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美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和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在国家利益网站上联合发表题为《如何发动政治战》的文章，针对中、俄发动多维"政治战"攻势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建议美国采取争锋相对的措施予以回击。这是继兰德公司7月在其《美国式政治战》报告中建议没美国成立政治战中心，实施美国式政治战后，美智库专家在具体操作层面就如何对中、俄发动攻势政治战提出建议。原文标题为：How to Wage Political Warfare。主要观点如下：
01
美国发动攻势政治战的必要性
作者认为，政治战已经回归，而美国正在失去这场战争的主导权。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中、俄两国采取多种方式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些攻势不仅包括加强国防建设、地缘经济倡议、准军事胁迫行动甚至直接军事入侵，而且还包括政治战。中、俄发动的政治战主要利用网络攻击、散播虚假信息、干涉选举等混合战术来干扰和破坏美盟的政治体制，进而削弱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然而，美国家安全部门目前主要分析集权政府发动政治战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守护国家免遭政治战攻击，而且所采取的防护措施也不够。对美而言，确保在当前大国竞争中不处于下风，就必须在政治战范畴内思考和采取攻势行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作者指出，中、俄目前都不想在军事上与美盟对抗，但两国这些年一直寻求通过削弱和改变对手的政治体制，来实现"修正主义者"的地缘政治目标，并最终改变国际环境，使之更有利于维护其集权统治，并扩大中、俄的海外影响力。中、俄的这些措施源于其日益高涨的"野心"和强烈的不安全感。
一方面，中、俄领导人希望扩大其影响力，重新夺回在国际舞台上失去的地位和权力，并削弱对手的反制能力；另一方面，两国政府都认为与西方围绕独立与生存而进行的战略斗争永无休止。基于上述认知，中、俄与西方展开了全面竞争，其中政治战是核心，包括干扰大选、腐蚀立法与决策程序、培养经济和金融上的依赖性、与政治与商业精英建立友好关系、在公众当中散播虚假消息、通过伪装的私人机构和民间组织来传播国家影响力、影响大学和智库的日常工作、增加国家媒体在国外的存在等。这些活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所造成的威胁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加强美国对政治战的防御能力势在必行。强化选举体制和网络防御，曝光中俄施加影响的活动，打击虚假信息的传播，投入额外的情报资源来发现恶意活动，加强与面临同样挑战的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等，对于控制集权政府发动政治战至关重要。然而，采取单纯的防御态势既不够，也不如人意。
为此，美国需要发动一场攻势政治战。其主要原因：
一是在政治战的战场上防守本身就处于劣势。比如，发动网络攻击通常比防止网络攻击更简单，成本更低；散布虚假消息也比发现并纠正这些假消息容易。从这个方面讲，政治战如同导弹与反导之间的竞争关系，其成本收益率对进攻方有利。
二是对于自由民主国家而言，静态防御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因为美国的体制非常开放，为"邪恶"行为体进行影响力渗透提供了无数渠道。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和分散的，很难掩盖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
三是自由与非自由体制间的非对称性并非完全对美国不利。美国的竞争对手自身也容易遭受政治战的攻击。中、俄政权看似强大，但这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弱点。这两个国家的政权都以腐败著称，财富和权力都极度集中。而其政权稳定主要靠经济运行状况及故意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来维持，而不是靠政治模式自身的吸引力。从长远看，这是危险的。此外，近些年，两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上涨。实际上，两国体制对政治战都非常敏感，因为这将给集权政府统治带来更大成本，增加其执政难度。
四是全面政治战是全面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美国无需在各个地区或各个领域与中俄展开竞争，但要关注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重塑国际秩序，中俄采取的战略是利用国家一切力量来削弱对手，并对亚太、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中东及以外地区的国家施加影响。而华盛顿方面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挑战，更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通过在政治战方面更加积极主动，美国可以扭转这种局面，确保不会放弃这一重要竞争领域，并表明美国实际上非常了解这种竞争模式。
02
美国发动政治战应采取的方式
作者指出，虽然政治战对美国并不陌生，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利用多种方式对苏联发动政治战，包括在苏联内部制造混乱、削弱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合法性、与苏联围绕第三方开展竞争等。如今已时过境迁，美俄之间的实力对比已发生明显变化，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也远大于美苏当年，美国不能照搬冷战时期的政治战模式。但与此同时，美国当下与集权对手开展的地缘政治竞争与过去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对手都在充分利用政治战，因此美国也有必要像冷战时期那样采取反制措施。
（一）总的目标
不是为了寻求推翻中、俄政权，而是通过迫使中、俄应对美国制造的政治与外交挑战，拒绝为他们提供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环境，进而推高中俄与美国竞争的成本。
（二）总的原则
一是这种进攻性战略应该是多层面的，能够对敌发动多线攻击；
二是该战略必须是多边的，应尽可能利用与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合作；
三是该战略还应多层面的，由总统的坚强领导，由政府各部门协调实施；
四是该战略应更加突出非对称性、更加主动。美国不能也不应该复制集权国家采取的包括散播虚假消息和假新闻在内的战术，更不应局限于对中俄的做法采取类似的应对措施。相反，美国所发动的政治战应符合美国的法律、准则和民主传统，应引导竞争向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五是这场政治战攻势必须精心策划，既要能够产生有意义的战略影响，还不能过于激进而产生危险的负面后果。
（三）具体措施
1、华盛顿方面应提高中、俄实施"集权统治"的代价。
一是通过对中、俄两国高官及参与国内镇压活动的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使其对破坏人权的行为付出更高的代价。
二是通过曝光莫斯科及北京方面的腐败和镇压行为，来施加其统治成本，不仅令中、俄难堪，而且还将在其执政精英中制造恐慌，担心更多公众知道他们的不良行为后会影响其执政根基。美国应充分利用中、俄社会存在的"信任赤字"。同时，美国应像国务卿彭佩奥所做的那样，通过深挖中、俄希望忘却的历史，挑动两国的敏感神经。
三是美国应避免在措施和言辞上给予中、俄提供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奥巴马政府回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是正确的，因为该倡议将要求美国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以及在新疆、西藏和台湾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美国政府官员同样应警惕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
2、应鼓励中国和俄罗斯社会中存在的持不同政见或自由主义思潮。
不可否认，此举存在一定风险：如果做的太过分，将会引发中俄对受迫害群体更严厉的镇压，或者为中俄指责外国干涉内政提供口实。但实际情况是，北京和莫斯科方面已经确信并指责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正在中、俄国内煽动反政府情绪。
一是应该向受压迫的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及人权活动分子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以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向中、俄施压的同时，帮助这些人保留实现自由化的希望。
二是应坚决表明支持俄进行自由公平的选举，避免使明显存在问题的选举程序具有合法性。
三是为与破坏政治自由和法治的行为作斗争的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提供支持。
四是应努力剥夺中、俄政府对信息的垄断。这种垄断对于阻止持不同政见者发声，强化集权统治至关重要。
3、对中、俄破坏世界，特别是近邻的民主予以强有力的反击。
亚洲及欧洲前线国家已经经历了非常猛烈的集权影响力攻势。对此，美国及其最紧密的盟国和伙伴国应将中俄的政治战确定为对价值观的共同威胁，并制定机制主动回应中俄的这些行动。中、俄周边的民主国家需要特别关照，因为支持这些国家就是对中、俄发动进攻性政治战。台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活力证明北京所谓的"中国的传统无法与民主价值兼容"是个谎言。而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波罗地海国家的民主体制推翻了俄罗斯"有管控的民主"的论断。这也是中、俄采取经济、外交、军事及其他手段来孤立、削弱这些国家的根本原因。
4、美国必须通过重建政府的政治战能力来确保上述所有措施得以实施。
上述活动将需要制定影响力工具，并协调各部门的措施。这意味着增加对美国之音（VOA）、美国民主基金会（NED）及美国国家开发署（USAID）的资金支持；重启冷战时期所使用的公共外交工具；建立新型跨部门机制，定期商讨和协调各部门所开展的政治战。同样，这些努力需要政府最高层的承诺与参与，如果总统对此不发声或不施加影响力，那么政治战将无法取得成功。
5、美国决策人员必须调整思路，正确看待政治战。面对中俄日益增强的政治战攻势，美国不能再一味保持防守姿态。相反，发动反攻是可以达到战略效果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战不是"灵丹妙药"，决策者们需要在认识上做出关键调整：
一是必须更加适应把竞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发动政治战并不意味着中断与中、俄的外交关系，但它需要持续与中、俄开展竞争，并考虑采取一些过去被禁止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尽可能阐明，其发动政治战的对象是与美开展竞争的国家，而不是针对那些国家的国民。
二是必须接受发动攻势政治战所带来的高风险。一项攻势战略无论筹划多么缜密，都会激怒中国和俄罗斯，并招致对手的报复。但反过来，如果一项攻势战略未能招致中俄领导人采取报复性措施，那么该战略就不值得实施。
三是在接受高风险的同时，还必须管控收益预期。攻势政治战最多就是给对手施加成本、损害对手利益，是军事、外交、经济及其他措施的补充。民主国家发动的政治战既不会终结集权国家的政治战，也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变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权性质，但它可以适时敲打对手，使竞争环境对美国更加有利，保留促使中俄发生政治演变的可能。
四是要接受意识形态的作用及价值观的冲突。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策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已不再重要，中、俄等集权政权可以被当作有用的合作伙伴，甚至可以参与享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红利。然而，忽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将导致华盛顿方面失去与集权国家开展交锋的动力，甚至失去发动政治战的能力。更糟糕的是，伊拉克战争后，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政策饱受诟病。因此，在与集权对手开展竞争的新时代，恢复美国的竞争优势将需要重拾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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