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按，胡兰成于1958年出版的《今生今世》中专辟一章《渔樵闲话》回忆汪精卫政府当年事，惜乎众多版本皆删去了此章。而到1979年，他临终前两年，出版的《日本及び日本人に寄せる》（姑且译为《寄日本人》）又专辟一章，近两万字专门评论了汪精卫及南京政府当年事，有些观点较《渔樵闲话》颇有不同，可谓是胡兰成晚年对汪精卫的最后定论。也由此，他对汪先生的崇敬之心，更日益加重。2017年4月18日，小北谨识
汪精卫的梅花之句
文/胡兰成 译/小北
一
把辛亥革命来比作明治维新，除了早死的黄兴，最是汪精卫可比西乡隆盛。胡汉民似大久保利通，蒋介石好比山县有朋，此外还有一人，黄郛恰如坂本龙马。辛亥革命前一年，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在广州起兵失败，七十二人战死，即所谓的黄花岗起义。当时国内外孙文指导的国民党同志加起来不过三百人左右，失去这七十二位同志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此时的汪兆铭才二十四岁，托付胡汉民同志曰"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爨火，光熊然，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食则一。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译者按，据《胡汉民回忆录》，"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为汪兆铭入京行刺摄政王载沣前留给胡汉民的血书。而前一段话为汪兆铭撰《论革命之道德》，载《民报》第二十五期。）为鼓舞士气而赶赴北京，欲暗杀清王朝执政肃亲王（译者按，肃亲王当为醇亲王载沣），但以失败而告终。此次暗杀震动了清王朝，促进了第二年辛亥革命的成功。
由此看来便可知战时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有着怎样的商议。
中日事变开始，英国在中国东南部拥有特殊势力范围，故在可能范围内给中国侧以后援，但由于日本军攻占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英国失去了所有的势力范围，事已至此，便撒手不管。取代其地位的美国尚未开始介入，中国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在此空隙下，日本军进一步占领湖南长沙、广西南宁，进入贵州，一度溃灭了退往重庆的中国主力。重庆已到了日夜被日本空军爆袭威胁之境地。这就是那时的状况。汪精卫与蒋介石达成密约说，"让我自己进入敌阵中建议讲和。这样可以稍微缓解敌军的攻势。讲和应可处在平等的立场，但若失败了，我便成了国贼，希望蒋先生你进行名誉上的抗战。"当时我在汪精卫身边，但亦未曾核实。这是停战三十年后的前年，我在台湾从中国文化学院的同事K教授（译者按：据胡兰成1975年9月7日写给秦孝仪的私函可知，此K教授即是金荣华教授）那里听到下面的话。那是K教授在墨西哥时从原重庆政府外交部护照科长金庸寿（译者按：日文原文为金庸寿，据胡兰成1975年9月7日写给秦孝仪的私函应为朱庸寿）那里亲耳听来的。「那天汪先生派秘书来要出国护照。战时勒任官以上的出国都必须得到蒋委员长的允许。但汪先生是国民党的副总裁。金科长向外长王宠惠请示此事。王宠惠即以电话直接请示蒋委员长，并得到了'可以'的回复。」因此这之间的事情就很明显了。
情况特殊，汪精卫对于讲和好比西乡的征韩论，不带一兵只身奔赴韩国，却还是兴致激昂。
二
我当时在汪精卫下面做言论主干。对战时汪精卫领导的和平运动有这样的体会，即以思想为基础，依据形势，抓住机遇。结果虽失败了，但从历史上来看，是有余音的失败。
所谓以思想为基础，是孙文以中日亲和为核心、从西洋手中解放亚洲、建立东洋新秩序，称之为大亚洲主义，将它作为对外讲和的基本思想理念。
根据形势就是在中日事变后中国遭日本侵略以来，虽在战术上中国侧总是失败，但在战略的形势上中国侧尚未彻底失败。在讲和上中国侧与日本拥有对等的资格。
抓住机遇指的是战争约持续到两年半时，日本的近卫首相提出声明，向中国侧呼吁讲和，内容为：
一、 不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讲和，以平局谋求相互停战；
二、 没有赔偿与领土的割让；
三、讲和成立后两年以内日本军撤退；
这是前面提到的赴往日本的汪精卫的密使与近卫首相谈判后决定的议案，声明书的起草者是近卫首相尊敬的汉学者中山优。日本人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与支那同气连枝的朦胧记忆在起作用。那时是战争第三年的十二月。与此呼吁相呼应，汪精卫假装出逃重庆去议和。
汪精卫刚到达安南（越南古称）的河内就遭重庆派来的特务袭击，射杀了曾仲鸣同志。之后在重庆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消息，并开除其国民党党籍。指挥暗杀的特务主任陈恭澍后期于上海说了下面的话："那晚，汪先生并非幸免于害，而是上级的密令，告知不准射中。"但虽说是假装袭击，射杀曾仲鸣的行为却十分过分。假装的意思是若不是以汪精卫为交涉的对手，日本就没有与之全面议和的对手。但是说起全面议和，重庆侧的抗战志气有受挫之忧，到议和成功为止，蒋介石需装作不同意议和的样子。
三
汪精卫刚开始跟周佛海一起渡日，在东京遇见近卫首相，确定其真意后回到上海，致电蒋介石，要求沿着近卫声明的路线摸索出议和的头绪。汪精卫对蒋介石说，"到此为止，我的任务已完成，正式比拼就靠你了。你出面即可令两方立即停战。"
但是此时情势已有所不同。美国对中国开始了军事物资的援助，这点已十分明显。苏联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蒋介石亦决意要长期抗战，理由是日军的攻势现在已经过了危险期。抗战在美国的援助下进行，就算国民政府议和，中共军亦不会同意，便有国民分裂的危险。加之为了战后能修复破败的经济，更不致与得到苏联保护的中共发生内战，而要依靠美国，所以不能无视美国的意见而议和，但这只是功利的想法，不得不说它是缺乏思想的。对于蒋介石的观念，汪精卫认为越是将抗战长期化，国家的经济越易衰败，中共军亦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依赖美国是不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兆已经展现出来，中日两国的战争若被卷入西洋大战，与先总理孙文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之革命思想相背离。看透了这一点，汪精卫令我在机关报中华日报上进行了反论，呼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达成中日议和。
之后日本败战，汪精卫已成为故人，他的同志与部下被判以国家反逆罪（译者按，即所谓汉奸），昭和二十六七年的《每日新闻》多次刊载了汪精卫关于过去对日本记者发表的谈话。
汪精卫发表了以下言论"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译者按，此三句在翻译时引用胡兰成于1975年9月7日写给秦孝仪（时任蒋介石秘书）私函之原话。在个别字词上与日文有所不同。）中日应注重的不是与西洋的合纵连横，而是再建王道的亚洲。"
四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了国民政府，那时在欧洲已开始了大战，机关报《中华日报》连呼中日迅速单独议和，隔离西洋大战，体现了汪精卫的主旨。
中日事变八年间，从第三年开始了汪精卫指导的和平运动，在南京开办了六年的国民政府面临终战，和平运动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两国人的灵魂中存在的中日同气连枝的微妙意识未被清晰地发掘。日本大正以来的文坛热衷于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说与尼采的超人思想，意识上轻蔑支那人。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亦同样崇洋媚外，而且被日本侵略，对日本人怀有恨意。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大亚洲主义或大东亚新秩序的指导理念，没有东洋的创造性的政治以及经济新制度的发想。日本败战后，近卫文磨自杀了，在发表的他的狱中笔记中称汪政府为傀儡。我是失望了。于此不得不说，不仅军人，连近卫亦很没有见识。那时日本军人侮辱汪政府，对于任何事件都不轻易让权。派遣军参谋长后宫大将去向汪精卫发出任职问候时，随行的士兵与国民政府主席官邸门卫发生冲突，射杀了一个侍卫。闻此骚动，汪精卫走出走廊，后宫大将刚欲解释，汪先生只说了一句"我感到羞耻"。就这样，任职问候的仪式被命令择日举行。我当晚去探访汪精卫，汪夫人十分愤怒，汪精卫却无所言。
虽说如此，战争时期的日本人对中国总有些亲近感。虽是战争，但身处中国当地，亲眼目睹，便产生了感情。不论军人与居民，败战后被送还的人们大多都是亲中国的。说起中国侧，城镇与农村的人们在降服的日本军撤退的途中放置了茶汤的大桶，让他们随意饮用。付了战争这样莫大的学费，中日两国内心深处的同气连枝的感觉总算苏醒了。然而这犹如从睡梦中苏醒，知识分子反而比民众与士兵落后，不仅是近卫，连我虽当时跟随汪精卫，但亦是反日的。到了如今，日本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受西洋的诅咒，不与东洋人亲近。这些人十分了解西洋的历史，没有如日本的知识分子那样不了解中国的状况的人，也没有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不知日本的状况的人。
五
和平运动时期，汪精卫的同志与部下基本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没有辛亥革命的经验，作为中国的有志之士谈不上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持感激之心，只知对日议和对两国是民智之举。汪精卫在两国中未醒悟的国民为背景下率领如此程度的同志与部下同不讲理的日本军和日本政府连手推进和平运动，至今除了心痛一词外，无法言语。然而，汪精卫并非悲剧的人，而是神一样的人。
汪政府同日本的议和条约中
一、承认满洲国；
二、允许华北地区日本的经济发展；
三、同意中日在满蒙边境共同防共；
允诺了日本的三个要求换来的是，日本退兵，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约定中日两国的亲善。从中国来看，可称之为屈辱的条约。
如今来看，经济协议若今后时势变化亦可改订，对苏军事共同防卫亦是好的，但最后一条承认满洲国是不可以的。若蒋介石委员长出席会谈，进行磋商，就能全面停战，我觉得应该会不顾如此屈辱而缔结条约，然而蒋介石坚持长期抗战，说起汪精卫的局部和平，未确定要素很多，应如何判断此条约呢？汪精卫的想法如下：
中国是一个整体、、、、、、汪与蒋虽分裂，但和平运动与抗战无法分开。直到达成全面和平为止，和平运动与抗战运动要相互配合，并且要相互理解才好。议和条约发表之日，《中华日报》的社刊称天下的事尚不知趋向，以万事尚不能定论为解释。之后汪精卫访问满洲国，在民众大会进行了演讲。"我们都曾是同胞，现在仍是同胞，将来也是同胞"，见了汪精卫热泪满面的演说，在场的日本关东军一下子变了脸色。
议和条约虽未标明是暂定的，事实上是暂定的。是由于政治本身就无法以书面形式展示。作为此议和条约的补偿，日军向汪政府返还所有占领地域的行政权，日军与中国民间的交涉还有与中国的政听、县镇府与学校、新闻社等的交涉都不得不通过外交的途径。作为军需数据，日方管理的占领地的棉纱与粮食等全部物资都归了汪政府所有。借着缔结未确定的议和条约，能够给予将确定的实际利益分给了被侵占地域的三亿以上的中国人。是暂定的还是未确定的是听天由命的，实际利益方面是尽人事的，汪精卫的业绩是天人之际的创作。
过去孙文与旧识的归国华侨张永福论述部下的才能曰："胡汉民踏实专致，内政上十分优秀。汪精卫拥有人所没有的特征，在万事休矣之时，他必能设法打开局面。只是还应稍作考虑细微之处。精卫活跃的机智适合担任外交官"（根据《我所认识的总理》所述。）这显示了孙文是知人善用的聪明人。
汪精卫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几次打开局面。最初是清末的革命党人在广州起兵失败的时候，最优秀的七十二位同志或战死或被处死，大家都吓破胆时，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事件再次高涨了革命的志气。第二次是辛亥那年，在武昌革命党虽已起兵，然而清朝袁世凯的军队欲讨伐革命军，局势变得困难。就在此刻，刚从北京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汪精卫与蔡元培借着在袁世凯与孙文之间周旋，首次实现了统一的中华民国。第三次是昭和八年，日军乘着占领热河省、攻占北京的态势，向中国提出无理条件的时候，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是谭延闿，汪精卫是行政院长，蒋介石是军事委员长。虽是屈辱，但这时候必须避免全面战争，甘愿忍受国民的愤怒，负责与日本成功缔结停战协议的是汪精卫的力量。在那种场合，若没有汪精卫，则后期的中日事变所谓的全面战争定会提前四年爆发，当时的中国在准备不足的状况下，以当时的国际情势来看，中国可能早已完全战败。虽然打开了如此危险的局面，但汪精卫却忍受着国民的愤怒，遭受着凶弹的暗杀，好不容易保住性命。此后过了十年，和平运动末期，由于背骨里残留子弹的缘故，汪精卫在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他的一生。
之后在这次的中日事变中，汪精卫的逃离重庆与议和使得日军的攻势得以缓解，刚逃离重庆的中国侧获得了外国的援助与准备抗战态势的时间。而这并不是欺骗敌人。
汪精卫不是策士，而是蒙受天启的诗人。日常的生活方式，比如遇到悲伤的事情时，汪精卫会一瞬间邹起眉头，但马上又会笑，只开口说一句话便会立即转晴，屋内和窗外的世界都变得阳光灿烂。
六
据说孔门有辞令一课（语言艺术的科目）。汪精卫是提出国民党口号的名人，曾提出对日本应采取实时抗战为妙的安抚国民教育。作为国民党的口号，汪精卫创制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日后日本的压迫日益增强，汪精卫以党中央的名义对国民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未到紧要关头决不能放弃和平）事态最终发展到了卢沟桥事变。汪精卫从外游地的法国迅速回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焦土抗战"（全国土地化为焦土亦要抗战），这些很快成了全国抗战的口号。鼓舞万民的汪精卫之辞令的转变能力是因为汪精卫原本就是诗人。此外"焦土抗战"中还添加了创造性的语言"抗战建国"。离开重庆促进对日议和的汪精卫的新语句是"战即全面战，和即全面和"，"抗战建国"被"和平建国"代替。然而因与蒋介石最初的方针相违背，汪精卫有点沮丧，但领悟到纵使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凭一颗救国之心，和平运动与抗战最终是分不开的。遂重新提出"从局部和平求致全面和平"（依靠部分和平，以求全面和平）。
如同出行途中迷路，和平运动不仅是对蒋介石方针的变更，日本亦步入交涉阶段，与当初的近卫声明大不相同。在局面即将陷入困境的状况下，汪精卫却灵活地打开了新局面。就把条约中承认满洲国的部分作为天下之形势尚未定的将来问题，计划从日本军那里取回现实占领地的统治权，果然成功了。之所以能这样灵活地打开僵局，全凭汪精卫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并创造机会的人。
虽说易改变的是无节操，然汪精卫不同。对于汪精卫，第一，比起利害选择更具诗意，是易经所谓的变易，禅所谓的机动。第二，是为了国家，愿赌上一切。第三，丝毫没有改变推动发展建国与大亚洲主意的基本方针。汪精卫离开重庆不久，汪夫人（陈碧君女士）来到香港邀请当时担任汪精卫系别的《南华日报》主编的我，说明和平运动的主旨，劝我参加。我拒绝了，并回答说"汪先生的主旨虽正确，但会失败吧。我不是怕有失败的危险，而是不想因此被当作汉奸。"夫人回道"我还是女孩的时候，将父亲的财产全贡献给了革命。汪先生袭击摄政王的时候与为了塘沽协议被子弹打到时已两次为国牺牲。如果还有什么可以牺牲，那就只剩下名誉了。汪先生与我现在正奉献着这个。您很在乎名誉吗？"想想我小学的时候就已在教科书上学过辛亥革命与汪精卫的画像。我的内心被汪精卫牺牲名誉来奉献国家的想法打动。第二天我登上香港的山眺望海洋与天空，观其伟大，感受着古今悠悠，时光流逝，亦决心为国家奉献一切。就这样我参加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汪精卫为国家赌上了一切，超越自己的立场，变换自在而活跃，面对国家大事负以自身全部责任。
七
禅语有"体露金风"。（说的是肌肤接触四季，若游泳，则去大海中游，以身体接触全部水量。）曾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中，汪精卫在武汉建立的容共政府，如今的对日和平运动亦如同以肌肤亲密地接触整个时代。还与孙文相似，虽是敌人，汪精卫亦喜欢与之交谈。
国民革命军北伐年间，汪精卫任第一代国民政府主席。北伐途中，与蒋介石总司令脱离，将国民政府移向武汉，容纳共产党。容共是从孙文开始的。但不久便与共产党断绝关系，汪精卫下野去海外了。
孙文的革命因是至纯的，绝不进行一丝妥协，孙文依据形势与人合纵连横。最初向清朝宰相李鸿章上书，劝其革命。民国以后，让大总统位于袁世凯，想与之合作，但因袁背信民国而为对其讨伐与军阀合纵连横。最后为统一南北亲自从广东赴北京与地方执政段祺瑞会谈。孙文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以利害关系进行联合，不如说是他相信人间基本信义的人生观导致的行动。时常不是以孙文为主体，而是将革命的大义作为主体。不管做什么，革命的原则与孙文的立场绝对不受损坏。孙文是连敌人亦敬爱。想与所有人合力成就革命的合纵连横是极好的姿势。此姿势不是社会的关系，正是有着人世的风景。
汪精卫亦是如此。这是蒋介石做不到的。汪精卫与阎锡山等地方势力相互关系良好，北伐开始，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没有任何地方军人反抗中央的内战发生。以前在武汉建立的容共政府，后期战争期间与日本的议和，都归功于相信人这一基本观念。然而革命的原则与立场丝毫没有动摇。
汪精卫凭借在武汉容共的经验，确信只有共产党绝对不能信任。共产党情怀皆无，没有人世。汪精卫在武汉对共产党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立场，因此与共产党分离。汪精卫的不可冒犯的威严，比起个人的素质与身份，远高出许多，是大无畏的精神。汪精卫的如此风采，胡适第一次亲眼见到时，就有令人敬服之语。战争期间，作为南京日本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的清水董三后期向我讲了下面的话。"我作为一个翻译的立场见到的情况是，会谈时汪精卫与日本的大臣将军们入席，虽然对方是战败国，我方是战胜国。但无论如何在汪先生面前，我们的大臣与将军们都变得微不足道，只是近卫公算与汪先生有对等的感觉。"
电视上放映的战争时期的新闻图片中有来日本的汪精卫与东条首相等人一起参拜明治神宫的场面。在灿烂的日光中，迎风步行的姿态，谈笑中汪精卫的姿态非常优美、明朗，与当年刺杀摄政王的二十四岁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完全没任何变化。
八
大亚洲主义与东亚新秩序，不仅是团结同一地域、同一肤色的民族，主张与西洋列强平等，还应借与西洋霸道不同的东洋的王道来开创新的世界史。对中国人与日本人来说，在情操上虽如肚子里的虫子一般隐约懂得，但不知相互是以怎样的心态去合作的，又是以怎样的新制度与做法去做好。中日两国的志士，先是自知，而后应使万民知。
这就如数学与物理学那样的无法研究完结。首先是行动，再有正观，慢慢开始理解。历史便是修行。如今中国被日本强迫反西方霸权，仍旧依据前兆与已经如梦话一般不留痕迹地埋葬似的大亚洲主义与东亚新秩序所谓的伏流有所关联。然而现今的人比之前的人毫无逊色。而且中日关系的反霸权与日本同东南亚诸国的关系要如何进展，对于此方向与体质尚未自觉。
过去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风驰电掣般占领东南亚，对英美军也一扫而空，以武力逼向印度尼西亚直抵澳大利亚。忘了那天是几时，汪精卫非常兴奋地把我叫到主席官邸讲了日本的强势。我回答说："这是极限了吧！此后日军与英美军将逆转主客关系了。"汪精卫默然仰望天井。我就此告退，我的冷淡讨了汪精卫的没趣。
与汪精卫一代的志士不同，我们没有接受对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的感激的洗礼，接受了学校教育，甚至连王道亦无法明白。孙文与汪精卫的一代志在从汉学到西洋知识以寻求对抗，我们这一代是从西洋知识返回到汉学则多有迷惑，虽有志，却无历史的行动来实证。我自己无法观照那个时局的进展，对所见事物没有令人感动的见识亦在所难免。
当时，日军为了宣传，在南京紫金山麓用油彩画了一幅占领新加坡的大风景画。英军撤退后的夏天，海洋、天空与港口无比清旷，到处都是日舰与日章旗。汪精卫被后宫大将带到那风景画前，由于画非常大，约五六十米距离处就可看见。感受了与实物完全一样的动人心弦的力量，汪精卫聚精会神地看了许久。与孙文以来的亚洲相比，希望驱逐西洋人的东洋志士的悲愿终于实现了。然而，这是不同的。日本的实现手段是下流的，这样下去明显是要失败的，绝不会成功，不得不对此感到惋惜。那时的我向一道而来的汪夫人进了言，汪精卫带怒归去的途中，夫妇之间争吵着，案内之战毫无后宫大将的风范。走进路旁供人休息的茶亭，挂有外务大臣褚民谊撰写的国民政府迁都纪念碑。汪精卫早就看到了这个，亲手将它打破了。撰写此碑的褚民谊亦在旁边。
汪精卫如此显示了对亚洲与日本赤子般的天真。
后来，太平洋战争逐渐进入末期，汪精卫访问了东京。那时东条英机首相特别诚实地说明了战况，说即使日本亡国，只要中国还在，东洋就不灭。汪精卫大受感动，宣告南京国民政府亦对英美宣战，东条英机劝说没那个必要。
当时我因不赞成这一宣战布告，脱离了汪政府。
现在想来，汪精卫好比西乡隆盛。西乡隆盛若非但不阻止鹿儿岛私立学校的学生们举兵，觉悟到自己亦一起献身，像城山之露一样消失了。汪精卫之所以有和平运动，是因为日本早已察觉到时势想要与中国和平结盟，之后与美国开战纔不至于失败。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到此为止，，与日本共命运是无道之事。汪精卫不仅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之短暂由衷地感到惋惜，更是要与日本同生共死。
九
停战前一年，汪精卫在名古屋医院逝世，停战十多年后，发现了汪精卫的遗书。遗书中称日本为敌，对讲和失败非常遗憾。我觉得这种语言不像是汪精卫，怀疑这遗书是不是捏造的。但是这不是捏造。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种意味。对大亚洲主义来说，日本是中国之友，对讲和而言，直到与日本的讲和正式实现为止，日本是中国之敌。讲和终于没有正式成立。譬如从现在的田中首相访华，到日本派遣驻华大使，直到今日的缔结条约，亦持续了六年的临时交情。
中国的礼乐政治是治国平天下，孙文总是把民国的建设与世界大同放在一起。如来看来，大亚洲主义并不是宗教的，是现实的政治。
比宗教更单纯的是，大亚洲主义的实现必与对日讲和同时进行。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支持者都是在修行。文明的整个历史就是如此。因此汪精卫所做的事就很难判定是非。
汪精卫提倡的「中日和平建设·亚洲新秩序运动」尽管失败了，但却是世界的主流。即使现在还是伏流，但必将成为主流。因而此后的世界历史是受西洋影响的东洋的新发展。
汪精卫所做的是革命运动。革命是天启，是志士与万民一起行动，持之以恒，渐渐悟得的。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的失败，是由于汪精卫的同志与部下没有理解和平运动的真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脱离了中国史上的民间起兵的气运。
十
汪精卫领导的和平运动是继承了孙文遗志的革命运动。日本的许多人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不理解。以为革命只是推翻皇帝。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史上的革命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就举数学与物理学上的发见为例来看。
在数学研究，解一道难题的僵局，为了解开这道难题，即使用尽了到现在为止数学上所有的方法，命题还是不成立。绝望的结果是在冥想中进入了无。这样有时会突然出现问题答案的法姿，全身出现像天地一样明丽的心境，达到欢喜的境地，一点疑问都没有。用方程式的证明来解答则是之后的事情，那种证明方法亦由此开始产生新的见解。这是数学者冈洁的经验之谈，汤川秀树说物理学上的发见亦是结论在先，证明在后。
数学与物理学上的发见与中国史上的革命都是天启这一点是相同的。数学与物理学上的发见是独立完成的，不是众人一起想出来的。但是革命则非由士与万民一起不能实现。数学与物理学上的原理的发见，有冥想而无行动相伴。但是革命是通过打开僵局之道与静观方法与行动而明白起来的。数学与物理学上的发见由于没有行动相伴，无论怎样都是缺乏修行的，革命是依靠历史上的文明的士与万民的修行。
革命就是打开时代僵局、尊奉新天命的主题。拿日本来说，现在新风四起，但革命仍要以保皇为好。汪精卫的对日讲和与大亚洲主义因为没有使士与万名一起行动的观照，中方与日方都只是作了简单的理解。发觉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因而失败了。这从历史上来看，比起宗教来政治的修行更艰难。
而且民间起兵是中国仅有的，与日本的农民武装起义和中世的界欧洲之农民暴动不同。中国的农民起兵不只是农民，地主、工人、商人与士亦都来参加。因此是「天下皆反」（天下的人都来造反）。他们比起政治与产业问题的斗争，更是起来打击那时代的浑浊恶气。
革命是历史的大祓除。人家在岁末做大扫除，重新张贴窗户纸，室内的道具拿到庭园或溪边去清洗。清洗家具以迎接新的岁月。中国民间起兵对朝代更替的革命与此相同，为使天下人对人、对物的气氛焕然一新，革命后的制度回到礼。这就是所谓的"改乐不改制"（音乐，即时代的气氛焕然一新，制度却依旧，遵循传统。）那种气氛是诗的音乐的。因此与中国民间起兵结合的革命，常是"四方风动"（像所有的风一样吹动）。
中国自秦汉以来改朝换代的革命都是与民间起兵结合的，对日抗战亦带有民间起兵的性质，中共取得天下是乘民间起兵之机挫败了国民党。
汪精卫的对日讲和与大亚洲主义，遗憾的是没有与当时民间起兵的气运相结合，没有达到四方风动，所以失败了。
十一
读卖新闻社出版的《昭和史料》中记录了陈公博来京都金阁寺的事。陈公博是汪精卫最爱的弟子，是个杰出的人。他因出自广东名门而没有参加辛亥革命，但在国民革命北伐中很活跃，以后担任了重要大臣。但是没有参加辛亥革命，且没有经历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的感激，所以反对汪精卫提倡的对日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但又担心汪精卫失败，为不使国家利益受损遂决定参加和平运动，与汪精卫一道牺牲一己之身，即便是失去名誉也好。汪精卫死后继承汪精卫就任了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就任不到一年就停战了，暂时避身日本。
停战时，南京的国民政府一方的军队在数十万以上，陈公博没有发动军队与蒋介石对抗。陈死于对汪精卫"国家必须统一。讲和与抗战不可分离。"的话的遵守，为了避免内战与汪夫人一起，率领汪精卫身旁的林柏生等几人来到日本，等待蒋介石的召唤。
不久陈公博被引渡到蒋介石身边，在南京处决。汪夫人受无期徒刑，内阁官员与地方长官等都以叛逆罪被处决。
汪夫人与陈公博主席一行来时，日本已经处于美军占领之下，通过特殊关照，秘密在京都的金阁寺住下，严格选拔良家的姑娘到身边伺候。林柏生等感受自身的危险，推测、猜疑事态危急，屡次集合讨论，陈公博则不参加讨论，独自呆在房间里写原稿。日后得知，那是随着停战寄给蒋介石的善后建议书。
他的神色总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到了引渡之日，与M·P同乘一辆迎接的车而来。陈公博总是保持心平气和的脸色走出房间，踏着稳重的步伐，对着大门。担心他日后安危的夫人目送其离开。那时垣根附近受到扫除，作佣人的姑娘都蒙着头给他行礼。陈公博点头答谢，停下来凝视着姑娘。十六七岁的少女什么都不知道。"汪先生临终遗言说'想要在我的墓前种植梅花'，对我来说这位姑娘也可说是一棵白梅吗——"，这样想着，他顿时泪流满面，随即又精神抖擞地走出门乘车而去。在震动的车上留下夫人恸哭着，而走上车的陈公博却端然地背身而立。
陈公博这时写给蒋介石的停战善后政策亲笔书陈述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中国面临的大患在共产党。
二、东南与华北广大地域上因汪政府关系的政治机关、经济机构与文化事业的各级责任者及至乡村长的劳动者全部作为汉奸被肃清的话，则会一度动摇维持社会秩序的大小支柱，致使人才交替上造成空白，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因此请慎重处决。
三、汪政府发行的通货，一元的纸币有价值两元的金银作准备，现在国民政府将此通货以两百比一的折合回收等于是掠夺国民的财产。此后的国家的命运在于为政者如何对待国民，在于面临大事时如何陈述。
汪政府保存的金银与棉纱等物资要专供战后的物价稳定而用。
处刑之日，陈公博请求到在同一监狱看守的汪夫人的牢房的窗外，恭恭敬敬地敬礼告别。
"汪夫人，公博这就去黄泉之下见汪先生了。"汪夫人闻此而痛哭。
（以上按《昭和史料》的记事）
十二
中国有三大民间传说。许旌阳长江斩蛟（许旌阳传说是仙人在扬子江消灭扬子鳄）、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白蛇传。
白蛇传，白蛇修行千年，能变人身，化成名叫白素贞的美丽姑娘。她高兴着感激人世的恩情，为报恩成为人妻而厮守一生。然而扬子江畔有个金山寺的住持法海因她是妖怪而挑起争斗，白素贞战败因佛力而变成一条小白蛇，被收入钵中镇压于西湖的雷峰塔下。想起这一传说，真的人是白素贞，法海自己纔不是人。雷峰塔到民国时倒了，杭州的人们都高兴地说："哇！白娘娘出来了！"
汪精卫被当做汉奸，汪精卫的中日讲和与大东亚新秩序运动尚未由伏流转为世界历史的主流。美苏两大国无论做了什么事都不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主流。打开现在世界的僵局，使历史重现活力，则要中日两国团结，立足亚洲以东洋文明为基础建设新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在西洋社会弘扬王天下的教化，此外别无他道。
这种想法是汪精卫的全部情操与全部发想，连陈公博亦不及。我就相差更大，与汪精卫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子夏、子由等门人们谁也不能助其一言。即全部是独创的。）
牛顿的力学的发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发见，都是一人完成的。孙文起草三民主义时，汪精卫亦不能插一言。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的全部情操与发想亦是如此。
汪精卫被当做汉奸的战后，他在南京近郊明孝陵附近的坟墓被工兵队炸毁尸骨乱散。但是汪精卫在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临死之前，由汪夫人在名古屋大学校园内种植的两株梅花，到现在还是年年盛开。一株白梅，一株红梅。
后期，我曾拜访过名大医院。名大的胜沼精藏校长陪我游览时，向我说明了那时的情况。
那时是停战的前一年，名古屋亦有遭遇空隙的时候，日本政府对住院的汪精卫增加了特殊的关照。
胜沼校长是世界著名的外科医生，是原名大医院的院长，又是汪精卫的主治医生。"我作为医生认识许多地位尊贵的人，却没有像汪先生那样伟大的人。汪先生的病症是骨肿，病症期间最是痛得激烈。日本的军人也有受弹伤而来这里疗养的，没有一个人能忍受这样的疼痛的。但是汪先生若无其事的表情中没有一次表现过苦痛，而且对看护妇也怀着敬意的感谢，在她面前坚决准时守时。我也对此感到感动，汪先生说'守时是对任何国家任何人种的的礼仪'。我常对学生讲起先生的事情"。
我还被带到了种植红梅白梅的地方时，他说"也有人说为了建筑要将这梅花移植。我为了纪念汪先生就这样让它保持着。"
只要当年的梅花还在汪精卫就不会寂寞了。
十三
在国民党总理孙文去世后不久，出版过一本叫《我所认识的总理》（自己所认识的总理）的书。书中有原侍从过总理的人所写的记事。书中说："孙文逝世前一晚开始昏睡进入了不能言语的状态。逝世一天的上午十点忽然说了一句话。微弱地叫了一声'亲爱的'。宋庆龄夫人答一声'嗯'，靠在他身旁默不作声。到了下午四点，又模糊地叫着'精卫'，汪精卫回答一声'是'，靠近总理身旁后什么都没说，傍晚六点总理便走了。"有这些汪精卫此生不再寂寞了。
后辈如我到现在才理解孙文和汪精卫。以前我亦不理解他们。
我从何时不知不觉地对日本的战败怀起了强烈的哀念之心，对美国的傲慢无知感到愤慨，日本虽败而我未败。无意识中感受到还是中国与日本同气连枝。
我参加了汪精卫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却未曾觉得叛逆了国家，连在法庭为自己辩护之心亦没有，而是选择了亡命。在温州先是重读了中国史与西洋史，研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出土品，知道世界文明史的正统在中国与日本。来日本后更是研究了数学理论与素粒子领域诸现象背后的理由，重读《易经》与《礼记》，发现了大自然五基本法则的顺序。因此人世是祭政一致，产业因以清俭不浪费为好。明白了文明的一切造形在无与有之际，生命的意志与息有着变化。
我在日本看到了现代数学与物理学的完结，认识到数学与物理学的限度，在日本见到了世界上达到的最民主的政治，知道非改革不可。而且见了现在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日本经济，认识到产业国家主义就是文明与无明的对决，对革命的对象一点疑问亦没有了。
我重新学习了孙文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与"知难行易"说，佩服其创造性，新认识到是时代伟大的导师。现在美苏对立紧张化，中日条约、美中条约缔结的话，在此紧张的国际形势中，我再次提出汪精卫的思想。
现在的局势与战时的对日讲和的局势虽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凭着日本与中国的团结，联合印度、朝鲜、东南亚诸国，开启东洋文明的政治与产业的新制度，树立新秩序，凭借波及西洋的王天下之教化所谓的情操与发想，来対応与实际相反的各种要素。
过去战时的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依赖中日两国未觉醒的国民与顽固又无知的日本军部与政府对抗，必须一方面抵制险恶的世界大战的局势，一方面又不得不前进。如今我们面对的局势亦是一样的。
现在进行的中日条约缔结与中美条约都存在利害关系。中日两国的人民对此尚不知晓。中国人亦不比当时的军部聪明。
虽说如此但亦应大干一场，有必要观照进程来指导一场大的思想运动。
思考现代史上汪精卫的行迹时，确实能感受到像一株白梅一样寂寞而烂漫地开放着。
十四
孙文说过"知难行易"。这个知即是发见。没有发见力则不能理解孙文的思想，亦不能理解汪精卫战时对日和平运动的全部情操与发想。我在停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对自己说"我过去与汪精卫有关的事情不足为人道"，我亦只是一种不怯于一时权势的近于叛逆的奋斗，却并不真正地理解汪精卫。
距今六年前，停战当时的原汪政府关系者的汉奸罪裁判已经过了近三十年，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对国内外的中国人发起号召，"对过去的政治经历一切不予追问。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为反共而努力"。
亦有人与我斡旋，叫我去台湾看看吧，遂渡过海峡到了台湾。那时有人教导我，"你待在台湾，不要触及过去的事情。知道的人是既已知道，台湾到现在还把汪先生作为汉奸，你讲起汪先生，恐怕会惹来麻烦的。"但是我对此事毫不在意。
在台北访问张群时，开头便问候说，"我在日本见过张先生的风采，张先生亦已经知道我的事情，今是我回到祖国的第一天，想来此表示一番我的礼仪。我是与战时汪精卫先生有关的人。"张群一挥手说，"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与汪先生的关系比你还早。汪先生担任国民党副总裁时我是秘书长。"然后浮出了微笑，"汪先生骗了我。'现在陈公博发来电报叫我去云南视察，请替我向总裁报告。'岂知汪先生是飞往了河内"。沉思良久后又说，"汪先生他也是为国家。以汪先生这样的人，对那一次行动一定是有他的想法的。（译者按，此处亦可见胡兰成1975年9月7日写给秦孝仪的私函）他与田中角荣的无原则的中共访问不同。"
张群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不愧是比陈公博更了解汪精卫。我想蒋介石亦是最了解汪精卫的人。
想起来，孙文与汪精卫的事情还没有谁可以完全理解。这两个人不正是天人之际吗？
历史是民族的修行。志士立于前头，与万民一起行动，而且要一面观照事实一面要按照事情的进展来理解自然。不论是孙文还是汪精卫之事都无法完全了解其意义。孙文与汪精卫亦是面对着未知而在一次次行动中突然理解了那些事情。
历史像是舞蹈。那一场又一场的舞姿是不同的。但是体操与曲云则不可混有异质的内容。那舞姿要根据舞者的个性而千差万别才好。史上那一代又一代的天下大事所涌现出来的英雄亦是不同的，所走之路是由于导师的不同。
历史是既连续而又不连续的，并不是去年花落今年开。花要从蓓蕾起重新开过。数学亦是小孩对前人的成就从头学起。所有的事情都要面向未知重新来过。我们理解国家与天下的事，亦是以同样的道理去花时间。
古人的围棋谱不管有多少调子，棋局还是要靠自己去攻打。孙文与汪精卫之事可看成是这样的调，而按照今日的局势来下一局围棋则不得不靠我们了。
2010年11月6日，小北译于浙江新昌
2017年4月修订于北京
选自《胡兰成全集·丁辑·日文著作五种》（胡兰成著，小北主编，小北译，槐风书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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