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彼得•维纳(Peter Wehner)在内的一些反特朗普的保守派人士，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将会失败，或者因为性格上的缺陷而被赶下台。特朗普撒谎、掩饰、夸大、粗暴对待下属，不听顾问的建议，不理会批评者、欺凌或轻视对手，还吹嘘自己的财富——这些只是一部分。这些性格品质在任何个体身上都是最不讨人喜欢和自我毁灭的，在美国总统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身上更是如此。
戈德堡先生写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预测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将以糟糕的方式结束，因为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以致偶尔我需要提醒自己这句话不是我创造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提到"人类精神"(ethos anthropoi daimon)时就这样做了，这个句式通常被翻译为"性格即命运"。
对于这是否是哲学家话语的恰当解释，有些人持怀疑态度，但这似乎无关紧要。亚里士多德和其他道德哲学家说过类似的话。性格决定命运，无论是个人还是政治领袖。
不过问题的要害在于，至少就政治而言，马基雅维利在五百年前的《君主论》中摧毁了这个判断，从而奠定了现代政治的基础。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性格和打破规范的风格对他在办公室的表现不重要或无关紧要，而是说在政治生活中，一般的命题("性格即命运")通常是错误的。特朗普可能会失败，但最有可能的原因与他的性格无关。
马奇亚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
许多人曾想象生活在共和国和公国，但实际上它们从未存在过。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和实际如何生活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把应该做什么混淆成实际上做了什么，那他学会的则是自我毁灭，而不是自我保护。
事实上，一个人如果想要在任何方面都表现得善良，他必然会在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遭遇不幸。因此，如果一个君主想要维持他的统治，他必须学会如何不做一个贤德的人，并根据需要来决定是否利用这一点。
有时，一个君主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必须撒谎、欺骗、掩饰、奉承群众，甚至杀死他的对手和敌人，同时在必要的程度上保持美德的外衣。
马基雅维利曾说过，君主应该寻求被人热爱和被人畏惧，但如果非要让他选择，被人畏惧会更好。君主必须时刻提防敌人，而被人畏惧是阻止敌人的最好方法。一个明智的君主必须准备好对可能挑战他统治的敌人采取残酷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他应该把这项任务委派给下属，从而获得残酷镇压的好处，同时避免为此受到指责。
他讲述了塞萨尔·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的故事。博尔吉亚派了一名副手，以残暴的方式抚平了他管辖的一座城市。一旦城市被平定，君主就认为这种残暴方法不再有用了。经过一定的过程，他让人谋杀了他的部下，把他的尸体放在公共广场上，让所有人都看到。这样，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却逃脱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残暴方法带来的指责。
马基雅维利教导君主必须明智地选择他的顾问，因为他会被他们的能力所评判，他可能会被他们的背叛所毁灭。他建议君主要提防那些把自己看得比君主还重要的副手，这样的人是永远不能信任的。另一方面，他建议君主要奉承他的副手，尽其所能地提拔和充实他们，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命运就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他说，一个聪明的君主，一定要一半像狮子一样可以吓跑狼，一半像狐狸一样可以嗅出陷阱。那些仅仅表现得像狮子的人是愚蠢的。因此，一个谨慎的统治者不能也不应该在他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在他作出承诺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遵守诺言。可是，说谎者或不可信的人的名声对君主没有好处。马基雅维利写道:"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粉饰自己的行为，成为一个伟大的说谎者和骗子。"
马基雅维利哀叹道，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强大相比，他那个时代意大利城邦的脆弱处境。他认为，这种没落可能是由于基督教道德原则的传播，尽管这些原则对个人来说可能是适当的，但它们在国家治理中是无效和不合时宜的。因此他说，君主必须为他们国家的更大的荣耀而准备放弃美德。
马基雅维利的教导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但它无疑是有影响力的。莎士比亚称他为"邪恶的权谋家"。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是建立在"性格即命运"的假设之上的，不良行为会导致作恶者的灭亡。无论在《麦克白》和《理查三世》中，在某种程度上，在他的其他几部戏剧中也是如此。
莎士比亚甚至经常提到马基雅维利是一个道德上的对手。在亨利六世第二部，理查三世(格洛斯特公爵)吹嘘说，"我可以给变色龙添加颜色，并给谋杀者马基雅维利设置学校。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公爵的命运，一个坏人的报应最终到来。另一方面，莎士比亚把他的王子哈尔描绘成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当对国王来说某种关系是尴尬和不便的的时候，他否认并抛弃了年轻时的饮酒伙伴，那个可怜的福斯塔夫(Falstaff)。
爱德华·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借鉴了马基雅维利的主题，将罗马的衰落部分归因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削弱了罗马精神和爱国主义。这也是启蒙运动产生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主题之一——基督教道德并不总是与治国之道的要求相一致。在马基雅维利之后，现代政治建立在利益竞争的基础之上，因为它认识到，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时，利益将压倒道德。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不是道德和美德的基础上，利益最终是比美德更可靠的基础。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章中，他认为美洲大陆的共和国将是稳定的，因为组成它的各种利益将相互制约，从而阻止任何狭隘的利益获得对整体的控制。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章中，他主张在政府内部进行制衡，他写道，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只能通过利益冲突来维持。"野心必须用来抵制野心。人的利益必须与地方宪法权利相联系。""维持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分立需要的不仅仅是羊皮纸屏障（这里指宪法）。麦迪逊在同一篇论文中继续写道:"通过相反的和对立的利益集团更好动机的竞争产生的政策，可以追溯到整个人类事务体系，无论是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一个常态的目标是把若干个职位分开，使每一个职位可以制衡另一个职位;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可能是公共权利的哨兵。他试图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路线，找到一条通向公众利益的道路。
特朗普(或其他任何身居高位的人)的问题在于，很难说他的性格是什么，也很难说他不同寻常的风格从何而来，也很难说他做的各种事情是否真的揭示了他的性格。如果特朗普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那么很难理解他是如何在商业生涯的起起伏伏中走到今天，以及如何当选为美国最高职位的。如果我们相信批评者的话，那么特朗普的坏性格早就应该让他退出商界，当然也早就退出总统竞选了。坏的性格导致坏的结局。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成就，这与"性格即命运"的说法相悖，除非有人准备说，特朗普性格中有一些重要的方面促成了他的成功——这一说法值得深思。
特朗普的自控可能比批评者认为的更强。总统喜欢摆出一个喜欢打架的硬汉的样子，但这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我们知道他著名的谈判风格之一:先吓唬他们，然后再达成更符合他目的的交易。
他的谩骂和推特或许也是如此:这都是他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一种风格的一部分，因为他认为"好男人"的模式已经过时，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有些人认为特朗普在"挑衅"美国，尤其是自由派，目的是为了激怒他们，引起他们的反应，让他们失去平衡，为他的支持者提供娱乐。如果是这样，那么他肯定实现了这一目标。但这意味着他在从事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一种自我展示，而不是他性格的表达。
特朗普与媒体、大学和华盛顿建制派的"政治正确"背道而驰。为了在竞选中取得成功，他明白他必须在言论和行为上挑战政治正确性:他自己必须在政治上不正确。高尚的批评和对礼仪的呼吁起不到作用。因此，他给出了很多评论，关于非法移民穿越南部边境(毒贩和强奸犯)，参议员沃伦("波卡洪塔斯")，参议员麦凯恩(不是一个战争英雄)，杰布布什("低能量")，希拉里克林顿("不诚实的希拉里")等等。他从未心软，更有意思的是，他从未像大多数政治正确的人物通常做的那样道歉。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是个卑鄙的家伙!")，还是为了达到某些公共目的而设计的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是为了挑战政治正确性?他迫使批评他的人说，他们想要恢复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要求他们首先开始实践。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甚至有部分是真实的,那么他的"性格"将导致他的失败就是不太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他将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走得太远,当他不得不撤退,当符合他的利益的时候，他就会显示自己的另一面。
如果特朗普以失败告终，那更有可能是由于经济放缓，或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一些失误，或他无法处理的一些国际事件，在任何情况下，那些都是与他的性格无关的事件。因为特朗普的性格，远不是他内心固有的、超出他有意识控制的东西，而可能是他为了适应环境或自己的利益而伪装的面具。
那么，特朗普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像许多好莱坞明星一样，他假装是一个煽动家、一个粗俗无味的公众人物，目的只是为了能够代表他的国家作成一些更大的事? 这也是一种值得考虑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员之一载入史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特朗普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尽管其他人都认为他精神错乱或失控了。他似乎也很自在，这是一流演员的一个有用品质。毕竟,在名人与政治密切交互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舞台上看到的唐纳德·特朗普并不是真正的唐纳德·特朗普,而是一个制成的公共混合物，用来满足和挑战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奇异的文化。
James Piereson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编译：温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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