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看见了五具遗体。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楼前的课桌上，这五具遗体一字摆开，鲜血淋漓，课桌上是血，地上也是血，一汪一汪的血。其中一具遗体连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从死者后背刺入，从前胸透出；还有一具遗体头上还扎着红布条，半边身体已经不成形状。
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吴仁华亲眼目睹“六四屠杀”后，从天安门广场返回学校。他一进校门，就看见了这五具遗体。
吴仁华走到遗体前跪了下来，抑制不住放声痛哭。他心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永不遗忘，永不遗忘，永不遗忘......”
从那一刻开始，他发誓要竭尽全力记录“六四”事件，记录下每一名受害者的名字和苦难，同时记录下每一个参与屠杀的人。这件事，他已经坚持了整整30年。
BBC CHINESE亲历坦克压人
1989年民主运动爆发时，吴仁华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青年教师。从4月17日北京学生大游行开始，一直到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中国政府清场，他全程经历见证。
让吴仁华印象最深刻的是六部口坦克追压学生事件。6月4号清晨6点多钟，吴仁华跟着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2000多人的学生队伍准备返校，在西长安街六部口，有坦克快速从学生队伍背后驶来，还发射着疑似毒气弹的烟雾。
当时现场被淡黄色的烟雾笼罩，人群骚动，众人纷纷往路边躲避。但是坦克速度很快，有学生发现坦克时，坦克已经在身后。因为学生队伍靠边走在自行车道上，坦克直接把一些学生和自行车压在一起。
八九民运三十年了，收集了数千张照片，首次见到自己的照片。香港有线电视来台北找我拍摄六四30周年专题节目，带来香港记者司徒元89年4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一组照片作为礼物。看到照片的瞬间，我都不敢确认自己当年愤怒、颓废的形象。照片中有人权律师隋牧青、浦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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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为图中前排右起第五人）
“过去都是在书本上读到，这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血腥，”吴仁华回忆。
当日上午十点，他与同校教师刘苏里带着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20多个学生返回中国政法大学。一进校园，吴仁华就看到了放在教学大楼前一排课桌上的五具遗体。后来他才知道，一名北京个体户司机从六部口惨案现场把这五具遗体运送到中国政法大学。
吴仁华至今还清楚记得，五具遗体中有一具还连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场的学生跟个体户都不忍心强行把自行车跟死难学生遗体分开。
自那之后，研究“六四”历史成了吴仁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从远离政治到投身政治
“八九民运”发生之前，吴仁华一直是一名远离政治、与古书相伴的大学教师。
1977年中国结束文革恢复高考，吴仁华考入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他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远离政治，“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知道中国的政治非常险恶，进这个专业就是想躲进古书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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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被禁锢多年的思想和精神得以释放，社会环境也渐渐宽松，言论自由空间逐步扩大；不过好景不长，1983年中共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再次导致社会氛围趋紧，开明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最终下台。
1978年至1986年，吴仁华先后获得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读书期间，他认识了一批思想活跃的朋友，包括曾参加“四五天安门运动”的王军涛等。但吴仁华与他们之间止于私人交往，从来不参加这些朋友的活动。因为他知道，一沾上政治，就会被有关部门“盯上”，再也无法安心于学术。
但在1989年，他决定站出来，因为“中国社会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吴仁华认为，1989年胡耀邦去世是一个关键点，社会刚开始有点开放就又开始紧缩，知识分子必须站出来让社会继续向前走，不能让社会倒退、政治重新封闭。
“如果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还是为了个人利益考虑不站出来的话，中国就没有希望，”他说。
1989年4月17号下午，吴仁华第一次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他作为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与学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那时他已经做好参加政治活动的心理准备：轻则被开除教职，离开大学校园；重则被投入监狱，失去自由。
坚定、细致和客观的记录者
六四之后，吴仁华先回老家温州躲了一阵子。9月底，他在校长江平的劝说下回到北京，经过公安局的三次审查，但一直到放寒假都没有等到处理结果。
1989年10月，吴仁华的好友、“八九民运”的参与者王军涛被捕，吴仁华最终决定前往海外为参与者们呼吁救援。“我们得到消息说，中国政府马上会对天安门事件重要参与者进行大审判。根据过去的惯例，一个小小的反革命集团首犯主犯都要被判处死刑，而中国政府把89年这么大的一个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很多人说像王军涛、陈子明这样重要的参与者肯定会被判死刑，”吴仁华说。
1990年在温州老家过完春节后，吴仁华对家人说他将返京，实际却一路南下，准备偷渡出国。
他先到了广东中山市，经过蛇头安排，在一个摄氏七度的夜晚从珠海游泳到澳门。蛇头最初骗他说，珠海和澳门之间就隔着一条小河，“一抬腿就跨过去了”。到出发地一看，吴仁华才发现那就是一个海湾，浪一波波扑向岸边的石头，根本看不到对岸的一丝灯光，不知道离澳门有多远。
但是已经答应了几名朋友要偷渡到国外为王军涛、陈子明呼吁救援，吴仁华心想，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硬着头皮下海。
到了澳门之后，他通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天健联系到了香港黄雀行动成员，坐在渔船底仓来到香港。1990年7月，他以政治难民身份前往美国，定居洛杉矶。
“六四”30年来，吴仁华倾注心血先后完成《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三本书。他利用自己研究古典文献的专业特长，搜集“六四”死难者和戒严部队的资料，成为“六四”历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中，吴仁华公布了自己研究的“六四”戒严部队的番号和人数，以及一份参与戒严行动的部队官兵名录。
1989年至今，中国当局一直将“六四”研究视为禁区，严格管控和事件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导致研究“六四”历史举步维艰。但吴仁华说，他希望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留下完整的历史档案，让日后人们再回顾反思时有迹可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必须有历史的记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它是悲哀的民族，所以我们不能像对1949年以后的那些政治运动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的历史记录，”吴仁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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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无法独立核实吴仁华书中的内容，不过许多熟悉“六四”的中国研究者都认为，吴仁华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吴仁华在屠杀发生之前一直在天安门广场，自那以后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细致和客观的记录者，记录下了这次运动的方方面面。就此而言，没有谁比他做得更好。”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对BBC中文表示。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说，他很钦佩吴仁华这么多年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做这样的研究，并有这样的成果。
吴国光对BBC中文表示，“六四”过去30年来，踏踏实实做历史研究的人很少，“首先是因为资料很难找，要一条一条去抠、去找、去核实、去印证，其次也因为海外生活不易……第三，出版发行也极不容易”。
不过，长时间接触“六四”资料也给吴仁华的身心带来了巨大伤害。从2011年开始，他无法再专注进行有关“六四”的写作。一打开电脑中的书稿，脑子就会一切空白，心情会突然变得十分烦躁、痛苦。
2018年4月，吴仁华从洛杉矶前往台北，在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担任一年访问学者，并于该校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的国际迷你课程。台湾的气候、风土人情和食物跟他的老家温州非常相似，吴仁华想在台湾调养好心情和精神，走出心理困境，继续从事“六四”研究。
未来，吴仁华希望尽快将第四本书定稿出版。他的第四本书是关于“六四屠杀”的更详尽记录，涉及当年收治“六四”死难者、受伤者的医院，还有戒严部队开枪的地点。
被改变的人生
如果没有参与“八九民运”、没有选择偷渡到国外为好友呼吁救援，吴仁华现在应已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娶妻生子，过着优越的生活。他曾经想远离政治，躲在象牙塔内安心学术，但是最终不得不参与其中，直到政治改变了他的一生。
如今，吴仁华在台湾过着十分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住在新北市的朋友家里，吃穿用度简单之至。他喜欢在朋友家楼下的快餐店点一个便当：豆腐干、腐竹、小白菜、炒鸡蛋，再加一份饭，不过70元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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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的好友、当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同事刘苏里对BBC中文说，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没有像吴仁华为了“六四”付出这么大代价的人，为了现在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个目标偷渡出国，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状态，从未停止对真相的追求。
“非常勇敢、非常坚定、非常坚守，义无反顾直到今天，付出多少代价在所不辞，”刘苏里说，“在追求真相的路上，他就没有回过头。”
研究“六四”30年来，吴仁华先是担任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总编十余年，工资微薄；2005年，他决定全职撰写“六四”历史的书籍，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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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说，经济上的代价对他来说微不足道，“再有钱的富豪你一天只能吃三餐，再大的豪宅你每天晚上也只能睡一张床”。他觉得，情感方面的代价最为惨重。
30年前，吴仁华是那个年代的文艺青年，留着一头披肩发，看起来有些反叛；喜欢读情诗、唱情歌，对爱情和幸福的婚姻怀抱美好的想象。他念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找到了安定的工作，到1989年，他开始存钱买“四大件”为结婚做准备，距离理想人生只差最后一步。
但因为“六四”，想象中的美好未来都无法实现了，他至今孤身一人。
“因为这么多年来，独自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去做‘六四屠杀’真相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所以只能放弃了懂事以来自己在这方面美好的愿景。坦率地说，我觉得这方面的代价才是最沉重的。”吴仁华说，“这种生活（让我）没有能力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一个丈夫的责任、一个父亲的责任，所以只能有所取有所舍。”
2014年2月的一天，吴仁华在推特上写了一句话：“或许我是一颗流星，偶尔才划过你的星空。”这是他写给当年的女朋友第一封情书里的诗句，现在他觉得，也许当年不应该在信里写这句话，这可能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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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中遇到了我最中意的女孩，我遇到了，是我从小到大读文学作品那个梦中的对象，”吴仁华说，“可是为什么最后没有结局，就是因为我做了新的人生选择，非常痛苦的选择。”
从1990年离开中国大陆，他一直未能返家探视母亲。2012年，吴仁华的母亲已经86岁，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在母亲的有生之年回去探望。12月29日，他使用美国护照从上海入境，避开了中国当局的入境黑名单，并在家中待了45天后返回美国。
吴仁华记得他准备返回美国的那天清晨，天还没有全亮，母亲说送他到楼梯口。不过当他走到楼梯口想跟母亲道别时，发现母亲已经往回走了。吴仁华跟着弟弟妹妹下楼，上车之前抬头一看，发现母亲趴在四楼的栏杆上一直望着他。
“我上车之后就跟弟弟说，刚才在楼梯口母亲不道别就往回走，她肯定是不想让我看见她掉的眼泪，”吴仁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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