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游戏的悲剧
—— 一战前欧洲国际关系给当今东亚形势的启示
一战前国际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放任民族主义狂热，放弃对自身实力的现实主义估计，放任政治人物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追求，并把战争视为光荣且可控制的快乐游戏，那么人类就会自我制造历史大灾难，其灾难性后果是所有的一切玉石俱焚，包括大力推动战争的政治精英在内。
为什么要回忆一战？
当年在欧洲国家之间交往和外交军事事务处理的某些模式，有在今天重演的可能性。而在特定情况下，当年所犯的错误，今天也可能再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年一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及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以此来强调中日两国今日的处境与一战之前的英德关系有相似之处，引发世界舆论大哗，其中中国媒体所表示的强烈谴责和警惕尤为醒目，将安倍的言论目为这个志大心雄的右翼首相企图引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又一证明。但即使是以客观真实报道自况的老牌国际媒体，如英国《金融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也皮里阳秋地暗示安培的言论有一定“杀气”，至少他没有“明确表示避免武力冲突”。《金融时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称安倍“身为日本首相，安倍居然容许自己将眼下的情况与1914年的欧洲进行类比，这已然令人不寒而栗，并且极具煽动性”。总之安倍的言论给人的印象是紧密经贸关系不能必然导致和平，而一旦外交手段耗尽，中日之间战争并非不可能。
尽管不少评论者对此嗤之以鼻，安倍在这个观点上并不孤单。就在今年2月1号，集理论与实务于一身的当代国际关系大家基辛格在慕尼黑的全球安全会议上也表示，当今亚洲局势颇像十九世纪的欧洲，中日之间不能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历史学出身的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外交，他的脍炙人口的巨著《大外交》也长篇大论谈及这一课题，以基氏在历史与国际关系方面的综合“功力”，能做此论断，必然是看到了当下的亚洲和一个世纪前的欧洲总体局势之间的类同之处。
平心而论，虽然一个世纪以后，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今日的亚洲和当年的欧洲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上都有颇大的相似性。
首先，两个地区都是主权国家林立，若干强国并存，各国经济往来密切，但是在国际政治利益、领土和国家安全方面却有着甚为激烈的冲突和竞争。其次，由于中国大规模全方位的快速崛起，造成了新兴强国和要维持现状的强国之间的对峙局面，国际权力转移不可避免，这和欧洲当年局面相同。第三，各国都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支持甚至是推动政府对外强硬。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当年在欧洲国家之间交往和外交军事事务处理的某些模式，有在今天重演的可能性，而在特定情况下，当年所犯的错误，今天也可能再现。
概言之，一战之前和现代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以“世易时移”这种泛而论之的借口来否定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某种相似性，并忽视一战之前国际关系格局所能带给现在的启示，不仅失之简单，而且浪费了人类社会从一场前所未有的人为大灾难所得到的宝贵教训。
一战之前的150多年，欧洲由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军事等方面全面发展，在人类文明方面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高峰。欧洲稳持全球霸权之权杖，欧洲强国四处殖民，几乎瓜分了全世界。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当时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沦为一片废墟，4年里造成三千多万人的死伤。战争毁灭了4个已经存在数百年之久的王朝，形成欧洲一度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局面（用马丁·沃尔夫的话来说，就是“一战开启了持续30之久的残暴和愚蠢），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欧洲全面支配全世界时代的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实没有什么历史必然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在笔者看来，一战的发生，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思想所引发的军国主义竞争，民族主义为此推波助澜，而外交家们热衷权谋，以协助帝国追求霸权而不是以追求和平为目标，反倒为各国之间的争端火上浇油。确如马丁.沃尔夫所说的，战争来自精英们的无知和偏见，导致错误的思想和邪恶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竟然真心相信，“帝国是伟大和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光荣的和可控的”。
简而言之，一战前国际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放任民族主义狂热，放弃对自身实力的现实主义估计，放任政治人物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追求，并把战争视为光荣的且可控制快乐游戏，那么人类就会自我制造历史大灾难，其灾难性后果是所有的一切玉石俱焚，包括大力推动战争的政治精英在内。
战争策源地德国：崛起，然后疯狂
新皇帝的政策则既追求霸权又要拥有绝对安全，反而使得其他欧洲国家普遍感到不安全，从而形成近乎自然的反德同盟
德意志民族居住于欧洲中部，处于兵法上所谓的“四战之地”，宛如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郑国，四面为强国大国所环绕，列强征战或者要借道而过，或者就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所以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列强争霸的牺牲品。加之内部分裂割据，邦国林立（最多时曾分成上千个小邦；1814年维也纳会议确定德意志联邦为39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根本没有抗击外敌的力量，反倒被分而治之，堪称“欧洲病夫”。后来联邦中的普鲁士日渐兴盛，成为德意志土地上最大的王国，可以参与欧洲国家纵横捭阖的游戏，但也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列强中最弱小的一个。
这一切都有待于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那就是德意志民族旷古烁今的大政治家俾斯麦。俾斯麦号称铁血宰相，他在治国理政上既雄才大略又精打细算，立志高远而又能务实从事。他通过巧妙的外交和三次王朝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统一，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从地缘政治上讲，德国的统一本身就打破了欧洲几百年由英、法、俄、奥等列强主导形成的均势局面。统一的德国，人口有4000万，面积54万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欧洲（俄国除外）第一大国。统一后的德国展开工业革命，经济迅猛发展，到19世纪末就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由于德国尚未建立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欧洲各国对德国惴惴不安，不知道这个新兴强国会向哪个方向走。
俾斯麦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有铁血之冷酷名声，但在外交政策方面理性而务实，无意继续扩张。俾斯麦主政时期，帝国奉行稳健的“大陆政策”，旨在巩固德国在欧洲取得的已有成就，不热衷谋求海外殖民地，并通过外交手段，求友避敌，维持欧洲均势，为欧洲谋得了20年的和平时光。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是孤立法国，因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受到重创，被迫割地赔款，这在法国激发了浓厚的复仇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俾斯麦的看法是，法国既然不能与德国和好，且无论法国如何强大，它都不可能单独战胜德国，那么从德国的角度出发，如果不想再打仗，那么就要通过外交来孤立法国，防止它与任何其他大国结盟对抗德国。
俾斯麦为维护德国安全所设计的外交结盟体系十分复杂，其基本思想是联合奥地利，拉拢俄国，疏远英国，孤立法国。为此目的，他充分利用每一起国际争端，在欧洲大陆列强之间挑拨离间拉拢分化，建立了一个扑朔迷离但十分有效的外交网络，先是1873年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后是1882年的“德奥意”三国同盟，再加上1887年的德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大展其外交天才，构建了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蜘蛛网式的多层次同盟体系，确保其他强国之间勾心斗角，但是与德国交好或保持中立，不会联合起来与德国为敌。但基本上，俾斯麦的体系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主旨在于维护欧洲大陆在德国统一后的“新现状”，德国却不再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或其他要求。这种体系其实也有利于欧洲，因为它也约束德国展现实力的行为，防范在欧洲发生大的战争。
1888年，俾斯麦伺候了半辈子的德皇威廉一世去世。老皇帝是典型的军人，但行事稳健，与俾斯麦脾气不甚投合，但却能专委他处理国事。太子登基3个月后因病去世，皇位传给了年少气盛的威廉二世。新皇处处看俾斯麦不顺眼，包括他的外交政策，决心另起炉灶，于1890年迫使俾斯麦辞去帝国首相职务，而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也彻底人走政息。
“性格决定命运”一说确有其道理，而威廉二世的性格就不仅是决定他自己的命运，而是影响了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命运。他天生一臂有残疾，历史心理学家称他可能因此心里有阴影，需要通过好大喜功来弥补由此而带来的自卑感。基辛格描述其为人“不成熟而反复无常”又“粗暴”。丘吉尔称威廉二世喜欢“昂首阔步，装腔作势”，但在种种矫揉造作的背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总之，新皇帝要改弦易辙，推行新路线，称之为“世界政策”，鼓吹要为德国争取“日光下的地盘”，因此得到了德国地主资本家的热烈支持。俾斯麦懂得德国不能追求霸权，安全也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保证，而新皇帝的政策则既追求霸权又要拥有绝对安全，反而使得其他欧洲国家普遍感到不安全，从而形成近乎自然的反德同盟。
威廉二世的对外政策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四处挑衅而漫无目标，从来未说清楚到底想要什么，完全没有长期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实际规划。当“世界大国”当然是激动人心的雄伟目标，可怎么做？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和规划是什么？每一步具体要做些什么事？如何和其他列强互动以排除阻碍？德国又有没有这个实力？威廉二世的政府从未对此有认真的研究和规划，但皇帝却热衷于到处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和到处开罪其他国家。德国因为支持奥地利侵犯俄国的势力范围而轻率地与俄国结仇，它长期是法国的眼中钉，却在摩洛哥问题上向法国挑衅，积极把自己绑在其他国家的战车上。其实，德国也有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很二的路子行不通，包括带领德国走向战争的首相霍尔威格。霍氏本人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将德国的做法描述为：
“向各方挑战，以此挡住各方的去路，实际上却无法削弱任何一方。行为理由：无的放矢，需求无助于声望之成就，讨好任何当今之民意”。
但是德国人还是太过于迷信自己的实力，最后坚定地走向了战争。
外交失败：英德矛盾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
一战之前欧洲外交的最大成就（负面性质的）就是建立了确保毁灭的政治机制，体现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最后互相绑架，无可避免地走向战争。
威廉二世即位后的一个重大举动就是拒绝续签《德俄再保险条约》，从而摧毁了俾斯麦一直致力维持的德俄亲善关系，这实际上破坏了俾斯麦的蛛网式外交网络的枢纽。它又对英国提出种种不切实际要求，错过数次和英国结盟的机会。
英德矛盾，也就是安倍津津乐道的引发一战的主要矛盾，在战前确实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主线之一，最终演变为两大阵营的对立。
为了对抗法俄的接近，威廉二世最初的想法是和英国结盟，但因为自己和他的参谋团队的好高骛远，失去了种种机会。大英帝国几百年来对欧陆的政策就是奉行“光荣孤立”，联合弱小以打击任何企图主导欧洲的大国，借此维护欧洲各国力量的平衡，同时不正式参加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但德国不接受这种非正式的形式，屡屡要求英国缔结正式条约，成为自己的小伙伴，自然也屡屡被拒绝。1901年英德最后一次结盟之议破裂，从此分道扬镳。
英德两国无法结盟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和海军竞赛。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有着全球霸权，而威廉二世提出“世界政策”，大言炎炎要将德国建成主导世界的大国，积极推行殖民政策，难免让英国生疑，并且已经实际上与英国展开了争夺，如要求共同瓜分太平洋岛屿和德国势力渗入土耳其。其时，德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具备竞争的基础，而两个国家都坚定认为，欲达目的，只有构筑军事实力一途，于是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军备竞赛。从1872到1912年一战前夜，德国的军事开支增加了335%。而英国在确定德国为主要对手后，就紧密盯着后者的军事建设。
英德在这方面的矛盾主要来自德国的大海军战略，这直接威胁到英国在海上的传统霸权，是以英国外交官称“德国在海上的领先地位是同大不列颠帝国的生存是不相容的”，只能加快和德国的竞赛，提出“二对一”的“双强标准”。如1908年德国决定每年建造4艘当时最先进的无畏舰，英国就决定每年建造8艘，彼此毫不相让，最终各自成为两大军事集团的龙头大哥。
这两大军事集团是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本为俾斯麦所建立，本来是一个防御性的安排，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的攻击，奥匈帝国免受俄国的攻击，和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它无论是宗旨还是条文，都不含侵略攻击他国的内容。但在相对方看来，这就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比如法俄怎么看都觉得三国同盟是一个孤立法俄、企图控制欧洲的集团。1894年法俄缔结同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抗三国同盟。1904年英法缔结协定，意在共同对抗德国。1907年英俄缔约，也是为了对付德国。英俄协定，标志着三国协约的建立，和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形成。
这种军事同盟的一大特点就是互相绑架，有事之后骑虎难下。同盟国有了举动或者争端，不管是不是正义，不管是否与本国有切身利益关系，都要挺身而出，甚至是进行军事动员和出兵作战。可悲的是，这种由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使出浑身解数搞出的外交安排，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普遍来说，外交活动的宗旨不是为了维护和平，而是为了本国的最大利益，甚至是为了以邻为壑和规划战争。事实证明，这种错误理念主导下的外交，注定造就灾难。
军事系统的好战和自行其是
在军事方面，一战前列强的军事系统普遍展现出轻狂好战的特点，并且军方会瞒着政府甚至是君主，在军事战略规划和行动方面自行其是，乃至于不计后果。
由于军事科技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一战的那个时代，战争行为已经不是谁先开第一枪，而是谁先进行军事动员。一旦动员令下达，人员和物资像钟摆一样运行起来，而且不能中止，否则流动停滞，将使国防处于混乱的、无保护的状态。因此，一旦动员起来，就是不可逆转的，政治领袖无法下命令停止。这种新机制，加上军方虽好战但却准备不足的蠢行，最终酿成大灾难。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塞尔维亚的盟友俄罗斯在当天宣布对奥局部动员，沙皇却才被军事将领告知要动员就必须对德、奥一起总动员，因为这是军事参谋人员几十年来制定的唯一计划。在德国方面，7月31日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未得到回复，就发动自己的总动员。而颇为荒谬的是，虽然敌人是俄国，但二十年来德国的总动员却只是针对法国的，根据计划必须马上进攻法国，且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结果，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法国什么事，德国人捏造了一个发动侵略的借口，果真按照计划进攻法国，后者很荒谬地经历了名副其实的“躺枪”。
德国参谋总长施里芬设计的动员计划野心勃勃。他的前任、军事天才毛奇为德国制定了防御作战加政治解决的稳健方案（自然是基于俾斯麦设计的联盟框架），不求完全胜利，避免两面作战。但在施里芬看来这太保守，他要求的是对方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全面击溃的方案。据此一旦战争爆发，德军将以八十多个师的精良兵力，在6周内解决法国，然后移兵东线，在3个月内击溃俄国。这种计划体现的是日耳曼式的自大狂妄。事实上，德国军方向来迷信速战速决，认为德军的强大所向无敌。8月3日，德皇声称，士兵们在落叶之前就可凯旋回家。德国高层研判，战争只需打8个星期就会以德国的胜利而结束。这种信念，反倒使德国陷入消耗战而不可自拔，最终大败。
民族主义狂热推波助澜
意味深长的是，虽然很多人将德国的侵略扩张下意识地归罪于上层容克贵族，但实际上煽动民族主义最欢实的却是德国新兴的工商阶层及专业人员阶层
两种民族主义共同推动政治领袖和军方走向战争。一是小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巴尔干地区被统治的少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哈布斯堡帝国据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日益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斯洛法尼亚人等，后者组成各种地下团体，有时候采取恐怖主义手段。例如，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就是塞尔维亚黑手党以恐怖手段刺杀奥国皇储。
就算奥地利仗着德国的支持有理由有实力对塞尔维亚宣战，但不要忘记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最终，战争变成了德奥对英法俄的列强之间互相屠杀。如基辛格所批评的，“欧洲各国自愿成为巴尔干各好斗国家的代理人。对这些任性妄动缺乏国际责任感的国家，欧洲各国却宁可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唯恐不如其意，它们就会转换阵营”。
但是列强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参战，也是为他们本国的民族主义狂热所推动。德国统一后，社会各阶层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媒体大肆宣扬“地缘政治学”，“生存空间论”，“人种优劣论”，“武力决定论”等等，其主题是德意志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注定对世界起到支配作用。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政府有意培养，学者也著书立说注释解读，正当化这种疯狂的自命不凡精神，这是后来纳粹在德国崛起的思想基础。意味深长的是，虽然很多人将德国的侵略扩张下意识地归罪于上层容克贵族，但实际上煽动民族主义最欢实的却是德国新兴的工商阶层及专业人员阶层。比如这方面影响力最大的“泛德意志同盟”，其组成人员多为大资本家、议员、律师、媒体老板和主笔、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和教授等。
在其他各国也多多少少存在着这种民族主义所激发的好战情绪。如果今日的人们了解到，在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在不少欧洲国家首都，人民自发上街庆祝，包括远说不上军国主义的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也是“欢声雷动”，该作何想？
一战对今日亚洲的启示
大国崛起要巩固对地区的影响，善于兼用经济军事实力和外交手段，如果旨在成为全球霸权，为此滥用国力，那么注定要失败
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对外政策一定要稳健务实，既要有具备前瞻力，又切合实际的长远规划，也要通过踏踏实实的手段去实现目标。在外交和军事上，万不可四面树敌，尤其是要记住一个深刻的历史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单独和两个以上的大国同时为仇敌而不被击败。
此外，从来都没有什么“世界大国”，历史上任何大国都只能对一个地区或者地球上部分区域实现主导，在自己的根据地内巩固控制，以此为基础在其他地区通过结盟、外交手段和偶尔的军事行动施加影响。如历史上的大英帝国所能强力控制的是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但在老家身边的欧洲大陆，只能采取“光荣孤立”政策，通过维持欧洲的均势确保本土安全。今天的美国，其实也不能主导性地控制美洲之外的地区，需要通过一个美国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复杂的条约关系层层结盟来在其他地区施加影响，扮演米尔海莫斯所说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德国在威廉二世时期试图成为“世界帝国”，却没有明确具体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是四处挑衅，同时开罪英法俄等大国，在一战中形成以德国一身对抗欧洲其他列强的局面。
第二个启示是要珍爱和平的价值，不可轻易言战。尤其是社会精英人士，主导国家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要充分估计到战争的破坏力。一战之前弥漫于各国首都的愚蠢想法居然是这场战争会迅速以己方的胜利结束，不会耗费太多资源，也不会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当时欧洲的一些思想家还认为，国家偶尔打打仗流流血可以改变体质，有益于国家富强。但是战争的前四个月，仅以在中西线的情况来看，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闪电战变成了阵地战，其结果完全和当时所有国家总参谋部制定的计划相反。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如果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后果：在这个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军事手段破坏力提升到几何倍数的时代，大国之间的任何可称之为“战争”的行为，必然导致彼此的全面灭亡，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毁灭性后果。
第三，外交行为的根本宗旨应当是维护和平、防范冲突并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不是为了准备战争。俾斯麦是那个时代欧洲最狡猾的外交家，他所设计的外交网络充满了权谋，但由于是以防范冲突为目的，能维护欧洲几十年的和平。俾斯麦之后的欧洲外交家，在外交上也是谎言与权谋齐飞，其目的却仅仅是为了争取时机让本国更好地准备战争，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以邻为壑，对每一次国际争端火上浇油。所有外交努力的成果，是造成了两大势不两立的军事阵营，在欧洲国际关系上建立了“走向毁灭的政治机制”（基辛格语）。
第四，不可放任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战前的情况说明，极端民族主义是导向战争的强大推动力。良性的民族主义本来不是错，它是人们对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土地和国家的天然感情，但是一旦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将会造成一国民众集体唯我独尊，盲目仇外排外，要求本国政府为了微小的利益对外强硬，甚至不惜大动干戈。民族主义是广大民众持有的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推动战争造成生灵涂炭，其后果也要广大民众来承担。一战爆发时，各国不少人民曾欢呼庆祝，而战争的结果是欧洲沦为废墟，破坏状况惨不忍睹，而承受生命与财产损失的，也是这些满怀极端民族自豪感的人民。威廉二世的蛮蠢行径，使德国成为战争策源地，但生灵涂炭却不会是他的切身之痛。一战结束，德皇下野，虽然失去权力，却也能在荷兰锦衣玉食地安度余年，到1941年去世，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疯狂起舞的希特勒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军事葬礼，以展示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承和“慎终追远”。
（本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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