定中国将贸易战火燃向货币领域,甚至认为中国进行外汇倾销。虽然中方力推人民币国际化也有所进展,但人民币国际地位与美元不可比,双方短期内在货币领域竞相贬值从而引发汇率战的可能性较小,但双方会在汇率问题上相互指责。
  三、中美互动将继续,涉及领域将增加,互动空间将复杂化
  中美贸易本是双赢的,目前却是双输初现,且已有扩大到货币、投资、技术等领域的迹象。中美于2018年8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副部长级会谈无实质性成果。2018年9月中旬美方提出举行会谈。双方目前虽然各不相让,但实际上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沟通将继续。
  从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原因看,赤字问题虽然重要,但毕竟是表层的问题,而在体制认同方面问题更大。因为实际贸易中,中国本身也在寻求扩大内需与出口多元化,这有助于抑制甚至减少对美顺差。而在所谓中方以“举国体制抑制外国私人资本”问题上,美国的认识短期内不会变,不过双方仍有一定的回旋甚至达成某种一致的空间。
  在美国政府所认定存在的所谓隐性壁垒方面,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加强制度建设,简化各类手续与规章,与美国的要求存在一致性。中国的规则透明度的加强会使问题得到缓解。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美国不会相信中国不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辩解,但在打击非法仿制等方面双方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至于因中国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扭曲问题,美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的认定难以改变,至多只是表述上有所变化。这意味着美国所认定的中国企业是推行国家战略目标的工具这一看法也难以改变。但并不会妨碍所有具体的交易行为。
  美欧日三边关系也将对中美互动产生影响。美欧日与中国的关系各异,但在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方面,三方无大差异,在认定中国通过所谓特别的政企关系扭曲市场,强制转让技术,损害知识产权等方面,美欧日也颇有一致之处。三方还认为中国规则不透明,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因而在国际经贸行为中对美欧日形成了不公平竞争等。
  虽然美国对欧盟贸易战在先,对华贸易战在后,期间日本利益也受美国行为的威胁,但三方互动近来频频。从2018年5月美日欧盟巴黎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及附件、2018年7月签署的《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以及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白宫发表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中可看出,虽然三方矛盾重重,但通过双边甚至多边文件形成特殊经贸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多项文件中所涉问题也存在于中美经贸纠纷之中。这意味着变化中的美欧日关系极有可能对中美间的互动产生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是中美双方经济经贸博弈的场所,但此组织的作用与威望受到严重挑战。就美国而言,由于其一直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难以约束中国,也难以保护美国商品能够公平地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更倾向于利用其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行动。中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在维护多边体制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世界贸易组织不能阻止美国的频频加征关税等行为。这意味着当中国面临美国的单边行为时,世界贸易组织难以保证和维护中方利益。可以认为,无论中美双方还是第三方,都会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产生怀疑。但中美都不会放弃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美国宣布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即在世贸组织追加起诉美国“301调查”项下对华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实施的征税措施。无论中美贸易战后果如何,双方仍会视世贸组织为重要互动与回旋平台,但对此组织难有厚望。
  但中美贸易摩擦甚至美国对华贸易战毕竟不是断绝经济往来或经济封锁。从理论上讲,目前两国互加关税的直接影响只是使进口产品的进口成本中关税部分上升25%。虽然经过衍生后由此导致的最终零售价涨幅难测,但在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价格的上涨一般不会使全部所涉产品的进口需求即刻归零。在资本趋利主导下,双方仍有较大的贸易空间。考虑到美方对华认识短期难变,无论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战车是减速还是刹车,或是重启甚至加速,中美双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能在按规则进行的贸易中各取所需,但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间的关系。有观点认为,中美会出现非最惠经贸关系,主要表现为非最惠市场准入等。这种关系将继续涉及货币、投资、技术转让等领域,并出现更多的摩擦与矛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本文节选自《体制认定与经贸纠纷 ——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原因分析》一文;原文载于《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
——钝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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