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温故而知新——父母上世纪书信，女儿新世纪感言

李锐、李南央

温故而知新

——父母上世纪书信，女儿新世纪感言

一、“代沟”

李锐信1939.11.26–30.

维维，D.昨天发的航空收到了吧？这是我现在急于要问的。

……维维，将你憎的感情更高地上涨呵！不懂得真恨的人，他会不懂得真爱。生活的孤寂的确是最难耐的，然而历史上，小说中告诉过我们，很多坐在监牢中的人，他们如何处理渡过长期的人世间最冷漠的生活。“监牢就是一所大学”，这决不是过分其词。（你读过   的《狱中日记》吗？）（原件“你读过”后为空白——编者注）。在任何不如意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如何过得有意义，不是浪费。我们今后所走的仍是最弯曲的道路，满是荆棘。如果我们不能坚定目标（不为任何云雾所遮住），及时地培养那种永远愉快向上的乐观精神（你悼吴副官的文章中曾说过的，那是一篇好文章），那么，可能在路上跌跤的。哪一个光荣的战斗者不是满身伤痕，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呢，有着多少无言地战斗又无言地死去的人呢？所以每逢各样“感伤”袭来时，我们将眼界一扩大，回顾和前瞻，会不期而然地感觉自己的幼小和这些“感伤”的无足挂齿。“我爱我的妈妈，因此今后我只有战斗得更勇猛一些。”这是我给关心我而不甚了解我的人的回答。我懂得母爱的，这是一种人类最伟大的，然而单纯的可怕的东西，它像海涛一样要将你卷去，我们无法也不应该拒绝它，但是我们决不能为它所淹灭。如何去承受这至大至高的爱呢？战斗得更勇猛一些，决不能再将这爱回敬给母亲，而应该给予整个被迫害的人群，被迫害的母亲！——这是我们唯一的回答。

……

现在是吃饭后四点半了。今天写完了四封信，都相当长。妈妈和琬姐、灼姐、南兄、和那个相别的有四年的朋友——颖。给后三者有这样共同的一段：

“…差不多每站都遇见兵车，看见无数个战士的紧张的面孔。黄昏时伏在窗口，凝望笼罩在火车的烟和汽的浓雾中的模糊田野，便很自然地回忆起过去在山东，徐州、平汉陇海的几次来去，尤其是徐州突围那些紧张的生活断片来。在湖南一年多的后方生活，好像是四季中度过的冬天。季侯寒冷，空气料峭，皮肤起收缩作用，人也就特别拘谨。血液的流通缓慢，感情的起伏也有些迟钝起来。不过将急躁的性格磨练得比从前宽大，沉着，冷静一些，这倒是不小的收获。人处在低气压的冷漠中，最易憧憬过去热烈和战斗的场面。在火车上看窗外薄暮烟云，我没有丝毫幻灭或戚然之感，引来的却是战斗的温暖，像回到了自己的春天。因为我意识到不久我就可投入那充满青春的愉快，如火的灼热的战斗生活中去了，而且与过去不同，我已是一个较老练的战斗员。…”

这一段话的确是真正的写实。烟，总是易撩起人一些过去的感触的，不是感伤、幻灭，便是怀恋。然而我由那浓而淡，一丝丝的烟圈中看见自己的却是希望，那闪着红光的远景。

……

李南央感言：

父亲对我说过，他已经是一个政治化的人了。这话不错。这些年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原来还每周通一次电话，近来他的耳朵越来越背，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喊叫是没法交流的，所以电话也少打了。即使这样，在难得的与父亲面对面交谈时，他对我也几乎没有什么家常话，谈论的都是“政治”，我不像是他的女儿，倒像是他的一个“持共同政见者”。因此，我对父亲的这封信非常喜爱，因为在那荡漾着的澎湃的革命激情中，我可以触摸到一颗温暖的，真实的心。

今年的四月份，我在美国出版了父亲文革后期平反复出前的家信集《云天孤雁待春还——1975-1979李锐家信集》。一家美国电台的华语节目就这本书采访了我，采访内容被登在了网上，有人打印出寄给了我父亲。今年九月底回家，我刚落坐，父亲就拿出了那份打印件，指给我看寄件人的眉批：“她（指我——李南央）这样说，对你（指我父亲——李锐）造成了的影响非常坏，她名利双收，她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她是被人利用了。”

“爸，这种文革语言你也能听进去？” 我笑了，“我对你的大的方面是肯定的，但同时我也要指出你的问题。”

父亲来了气儿：“连我们参加革命都要否定，怎么能这样？！”

我说：“这大概是我跨越了文化和时代的思维与你的不同之处。我要是生在你那个时代，也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平心而论，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精英都在共产党里，你们不选择革命，就会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窝窝囊囊地讨生活。你们是不愿当亡国奴，是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而参加的革命。对这，我是绝对地肯定。但是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共产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不应该回过头看一看，在哪儿出了问题，哪些地方你自己也有做错的地方？我，一个党外人士，从大洋另一头的世界，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会像那些围在你身边的人一样，净说好话，把你捧到天上。我觉得你有问题的地方，是一定要指出来的。”

父亲平和了：“其实我也没有好好看你那些谈话。你托小满带回的采访光盘我也没时间听。”随即转了话题。

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告诉父亲：我有批评他的权力，我会行使这个权力。我一向喜欢在父亲身边可以和他平等争论的气氛，但是父亲这么快就下了台阶，还是多少有些让我没有想到，心中是感动了。

我对父亲参加革命动机的肯定，过去更多地是因为对他有偏爱，喜欢他晚年的思考和作品。看过父亲青年时代写给母亲的信，我的肯定有了可靠的依据，更是相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父亲和那些农民出身参加红军，从兴国、瑞金、陕北，跟着毛泽东，拿着枪杆子打天下的人的革命目的完全不同。不识文墨的农民哪里会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更是再讲也搞不懂的事情。吴法宪的回忆录现在在香港公开出版了，在这之前，我也曾看到其他类似吴法宪出身的人的类似回忆，这些文字让我知道：农民出身的“革命者”，把毛泽东看成头人，他们跟着毛，就是占山为王，打天下、坐天下。而我父亲的手不“粗黑”，他的日子比起农民一点都不苦；放着安逸、平静的读书生活不过，他的追求当然不是“翻身、掌大印”。那时日本鬼子侵略了中国，国民党节节败退，不抗日，打内战，而共产党让他看到了希望和追求——民族要独立，社会要平等、人民要自由。那时，没有另一个政党能让他看到这种追求的真实。“然而我由那浓而淡，一丝丝的烟圈中看见自己的却是希望，那闪着红光的远景。”这般的憧憬、这般地向往；如诗、如画，青春的热血浸透纸背。我多少理解了为什么在那“闪着红光”的地方，他蹲了一年多的保安处，他以全身心热恋的爱人跟党派来帮助她的人而去…，这些黑色不能遮住他所看见的明亮的光彩，不能停止他追寻党和党的事业的脚步，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因失望而离开延安。他的追求太执著了，是不会轻易一遇挫折就放弃的。因此，他在1944年的6月被从延安保安处放出后，根本没有反省一下党是否出了问题，只想到被抓是一种误解。“哪一个光荣的战斗者不是满身伤痕，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呢，有着多少无言地战斗又无言地死去的人呢？所以每逢各样‘感伤’袭来时，我们将眼界一扩大，回顾和前瞻，会不期而然地感觉自己的幼小和这些‘感伤’的无足齿。”，他实践着自己五年前，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儿时立下的誓言，没有任何犹疑地又朝着那“闪着红光的远景”追去。
  随即抗战胜利，父亲离延安，随开辟战场的大部队北进至热河办报。那一时期的信中记述了参加土改，斗争、枪毙地主，有了“左”的迹象。但是共产党发动的“解放战争”摧枯拉朽，离开宝塔山仅四年，父亲即随大军风卷残云、一路南下，那令人振奋的形势没有时间让胸膛中充满了即将胜利的豪情的父亲，对党在解放区的政策产生怀疑和自省。他和共产党一条心地走下来，走到了夺取政权，满怀激情地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但是此后，运动即以让人无法喘息的节奏一个紧接着一个地展开了。父亲南下后的日记和信中记述了他以湖南省宣传部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三反运动，领导打老虎。父亲从未向我提及过他的这段带有“左”的倾向的经历。从信中我看出父亲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逼人嘛，人家不承认贪污了多少，他也有怀疑，有动摇。但是因为运动是毛主席要搞的，打老虎的指标是毛定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无往而不胜的惯性，使父亲根本不去怀疑其中的问题，忠诚地要求自己变更思维去顺应领袖的思想，认真地按上级的文件去做。在这个过程中，父亲负责蹲点的单位，有人跳了井，我看到了父亲的不清醒。

父亲后来厌倦了坐而论道的宣传职业，转业参加了工业建设，他称得上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奠基人。他马不停蹄地从北到南，由东至西，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中巡视，在一个又一个坝址间勘查，无暇顾及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他在工作中倚重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他懂得旧中国留下的专业人员对新中国水电事业意味着什么，在“反右”运动中本能地保护了他们。而后因为“三峡”之争，父亲不幸成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使他在漩涡的中心卷入了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异见争论，旋即从“红旗秀才”沦为“阶下囚”。他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是：自己何罪之由？
  父亲思想真正的转变发生在秦城。 1967年11月11日，在“文革”的热潮中，他被抓入秦城监狱；1975年5月31日值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期间获释。那时，不是他一个人被打翻，共产党的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都如他般遭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使他开始对毛泽东的行为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开始了对毛晚年问题的思考。但是因为“戴罪之身”的局限，他的思考并不大胆。1979年复出后虽有变化，仍止于对毛个人的批判、反思。1993年父亲参加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中国问题研讨会，作为他的陪同和翻译，我也参加了。我在会上发言，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的法西斯党相提并论，他生气地说我胡说八道。

进入廿一世纪后，父亲的思考产生了质的飞跃，他大声疾呼：“要把这个党搞清楚。”他开始说：要认识这个党、看清这个党。他甚至说：中国历史上是君子不结党；并拆字解文：党字的繁体是上‘尚’下‘黑’，结党营私，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好的词。2005年4月，他特别在韦君宜的女儿到美国来的时候，嘱咐她把这话带给我。韦君宜的女儿逐字逐句地将她记在笔记本上的我父亲的话念给我听：

共产党坏透了，不相信群众。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中国历史上从来看不起党，称为“朋党”。党的繁体字是尚+黑，都是贬义的。党是辛亥以后才有的，是西方的事物。而我们是从苏联学来的。西方的党是自由人的结合体——实际是社团。苏联把党变成专政工具，最要不得。列宁是专政学说，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样的，本质是搞暴力控制。毛的本质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把中国传统文化用到极致——君师合一。文革就是邪教。西方尊重个人，几百年斗争产生宪法。西方的历史传统是改良主义，改革。英、美、日，均如此。法国共产党先是革命，后认识到变为改良。马克思、恩格斯的后期认识到这个问题，转而赞成改良。毛的“文革”把东西方文明统统踩在脚下。大跃进是饿死人，文化大革命是打死人。毛的遗产就是共产党，不能有人，只能有党，一切资源都由党掌握着。中国要解决党在国家之上的问题，党必须放在国家手上。胡（锦涛）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保先”（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就像商品买东西的包装，共产党最会包装自己。中国要立政党法，党是公民养活的，这怎么行。党不能吃财政饭，这是违法的。革命党时可以不讲理，执政时就不能不讲理了。军队不应在党的手中。现在老家伙把党看的不得了，还不认识。好人坏人都在共产党内，好事坏事都在党内。我和赵紫阳还是好人嘛。现在领导必须做好事，维护局面，否则存在不下去。你们要学会在党内斗争。当代十大独裁者，胡（锦涛）排在第四。对党要改良，不能采取激烈的方式，要反思历史。如果反思不好，今天、明天，是过不下去的。公民教育是对的。中国好处是中产阶级在扩大，三分之一企业家是党员。现在真正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就是变质了，是人民党。今后最重要的就是民主。共产党不要管这儿管那儿，不要管农民，只管自己的党员，党员养党。中国现在是第二次革命。我们要介绍法国、日本改良主义经验。共产党政治、经济、文化统统错了，错到底了，错到文革大失败才转弯。现在政治还是不行，利益制衡，党有资源，就贪污、就腐败，不腐败的人存在不了。他们现在动不了我，政治上我是绝望的。但要利用，事情还是要做的。别人要说共产党污七八糟，回答就是：毛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从来如此。

我觉得父亲跳了一个‘坎儿’，站到了历史的高度，摆脱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客观、科学的思维方式，开始撼动这个党的根基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止步，思考越来越深。2007年2月份，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我觉得这是他的又一进步。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对毛泽东的晚年持批判态度的人也一直在说：毛泽东如果按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走下去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他后来偏离了自己在那篇文章中阐述的路线。而父亲现在说：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没有新旧之分，提出新民主主义本身就不是民主主义。

我看过谢泳、丁东等著的《思想操练》，这些父亲晚辈的思想水平，其实在很多方面已高出我父亲许多。父亲的不容易在于：一辈子是共产党队伍里的一员，跟着这个党亦步亦趋，将一腔的青春热血都抛撒给了这个党的事业，到了垂暮之年，能够跨越自己生存时代的局限，像海绵一样不断地从家中流水般往来的中、青年学者的思考中吸取新的思维，改变自己看问题的视角，和晚辈们站在一起去思、去想；他实实在在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头脑依旧清醒，行文如流水，本就是个奇迹；非但如此，还能与自己赖以生存的党拉开距离，转变研究的切入点，不断提高思维的深度，更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和罕见。但是，父亲在他迄今所有的批判中，是以“一生未左偏”自诩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曾经掺和过毛泽东、共产党的错误，所以才有了本文开篇的气愤：当有人告诉他自己的女儿在美国接受采访时，提到了他在土改和三反中的“左”的倾向，提到了希望他能够将白手套扔到自己的脸上，反思自己革命一生的历程时，他无法接受了。这个把自己放进去的“坎儿”，父亲是否能跳过去，我没有把握，但是这一点李慎之先生是做到了的。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里，他把自己放进去了，说自己也糊里糊涂地曾经卷入过这个非人性的革命历程里，也非常振奋过，非常兴奋过，到了老年，回来一看，很多东西是错的。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这样要求父亲是太苛刻了。父亲一生备受磨难，几次被贬，最后结果都证明他是正确的。还要怎样？让他再认识自己，有这个必要吗？可能我真的是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长了，与中国文化的横向距离已经很远了，没有了“为尊”、“为亲”，那么多的避讳，才会这么希望父亲：如果能够再大彻大悟一下，那不是就更完美了吗！也许这就是横亘在我和父亲间永远无法跨越的“代沟”。

“哪一个光荣的战斗者不是满身伤痕，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呢？有着多少无言地战斗又无言地死去的人呢？所以每逢各样‘感伤’袭来时，我们将眼界一扩大，回顾和前瞻，会不期而然地感觉自己的幼小和这些‘感伤’的无足挂齿。”父亲对母亲写这话时才只22岁。不管怎样，他的一生竟然真能做到一个年轻人不谙世事，不知人生险恶时立下的豪言壮语，他不但是一个语言的巨人，也是一个实践中的巨人。

二、职业革命者的得天独厚

你走的问题必须作一些准备了，迟早是告诉（或者不一定要说是Marry）。你还是马上向家写信要一笔钱好了，我也担心你没一点冬季的衣服。（摘自1939.9.6.李锐从湖南写给重庆范元甄的信）

钱，我回去尽一切可能弄。你在此一方面保存家里寄来的，一方面想一些生钱之道。小册子至少写一个好了。（摘自1939.10.2.李锐从湖南写给重庆范元甄的信）

家里寄给我一百元，我除了做一件衣服决不动用。盼你千万能弄到钱！并且由我家庭对仪式等问题之重视，多少也可供你估计你妈妈情形的参考。可能的话，你去见他们一面最好！也不妨把我爸爸的信给你妈妈看看，让她知道我们这方面也“不是马马虎虎”的，也可让她放心些，如何？（摘自1939.10.7.范元甄写于重庆信）

哲姑告诉我炳叔在成都（第七号信箱），来信还只诉苦缺钱用，恨不得家里还给他寄一点去。我今夜已和他去一信，说我准备不久来四川，希望能来成都见到他，要他将乡下住的地址告诉你——寄化龙桥（我只说你是我的一个朋友），信仍向我写的。我准备再给一个时候提到钱的问题。从来就不理他，一理他就是要钱，人情上说不过去。……

二姐结婚时用了哲姑很多钱。她薪水也很少，所以我没打算问她要钱。但她送我走时，悄悄去支了十元，很不安地给了我，这使我更不安。（摘自1939.10.17.李锐从衡阳写给重庆范元甄的信）

（按——记述的是1938年的10月18日离汉口去长沙） 十八号就搬上了轮船。一上船，我就病倒了。十八日上午，回家去告诉爸妈。妈哭了，爸没说话，最后他们送我到江汉路。我带着六弟、元坤上广州酒家，妈去变换她的金饰，给我钱。到鸿翔公司，买了那件我欢喜的绿色麂皮雨衣，送我到怡园大成绸缎号的门前时，我穿过十字街口往联保里去，妈红着眼睛站在那里。天呵！我记得这样清清楚楚！（摘自1939.10.22.范元甄重庆日记）

去清了我的衣服等物，真poor得很。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被单、棉被、衣鞋……等重新购买，需一笔大款。对于弄钱相当无把握，我已去信大姐。( 摘自1939.10.22.李锐从衡阳写给重庆范元甄的信)

灼姐大病，用去妈二百元。她在生气时已声明：“你如读书，就给你的钱。”现在她手中钱也不多，我不预备在这里拿钱走了，别的地方还有办法。（摘自1939.11.2.李锐从湖南桥头河家给重庆范元甄的信）

无可奈何地我在妈手中接了60块钱（她说只要我读书，仍旧每期为我预备200元）。琬姐已在为我做好新棉被，十六日派人送到邵阳。她送了你一件毛衣，现放在我的背袋内（我有了一个比老郑的大一半的提袋）。父亲的银表，妈又给了我了。琬姐给了我现在写的这枝钢笔，老sinmin牌的，还好。（摘自1939.11.7. 李锐从湖南桥头河家给重庆范元甄的信）

我忽然想到，你来渝后我们仍应该相当大规模地请一次客，对家庭、对社会、我们自己，将这结婚正式与合法化来（对我们自己，就是“真真实实地”结婚）。这是很必要的。于是我想到了很多关于布置我们的结婚的事，写也没法写下来。果，你考虑考虑，等你来渝以后，稍一休息就办这事，你看如何（我们准备$100请四桌客是足够了）？在钱的问题上盼你多设法。告诉你妈妈，她至少应该给你二、三百块钱呵，惟一的儿子结婚不能算小事吧。同时写封信给你的炳叔 ，要他帮助你，从情理上也是说得过去的。我越想越觉应该正式请一次客，因为毕竟还是这个社会环境。同时，为了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花这一点钱也算不了什么。

……

你给家里写信也好，告诉他们我们是惦念他们的，哪怕三两月来一次信也好。他们不寄钱和东西也罢，还是挤我家里吧。（摘自1939.11.11.范元甄写于重庆信）

在蓝田我住了一星期，会见了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武大的（过去在武大和魏、纪发、他，被人认为最要好的四个）。他已结婚，在三个中学教国文。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谈话太少。他现在更停滞了，更不关心政治，使我很难过。另外一个是高中同毕业的，感情最好，同具有一个不满现实的空洞理想，和另外两个一块跑到北平去考大学，他在北大毕业，“一二·九”后见过一次面，已四年不通消息。但我听说他在北大很不好。今年八月他由大姐转我一信，埋怨我不和他通信（我早知他回湖南在一个高中教书），写得仍如五年前一样感情，最后一句大约是：“不管问题怎样复杂，但最后的目标只有一个，达到这目标的方法也应该只有一个。”他现在国师当助教，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蓝田念书）各屋同住。我和他同睡了三夜，最后星期日他坚持留我一天，第二天为我叫好轿子到新化。我和他谈得比较多，重新了解了他（从前带着恨他的情绪）。仍旧是这样一个极不满意现实，空具理想的人。“一二·九”前后，为恋爱事，他在北大一个时候的生活很颓废，同时生活上接近朋友都不好，所以他也被联系着认为是“一丘之貉”。过去在中学时，他的国文（文言和白话）和英文特别优越，他想考留英，“我想去看看那个老大帝国，这不过是我的一个工具，借这工具我将来发生更大作用。我不愿一点一滴做。”他没看过任何理论书，现在恋爱问题仍未解决。他说现在对这个问题已降冷了。我和他所谈的，他当然都接受。我的中心希望是：“系统地认识并确定自己的目标，（我说这些书现在中国很多，不一定要到英国去读）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估计自己能力，立即使用它到最正确的道路上来。”他见我的第一面，声音带着一种颤动向我说：“五年的变化太复杂，但是我的心是没有变的！”最后送我上轿时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希望你以后在可能范围内告诉我你的行动，这可以鼓励我。”同时要我找一个过去对他有误会的北大朋友和他通讯。轿子走远了，还叫着这次经济上没有给我帮助。他写信给四川的魏（泽同的哥哥，他的同班），叫他代给钱我，如我需要的话。（摘自1939.11.19.李锐从湖南蓝田写给重庆范元甄的信）

昨天晚饭后，大姐送给我一封明送来的信。拿在手里厚厚的，就知道一定是什么人来信了。果然是小哥的航空信，但是没有汇钱来。他大概不知道我是亟急需钱用，只说到以后尽可能帮助我的零用。……明的叔父是不会寄钱来的，小哥最近也不可能寄钱来。明说：我们要练习着过身边一分钱也没有的日子。可是，偏偏在这个时期，身边无一文也是难以设想的事。（摘自1940.3.6.范元甄延安日记）

舟子是谁？这封信似乎是他的妻子写的。在后方众可真窘，他们居然给你寄五块钱。明，有什么感想么？（摘自1940.7.19.范元甄延安时信）

西安钱已来，明后天可取。星期六夏上中研去住，我仍打算回来。你星六如来最好。明，我一个人走太远了！（摘自1942.3.5.范元甄延安时信）

延安确乎像个大家庭，这大家庭把我们都骄纵了，照我们这年龄，已经是“成家立业”的重担压在身上呢，而我们却还像小孩。想的是吃、玩多，很少对事情发过愁。革命的自觉性有时太低了。（摘自1942.7.29.范元甄延安时信）

我那个宝贝家，以后真是可要可不要了。以后的意义也仅只是寄点钱给我花。那钱也可要可不要。（摘自1943.10.23.范元甄延安时日记）

你的情况如何？把被子拿到洗衣店洗洗，用那条蓝灰布缝个被头。把糖葫芦给陈奎相几个。炒面买了油吗？过些时吃鸡蛋吧！家中可能寄钱来，当能使你吃鸡蛋。伙食怎样？（摘自1946.2.12.范元甄从北平写给承德李锐的信）

李南央感言：

“西安钱已来”。这从延安外得到的接济是谁给的？想来不会是那边有人发津贴，只能是来自家人、友人的资助。读了父母信中这里、那里有关“钱” 的一些片语支言的记述，我才知道，像当年我的父母和二姑（父亲信中的二姐/灼姐）这样的“职业革命者”，几乎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他们结婚需要向家里或亲戚要钱，生了病要家里掏腰包看医生，平日的生存更是离不开家人和朋友们的不断资助。父母双方的亲友们都不“阔”，他们在自己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支钱”给我的父亲，一时拿不出钱来会充满情谊地抱歉没给他钱，要写信求别的朋友支援他。当年的职业革命家离开了“非革命者”的资助，真是难以安身立命。可是在我的父母的眼里，这些竭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们是落后的，是没有投入到火热的斗争里来的。他们存在于自己生活中的意义，“也仅只是寄点钱给我花”。这公平吗？如果人人都成为职业革命家，谁来养活革命者呢？岂不是全要饿死吗？为什么“小资产们”一旦闹了革命，就会从骨子里对没有参加“革命”的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鄙视？

当事业成功之后，革命者又是如何回报那些给予过他们无私支持的朋友和家人呢？仅以父母延安信中多次提到的“小哥”为例，看得出，那是他们从延安外得到物品、资金和家信的中转站。可是当我向父亲提起“小哥”，问他“小哥”是谁时，他竟毫无印象了。我又去问母亲的大妹妹，我的大姨，她只知道小哥是我姥姥亲妹妹的小儿子，抗战时在成都工作。大姨说，刚解放，这位表哥曾到北京找过我的父母，请求办一件事，大概是无法办，也根本不能帮，被父母回绝了。“小哥”回到汉口后，很快病死了。也许他的要求是无理的，可是，人家曾在你们需要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帮助过你们，在你们执掌了政权之后，怎么就不能想点别的什么办法帮帮他呢？哪怕在精神上给他一些慰籍。我心里挺替这位从未见过的表舅伤心的。我一直记着我的姥爷五十年代初对我父母的评价，他对我说：“你爸爸的眼睛长在头顶上，你妈妈的眼睛长在后脑勺上。”我那时小，不明其意，觉得姥爷说的挺逗。现在想想，他那时住在我家，大概有某种被女儿、女婿“瞧不起”和冷落的不好受吧。

父母从1939年结婚，到1946年在北平党给母亲发了薪金，他们仍然还是要家里接济。不知道家里人给我的父母寄了钱，使他们能够吃上鸡蛋保养身体，是否还有能力给自己也买上些鸡蛋。特别是父母结婚前关于如何弄钱的那几封信，读来让我非常难受。抗战开始后，我的姥爷所在的英国洋行老板关闭了洋行回英国去了，而姥爷又不肯给日本人做事，家里穷得连女孩子用的卫生纸都买不起。母亲的大妹妹，我的大姨辍学在家为别人织毛衣以补家用。我的奶奶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丈夫早逝后，靠收取不多的田租，变卖家产和借贷供养三个子女读书，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几块钱。我真地不愿相信，为自己（两个“革命者”）的婚事，母亲可以张口向在日本人统治或随时会沦陷于日本人统治下苟生的亲人要钱，而且口气大得吓人：二、三百元是“一点钱”。这简直是完全地不顾家人的死活。如果我今天还在人世的大姨看到这封信，而且从前次的信中知道，姥姥在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四处借贷，饱受白眼的境遇下曾给我母亲寄过一百块钱；母亲在重庆坐黄包车，下馆子，我真不知她会作何感想。

“延安确乎像个大家庭，这大家庭把我们都骄纵了，照我们这年令，已经是‘成家立业’的重担压在身上呢，而我们却还像小孩。想的是吃、玩多，很少对事情发过愁。…”。母亲在延安时的信中这样写着（42.7.29.）。 “这里生活条件吃得好，可洗澡，想来是北平上等生活。”46.2.5.母亲到北平当日的信中这样形容她的住处。接下来：“党要发钱作衣服，”46.2.6. 母亲在北平的信中如是写。为了留母亲在北平工作，李克农告诉已经怀孕的她，党给她请奶妈，“在北平，如果党给我雇奶妈，那是因为我需要工作。”母亲在信中当之无愧地说。（46.4.21.）而那时蒋管区的老百姓的生活呢？用母亲自己信中的话：“生活是两极，人民不如张家口喜形于色，据说连棒子面亦吃不上。”（1946.2.5.）就在明明知道老百姓的生活如此之苦的时候，母亲竟然找了最好的衣店，花七万块钱做了件短大衣（1946.4.12.）。于此同时她蔑视需自己动脑子挣钱的我爷爷的好朋友叶家人的世俗。“前晚上叶家去了一次，叶老正与朋友在商量作生意事。老太太说；‘人们都不愿作事，只有作买卖。’看到彬彬的丈夫，一个商人子，毫无头脑，似还不及叶老有思想也。二姐是一个世俗的人，她使我想起久已忘记了的一些人们，比如她说 ‘元坤托朋友汇了几十万元回来’，‘厨子去年和父亲闹别扭走了，现在有事才叫他回来帮帮忙。’岂不明明是用不起厨子了？我们的生活真是解放了。完全还了‘人’的真相，不必在掩饰，虚伪上消耗精力。与外界一比，才显得出党是多么可爱的队伍。”（1946.3.3.信）是呀，自从父母跨进了“革命”的大门，去到战争的后方，党就把他们的一切都包下来了。他们的工作由党分配，他们没有国统区人们失业的恐慌。他们可以在年幼的弟妹辍学在家，为人织毛衣以帮助家计时照样坐黄包车，照样上街吃馆子；可以在抗战的陪都重庆想到要大办几桌结婚酒席，从自己生活在沦陷区无以为生的家人身上挤钱。他们可以清高地不用想钱。可是那“清高”却是建立在亲人们在“世俗”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的痛苦之上的。

1946年初夏，因战局的意外恶化，母亲跟随家属队从承德撤退到已经解放了的齐齐哈尔，她的生活更是衣食无愁了：“公家又补充了细苗布，”（46.11.27.信）。“现在（按：苗儿）每天能吃三个小肉丸子（穿汤），吃小米粥，包米面粥（外国人与老百姓都说比大米好），一瓶牛奶，一个鸡蛋，一两奶油，一两葡萄糖，一些土豆与胡萝卜汁，一次肉菜汤。他的营养当然是好，大便也很好。”（1947.11.24.信）；“苗儿很幸运，解放联盟替我找了一个很好的保姆，姓名是手冢辰江，卅一岁，念过十五年日本书，在医院当过四年事务员，婚后是家庭主妇。她自己有一个五岁的男孩去年‘八、一五’后死了，丈夫不知去向，公婆回国了，她被留在白城子被服厂作工，来齐未赶上遣送回国。对八路军有些了解，能说日常生活中的中国话，有卫生习惯，有育儿常识，又很勤劳。她来后第三天我就能全部工作，一点也不费劲。现在对苗儿已很有感情，每天背在背上睡觉，给他缝这做那。”（1946.12.24.信）“苗儿生了病……半夜派出几批人请医生，找药。”（47.1.1. 信）“手冢要去住医院，昨天从法院弄来一个女犯暂替。”（1947.5.29.信）后来母亲发脾气把日本保姆打跑了。“保姆未找到合适的，动员的范围倒很广，松江全省，鲜、俄、华人。”（1947.8.23.信）果真就找到一个俄国保姆。母亲怎么能不认为党是一个可爱的队伍呢？“公家”管孩子做衣服，管孩子看病，管找保姆，保姆病了，弄个女犯人暂替，把保姆打跑了，又帮着从全省的中国人、外国人中找。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谁能有如此的福气！但是母亲仍不满意，“…最近奶很缺，就想到报社毫不关心，自己生气得很。”（47.1.1.信）。“半夜苗咳嗽，我怒不可遏，歇斯底里地向手冢发作了一顿，大骂‘狗心’，‘日本鬼子’（因想起第一次肺炎因她而来，这些详情我不愿写了），乃至去扯她的耳朵。卅一号她开小差了。从她走起苗病到今天，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来哈两月病了五次，瘦的像鬼，把我也磨得不像样了。……真是枷镣在身呵。……我只想告诉你，带孩子——带一个两月五病的孩子，不是任何抽象词句，而是非常具体、具体的折磨。能懂这句话就懂了一切，不懂就什么也不懂”（1947.8.7.信）母亲真是被这个革命队伍宠坏了。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不知道天下有多少母亲会因为孩子生病的啼哭，而厌烦到想把孩子“勒死”的程度。真是还要怎样呢？还要什么样的条件才不是“枷镣”在身呢？要知道那是全国多数地区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呀！不要说共产党党员的觉悟了，做人的起码德性何在？我的出身工人家庭的丈夫看了说：“不是亲眼看到这样的信，真不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是这样。”

对于母亲“枷锁”在身的烦恼，父亲写信劝解：

好新，

这次接到你的信，几天来都很沉重——很担心：一者你的思想情绪波动,一者苗苗的病和你的头痛病。不知你接到此信时，你的情况是否比你这次写信时要好，苗儿也许完全复原了。

……

我也常有各种不满情绪，也有时为琐事所烦，但我积极寻求解脱，而不是逃避或听之任之更或原谅。我很害怕想起你犯此病时的情形。如在行军时，在张家口时，在承德时，在赤峰时（都比在延安厉害！），我非常害怕想起这种情形。你自己也知道惯于受照顾，惯于特殊之不好，但总无法排遣似的。这毛病的根源究竟何在呢？从积极的来说，没有在具体工作中点滴贯穿热烈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所谓一心一意），消极地说，个人打算太多，（特别是把个人的进步，依靠环境）。个人打算一多，便计较多，心地便狭窄，便不能容受任何“委曲”（也许在客观上并不是委曲——如睡了热炕头，受了胡政委的批评——他老婆用人多是一回事， 他批评你是一回事）。我常这样想：新太没有吃过苦了，太没有受过委曲了。生活上吃过大苦的人，各方面受过大委曲的人，他便能有高度的容忍自制力，便能胸怀开阔，长抱乐观，看问题也不会太主观。你的理智与感情常冲突，往往是感情战胜理智。你常批评我对小鬼态度不好，在这个问题上你认识是很完全的，但你就打过小鬼。不知你现在写日记不写（每天只需十分钟），写日记能帮助人理智，帮助人反省。

……

你说你是一个“不长进的人”，实际你是在长进的。你对你过去的错误都认识了，对今天的毛病也有自我斗争，只是有时还很易原谅自己或自觉或不自觉。你觉得不应特别要求人照顾，但别人照顾稍微不周，便很不满，很烦恼起来。你身上有浓厚的罗亭味（我没读过《罗亭》，只知这一主题）：言语的长子，行动的矮子；或者是觉悟得多，实践得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要思想行动一致或向着一致方向走的。写到这里我很难过，觉得自己长进很慢，过去对你帮助太少。你知道我多么爱你，爱你的许多长处（但我过去是非常姑息你的，放纵你的任性作为种自安）。我一万分爱你，你为什么不让我再增加一千分，二千分，再增加一万分呢？你不是在四0年就说过“恋爱是要不断创造”的吗？

读《考验》时，我也是有许多感慨的。波格丹和宛柳的感情到底也还是苏联式的，中国的环境同苏联还不大相同。他们打游击战有飞机帮助，中国残酷得多，复杂、曲折得多，因之男女的感情也不同得多。宛柳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不能离开丈夫与家的人，但后来战争与生活教育了她，坚强健康起来了。那天早晨你的哭还是多少有前一时期宛柳的气质的。你不是告诉过我吗？富春同志报告，女同志应离得开，放得下丈夫与孩子。过去在白区，多少党员母亲将孩子送给人，偷送给婴儿院！华北的农村多少孩子被日寇刺死在母亲手中！这些事情并非就成了历史陈迹。苗儿是我们第四个孩子，怎能收缩丝毫我们对他的爱？但从来信母爱的泛滥与时代的矛盾，我不能不写下这些。看到苗的照片我直吻，他笑得那样甜那样惹人，我也是恨不得飞来抱着他将他的颊肉亲得凹进去。你不要以为我心狠，不想他，我用胶片袋将你们两人照片都嵌在里面，放在我的案头，每天不知要看多少遍。我也像美国人一样，来了客人就要自动把你们的照片给客人看。

三月十六深夜（1947）

对于母亲的坏脾气，对于她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毫无顾忌地任性发泄，甚至动手打人，父亲认为根源在她“没有在具体工作中点滴贯穿热烈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认为她“个人打算太多”，这些固然有一定道理，是她内因的一面。但是她的那些从小娇生惯养形成的劣根性，本应该是可以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得到改造的。为什么她非但没有在这座火热的熔炉中被冶炼成金，反而愈演愈烈，最终膨胀到动手撕扯日本保姆的耳朵，使这位在战争中已经失去一切亲人的可怜日本妇人，丢下自己的行李，连夜出逃。我斗胆说一句，这说明那个“熔炉” 有它极具腐蚀性的一面。何以见得？试想想，如果母亲不是从衣食住行，直至生孩子找奶妈都被党包了起来，而是要她自己在八年的抗战中挣吃挣喝，还要作到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她的大小姐脾气大概是可以被改造的，否则只有饿死一条路了。

母亲1937年参加革命的资历，使她这辈子可以一贯地养尊处优，而且享受的待遇和本人的“业绩”、“表现”基本没有关系。有了延安马列学院的资历，就有了一切。在当今广大的工人、农民——这些革命本来说是为了解放他们，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生存条件仍然苦涩，基本的医疗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早就退下来的“老革命们”是不用担心没钱花，不用担心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的。母亲可以依旧“清高”，依旧颐指气使地待人。母亲的一位好朋友住院，和同病室的病友的司机聊天，司机恰恰是母亲单位车队的，那位司机告诉母亲的好朋友，部里派车接我的母亲上医院，车到晚了点，老太太便对司机发火；可下次车到早了，她还是训人。部里的司机们都知道这位老太太没法儿伺候。而母亲之所以能够做到大小姐脾气至死不改，是因为她可以不改，而照样生活在众人之上。革命确实造福了她一辈子，而她又造福过人民多少？

自从来到美国，年年的新年，我都给我当工人时的师傅寄贺卡，并问候我的师哥、师弟们。因为家中无人会英文，师傅从不给我回信。去年我在贺卡中夹了一个写好的信封，请师傅一定给我回封信，谈谈他的情况。师傅写了信，说：你年年问小张的情况，他在2003年就已病逝了。他在的工具厂在几年前变成了私人企业，老板用人很狠，小张经常加班加点，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干得很苦。生了病，很快就死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小张是我的大师兄，只比我大两、三岁。我们的工厂原来是北京第一家合资企业，生产美国吉普车切诺基的大型国营企业，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私人的了呢？怎么这么年轻的人得了病，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呢？相比之下，我真是感慨“职业革命者”的得天独厚。他们年轻时迈出去的“救国、救民”的那一步，是否真将老百姓救出了水深火热先且不论，让活到了夺取政权的自己们捧上了一个一辈子的金饭碗则是确实的。一个老干部的医疗待遇，可以救活多少工人的生命啊……

三、领导工农大众的人

从你去年到过重庆以后，我一直在幻想中构设着我们俩人的生活，那往往是非常小布尔乔亚的。记得我给你写过也说过——描写我的“计划”。譬如在等你重到渝的时候。而这些幻想在我们今天的情况下，明明是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去设想的。陈云讲的：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下决心就在穷乡僻壤钻进钻出。这话使我更努力来克服自己的根据于旧生活经验所刻画的生活“理想”（这只是完全属于个人的，生活的。当然也可说是可耻的）。如果你细心的话，你应该觉得出我从前没有肯定地说过：将来到华北去。可是更多方面的，这些小布尔乔亚的意识总在苦恼着我。（摘自1940.7.22.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我听父亲说起过，1940年中期，中央青委曾有意让他到华北（太行总部）去管青年工作（大概是因华北青委书记宋一平调回延安了），由于母亲不愿去，父亲也就作罢了。母亲的大小姐出身使得她害怕艰苦，贪图舒适安逸的生活。参加革命后，她为自己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感到羞耻，知道自己的弱点，希望能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也始终痛苦于自己的明知故犯，认识到的问题，无法在实践中纠正。尽管如此，她出延安后一直津津乐道延安那种完全脱离实践的从书本到书本的听课和学习，总以为自己经过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和整风运动是得到了“脱胎换骨”的砺练，以此为一生的资本，居高自傲，看不起一切人。但以我自己亲眼看到的后来的母亲，那场她自以为思想得以升华的整风运动，还有紧随其后死整人，甚至整死人的“抢救”运动，实际并没有改变她大小姐本性之一毫，反在那劣性上增加了一层“延安老干部”的保护膜，使其更趋顽劣。其实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自由，只要那生活是建立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则无需感到羞耻，别人也无权厚非。问题是既以革命者自居，蔑视那些“小资级”的生活，那就必须自我改造。改造不好，却又要摆延安老革命的谱，这就太欺人且自欺了。可叹母亲绝不是个个案，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像她一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真是太多了。

今晚讨论土地政策，我深感对实际问题隔膜得可怕。我们两个在这方面都差，似乎不够是一个领导国家的党的分子。当然今天的生活限制了，这生活是危险的。（摘自1942.3.10.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母亲那时的认识是对的。但为什么解放后，延安出来的干部就成了最高级的了呢？就成了国家领导阶层中当然占据高位的分子？而那些在白区长期艰苦奋战和坚持危险工作的人反而不受信任，得不到重用，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在自己人手中丢掉了性命？我不能说延安出来的人都差劲，但因为是“延安人”，就被认为是比别的地方的同事高明，实在是个谬误。实际上从延安出来的干部，因为经历过“整风”和“抢救运动”，比之白区的共产党干部，“左”的倾向性更大，他们大多数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合国成立以后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的基本推动力量，直至“文化大革命”整到自己头上，方才幡然醒悟。大概周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我的母亲则是凤毛麟角的从不反悔的典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母亲曾要求她的一个朋友介绍一些新书给她，那位朋友寄了一本有关胡风一案的书。母亲回信说：胡风，那是个托派嘛！字里行间流露出：怎么能够给他平反？现在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

读《汾阳事变》联想到《与老百姓在一起》社论，我们与敌占区群众的关系是需要更多为群众着想。我们竟不知不觉在抗战中过了五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断过洗脸的香皂哩），而这五年，前方群众与战士是怎样过的哟。读《苏联战讯》，也常会为自己松散的生活自仄。在斯大林格勒的入口处，竟坚持四天使敌人毫无进展，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敢与牺牲！

……

刚才两个伙夫上来玩，在屋里坐了坐。虽然谈一些话，却总是不太自然。我说话很小心，生怕说错了话惹他们不高兴，或是说出了什么使他们抓住。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与思维活动太隔膜，而列宁所有的那种对任何群众的真挚的关心，咱们又没有。（摘自1942.9.13.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母亲的这段话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是1968年初进工厂当工人，参加工作的。受家庭影响，刚进厂时我很瞧不起工人的“柴米油盐”的平凡，琐碎，觉得他们真是低级趣味。但是不久便体会到这就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开始尊重他们的生活，自己也很快适应了这种凡人琐事。一日，家中电视机坏了，我找到位于王府井八面槽当时北京唯一的一家电视机修理铺，修理师傅答应下班后上门看看，我颇为他的雷锋精神所感动。师傅晚上真来了，我端茶倒水地热情招待。他一边修理电视，我一边跟他天南海北地瞎聊。没想到师傅刚一走，妈妈和妹妹两人一起将我连讽刺带挖苦地奚落一顿：“真没想到你刚进工厂几天就变得如此庸俗不堪，让人作呕。”“你用得着这么端茶倒水的吗？我都替你脸红。”

说是革命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可是连与普通劳动者如何对话都不会，如何尊重他们都不会，这种高高在上的“革命者”，是应为劳动者所不屑的，更谈何领导他们？

工厂正开火制糖，日夜不停。我每天值半宿夜班，前半夜与后半夜间天调换，感到很吃不消。白天几乎就不能做什么事了。第一宿，我的嘴唇就开了花，昨夜整个感到肺部受压迫，到清晨五点半，再也不能支持了。工人真苦啊，一班十二小时，整个工房都是各种大小气管子，沸腾着的糖水，石灰或硫磺味，把糖水熬成糖的不断加热过程，实际也就是熬煎着工人。工人的态度比伪满大不相同，夜班打瞌睡的人不多，偷窃之风（伪满时成麻袋地往外偷糖）也改过来了。而我们的工作并不算好，主要是工人自发的“现在归中国了”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还很不够。

看看工人这样辛苦，再看看我们在厂里的生活条件（住屋设备等等），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多么舒服，而他的舒服又是怎么来的。

工作还是没有摸出头绪，就是与工人的关系打不通，太不了解他们，想和他们谈话总谈不下去。自己感到工作效率很低，精力也很来不及。怎么搞的，我已经是废料了？

……

“一二九”以来实际上还是混在革命队伍，始终未经历真正的革命。这次听了土地会议传达更有此感觉。不过我现在的环境似乎离这个真正革命仍然很远。

延安出来二年，我的思想确实暴露更多。有很多事现在回忆起来是很尖锐的，有些你也与我共同。不知你想到没有？如我们的和平幻想，是有很多形象的事实可供现在检讨的。（摘自1947.12.9.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母亲在该年11月12日的信里还有这样的句子：“到工厂这三星期搞了一次工会改选，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打破工人对我们的客气‘官’，而作到打成一片，说知心话，……”

读着这些话，我这个当了十一年工人的女儿真是无限感慨。让母亲这样的人去当这家糖厂的副政委，去教育工人，根本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她体会到工人的辛苦，马上连想到资产阶级多么舒服，而这舒服是又是怎么来的。可是她自己正住在资本家的房子里，怎么不问自己一句：你的舒服又是怎么来的？难道就因为共产党用行政手段接管了工厂，强行占有了51％的股子，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就可以毫不理亏地住进资本家的房子？资本家有舒服的生活（在这里且不谈“谁养活了谁的问题”），好歹他们还管理着工厂，我母亲这样的人，才值了半宿夜班就吃不消了（不是和工人一起干活），对工厂没有任何实际贡献，凭什么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占有了资本家的房子呢？而且不但住着资本家的房子，还用着外国保姆，孩子每天的伙食是：“吃三个小肉丸子（穿汤），吃小米粥，包米面粥（外国人与老百姓都说比大米好），一瓶牛奶，一个鸡蛋，一两奶油，一两葡萄糖，一些土豆与胡萝卜汁，一次肉菜汤。”在1947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和工人“打成一片”？还奢谈和工人打通，工人怎么不把你当“官”看，怎么能和你“说知心话”？说自己“一二九以来实际上还是混在革命队伍，始终未经历真正的革命。”前一半是对的，确实是“混”在革命队伍里，后一半则不是事实。她无数次地处身“革命”，但是她永不更改的大小姐本性使她永远以各种借口逃离现场，然后把自己无法革命的责任推给客观——环境、丈夫、孩子。其实母亲如果真地认识到自己是块“废料”，就此罢手，甘当一个普通家庭妇女，我是根本没必要太谴责她的大小姐脾气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父母间的私事。问题是母亲其实不但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且还是宝塔尖上的人物，她也确实得到了不低的地位。这就不能不让人反思这种“个案”了。这可能正是我的父母之间旧信件的历史价值，人们可以看到“里边”的事情，而不是雾里看花地研究“革命”。

大约十天以前，卜蔚同志（厂里的政委，我的工作是副职）对我说：有人反映，说我对于孩子的生活太铺张，玩的东西太多。当时我口头回答：“要看买东西的钱是哪来的呀，我是上哈尔滨连车都不坐，节省下钱给孩子买点玩艺的。”但立即就自觉到这说法太肤浅，特别想到自己对别人缺点作分析之“深刻透剔”。回来后连续几天思想上盘旋起这个问题。

提到原则上来说，我把孩子的生活弄得太贵族化，按照我的儿时及我所见到过的幸福的儿时来布置他的生活，以此与当前社会条件及人民生活水平，战争形势来说，确实是“向资产阶级看齐了“。这不光是对孩子的“爱”，也正是反映我自己的思想。

由而我联想起我一贯自认为：“我对大城市并无特别兴趣，我是经历过大城市生活的”（记得夏天争吵回热事时我还写过），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不完全，而且有点“一手遮天”的意味。是的，从我自己的衣食住，玩乐来看，确也没有什么异样，思想上也没有那种对大城市离不开的情况，当然，更没有工农干部那种头昏眼花惊喜若狂（我过去之自以为不错，主要是只从这点来想）。但当自己生活在大城市里时，却极自然（这就与出身有大关系）地就很熟悉地与城市生活（具体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样协调，处若泰然。具体地表现在苗儿的生活上，再就是自己整个花钱习惯上。

这里给你报报十月份以来的帐吧，我自己一算确也吃惊起来。

共收入：……六十五万三千九百元。

开支如下：……共花去五七二，四七0元

……到底收支似乎仍不相抵。…总之，一回顾若大的数目是很可惊的。

因此，自己觉得即使光从生活上来说，我也是应该到农村去的。

……

由保姆的问题我想起我对手冢的情形很为不安。从思想上来检讨，也就是从家庭带出来的剥削阶级意识的流露（所谓任性，就是对自知坏的东西未约束，任性不是本质），只能要求别人照顾自己，自己丝毫不为别人着想。手冢的情况是在齐齐哈尔就要去医病了，她之随我离齐两个原因：一是李林（敌伪室的）挖墙脚，她觉得不走也还得带孩子，那就不如跟我。一是你的信（内容关于我对你谈到我对她发脾气事）使她情绪大为平复，并感我们还是讲情义的。我答应她到了牡丹江先让她治病，结果既未去牡，留哈又苗病不断。后来她病日重，没让她住医院，在家里打了虫子，躺了一天仍然工作。晚上苗闹我就大火，丝毫未照顾她的病，使她还支持起来抱苗，第二宿就发生骂她情形。结果她走时连行李都未拿。最近我已决心给她去信道歉，并设法捎她的行李去和给她捎钱，否则使她对八路军印象不好。我们在一块时，我在你面前暴露得最赤裸，现在只有保姆是生活最近的人，于是就发泄在保姆身上，手冢事是极峰。记得小时在家对祖母就是这样，早晨上学她喊我，我自己醒来已经晚了，就对她发脾气，气得她没有办法说：“我死了算了。”我就从她手里拿过剪刀递给她：“你死就死吧。”再如，一件衣服作坏了，或者一次理发不如意就得无缘无故发两三天脾气。今天仍然有很多事上几乎没有改多少，我的工作无坚持、坚韧性也由此来。稍于个人不适意事，就只有放下工作来发泄自己的气闷。我感觉八一五以来这两年在这方面不断无进步反而更退步了。（摘自1948.1.3.-11.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这是我看到过的母亲最大限度的自我检讨了。尽管勉强得很，但是父亲至少还得到过这封带一些自我批评的信，而我们孩子则绝无此幸运了。我很替哥哥庆幸，他活过了他的婴儿期。读母亲的信，确如父亲9月7日的信所说，有一种恐惧之感。而我自己亲身感受的恐惧除了那几次毒打外，有两次我终身难以忘却。一次是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母亲带我和哥哥去人民剧场看戏，中途因雷雨突然断电，演出只好停止，观众一蜂窝地涌出剧场，情况异常混乱。在天上往下倒水，地下往上溅泥污，根本等不到公共汽车的情况下，妈妈截到了一辆出租车，汽车在人们的推搡中靠到了路边。哥哥在迈向车门的时候，一脚踩空，裤子以下弄得脏污不堪。妈妈此时的忍耐大概到了极限，立即对哥哥咆哮起来：“你怎么这样笨！”到了家，妈妈坐在小板凳上脱鞋，突然歇斯底里大发。她双手高举在头顶，冲哥哥喊叫：“我真想用刀把你的脑袋劈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你怎么长着这样一个猪一样笨的脑子！我要用刀劈开你的脑袋！”我当时连冷带吓，混身抖作一团。

还有一次也是我上小学时，因为偷偷买书，偷偷看妈妈不让看的书，特别是到爸爸那儿去要钱买书，已连续被妈妈骂了好几天，罚夜，不让睡觉。有一天妈妈从厕所出来，裤子未及提好，狂怒地冲到我的面前，一把薅住我的衣领将我拖到马桶边。马桶里满是鲜血，妈妈把我的头按向马桶：“你看呵，看呵，这都是因为你。你是要活活把我气死呀！你这样对待我，总有一天会遭你自己孩子报应的！”我那时还不懂女人例假会流很多血，不知道那时妈妈患有子宫积瘤，来例假时流血更多。我被那满桶的鲜红吓坏了，被妈妈的诅咒吓坏了。可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怎样害得母亲流了那样多的血，她会因此流死吗？感到会遭报应的恐惧，萦绕心中多年，直到现在有时还会微微泛起。

我写下这些感言，不是要述说我的母亲是个多么坏的妈妈，只是想提醒人们想想这个事实：这样一个难为人妻，难为人母的女性，在糖厂这样一段真不知应如何评价的经历，竟然又成了她除了延安马列学院外的又一特殊资本。南下后，她凭着这段经历，成了共产党接管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进京后，又成了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说是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人，可是那些“主人公们”什么时候真正享受过推举谁来领导自己的权力呢？我无法选择有个怎样的母亲，我认命。可是老百姓们在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本不该像我一样“认”的。

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老三届”，这样一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抛到农村、工厂、边疆，真正在农民、工人中，和着汗水、鲜血滚出来的一代人中的优秀分子，只在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短暂滞留了一下，“六四”之后便被悉数踢出上层建筑领域，没能够走上国家的领导岗位。这是现代中国一笔无法挽回的损失。曾庆红、胡锦涛、温家宝这一代大学生的经历和“老三届”是无法相比的。这“第四代”的接班人们，比之我的母亲——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一二•九”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工人、农民的了解，并不比他们强多少。一个农民占了国家总人口2/3强，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了极大份额的国家，它的领导人不懂农民、工人的语言，对这些存在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生活的苦涩没有切肤之痛，如何会真心地为他们的疾苦而寝食不安，夜不能寐呢？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宣传自己的主张是建立一个让工人、农民当家作主，过好日子的国家，可是除了那些跟着毛泽东打江山的少数穷人，广大的工人、农民何曾当过一天的家，做过一天的主？如今工人的地位比“解放前”好了多少？那些在黑暗坑道中匍匐爬行的矿工们，能够成立工会吗？有知识分子敢去那里办夜校，教育、帮助他们与矿主斗争吗？那些为了孩子的学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卖血的农民们有共产党的官员们可怜他们吗？那些靠喝农民的血发财致富，让艾滋病毒在大片贫瘠的土地上蔓延，吞噬了整个整个农民家庭的“医务人员”、干部们受到法律制裁了吗？我记得王若水先生生前，我在协和医院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说，他正在收集数据和资料，准备写一篇文章，揭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共产党的初期、中期和现在，工人党员的数目从来微不足道，此论实实可以休矣。

四、定式下的“思维”

你的通知来了没有？希望你的读书能够切实继续。昨晚我们讨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有这么一个问题争论得很凶——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内战中，有没有统一战线？当时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否可以叫作统一战线？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星期四听听你的意见，好吗？（摘自1940.3.12.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前方在抗日，后方延安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在激烈讨论“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内战中，有没有统一战线？”而不是当前如何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真是让人难以理解。我又想起了抗战中的上海，也曾出现过两个口号“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我不是一个研究理论的人，只是对纪实性的作品感兴趣，看过一些东西。那些文字给我的印象，共产党似乎对理论问题，特别是定义类的争论十分注重。我的直觉又让我感到，那些当事人其实看重的是争论背后的东西：即谁是确定口号和命题定义的绝对权威。一个党外人士，或者一个虽是共产党员，却不是源于正统的党员提出的口号、命题即使再正确，也不能认可，如此便会大权旁落，沦为一个交出非己莫属的领导权的软弱者。这且不算，一旦确定下某一个口号，不论是共产党里边的，还是就近的拥戴共产党的人，其所言、所行自此必须归于这个“大一统”，否则就要口诛笔伐，甚至肉体消灭。也就是，凡沾了共产党的边，无一例外，都必得在一个定式下“思维”。即使是外敌的入侵，也不能成为头等国事，须让位于这类的理论争论。至少从我父母延安时写的信和日记中，我看不出当年延安马列学院共产党的“精英”们把抗战当成一件多么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需“天天讲”的大事。从他们的那些信件中，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全力地在整肃延安内部的抗日热血青年，看不到是如何地使用他们，继而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赢那场战争。

给支社记者的几点指示倒是比较实在的经验，很好。是经常作吗？其中有一点，说记者应有交际手段接近各种人一项，看前后语意，意思是好的，但如提为“记者应有作群众工作的精神与作风”则更确切更明晰，你看呢？而且原来的提法很能代表你身上的一种特点，你常把新旧事物从现象上混淆分不清。我这话你能懂吗？我对你常有此感觉，你仔细想想看，记得我说过你用语不确切，词不达意吗？其实是思想上没搞清楚所致，人的语言决不是单纯技术问题。（摘自1947.7.16.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母亲的这一段话，真是父母两人根子不同的绝妙例子。李普先生写的文章《两个相反的典型——谈李锐并范元甄》，对共产党里这两个极端个人有深刻的分析。母亲经过延安整风，思想确实被“改造”了，离党的要求接近多了，已经较为习惯成自然地按党的定式进行思维，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作群众工作的精神与作风”。从骨子里透出一种共产党是唯一正确的，作为它的工作者是要去教育、领导一切人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因之自然觉得与一切人接触都是用党的方针政策做他们的工作，有着一种天下都应向我靠拢，由我统领的霸气。而父亲始终是“新旧事物混淆不清”，根本没有搞清楚共产党的绝对正确性和领导性，以为即使是共产党办的报纸的记者，也和任何报纸的记者别无二致。要采访人，首先要学会接近人，即是接近，自然是与欲接近者站在同一块水平地面上的，如此地贴近对方，只能是靠“交际手段”，而不是把对方看成不如自己的“群众”，站在共产党的理论制高点向对方作工作了。父亲解放后思想上仍旧是没搞清楚，在创建水电事业的初期，居然能说出：“老干部要学习业务，否则就不要老狗挡道，给知识份子让路”这种话。更是把“新旧事物”混淆得一塌糊涂了。这已不是母亲在这里批评的“用语不确切，词不达意”，而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了。

……怎么样也不能否认，农村的实际革命是比报上的革命更激烈、更具体，更能改造我们的。如果如你们说的机关农村一样改造，那这次土地会议后东北局为什么要决定机关干部尽可能绝大部分到农村与前线去，而且还注上一句：“不是去工作，是去学习，去锻炼。”？（摘自1947.12.18.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母亲在这里以为自己正确的论据是“上级的指示”。因为东北局如是说了，所以父亲他们的论点是错误的。我想到自己从小受的教育：一个观点、一件事情、一种说法的对错，最终的判别是以符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党的文件精神为标准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如此，今天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明天一份中央文革文件，后天一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们没头没脑地跟得晕头转向，跟不上也要跟，谁敢问个“为什么”。所幸现在《人民日报》没有公家强迫订阅就没有订户了（有没有读者两说）；人们眼睛紧盯着的风向标是股市起落；电视新闻天天播放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再重要也重要不过老百姓炒股、买房、找工作的人生大事。社会在向前走。

明：接到后即看了两遍（按：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初稿），觉得问题很严重，应即停发（或收回），可能你与老唐皆会认为我的看法狭窄偏激，但肯定我是对的。你好好把最近以来各种文艺评论和范文澜的检讨等文精读，你的根本立场模糊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在这方面，唐所可能给你的帮助是有限的。关于写作，许久以来我有一种看法没有机会和你谈过，这文章更证实了我的看法。

你必须走出办公室，这样下去极危险。年龄已过三五，好久以来，我的感触极深。老高是很好的镜子。纸笔难尽！可能你所体会的分量还很轻微。（摘自1952.2.14.范元甄信）

二中全会决议对资级讲了许多，运动不来不明确。黄老当时曾觉“限制太早了。”后毛主席谈“城市主要问题，本质是资级与工人阶及级斗争”（黄老以为是生产），本质不认识，一切模糊。三反改变了观念：对国营经济领导，税收、合作社、贷款、劳资……均明确。必须执行二中全会决议，节制资本。过去老压店员，怕失业，不了解资级垮不了。合作社曾怕影响私资，而束手束脚。税收，商人办法比我更多，将来搞特务，也会主要是资级。以后政治、思想、组织、经济斗争主要是对资级，但还要合作。资级总是想垄断。

……信未写完即接批示，你的意见基本接受。这头两段确需重写。写时较着重注意到一面：合乎历史情况，因为那是马克思主义尚未到中国来以前的事情。杨昌济是应该写的，确对毛主席有影响，特别是对毛主席当时能批判接受旧东西，历史地处理是对的，你的意见也对。问题在我过于束缚材料，因而表现有“客观主义”。必须有主观取舍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来得及挽救，对此我有信心。这件工作是有很大意义的。我应努力完成。寄出一些，无妨，至少对修正材料有帮助。都已嘱咐只本人看。（摘自1952.2.16.李锐信）

李南央感言：

从父亲的这封信可以看出，建国初期黄克诚即与毛泽东有不合拍处，有所谓“右”的倾向。但是也可看出，黄当时是极力体会毛的思想和意图，向其靠拢的，且看不到这种服从是在某种政治高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确是一种心悦的诚服。此时毛的指示已具有了某种“最高指示”的色彩，对于他的指示，人们更多的是无条件地放弃自己原有的想法而自觉地与其保持一致。而对于母亲疾言厉色地告诫：“……你必须走出办公室，这样下去极危险。”父亲回信答以：“你的意见基本接受。”但是也可看到他并没有心服：“写时较着重注意到一面：合乎历史情况， ……”我不知道当时对范文澜的批评是怎么回事，但是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母亲的所谓“我是肯定对的”，是以当时的“风向”为依据的，而父亲的不情愿改，是以历史真实为依据的。由此信看其后的第七年里，父亲与黄克诚成为同一“反党集团”分子似是有成章之顺理；母亲因早有“这样下去极危险”的警告，而父亲仍我行我素，彼时成为事实而对父亲的深恶痛绝也是有其可寻之据的。

余下的四十几页今晚已看完。除小处已作校改者随信附上外，再提几点总的意见：

教训长衣先生一段，如果还让它存在的话，主要思想内容应是写毛主席虽然十分注意并巧妙地运用了各种间接同盟军，但一当这些人想藉机贩运违害工人运动的东西时，则展开尖锐的批评揭露。应该写毛的原则的明确性和对敌人的无情揭露，不容模糊群众。那篇文章的全文整引也是不好的，因为在那种历史环境下，只能用那种语气写文章，如果在现在作者的介绍说明中加以精华的引用，会使读者印象明晰。但如此全文援引，则将使今日的读者感到罗唆累赘，有些语气甚至看着不习惯。（我想你之引用全文，或者有一种妙文欣赏的心情？）

……

同样，省工团联合会与赵恒惕的交涉经过，亦不必全文援引。当时当地是采取“以你的辫子套你的脖子“的方法，但全文引来，会使今日的读者感到不够劲。水平低的，还可能误解为所谓厅长、省长似乎还是同情工人，可以讲理的对象。

……

②在每次斗争中都有严密的组织工作，有预见，有布置，在斗争进行中有条不紊。在群众斗争中建立起组织，发展了党，培养了干部，使党一开始就具备战斗的、群众的特点。

③充分利用当时统治阶级粉饰门面的伪省宪，利用它，达到工人群众的目的，——统治阶级的空头支票，以群众的斗争使它被迫成为事实。又利用它，经过群众的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欺骗本质，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根据自己的“诺言”满足群众的要求，反过来又经过他的“诺言”和行动之矛盾，使群众认识到他的欺骗真相，这在策略上是极其成功的。

④多种各样的斗争策略与方式方法灵活运用：合法的与群众压力相结合、斗力的说理的、发动舆论、争取广泛社会同情。而一切以深入广泛的发动群众，以群众的威力为基础。

以上这些东西，是列宁在《战略与策略》里都规定了的基本内容，你不妨重读此书。我觉得你的总结似乎偏重了宣传教育工作这一个方面。总之，这一个概括必须要很有分量。我所考虑到的也很不够，你不妨多问问几个人商量商量。

（摘自1952.8.27.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母亲的这封信是我看到的唯一的或可证明她闻名遐迩的“理论水平高”的书面史料。但可惜“以上这些东西，是列宁在《战略与策略》里都规定了的基本内容。你不妨重读此书。”一语道出了她是先有定式，后有思维，阐述的不过是一些教条。她“实际上是根据既定的观点来取舍材料，剪裁历史，用以印证‘本本’上早已做出的结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如果说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说得过去的地方，但要套入列宁的《战略与策略》的规定，则是硬性地“拔高”了。写史，而害怕完全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会使今日的读者感到不够劲。水平低的（读者），还可能误解为所谓厅长，省长似乎还是同情工人，可以讲理的对象。”，因而对历史事件加以修饰或提炼，这就不是写史，而是宣传了。这种宣传性的文风，不是我母亲一人的“高水平”。凡是经过延安整风，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而力求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的延安出来的知识份子老干部，能够如父亲——李锐般不沾教条气，不沾宣传气的人大概是不多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延安光明文学的代表作。即或她一生坎坷，即或她受尽自己党的冤屈，但是她至死都不能自持地偏向“左”。而父亲能够不沾“延安气”，是否得计于母亲所一直鄙视他的：“根本没有经过延安整风”呢？这使我想到了父亲的挚友黎澍伯伯。他一直在白区工作，从未去过延安，是否正因为如此，使他保持了自己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能够说出：“真实是一切历史取信于人的条件”（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徐宗勉注）这样的话。这本应是公理，可是在共产党的老一代知识份子中却只有极少数如黎澍、李锐之辈能有此“真知灼见”。母亲因父亲未真正经过延安整风而终生鄙视他，而我因她经受了延安整风，一生因此偏离正常轨迹而同情她。

赵女士一段是最后补写的（看得出插入痕迹），原来不拟写，也觉非重要问题。后又觉这是当时青年大问题之一，可看出毛对待问题观点，其斗争性，其辩证观点，其一贯之追根到底。当然材料可贵亦是重要原因。你的意见有赞同处，对婚姻问题估价；但有不赞同处：不能因非根本问题可略去，这样的问题是当年反封建之一翼，可推进革命的。去留问题想再多考虑一下（摘自1952.8.30.李锐信）

婚姻问题顶多只能说推动过许多知识份子走向革命，不能如你所说：“能推动革命。”毛主席“对封建制度之一击”主要在于深入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这个问题上的材料，并无你所称“斗争性，追根究底，辩证”等等重大意义。显然你是将你的材料的意义都以自己的推理而提高了，所以客观者看起来觉得你引得太滥。所询各点，我似都已提到。关于知识份子作用，更要写那些知识份子之及时深入了工人群众，传播了革命思想，使能为群众武器，离开这一点来强调就会犯错误。知识份子可贵不在他“自身”而在其桥梁性。（摘自1952.9.4.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母亲的这段话确确实实反映出她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思想与父亲没有经过整风的思想的大差别。父亲所强调的是史实：“这是当时青年大问题之一，… 这样的问题是当年反封建之一翼，…”；母亲则不然，她被延安整风整得十分老实了，“会犯错误”是她判定某种写法必不可行的支点。因而她的理论不具自己的思维，不具自己的个性，不过重复着某种教义。如：知识份子的可贵在其桥梁性，而不是其自身，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定的调子，母亲的理论水平只是能较好地重复毛的那些教义而已。当然不能要求早年的共产党人能如储安平辈般看透共产党某些教义的错误本质，因为储是阵营外的，而阵营内的人常常难于识破庐山真面目。但又正因为他们身在此山中，那些保留了自己的头脑，保留了独立思考勇气的共产党人，最终会对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有更深刻，更透彻，更全面的分析和认识。父亲李锐就是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他年轻一些，或年轻很多的知识份子，他们在人生更早些时就以自己掌握的知识（理论的与实践的），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中国的现实，他们不是附于别人身上的“皮毛”，而是民族的头脑。但是如今大多数知识份子如果不想惹麻烦，写文章还是要以是否会犯错误为支点。记得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的一个记者评论过某些报社领导：如果中宣部给他们划出一个足球场，他们就会在篮球场的范围内玩儿。这实在是半个世纪后的大悲哀。一个紧紧卡住知识分子喉咙的政权是没有明天的。

五、真正的“精神污染”

最近写过很多证明材料，更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善观察人，以致不能提供出一些真正切实和有用的材料。很多过去的事在记忆里都已模糊。可见当时都是“混”过去的，或是被扰的不知自己。而有些生活事却永远不忘。果，我是个多么无出息的孩子哦！最近，我常烦自己，讨厌自己！（摘自1940.12.18.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母亲文化大革命中写过很多证明材料，全是负面的。以至于1979年初父亲被放出来，重又回到北京朋友圈子中，征求他们关于自己是否与范元甄复婚的意见，竟无人赞同，这其中包括了性情笃厚的父母共同的朋友黄乃伯伯。其实对于父母在延安的那次复婚，黄乃伯伯就是反对的。他对父亲说：“葡萄是酸的，吃不得。”还有于刚伯伯，父亲1944年6月从保安处出来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刚刚受到的挫折和年纪太轻，怕经不起再一次的打击，严令母亲不得把她和邓力群之间发生的事情告诉父亲。可是母亲在父亲出来的第二天就对父亲说了，而且还告诉他，她和邓是有真正感情的。父亲当即起床走出窑洞，很快就与母亲离了婚，但是大病一场，几乎被伤寒夺去生命。于刚伯伯赶到医院，透过隔离病房的门上窗户久久望着父亲，不忍离去。此时旧事重提，告诫父亲切不可再犯同样错误。更有激烈如黎澍和刘澜波者，声言若与范复婚，即与父亲绝交。我无从知道母亲都写了些什么，但是从父亲朋友们如此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可以揣出，母亲写的那些材料一定让他们在文革中结结实实地吃了苦头。我从小就很爱黄乃伯伯，于刚伯伯和刘澜波伯伯是父亲复出后才渐渐多了来往，非常容易地就感受到他们性情的温厚，他们说话都似涓涓流水，不像父亲那样总是高声大气的。黎澍伯伯文笔犀利，世事洞明，疾恶如仇，但是极为豁达开朗。这些父亲的朋友们都不是那种对整过自己的人耿耿于怀的小肚鸡肠之辈，他们对我母亲文革中对他们的揭发，采取同一种毫不原谅的态度，依我自己的亲身经验，猜想那些材料大概或是些不实之词，或是抓住一点小事，致人于死地的无限上纲，让他们感到我母亲作人的不可理喻，行为德性的低下恶劣。但是当我看到这封信时，不免对母亲的作法产生了一种“不能都怨她”的同情，她本不是个揭发人的行家里手。

母亲写这封信时才只有19岁，党叫她写证明材料，自己却写不出，深深被自己的“无出息”而困扰。这种“烦自己”、“讨厌自己”，显然是在她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自责。那时单纯而软弱的母亲正是一张白纸，党用粗大的黑笔在那上边蛮横涂抹，她没有推开那支笔的力量，也没有推开那支笔的智慧。当她步入中年，遇上文化大革命，那些外调人员——党的化身，让她写认识的那些老人的证明材料，按照党的要求认真进行了又两个十年的“思想自我改造”的她对自己是满意了。但是党对她满意了吗？党对她的“按党的要求做”给了她什么样的回报呢？其实党是一个多么抽象的东西，具体的党就是那些掌权的人，“相信组织，按照组织的要求办事”，其实就是按那个被派去的个人或者在你头上领导你的那一组人的话去做，而没有“人”会真心信任和愿意使用揭发自己同僚的人的，因为说不定哪一天这个人就会揭发到他的头上。可怜的母亲因此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也失去了“党”的信任，却毫不自知。党毫无怜惜地给一个纯洁的女孩子的头脑中塞进一大堆污七八糟的东西：揭发、小广播、剥皮、托派、特务、叛徒、反党、……，然后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个女孩子变成了一个人人厌恶的女妖，当她的利用价值没有了的时候，一脚把她踹开，再不理睬。可叹母亲一生被这个“党”愚弄，始终没有醒悟。

这两天心情很沉重。昨晚讨论了我，证明自己思想上的严重性。要做一个党员，真得重新脱胎。这是一个痛苦艰巨的斗争。我想最近时期内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应该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方面。

在意识上，我的坏东西也许比你更多，更尖锐。然而在思想上你的危险性也不小，但是你迄今尚未把它们提到原则的高度来认识。我想你需要仅就延安的三年，具体细致地反省自己。这一点上，我对你的迫切期望是未为你所了解的。即使我的态度有不妥处，也只因我太急于得到你的了解所致。

羊二批评我的时候提到你，他说我们夫妇间是无原则的。虽然他仅就小广播这一点来说的，当时很刺激我。但是，我们应该撇弃一切（不关羊二的动机等等）来好好反省自己。用党的生活的原则为标准来检查我们的关系，恐怕很羞于说是“原则”的吧。

我很难过的，对于我自己，我是开始全面地认识到自己如何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对于你，我觉得你还没有全面的，不姑息自己地来认识自己。而是躲在自己的所谓“长处”下面，总看到自己如何美好，如何以为自己都是美好的，所谓“改造”岂不无的放矢吗？

当然我并不否认你已开始注意，如星六你告诉我的。但是你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方法，还不能把问题原则地了解。——这不是我教训你，在你面前逞能（你这些话是足以令人伤心的）。你因工作条件，时间精力限制了。而我的环境比你好，我应该帮助你，这种精神应该为你所接受的。

你记得我们在重庆时的雄心吗？我们曾想“别开生面”地生活。当然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我们生活三年了，这三年真正在政治上的帮助是很不够的。头一个时候，你对我的一切帮助（如家庭观念），我是感谢的。我们为什么不是做得更多呢？我们也有过坏影响的东西，我希望两人都好好想一下。（摘自942.11.17.范元甄信）

昨天一天是有收获的，但如此则一周得不到一次好休息。

接受你所提意见，但要注意另一方面：拘谨。（摘自1942.11.30.李锐信）

昨天的“剥皮”似乎引起了你的不高兴，我仍觉得是很必要的。我也相信你心里还是会同意的吧。

……

回来时又与魏谈了许多，并且谈到他与小张之间。出乎意外地，他说口袋里正装着小张提出离婚的信。据他自己说，原因是小张对于他的“缺点——思想意识既多，又改得慢”，表示灰心失望。而他呢，则认为两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鬼话，认为只有性的关系就行了。我看来，魏的毛病一定很严重，小张可能知道更多别人所不知的事情。我想接近接近小张，多从她处知道一些。一方面帮助魏进步，也作为调解他俩关系。只苦于没时间，你也可和魏谈谈这事。

……

你最好能想想：自己在党风学习中需解决哪些问题。我倒有一二意见，只是写来怕太长。

你的信确使我很难过，却决不是不高兴。我已决心把家庭生活等等重新清算一下。关于恋爱，我的分析大体如上星六所谈，你觉得还恰当不？你能帮我也想想则好。（摘自1942.11.30.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总有一些如：“脱裤子，割尾巴”，“下楼”、“洗澡”，让人一头雾水的词汇，看来这等造词始于延安。“剥皮”，听起来真是酷刑，而且夫妻之间互相剥，就更吓人。在单位要整风、要反省、要钻自己，在家要接着相互“剥皮”，难怪父亲要说：“昨天一天是有收获的，但如此则一周得不到一次好休息。”不由想起文革中我回家探亲，母亲领着我们天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真是苦不堪言。看了父母的这些信，追根寻源，得把这帐算在延安对他们的教育，或曰“精神污染”上。　

母亲原本就是一个矫情的人。延安的整三风、钻自己，写证明、看文件，反省、自传；不是一天、两天地当副业搞，而是成年累月地就是她的工作，更是把她弄得弯来弯去地狡，绕来绕去地辩，弄得她头疼，弄得她提不起劲，弄得她坏日子比好日子多，几乎成了“半残废”。可是逃不过，躲不了，弯来绕去，就进了共产党八股教条的胡同，思维被搞死了，行为被搞僵了。一个既矫情又嚼理的人，让人如何理喻呢？延安的几年生活是彻底地毁掉了母亲。

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原则”的，共产党灌输给父母年青心灵的这种教育，成了他们处理夫妻关系的准则，最终导致了婚姻的最终破裂。其实不止父母之间如此，母亲和我的关系，父亲和我的关系，都是“政治第一”，他们最在乎的都是我的政治倾向。母亲因为我的“离经叛道”而视我为敝履，再也不想多看我一眼；父亲因为我与他的“政见同一”而对我喜爱。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他们都没有不管我认同的是什么政治理念，只因为我是他们的女儿，便把我当成至亲骨肉而疼爱。想想多少入狱的共产党人是在他们那些国民党、资本家的家人、亲友的担保下出狱；而多少共产党人在执掌了政权后，将自己的父母姊弟投入了监狱。为了革命大义灭亲，六亲不认，是共产党人的共性。我看过很多网上读者看了我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后的跟贴，他们说：李南央和她妈没有什么两样，大义灭亲，比范元甄还范元甄。我曾经极其认真地进行了反复的自我反省，最后得出了结论：我的行为是“不为亲者讳”，而不是“举笔灭亲”。我不因范元甄是我的母亲，而讳忌写出她的不是；我的主观动机不是、客观效果也不会让她受到任何处分，更不会将她送进劳改农场或监狱。我期望的是将她从迷梦中唤醒，使她在晚年能够还原成一个正常的母亲，一个正常的人。即便我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个奢望，我做了，我安心了。我也希望更多的“革命”的母亲们听到我们这一代孩子的痛苦呼声，扪心自问：我的革命如果连带给自己的孩子幸福都没有做到，天下劳苦大众的感受又该如何呢？   

我有一个同为高干出身的好朋友曾经非常直面地对我父亲说：“南央的话不是只替她自己说的，是替我们这一代人说的。你们把我们从小就放进了幼儿园，两个星期接一次；后来又把我们送进了寄宿学校，还是两个星期才让回家一次。在我们能够自立于这个社会之前，你们就被抓了起来，我们成了狗崽子，被抛在社会上，任人凌辱歧视，衣食无着。等你们平反复出后，想的是千万不能让我们沾你们的光，给你们的光辉形象抹黑，从来就没有问过我们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从来没有想过补给我们那份欠缺的爱。”父亲听后半天没有说话，然后歉疚地说：“是啊，我们只是闹了革命了。”朋友将此事告诉了我，我含泪无语：有父亲此言，知足了。在母亲的眼中，我是拒不接受她的革命教育的、一个冥顽不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者”，可是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宁愿作个“凡人”，有个平凡的生活，而不愿像母亲那样永远地在夫妻间苦斗，在家人中苦斗。我曾对我丈夫说，吃过我妈那种日日夜夜、永无休止的“共产党人”的斗争之苦后，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苦了，天底下就再也没有我过不去的坎儿。这是实话。　

关于我们为什么合则闹别扭、分则想念不已，在前面信中似已谈到一些。现再加补充。主要原因似有三：（一）一起时生活内容未能以工作与政治为主，很少研究商讨工作或谈形势大局某些问题，结果生活琐事占去较多。（二）因之就助长了夫妇生活原有的自然形态的自流，夫妇在一起免不了有许多生活的琐事（有些是理应存在的），如不适当抑制就会影响政治生活。在我自己事实上有些情形：生活琐事的频繁后，对政治生活就提不起劲。“夫妇相敬如宾”的新解释应该是同志与工作关系指导与重于生活关系。（三）夫妇生活的自流放任失掉第二项所述政治重心，即易互不尊重，互相没有自我批评，即有批评也不易为对方接受。因为一切太密切，一切细小缺点也知道，不是麻木，便是易为任何缺点引起情绪波动，因为太熟悉，反而不易全面看问题，更不易冷静。有了损伤也坏不了事，无所顾忌，久而久之生活就象生了霉菌一样没有光彩了。

政治生活、同志关系、互相尊重、自我批评，以后再在一起时我们守住这几条，就是生活琐事也会增加光彩。分别以后，生活的繁琐引起许多自流都不存在了，感情要寄托，经过脑子冷静分析，许多事情就很清楚了。在一起时，也是“当局者迷”，分开后，也是一种“旁观者清”，将自己当作客僚了。

夫妇之间一定要有原则的斗争，非原则事一定要妥协。我过去是几乎一律妥协，我姑息自己也很姑息你。正人先正己，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后再在一起当然我会有进步，但也不能保证就一帆风顺，波折还是会有的，但相信我们总能战胜。当然环境也很有关系。（摘自1947.3.17.李锐信）

李南央感言：

父亲当年似乎确实认为自己因为一直忙于具体工作，抢救运动中又被抓了进去，没有机会像母亲那样进行过所谓的系统理论学习和思想整风，而认同母亲在思想上有比他高明的地方。父亲的这段分析真是沿着母亲的思路走入了一个误区，而且后来越走越迷。他对夫妻关系的这段解析，应该认为是为自己后来的命运设下了“捕鼠夹”。既然认为夫妻生活内容应该以政治为主，既然认为夫妻关系中同志重于生活，既然认为夫妻之间应以政治为重心，那么在党认为李锐是反党份子时，母亲对他的一切揭发以致离异都是没有背离父亲当年自己提出的革命伴侣关系的原则的。我记得母亲同父亲离婚后不久，有一次去见周恩来夫妇，他们留她吃饭，在坐的还有陈毅夫妇。母亲回家后讲，陈毅对她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总理即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母亲为总理的理解感到释然。文化大革命中，能够患难与共，互相依偎、支撑着走过那段黑暗年月的夫妻，多不是把政治的关系看得重于生活关系的配偶。张茜、陈毅是如此夫妻。如果周恩来被毛泽东最后抛出，定性为“老牌机会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和我一条心”，“党内隐藏最深、最狡猾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邓颖超会如何呢？我不敢想。

邓力群来找过我一次，我听说他来避走了。后给刘明夫一信叫他严斥邓。附告你。邓的此举更说明他为人之不值得尊重。别人竟把我往这上想，真滑稽。这件事是我真正获得了教育的事。（摘自1947.10.6.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邓的此举更说明他为人之不值得尊重。……这件事是我真正获得了教育的事。”可是30多年后，母亲又对她的好朋友激动地述说她当年与邓力群是有真正感情的。我有些糊涂了。也许30多年后，邓力群已爬到很高的位置，因之母亲认为延安的那段事既然没有成为邓升迁路上的障碍，那么她也就可以不必再自仄了。特别是李锐已成了反党份子，在坐牢。我相信她两次都没有撒谎。她在1947年10月8日的信中对父亲说她真获得了教育，那时她确实以为如此；30年后，她说她当年和邓之间是真诚的爱，她还是确实以为如此。整风之后，母亲已渐渐失去用自己思想思考的能力了，她总是追着“形势”走。形势不允许她认为邓力群是值得爱时，她就认为他不值得尊重；而形势把邓力群推到党的高位时，她就又认为邓是值得追求的，而自己当年与这样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物间所发生的不应发生的事就是真诚的爱了。我因此并不十分地责备母亲的多变，而更多地谴责延安那个“整风”和“抢救”运动。那个运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个王实味（还有一些自杀的人），从灵魂上杀死了则不止一个像我母亲这样太年轻、太单纯而且太软弱的小知识份子，让他们渐渐地丧失了自我的思维能力，使他们从此不仅按党的要求说，还按党的要求想，成了一个被“异化”的人——不能为妻、不能为母、不能为友。

我觉得你的问题不是什么“一些缺点”的问题，而是根本立场问题。你是一个没有从自己的真思想上建立无产阶级立场的人。……

在延安那种真空的军事共产主义环境中，不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考验我们。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诸如国共合作，国民党，富农经济等等）你的观点之右倾是一贯的。

回到长沙，回到了你出身的旧阶级包围中，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一考验，证明你的阶级立场是很可怜的。……你的没有犯更大错误，没有“形成处分”，完全只是因为你的社会关系还没有那种关系，而你自己思想界限的模糊应该不寒而栗，这并不是夸大的形容词。……两三年来你已为凡需要你效劳的一切旧阶级关系充分使用了你在党内的一点地位。……所有这些你应该列出一张大表，仔细回忆你对他们每个人的看法态度，从中找出你思想中的可怕的旧阶级感情。

你母亲的问题，百分之百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到长沙以后完全是封建孝子的了……

你的理论实际脱节的根本内容，是你没有无产阶级立场。在考验阶级立场的具体问题上，证明你处理的水平是低得可羞的。具体事例我可以写十张纸，但思想改造不能包办代替，仅仅提醒你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吧。吃惊吧。不是什么“一些缺点”的问题，

你的自私和思想深处的市侩心理（我决不是骂你，而是到长沙后才极痛心地发觉的），也是可怕的。

所有这许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的问题并非不严重，都是根本问题，这些本来应在一九四二年基本解决的，因为没解决，所以这三年走岔了路，再不解决就太迟了。

1939年我抱着幻想，而你只想着性交，为了骗取性交，敷衍着我的幻想。1945年你因为找不到别的女人，又糊里糊涂来找我。而此后数年你是自在地“管自己生活”和自由自便地毁坏别人的生活乃至健康，反而扬言“道义”。1949年又以欺蒙，骗人到长沙，强迫人家进入你的“理想”的开倒车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许多事情是写不尽的。如果你还有丝毫责任感，也不能抵赖这一次正式的谈判。请严肃地考虑一下：为了你自己终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你也标榜过革命的恋爱观。敬候回音。（摘自1952.4.3.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上面这些都是母亲1952年的4月3日，以李锐相称写给父亲的话，她在此信中提出了离婚。单从字面看这些话，可得出：李锐简直是个共产党的败类，之所以没有在三反中被揪出来，实在如范元甄所说，因黄克诚们“对待干部了解的肤浅和官僚主义。”范元甄提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实在是立场坚定，不与可羞的市侩丈夫苟合。

这是一封极具范元甄特色的批判信。二十年后，我在三线工厂工作时，收到母亲不止一封把我批判成资产阶级接班人，将我描绘得丑陋不堪，甚至十恶不赦的信件，可惜都让我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工厂的清查运动中烧掉了。因为悌忠（那时还是我的男朋友）对我说，“如果这些信被人查出，人们看到你的母亲都这样看你，你定在劫难逃。”

范元甄果然是因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方对立场不坚定的亲人痛斥有加吗？

“今日星期，颇有想念。自从甲状腺开刀以后，我就有一种想把生活过好的意愿，可惜直到三年以后的现在才能够为你所了解。我们应该切实地作新的开始，首先是各人自己的进步和互相帮助批评。正常乃至美满的生活，对于工作与事业是有好处的与必要的，何况是完全可能过得好的。你的暮气灰色固然根本上是思想问题，难道生活没有影响吗？同样，我的烦闷苦恼更是直接影响着工作。”这是母亲四月十三日写给父亲信中的话，离上封信只有十天，既有批评，也有绵绵情意。这不就清楚了！那一切严厉的批判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抱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仅此而已。夫妻闹意见，婆媳不和，姑嫂不和，这是任何家庭都会有的问题。普通人会用打打闹闹，甚至摔锅砸碗来求得胜利，但是范元甄不同，她是共产党的老干部，非但是老干部，且还是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的理论水平很高的知识份子老干部，她的武器自然比普通人高明。把婆婆说成地主，把一切自己不喜欢的受到丈夫惠顾的人说成旧阶级的人，把丈夫对自己母亲的袒护、对旧友、亲戚的帮助，上纲上线到“百分之百的立场问题”，这是她的武器，是使对方无力还手而就范的最便捷有力的招数。果然李锐服软了：“谨遵‘艾’（的美敦）命，五日来汉。… …只身请罪，尚祈准允。”（李锐4.3.信）从信的内容还可看出，李锐同意离开长沙，另谋职务。范元甄大获全胜。因此这个阶级立场令人“不寒而栗”，只能离婚别无他择的丈夫，转瞬间又成为可以正常乃至美满地与之生活的人了。范元甄比起那些她肯定不愿与之为伍的小市民们更令人厌恶。因为砸了东西毁坏的只是物质，如果街坊邻里或者居委会来劝架，那也不过仅仅丢了亲人的面子而已；将亲人斥责为“一贯右倾”、“封建孝子”、“立场问题”，对方“如果觉得一切都是正确的，毫无改变的必要，那就只有到组织部谈了。”（范1951.11.2.信）“关于你我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可以在党内摊开的。”（范1952.1.22.信）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从一般的家庭纠纷上升为政治问题，不但可剥夺对方原有的物质生活（如使自己的大弟弟连降两级，终生经济困难），还可毁了对方的“政治前途”。能对亲人使出这样的杀手锏，其实是范元甄极端任性，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使然，但是她巧妙地假以光明的政治口号，遮掩住自私的德性本质，即无人胆敢对她提出非议。以革命的名义整治自己的政敌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是将阶级斗争引伸到家庭，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创造。这一毛泽东思想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庭传统道德文化，但可惜不是一种进步，而是更加非人性，非理性的大倒退。阶级斗争渗入进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百姓宅院，使得人们失去了最后的避风港，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安全感，社会因此而不再安定。以后发生的大动荡，及至大动乱也就不奇怪了。

六、我不知道的历史

李锐信1939.6.30.

D.甄：

昨天我平安到了芷江。现在是清晨五点，我住在一个很好的旅馆里。我只能很简单和你写几句，洗过脸我就要出外了。

我必须说我平安到了这里。越过从洞口到芷江的汽车路真不容易呀，真是性命交关。这条路是六月一日通车的，翻车已十数次，伤亡人也是数十。因为长沙到常德公路破坏后，这条路便被迫加紧赶修，四个月中拼命“蛮干”出来的。路全部是凿山、倚山而筑，千百个转弯，90º一个弯紧挨一个弯，现在连“指牌”都没有竖好。山最高峰在800公尺以上，汽车爬行就如坠入山海之中。我登过泰山，那情形就同在日观峰俯看群山一样。如果有雾，山头一层层遮盖，看不见前路，更是危险。那天天气很好，司机技术也极高明（公路局调来司机必须是十年以上）。每到一个翻过车的转弯处，他就讲解给我们听，指给我们看那些遗留的残迹。当时我完全拿一种欣赏圣景的心情来体味，我设想假如翻下去了（任何一个弯，任何一点都有可能），是没法找到尸身的，最合乎“粉身碎骨”四个字。有一次一个军车翻了，有一个女人头被挂在树梢上，四肢都分家了。从前修路时一个工人翻下山去，变成一团肉泥。据人说这条路比贵阳到重庆公路更要险恶。每经过险境，人更感觉生命之可贵。到达芷江时，我真想请那司机一次客。

……

李锐信1939.7.11

D.甄：

前天下午我由芷江直达车回到邵阳。晨六时车开时，天气阴霾，飞着牛毛雨。因路滑，路局的车开否未定，于是我挤上了一辆便载客的敞货车。100公里的山路，越过险峻的高峰时，如坠入云雾之中，看不见下面匍匐的群山与深坑的谷地，仅见蜿蜒前面不远的黄土公路，倒完全失掉了险惧之感，只觉得其另有风趣了。有一个旅客欣赏着：坐飞机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这确道出了我当时的悬想。转弯地都树立了“指牌”，养路队和石工在加紧流汗，去来的半月中没有翻车的事发生了。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战争使得人民更奋发、更亲爱团结，我们到处看到了中国的新生。

……

李南央感言：

父亲6月29日乘车行驶在从洞口到芷江的公路上。这条路是“长沙到常德公路破坏后，…被迫加紧赶修，四个月中拼命‘蛮干’出来的。路全部是凿山倚山而筑，千百个转弯，90°一个弯紧挨一个弯”。父亲去途中，连‘指牌’都没有竖好”。“路是六月一日通车的……翻车已十数次，伤亡人也是数十。山最高峰在800公尺以上，汽车爬行就如坠入山海之中”。而仅仅12天后的7月11日，父亲又从此路返回邵阳，“转弯险地”竟然已“都树立了指牌，养路队和石工在加紧流汗，去来的半月中没有翻车的事发生了”。父亲还提到在这条公路上开车的司机都是公路局调来的，必须有十年以上的驾驶经验。我这是第一次了解到，半个世纪前，处在战争中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管理严格、工作高效的政府部门——公路局。它雇佣着高素质的筑路、养路队和司机——四个月在丛山峻岭中凿出一条公路，不到半个月竖好沿途指牌，消灭了翻车事故，保证了战时的运输和人民生活的便利。而对比今天我们的许多山区公路，道路坍塌，翻车、死人时时发生；旅游车司机的素质更是没有保证，我不知应作何感。

李锐信1939.10.9–10.

维维，Go di Mei：

昨天上午发了那封快信，感到一种轻松和愉快。因为在旅途中没有什么事可做，也无什么责任，大家都感觉有些无聊。但我这样偷着（使他们不注意）写一点，却更增加了他们寻我开玩笑的资料。我也学会了老着脸，“我偏要写！看你怎么办！”

逛完了贵阳所有的药房，纪发所要的三样（治肺病的）药品都买着了，共五十多元。完成了这个任务，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下午和两个广东老一同去看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现在有着相当阔的差事。我们是存心去搞竹杠的，结果圆满——今夜请我们看《夜莺曲》。

……

《文阵》三卷六期差不多十分之七八都看过了，我喜欢艾青那首长诗《吹号者》。这真是一首有骨有肉的好诗，辞藻很考究，却极自然，希望你也找着读一读。还有那篇《来自东江的童话》，也是一篇极动人的报告。好的诗，好的文艺作品，我们应该多读（尤其对于你）。这不独帮助我们的写作，活泼生活，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纵的横的）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使我们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特点。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较狭隘单纯（你比我要好），因此我们常易将社会的人与事物装入我们幻想的公式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是群众的先锋，然而我们决不可忘掉我们是群众的一部份。我们今天仍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要希望所有的人都照我们这样来做，这是错误的。推动群众进了一步，这就是很大的成功（虽然离我们的目的地还不止一百步）。

……

十月九日下午五点

现在我伏在床上向你作报告，我已看了《夜莺曲》，我的手掌现在还有点发疼，血还充满在掌心上。我拍得太凶了，如果不是顾及环境，我的喉咙现在一定会变沙的。

走出影院时，我兴奋得紧抱着我的同伴，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没有适当的句子能够说明我们的感情和理智是到达了怎样一种高度的激动。

“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要自由！”格露娜的红巾最后这样的在指示…她们是胜利了。伟大的Russian的劳动人民已经胜利了。现在轮到我们，历史的红巾在向我们招扬…我永远记得格露娜的红巾，和她最后在钟楼上那张坚决，痛苦，然而充满了胜利的信心的面孔。

今夜观众满场，掌声如雷鸣。不管是哪一阶层的人民，只要他们心还在跳，必将从这影片得到教育，获得新的认识。哪怕是暂时的，或瞬刻的，都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

我真想知道看过这影片的各种人的反应，这是一种最实际的测验和统计。

这部片子应该设法让工厂的workman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力量，知道唯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

告诉你最后节目：明天双十节，换演《Lenin》。贵阳虽然意外停了三天，我决不再诅咒了。

十月九日夜九点廿分

昨夜梦见你的，维维！

隔壁人家死了人，哭声很厉害，半夜将我闹醒了。今早起床时我告诉了他们，又听见了这讨厌的话：“Li Rhui有心事睡不着觉！”甚至还阿Q地说，“A，还是没love的好！”

街上似乎弄得很热闹，一个小机关的头门都用松花红绿纸糊扎起来。早晨独自一人上小馆吃牛肉粉，十几个小学生跑来义卖。一个小孩子重复地背一句话“多买二毛钱，多打死一个日本鬼！”我用一毛钱买了一个信封。

俗语贵州“天无三日晴”，我们来这里三天，出了三天大太阳，比重庆还暖和。大家都担心警报。早晨十点多钟，街上一阵乱哄，我们正在下象棋，一惊起，也不顾“将（劫词）死不将死了”，大家拿了自己的珍重品随人群挤出城外。贵阳找不到防空洞，我们一行离城二里，爬到一个石山上，躺下吃地瓜看杂志。没有重庆的安全，然而也没有重庆那种恐慌的程度，直到下午二点半才解除。

吃晚饭时又向我开起玩笑来，“A，写得软一点O！”小向这句话给大家笑痛了肚子。“我看你起码有两万字，五块钱一千，一举两得，就有＄100稿费。”“将来还可出两地书。”“你应该还写一万字，150元作基金，准备将来生孩子。”对这几个家伙，我真无法对付。

去看《Lenin》以前写。

双十节夜放映《Lenin》，这真具有历史的意义。

我的手又拍疼了。最后武装工人进攻克里姆林冬宫的场面，现在还在我脑中转。影片的收场是攻下克里姆林后，Lenin出现在群众大会前，走上讲演台，好容易让群众的掌声欢呼声休止。他伸出手来（我们在木刻画上常见的，第一句话是：“T-zhmn，现在我们已建立了革命的工农政府。”Stalin微笑地站在旁边（Stalin亲自扮演的）。

我想今晚的观众至少他们了解了今天的苏联是怎样建立起来，依靠什么力量建立起来的这回事，其次他们会了解Lenin的伟大。从鼓掌声中，我知道这影片给今天的观众一个吸引力——使他们“爱”Lenin。

这两部影片给我教育很大，一个长期在平静冷落的环境中的worker，他会懂得怎样在这两部片子中取得他今天所特殊需要的部份。

我现在的确太兴奋了，关于《Lenin》很多话要写，但留在以后谈吧。

……

李南央感言：

“将来还可出两地书。”那几个家伙只是拿父亲开开心，没人以为李锐和范元甄的女儿日后真地会整理出一册两地书。小向，标准青年（按：与父亲同行的一位同志的绰号）那些当年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父亲的伙伴们现在都还健在吗？是不是还有心情对父亲的这些描写再开开玩笑呢？人终究是要老的，可是文字留下的是永远真实的青春！

我也没想到在那个年代的“蒋管区”竟然可以看到艾青的《吹号者》，竟然可以看到红色苏俄的《夜莺曲》、《列宁》，而且是在国民党的“双十节”放映，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因此我不可能发出储安平那样的议论：“国民党的民主是大小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无的问题。”

……

北平报社，早在反苏游行时，特务就曾准备捣乱发行处，但当时学生不肯去，遂作罢了。以后又有人提过要放火，但也因有人反对“还不是时候”而作罢。这次，当然是二中全会后的结果。但这次事情本身他们是失败了，我们的销数从一万五千已陡增至三万。游行放鞭“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地招摇过市，弄得全北平都知道这个报纸了。因此，以后必将有更毒手来的。《驳蒋介石》（这真正一颗原子弹！）登出后，又有人提到要捣毁。但李宗仁说，要看看重庆再说。我搞读者往来的所感，以后再谈吧。三日刊的质量与其任务，与人民的拥戴相较还是太差了。

《驳蒋介石》真痛快，中国人民已经强大与成熟到足以严密监视这王八旦的程度了。中央社大叫抵毁国家元首。确实，少奇同志这次曾说过：“对国民党的反动要放手骂，叫人民看是可以这样骂的。”我们这次事件中也本着这精神，“叫老百姓看，是可以这样反抗的。”我觉少奇同志这话深刻极了，这也就是全部合法斗争的目的。当然不是说合法斗争只有骂这一面，而是说，在合作中，顺利时决不给他涂脂抹粉增加一点颜色，而一到该揭露他的时候，就抓紧揭露给人民看。这样合作的过程也就是教育人民的过程，以达到最后一脚踢开他，那时人民也毫不犹豫地参加。

少奇同志还讲到一点：退却时（指宣传上）要善于组织马列主义理论的进攻。在退却时宣传理论问题，根本问题，看上去很和平，思想实质上仍是进攻。而这种理论宣传又给群众以思想基础，使他们在攻势来时，有足够接受的水平（这后一点是我听后的感想）。

少奇同志批评到《解放》三日刊（第二期吧），关于难民还乡问题的社论是犯了小错误的。那篇东西里面提到解放区执行政策有偏差，少奇同志说是不必要的。他说，“难民”问题，是地主阶级对我们的进攻。一切解放区政策偏差，他们夸大，用来进攻我们，这是“地主舆论”，我们不必要向它进行任何自我批评，而是进行尖锐的斗争——我们一点也不错，你们全错了。你应该回解放区去，没有第二句话可说。必须这样造成“农民舆论”与之对抗，压倒其气焰。明，这是多么明确的阶级立场，非常值得三思。我们在思想上常是经不住人家进攻，而少奇同志把自己的缺点与对敌人的斗争完全区别开来。缺点是要改的，但不是为了使敌人满意，也就不必要向他低头。因为他并不是反对缺点而已，只是利用缺点来反对我们的“根本”。

据说《驳蒋介石》发表后，蒋很苦闷，他说：数十年来从未似今日遭受重大压迫——共、美、国内反动派，焦灼得很，没有出路。大势不外是东北把他打痛了，然后再回头实行政协决议。

李南央感言：

以上是母亲范元甄1946.4.12.信中的几段摘录。母亲四六年的二月份被父亲任社长的冀热辽日报社派到北平，参加刚刚创办的《解放》三日刊的工作，主管群众来信。那时国共两党正在美国的中介下进行和谈。有一部电影《停战以后》，说的就是母亲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国民党特务袭击共产党解放报社的事件。

我过去总是感慨储安平先生的智慧，早在共产党得到政权前，他何以那样先知先觉呢？从母亲的这封信里，我多少得到些答案。

你看，母亲和同事们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放着鞭炮地在国民党的领地招摇过市，弄得全北平都知道他们刚刚创办的报纸了，而且这张报纸刊出了直指“国家元首”、猛烈如原子弹的文章———《驳蒋介石》。用我今天的眼球看，在当下的中国，这种举动可算是“大大的民主”，而储安平先生却认为那不过是国民党允许的一点“小民主”而已。他五七年岂能不是“当然”的右派！母亲在信中还引了刘少奇的话：“对国民党的反动要放手骂，叫人民看是可以这样骂的。”并说：“少奇同志批评到解放三日刊（第二期吧），关于难民还乡问题的社论是犯了小错误的。那篇东西里面提到解放区执行政策有偏差，少奇同志说是不必要的。他说，‘难民’问题，是地主阶级对我们的进攻。一切解放区政策偏差，他们夸大，用来进攻我们，这是‘地主舆论’，我们不必要向它进行任何自我批评，而是进行尖锐的斗争——我们一点也不错，你们全错了。你应该回解放区去，没有第二句话可说。必须这样造成‘农民舆论’与之对抗，压倒其气焰。”你看，执政的国民党不但是可以骂的，而且是要“放手骂”，身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居然就被共产党、美国人和自己党内的不同派系搞得焦灼得很、苦闷得很，觉得没了出路；而在野的共产党是没有二话可说的，是决不认错的。父亲和母亲那时听了少奇同志的话是何等的振奋、何等的鼓气！但是如果一个党在还没有掌握政权以前就显示出如此的霸气，如此知道利用舆论压倒对方，认为对自己工作中的偏差不必要做任何自我批评，别人的批评是“只是利用缺点来反对我们的‘根本’”，只能做尖锐斗争，那末这个党执掌政权后的行为使储安平先生们有些担忧，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令人痛心的是，这种先见之明，被历史印证了。

父亲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的前言中说“有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才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才能如实地揭示前人为什么遭受挫折，为什么能够前进，从而使今人和后人有所借鉴、有所趋避。”父亲和母亲保留下来的这些信件，这些信件中记录下的历史事实真是太宝贵了。如果共产党不在1949年的10月划出一条界线，不把那以前的大多数文字打入另册，让我们这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看到前人走过的脚印，了解一个延续的历史，不知别人怎样，我想我自己便不会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相信储安平般的“大右派”、父亲般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十恶不赦的敌人，一定会认真听听他们的所讲，认真体会他们的所思，便不会将一腔宝贵的青春的热血和活力抛洒给荒谬。

七、没有粉饰的历史

二姐的情形一定很不好。不过从小白的信看来，也许孩子是已经最后决定给人，并且也找到要孩子的人了。那么二姐就可以解放。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将自己的孩子抚育起来呢？我们的孩子是优秀的，他们比起那些乌龟王八蛋的种子总值得宝贵一些吧。而我们却得将自己的孩子交出去——不是交给社会，而是只要找到有饭吃的地方就把他掷掉，这是如何的不平啊！

……

你的事如已决定（按：即留在中央青委工作），就该开始很好地生活，记着：惰性是最可怕的敌人呵。现在不要去抽象地考虑有无“信心”吧，问题只是马上“开始作”。不管信心如何充足，不开始实践还是空所自信。完全驾驭自己和生活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炉火纯青”也是从实践中节节改进而达到的。你现在的想法是非常不“辨证”的。昨天，我们开了支部大会，我的新生活——就是下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将从今天开始，今天我没有睡懒觉，赖床。（摘自1940.4.9.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我们的孩子是优秀的，他们比起那些乌龟王八蛋的种子总值得宝贵一些吧。”在十年文革中，我扎扎实实地当了“狗崽子”——“乌龟王八蛋的种子”。所以当我读到母亲的这句话时，像是被针扎了心，彻心彻肺地疼。原来在延安时有的革命者就不但认为自己高贵，而且自己的孩子生来就是优秀的；那些不革命者或反革命者则低贱和无耻，他们的孩子也既是“乌龟王八蛋的种子”。说这话的不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革命者，而是“小资产”份子的母亲。革命确实是有一种极易浸透信仰者骨髓的对其他阶级的蔑视甚至狠毒。

“我的新生活——就是下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将从今天开始。今天我没有睡懒觉，赖床。”因为睡懒觉误了马列学院的课，因为起晚了……母亲以后的信中反反复复，多多次次地提到：今天早起了，进步了……；今天又起晚了，我要下决心……；不知那些在前方浴血奋战杀敌的将士们，不知那些自己尚不得温饱却要给延安的共产党交公粮的老百姓们，看到这些信会作何感想？或许也会骂一句“乌龟王八蛋！”吧？

李锐信1941.9.29.

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月夜了，第一颗出现的星星正对着我的窗口。心里好像无所思，但又像千头万绪，想个不完的。很想将这心情写下给你。

……

回忆起来，我是一个很会“谈心”的人（请你不要把心事又放到国瑞去了），在武大时，和魏泽同等常一谈整夜，文立徵亦如此，湖南也有这情形。是的，我承认我们几乎没有过过一个共同的生活(来延的旅途，青联短住，严格的说都不能算的）。weekend的生活，最多只能做到相互报导，相互了解，生活上的共鸣、通心之感是难于引起的。当然我应该承认我过去连报导、了解都没做好，这也许是我的别扭、怪脾气所致。有许多话，很多感情的激动，宁愿埋在心里，不喜欢不自然地算账式地说出来。以后我当努力改过来。

你走后，留下的条子，虽是几个平淡的字，却给我感情很久不平静。

……

李南央感言：

在读父母的这些延安通信前，我真不知道他们婚后住在同一个地方，却并不能实际生活在一起。这种新婚而“几乎没有过过一个共同的生活”的事实，是否也是他们长期难以形成“生活上的共鸣”，难以引起“通心之感”的外在因素呢？无论是与否，延安的生活给我太多“不合情理”的诧异，连夫妻是否能住在一个窑洞里都和丈夫的级别有关，这怎么能怪那些满怀天真的幻想，革命的激情来到延安的“小资级们”在“轻骑队”的墙报上贴出那些讽刺杂文呢？

碰到了高舍辛 ，她在边师教书，梁春阳到延大教大代数去了。她已经大肚子了。看见她那大肚子，猛然使我记起，他们不是七月才结婚吗？如果不是“先行交易”决不能有这样大的肚子。我看见老高那副神气真不愉快极了。似乎那大肚子象征着什么肮脏东西一样。王若望 的老婆也大肚子了，可是我会觉得那是很自然的。我真厌恶延安这些不三不四的事情。

今天早晨刚吃一碗饭，就没有饭了。我当时真想发脾气！可是你发谁的脾气呢？怪别人不关心吧？活该！人家都塞饱了肚子，他也没有关心你的义务。我拼命压制自己，仍不禁对这种生活深深感慨。反正谁也不关心谁，以后咱们就实行抢。

于大哥给一些面粉，煮浆糊吃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吃多少。这生活真见鬼！又不是紧张的战斗环境，工作性质是安静的，可是生活上又要求什么都自己动手，才能解决问题。（摘自1941.44.26. 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延安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曾是革命的圣地，母亲的这封信却怎么也不能让我把延安和“圣地”联系在一起。又是“不三不四的事情”，又是“反正谁也不关心谁，以后咱们就实行抢”，这让我看到了延安真实的一面。所谓“圣”，是不存在的，那个神圣、耀眼的光环，都是经过后人的艺术加工弄上去的。革命者是一些追求着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但也要食人间烟火的凡人，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自延安出，就成为一方“神圣”。

日美战争的消息给我的情绪很大影响，我开始对现在的工作不安起来。回想一下过去，大家的估计都是“夸夸其谈”算命似的。《解放报》最近的社论说“有局部妥协可能”，我本不同意，但我缺乏有力的见解，结果事态大白，人们才把过去的材料来述说一遍。今天大家谈，我真不乐意谈话。坐在这个山沟里，慢条斯理，搞不出东西的。如果说战争时期的进步，一年抵二十年，那么，一个人在斗争中的进步是会比平时学习的进步大些的。我自己知道一时出不去，不可能，但是我是希望出去的。假如太平洋战局给中国政局以大的推动的话，所以我想现在自己读书就好。第一赶快掌握英文，第二准备各方面的常识。提到这里我又想到咱们这国际组的差劲，现在等于没有领导！（摘自1941.12.9.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这几乎是唯一一封能够把母亲在延安的生活与当时正在发生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信。身处那个时期，何以与那场战争如此隔膜？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如何对那场战争做出贡献的呢？连英文都不掌握的母亲，又如何在延安政治研究院的国际组搞研究呢？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摘自1947.4.30.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记得那年在科罗拉多随父亲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有一位台湾来的陈永发教授的论文《生存与主义之间》，讲的是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的事。当时颇感新奇。从母亲的信中，方知这在共产党不是稀罕事。从热河撤退到东北的家属携带了大量“代金”（大烟）。那些大烟变成钱时，想必是让毒品流到了民间——祸害了人 。可是连父亲都说：“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1946.11.27.）母亲似乎还存有清高，“代金即使作价低我也不愿留它，免得精神上不痛快”，但是“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1947.4.14.）真是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且要生存得更好些的诱惑是巨大的。主义呢？共产党应该是最痛恨鸦片的呀！其实都是人，人不会因为有了一面共产主义的大旗裹在身上就自然变得比别人纯洁和高尚。

李锐信1948.1.4.

新，D。

元旦托肖侠捎的信等想已收到。写信时精神昏昏沉沉，好久疲劳未恢复，现在也记不得写了些什么。和高岗谈话情形大概写得很笼统，你一定仍有“不为妇孺道”之感。

……这两年在官僚主义领导下（现在在改正了），自己在苦闷中摸索前进，进步很慢。对许多问题接触到一点、一面，却不能系统或从根本提问题，因此就是提出了一些意见，也不能引起人家重视，甚或被认为是：“人云亦云”。去年四月林西党代表会，会前、会中，会后我都是越来越不满意的，但并未全盘想问题，只是一种不满情绪而已。这次高来谈到那些文件许多都错了，才完全打开了我的脑筋。同时也使我严重认识到自己对党负责不够，那些文件印出后我连页子都没裁。——这些感觉你过去也向我提过，但当自己尚未从实际经验中深刻体会到时，对人家意见也是难接受的。你过去恐怕也是一种感想，提得空泛一些。“对一个问题要有独到见解”，一方面是对实际情况非常清楚，能掌握住，同时要有理论，这样才能有极大的政治勇气。高是能掌舵的人。前年底一到东北就把握了东北形势特点，提出明确正确的方针，特别是去年初没有和平幻想。这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培养了理论修养，明白认识到时局发展前途。不论在胜利与退缩局面下都保持了清醒头脑。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学生运动，我们的延安生活，对必需经流血（血流成河）斗争和群众的大风暴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过去认识是极不明确的。回忆日本投降时，我简直无一点欢乐，但到停战令时，那样相信，这就暴露了自己主观愿望，思想的根本一面——是很幻想和平的。那时我虽写了一篇《迎接和平保持清醒》的文章，但自己实际是并不很清醒的。对马歇尔开初有过很大幻想，这是因为自己既没有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一个边缘区的农民是不相信和平的），又没读通过马列斯及民主革命基本理论。现在再读，当然很不为晚，但也真该好好读了。

我预备写就一篇肃清官僚主义文章后即再下乡住一个月左右再回来。高岗来对报社帮助很大，到处对人讲要重视报纸，自己就这样做。《东北日报》两个社长一个礼拜找他三次。我们现和他联系很密切。这次开会我就抓紧要了两辆苏联新汽车。书店现在也归我们来办。

……

刚才给杨庚写了封长信，略述这两年来主要经历，过去存在主要问题（领导官僚主义，不懂利用报纸，与自己实际经验，理论修养差情况下之长期苦闷），以及高岗来之扭转局面，现在情形转好（高到处有机会就传播重视报纸的影响。有次在他房内，有热中地书地委几人在坐，他即把地书给他一封长信交我，使那同志连忙告我：“我本准备给你们寄一份的”）。信末我提到两月后来东北看你们之事，希望他随便一问，那时是否可把各分社人集合一起谈谈（他们原有此议），以便“公私两利”。当然说明这纯是私人信，随便谈，不足为外人告。

……

写完给杨庚的信，特把主要部分抄给你一看，以取消“不可为妇孺言”的冤枉：

“这次想如你所约，谈点正经事情。现在工作情况好了一些，心情也愉快一些，可以谈谈了。当然这只是私人谈谈。

这两年来，我们的处境是很苦的，这主要原因是在官僚主义领导下，不懂得利用报纸的领导下，而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少，理论水平低，同时不愿混日子（这里过去混日子的人不少），又经过延安中央领导的报纸生活，因之是长期苦闷的。过去的问题是：（一）长期对领导不满，也看到官僚主义，但还只能看到一些个别的，某一面的东西，不能看到全盘和根本的东西（自己也没有这样去努力），因而只能提些零碎意见，当然不可能遭人重视。（二）各级，整个的工作没做好，报纸就无法办好，无法建立威信（我们登过许多客里空的指示、文件、和综合报道。——主要来自负责方面），只能空着急，裸体跳舞。（三）我们自己没有更好更有意识努力，给这种不健康的局面一些积极的帮助，如派人下去（这包括我自己）专门作问题调查。我们的人力虽大部在下面，但因能力所限，也没有意识地领导，所以不能及时发现许多严重的问题（如普遍假农会直到去年八九月才开始知道）。必须大胆对坏现象揭发的思想，去年二三月我们即已确立，但遇到领导的阻力很大，我们后来甚至把《晋绥日报》拿去看，也无效。实际上过去是讳疾忌医的。这两年来对我个人最大的教训也还是在一方面：对党的负责的严肃的态度还不够，不懂得掌握真实情况的重要，没决心下去。理论修养差，因而政治勇气很差。去年四月林西党代表会，我在会前、会中、会后都是抱着不满情绪的，然而只是发发牢骚，不能做到系统、正面，大胆提问题。高岗到赤峰第一夜就找了我，曾问到对那些党代表，会议文件有何意见。我只能红着脸回答：还没裁开，还没看。

高岗来扭转了这里的局面，他立即接触下面，让下面大胆讲意见（加以启发），立即到农村和农民见面，跑了许多地方。问题肯定，有了发言根据，把意见明确提出，分局就能接受了（对这里过去的意见，从高在热中县书会报告中可看到一些）。现在这里有了新气象，干部的情绪也高了，办法也有了。高对报纸也起了很大作用，以自己的行动传布对如何利用，重视报纸的影响。”

李南央感言：

父亲的这封信谈了很多他对高岗的看法，都是正面的，甚至有一种称颂。他的前几封信也曾谈到过一些高岗的作风和高到热河后对局势起的推动作用，人们对高岗好像有一种久旱逢甘露的感情。父亲1947年9月15日的信对林彪是这样说的：“读了他几个报告五体投地”。我很庆幸父亲的这些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封存在水电部机关的保险柜里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否则查出他曾吹捧过高岗、林彪，是要罪上加罪的。我想高岗的亲人和林彪的亲人读到这些信时会感激父亲记录下当年的高岗和林彪，那是不能阉割的历史。还历史的本来，这是我整理、发表父母这些信件的最重要的目的。为历史，人们应该感谢我的父母——这两位知识分子，没有他们当年那些永不厌倦的通信，很多史实也就随着人们的故去而烟飞雾散了。

半月来参加省粮食公司打虎，好不容易才打到一只，比斗地主困难。对旧社会认识加深一些。我的检讨已作，过几天有空，将提纲抄你一看。

……

工业厂直辖各部门已打虎十余只，准备打廿多只，多得很。现专干此事。

……

工作进程如何？反贪污未？技术人员中贪污甚不少，此事是一长期工作，抱最高警惕，但要有办法。（摘自1952.1.10.李锐信）

李南央感言：

“此事是一长期工作，抱最高警惕，但要有办法。”父亲那时已认识到反贪污是一需抱最高警惕，但要有办法的长期工作。三反运动过去已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张子善，刘青山与如今党内的贪污分子的级别、贪污数目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如按他们的标准，今天要杀的大概要到六位数了。是党没抱警惕？是没当成工作来抓？还是办法不对？还是制度问题……？

你状如何？能睡吗？还哮喘吗？吃饭不如前几天热闹了？诸盼珍重。一切从积极处想，清算过去，眼看将来。胸襟、意志、革命性都在此时考验也。（摘自1959.9.3.范元甄信）

你的情况怎样？会议开始没有？吃饭睡觉怎样？咳喘见好否？药吃了多少？精神还好吗？十分挂念！

很挂念家中，还是给我写写信，说些孩子情况，免我挂念。信寄：“宝鸡市38号信箱招待所26号”我收即可（不写转交了）。深切期望一切向好！不尽。（摘自1959.9.6.范元甄信）

明：10日信今天收到。这几天情况怎样？二次检查有些什么收获？群众揭发过分、不尽恰当之处在所难免，重要的是从各种反映中看出自己在人们眼中是副什么样子，能帮助从客观认识自己，有许多反映是能有助于挖掘本质的。此外，要知道近年来多少次在群众中整风，你都并未真正经历，积在一起，而又在反党反路线的大前提下，群众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我所最担心的，认为在你最困难的，还在于弄清自己的立场、观点。你的“个人”东西蒙蔽你之深，竟使你觉得你是全心全意在“忧国忧民”，“忘我”地工作，这里面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真非易事。而你对许多事之忘得干净，连我也很难理解。我对你提意见容易发火，也常是从你的“健忘”来的。

……

身体如何？一定要吃饭。中药决勿中断，西药伤胃，不可多吃。最不支时要设法休息与安静，当心心脏变化。

……但愿这次伤寒能烧去你身上的病菌，至于脱点头发，是还可以长得起的——只要真正健康起来。（摘自1959.9.12.范元甄信）

李南央感言：

九月的这三封信，从时间上看，应该是父亲庐山出事后回到北京，接受水电部批斗时母亲写给他的。前两信还算平和，最后一封信则已可看出母亲要借此次机会，将与父亲多年的矛盾来个总清算了。

对于延安父亲出狱后，因得知母亲背叛夫妻关系而得了伤寒大病，几乎丧命，母亲一直是不以为然或很耿耿难释的。这时“伤寒”重提，确是可听到霍霍之声了。父亲对我说过，那时他白天在部里挨斗，回家母亲继续对他审讯，精神完全得不到休息。自延安以来，只要两人发生矛盾，母亲就用“上纲上线”的方式攻击父亲。无奈这个屡被她“蔑视”，骂做“俗物”的丈夫总是在步步高升，将本来同时起步的她远远地抛到了后边，母亲不平衡。这一次好了，党说父亲是“阶级异己份子”，过去母亲对他“站在地主的阶级立场”的痛骂可是找到了支点。过去不能压李锐一头，反老要请求他帮助找工作，听他的“训导”，现在是可以“在反党反路线的大前提下”制服李锐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凶狠地追问父亲到底是不是叛变过，父亲激愤无比。母亲与她的好朋友徐炜阿姨讨论过：“我看他就是有问题，否则为什么一触到这个问题就发火。”当水电部党组向父亲宣布开除党籍的决定时，他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字。他后来对我说签字一瞬间的冲动是：那么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然没有一个在庐山会议上站出来替彭老总说半句公道话，在不在这个党，于他已意思不大。也就是说，父亲其时隐藏很深，自己亦不敢正视的思想是：自己是因 “忧国、忧民，忘我工作”而落难；而母亲则认为父亲的“个人东西之深，自己把自己都蒙蔽了”——我实在无法从逻辑上想通这一立论。至此两人的路应该说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即使母亲的本意并不是要与父亲分道扬镳，而仅仅是想藉此机会，把父亲彻底整服帖。

父母之间从1938年恋爱始，止于1960年离婚前一年逾八十万字的通讯，跨越了巨变的年代、宽广的历史性地域，记述了太多鲜为人知的、发生在共产党队伍内部纷纭、博杂的史实。就在整理、阅读这些信件时，革命的面纱在我眼前被一层层地揭去，剩下的只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景，一幅没有任何粉饰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些近乎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的信件，如今已显现出巨大的史料价值。读过这些信的很多朋友告诉我，整理出这些信，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想人们是应该感谢李锐和范元甄这两位知识分子的。我更为母亲感到欣慰，无论如何，她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她的一生没有白过。

2007年12月7日整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