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他们是国军、是共军、是日本军护、是华籍英兵；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进入不同华人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通道。
历史距离现实愈远，它的面貌本应愈加清晰。但二战史在东亚却恰恰相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曾经的东亚战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韩国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直到今天，对基本史实仍然缺少共识。他们各自用各自的方式纪念并诠释这场战争，包括它的起因、意义、胜败和责任归属。具体到华人社会的中、港、台，战争所引发的各自内部势力洗牌，漩涡持续至今仍未停止，三个华人社会的分歧、破碎，大多根源于此。
历史于是成了手握权力者塑造认同、抢夺话语的阵地。历史中的血肉之躯，也成了薄薄的画片，上面写着"英雄"、"烈士"、"皇民"、"汉奸"，曾被艰险情境困住的脆弱的"人"，就这样看不见了，那些性命相搏、妻离子散、在绝望里的盼望、盼望中的绝望，也都看不见了。
在端传媒的二战专题里，我们想要回到人的故事──那些曾在同一个战场上生存，却在割裂的历史里，总被不同力量抹去不同身影的普通人。在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的这天，他们从满洲到广东，离散在大陆的不同地方；他们都是华人，却分属三个不同的国籍：中国、日本和英国；战争时他们是国军、是共军、是日本军护、是华籍英兵；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因为战场上偶然的选择，进入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通道。
他们为什么投身，或者以什么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战后他们遭逢了什么样的际遇？他们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在经历这场战争后，有哪些变与不变？
我们希望听见老人最后的历史证言，也通过这些证言看见"战争"，指认出制造对立的政治体系，防止它再一次驱策我们陷入"非我族类"的互相残杀。
或许，这才是纪念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的真正意义。
孙剑峰：亲手押回"汉奸"陈公博
特约撰稿人 史图登 发自台北
空军老兵孙剑峰Billy H.C. Kwok / 端传媒
1945年8月14日晚间，重庆西南方的九龙坡机场，守卫机场的空军警卫连士兵，突然听到往市区方向的友军营房传来密集枪声。连长孙剑峰上尉立刻打电话询问，对方兴奋回答："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开枪庆祝！"没过多久，整个重庆都响起一片鞭炮声。
廿四岁的孙剑峰那时作梦也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自己居然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军官。
孙剑峰与太太年轻时的合照Billy H.C. Kwok / 端传媒
孙剑峰是湖南长沙人，1921年出生。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沿着长江与粤汉铁路发动空袭。长沙火车站对面的一家饭馆被炸中，当时里面正在举行婚宴，大批宾客死伤。
当时就读教会中学的孙剑峰说，以往听到日本侵略中国，当然也会跟着骂，但其实是人云亦云，"直到亲眼看到空袭现场，树上挂满了缺手断脚的尸体，才真正感受到侵略者的可恶。"他因此考入中央军校第十五期，1940年毕业后分发到空军特务（警卫）旅。
机场警卫原应由空军负责，但当时成都的太平寺机场与双流机场，都由当地军头刘湘的川军驻守，拒绝中央接管。1940年底，日军大举空袭太平寺，一架零式战斗机甚至降落地面，飞行员拔走一面标示跑道的小旗，再从容起飞而去，居然没人开枪阻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大怒，下令枪毙团长、免职师长，机场防务才由中央军接手。
1941年5月20日下午，日军再度空袭双流机场。孙剑峰架起机枪，对着一架低空扫射的零式机拚命开火，直到飞机越过头顶，机腹突然喷出一股黑烟，往前方远处逐渐坠落。四周士兵与他自己，都兴奋地大叫："打中了！打中了！"但孙剑峰多年后移民美国，碰见了当年的老长官，才知道那架飞机最后坠落在太平寺机场附近，当地守军向上级报称是自己战果，领走了法币三千元的奖金。
抗战刚胜利，蒋中正立刻电邀毛泽东商谈战后局势。8月28日，毛泽东搭乘美军专机抵达重庆。驻守九龙坡机场的孙剑峰，亲眼看到戴着遮阳帽的毛泽东，和打着领结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走下飞机。
"毛泽东和赫尔利几乎是手挽着手下飞机"，孙剑峰回忆，那时几乎有股冲动想当场开枪打死毛泽东。他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反感，最早来自1927年共产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起义）"。当时孙剑峰家住长沙市区，眼见住家四周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军队弹药库接连起火。一位身着便服的军人被共产党的农民兵认出来后，被削尖竹子做成的长矛捅得肚破肠流，当地居民人人躲在门板后头窥看，没有人敢出面搭救。
到了孙剑峰就读军校期间，拥有敌后游击战经历的教官也经常告诉他们，国军白天要和日本人作战，晚上可能会被"要人、要粮、要枪"的八路军包围，"国军事实上同时要对付日军、八路军和南京汪政权的『伪军』。"
童年的记忆，加上当时国、共部队的冲突不断，让孙剑峰的脑子里几次闪过"刺杀毛泽东"的想法。但理智也告诉他不可能这样做，赫尔利和毛泽东併肩下机，提醒了他这场国共和谈是出于美国人的要求。"真做了，我上头有多少长官，他们得负多大的责任？"但孙剑峰也坦言："那时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人。"
孙剑峰回忆战时及讲述陈公博对他的影响徐翌全 / 端传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孙剑峰率领全连飞往南京，把守明故宫、大校场两处机场。9月29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对他下命令，要他率领5名武装士兵飞往日本，将"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等人押回中国受审。
在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在和日本交涉协议后，1940年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被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称为"伪政权"。1944年汪精卫病逝，陈公博接任南京政权的"国民政府主席"。
"我到今天都很纳闷，这明明是宪兵的任务，为何由空军前往？"孙剑峰事后推测，这次押解行动其实是绕开外交途径的便宜行事，何应钦直接对他们下令执行，为的是把行动的变数减到最少。
押解陈公博的专机在鸟取县的米子机场落地，随机的日本官员负责找人，孙剑峰与部属就留在米子过了几天度假生活。米子是一个海边的温泉观光小城，青石板街道非常干净。孙剑峰回忆，当时米子物资匮乏，民众生活很苦，不过多数人似乎很开心，跟在中国兵后面看热闹，没有愁眉苦脸的神情。在旅馆泡完温泉后，女侍用清水帮他们冲身体，中国人觉得很难为情，但她们毫不为意。
10月2日，日本官员将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六人带回米子，一行人立即启程。孙剑峰回忆， 陈公博看到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好奇："为什么不是宪兵来？"
在飞机上，孙剑峰和五个部下人人腰间一把手枪，"一对一"地盯住陈公博等六人，"他们吃的、喝的都要经我们许可，我们要先试过，怕他们服毒自杀。"
带队的孙剑峰自己负责看管陈公博，两人比肩而坐。陈公博一袭长袍马褂，黑呢帽，谈吐斯文，态度安详。
两、三个小时的航程里，孙剑峰和陈公博比肩而坐，陈公博和他谈历史，历朝历代，成王败寇，最终被杀、受累的都是百姓。接着，陈公博也提到了自己的"汉奸罪行"。
"从汪先生开始，就是为了救沦陷区的老百姓。"陈公博对孙剑峰说，中日战争一起，沦陷区事实上就没有政府了。这些沦陷区可惜了，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城市。可是日本每占领一个地区，占领军就自己任命一个"维持会会长"，这些人其实就是流氓地痞，"汪先生和委员长进言，能够和平就不要打了，但委员长不干。但老百姓苦死了。"
"汪精卫、陈公博，他们的书读得多，我那时只是大老粗一个。"对于在后政府的主流历史论述中被打成"汉奸"的南京政府要员，孙剑峰不仅没有恶感，当时"仰望"陈公博的感觉似乎到今天还一直记在心里。
飞机回到中国境内，降落南京。孙剑峰记得舱门一开，停机坪"将星云集"，都是来看"押解汉奸"这场热闹戏的。陈公博一行从容下了飞机，孙剑峰向上级缴回何应钦的手令。从此没有再见过陈公博。
1946年4月，陈公博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但他在飞机上一路勉励孙剑峰"要多读历史"，似乎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孙剑峰1949年随国军撤退到台湾，1966年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上台湾大学历史系，他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1970年毕业后，到台北市成功高中教书，一直到1987年退休。
吴尚志：被历史唏嘘的子女
特约撰稿人 张妍 发自浙江温州
老兵吴尚志Yue Wu / 端传媒
国军老兵吴尚志的家在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的一条小巷里，大门常年打开。志愿者高扬帆走到门口，大喊了一声"哎！"便像回家一样推门而入。
吴尚志感觉到有人来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并不仔细瞧访客是谁。他的女儿坐在客厅一隅，干着零活，索性连头也没抬——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临近，高扬帆带来的人越来越多，她并没有格外关注。记者站在房子中央，望着窗台上种满的绿色植物，随口说了一句"很宽敞"，吴尚志听到后，接话说，"这是亲戚借给我们的房子。"
他马上要过100岁生日，依旧身体硬朗，耳聪目明。1945年以前，吴尚志人生最大的胜仗是在上高会战的战场上。当时他是国民党91军教导团独立营少校营长，与时任该营上校营长唐渊，率八百官兵，以几乎肉搏的方式，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打退日军发起的六次进攻。他写血书"誓死保卫神圣土"，做敢死队队长，腰别手榴弹，夜袭日本指挥部，击毙日军军官60多人，日军核心指挥遭到重创。蒋介石称之为"空前胜利"，何应钦说这是"开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吴尚志14岁时的照片Yue Wu / 端传媒
吴尚志在1916年出生于浙江苍南，他读过些书，可惜家境不顺，14岁从温州中学辍学，加入中共地下党，追随当年浙南红军游击队的叶挺鹏。1935年，他进入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十二期，南京校本部），与郝柏村同训；三年后入中央军校三分校（即黄埔军校十六期，校址江西）。毕业后，吴尚志驻地江西上饶。1941年上高会战中，在日军炮击下，吴尚志左小腿中弹片，弹片有毒，伤势严重，从后方医院辗转到上海的同盟军医院。法国医生为他注射了盘尼西林，医治三个月，保住了双腿，但自此以后腿伤困扰他七十余年，时常痛楚并溃烂，成为战争生涯的某一种纪念。
因此，现在家里的茶几上摆满了药罐，阴雨天旧疾发作，他便自己涂药、裹纱布。老人并不愿向外人展示伤腿，在身边人的要求下，才慢慢掀开裤脚，露出一截深灰色且坚硬的皮肤。"药费太贵"，这句话他常常和访客念叨，因为得使用进口药，"一个月要四五千块钱"。"那您的退休金呢？""退休金啊……不太够用……"
从同盟军医院出院之后，吴尚志回到91军做政策督导员，后来军组改组，他到第三战区（所辖范围江苏、浙江）司令长官部参谋处联络组工作，后被升为中校参谋。1944年，吴尚志以上校参谋的身份被保送至陆军大学，至此成绩卓著，战功赫赫。一年后日军投降，第三战区司令长顾祝同亲自授予他五枚军功章。八年抗战结束，他欣然提笔写下诗句"百年痛尽英雄泪，一代春回古杏坛"。
1945年的吴尚志，还未从胜利中看到人生转折的端倪。那年年底，他就职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主任，后代理副参谋长——"是少将的待遇"，这是他反覆强调的。1946年，他进入中央警官学校高级研究班学习，转年，经蒋介石面许，入美国西点军校，期间被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接见。
这些细节史料难查，但吴尚志仍然能够在记者的注视下，一笔一划地用繁体字写下他过去的职衔与所属单位。当年，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他的班主任李士珍极为看重他，在吴尚志回国之后将女儿李真真许配给他。李士珍在民国警政界影响力颇大，被称为"中国现代警察之父"，相传宋美龄曾在婚礼上观礼，轰动一时。
那时，吴尚志早年在家乡迎娶的原配夫人依旧住在苍南龙港，侍奉双老；他与李家千金租住在上海国际饭店，生活美满。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于滥发纸币、官商勾结，南京政府经济频临崩溃。为挽救危局，1948年蒋经国被行政院派驻上海，推行币制改革，打击贪腐，史称蒋经国"打虎"。吴尚志当年是上海警察局督察处的督查长，蒋经国在警察局内部设立的秘密机构"特种经济大队"，他任大队长，协蒋"打大老虎"。
吴尚志与蒋经国有过私交，自述曾一起饮老酒、吃毛蚶，叙家常人情。在一部名为《无名的野花》电视片中，吴尚志回忆他曾陪同蒋经国封存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并遵从蒋的安排，抓捕、审问杜月笙。
他的人生也因此跌落。蒋经国打击孔祥熙、孔令侃父子的扬子公司遇阻，吴尚志遭到报复，被贬至上海苏州河分驻所，甚至一度遭到通缉，报章上关于他的报导是"水警局一所长畏罪潜逃"。他后来投奔国民党温州200师，追随师长叶芳；随着形势的发展，叶芳派出代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谈判，表示"弃暗投明"，吴尚志协助200师起义，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报导称他"为温州和平解放做出贡献"。
吴尚志被当地学校邀请给学生们讲述当年抗战经历，在家中准备翌日的演讲稿。Yue Wu / 端传媒
用吴尚志的话说，他自己一生从未走上过国共内战的战场。1949年，新婚夫人李真真决定独自赴美，吴尚志归乡，与原配夫人过起寻常日子，从此异国分隔，成为"一个牵挂"和"苦闷"。如今，吴尚志的口音仍带有上海腔调，他的女儿、女婿的口音却偏闽南（吴的家乡苍南龙港靠近福建）。他的高额医药费由女儿承担，全靠她做些零工凑钱而得。而在采访过程当中，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这位六十多岁的女儿一直在远远地坐着，默不作声。
建国后，吴尚志做"个体郎中"，因为原配夫人母家原是从医，他也"懂得一些"，并且因为多年腿疾，久病成医，于是为了生计，陆陆续续在江浙一带行医三十年。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藏身地穴，躲过一劫。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又被游街示众，"被判了死刑而未死"，几次抄家，资料无存，当年加入中共地下党、打游击的历史身份再也无从认证。
当地镇政府人员向吴尚志（中）敬礼Yue Wu / 端传媒
高扬帆回忆，2013年最初找到吴尚志的时候，吴还对这个陌生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队员还存有疑虑和戒心。高扬帆是温州瑞安人，距离吴尚志的家驾车45分钟，因此常来看望。高早年也是军人，在福建当兵，遥望台湾，也因此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产生好奇，自发组成民间机构，寻找温州的抗战老兵。他满口唤吴"阿公"，情真意切，私下对记者感叹像吴一样的老人都是"不该被历史忘记的人"。
在中国大陆搞三反五反的时候，如吴一样的老兵是"被村里所有的人都看不起的"，高扬帆说，"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官啊，是反动派啊，人家拿泥巴丢过去这样子的……现在（这些人）真应该感到惭愧。"吴尚志的生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渐渐重回平静，而他的中共地下党身份一直没有被记入档案，如何认定他为国家的贡献，也模糊不清。他拿着微薄的退休金，沉默地过着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吴尚志加入了黄埔军校同学会，昔日学员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去世，现在在温州境内仅有四五位健在的黄埔学员。吴尚志很积极地参与同学会的活动，尽管在当时的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这些学员、校友曾经分道扬镳，甚至成为势不两立的两股政治势力，而他们在当年，无论信仰、出身的不同，救国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采访被温州市慈善总会的来访打断，三名义工被墙壁上贴满的报导、老照片与诗句吸引，惊叹了许久，才拉了吴尚志一起合影留念。义工问他，"你去不去北京看阅兵？"吴尚志回答，自己岁数大了，"阅兵的时间那么久，来来回回的坦克啊，飞机啊，敬礼啊"，"我实在坚持不下来"，"不去了"。今年，被北京中央政府安排到首都参观阅兵的老兵，都是曾经参加红军与新四军的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事迹均被列入档案，受到国家的照料。而吴尚志，尽管他也曾经表示过，参加阅兵式是他最后的心愿。但随着那一天的临近，他渐渐不再谈起这个心愿。
高扬帆示意吴尚志展示一下纪念章，那是不久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抗日战胜胜利70周年纪念徽章，沉甸甸的、金光闪闪的，被装在精緻的红木盒子里。慈善总会的义工递上了慰问金，叫吴尚志签字，然后匆匆告别。吴尚志就一直戴着那块纪念章，直到采访结束。
（志愿者高扬帆为化名）
张道干：他等待的只是一本共产党员证
端传媒记者 周华蕾 发自江苏泗洪
老兵张道干坐着自己的床上。张道干的房间在厨房里面。Yue We / 端传媒
在红四军老兵张道干的土房子里，大多数东西都过期了。过期的身份证，过期的急支糖浆和云南白药。他左手握着一个电流声嘎吱响的"防啸型"助听器，右手在一大堆喝剩的易拉罐、生锈的烟斗、散落的扑克牌和硬币间茫然地摸索，找寻他失踪许久的抗战荣誉勋章。
这天是2015年8月27日，距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还有一个星期。95岁的鳏居老人张道干，发现他长年沉寂荒芜的生活，突然变得意外的繁忙。
张道干在杜墩村居住了一辈子。这村子属于江苏省宿迁市界集镇，这一片土地，七十年前，曾经是中国抗日的正面战场。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陆的官方媒体广泛报导抗战老兵，单单泗洪县有两个老兵上了中央电视台。一个是92岁还能说会道声如洪钟的郭孝云，另一个便是终其一生，希望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张道干。
听说当地的报社记者要来，电视台要来采访，泗洪县供电局也表示要组织新党员到村子里学习张道干的英雄事迹。
早晨六点钟一过，老人就起了床，换上干净的浅绿细纹白衬衫，把家里能摸到的所有勋章翻出来，一枚一枚别在左胸前。八时许，第一拨人潮抵达。架好摄影机，采访人员坐定，县城里来的年轻党员左两个右三个围坐在张道干身边，要听老英雄讲过去抗战的故事。
可是老英雄耳朵背，牙齿掉得剩下一颗，眯着缝的眼神浑浊，舌头混着口水发出粘粘糊糊的苏北调浊音。他的语言表达凌乱又贫瘠，五分钟后，供电局负责人就对与老兵张道干沟通这件事彻底失去耐心，让摄影师停下拍摄，直接进入送礼及合影留念环节。
张道干无儿无女，有过两房妻子，第一任不能忍受他的凶脾气，跑了。第二任妻子已在1980年代生病去世，现年49岁的侄子张绍宝就成了他目前最近的亲属。
作为历史活化石，张道干的表达能力一天比一天衰竭，所以采访者关于他过往人生的艰难挖掘，就只能基于张绍宝此前从大伯那里听来的记忆和近些年循着线索的考证。
这些日子，张绍宝就这样一遍遍地，向来访者复述， 张道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张道干在采访间隙告诉与他同住的侄女（中后）去他房间拿东西。Yue Wu / 端传媒
张道干1922年出生于界集镇杜墩村。上了年纪的人记得，杜墩村在过去是"拉大锯"的地方。这里北面洋河住着国民党，南面洪泽湖住着共产党，今天国民党来了，明天共产党来了，常年土匪伏没。军阀混战时，日子勉强能捱，但张道干十多岁的时候，国民党放弃了这穷地方，"日本鬼子"进村了。
日本人到了庄上，上门就要鸡蛋吃。你得给他鸡蛋，给他羊，鬼子当场把羊扒皮，火燎了吃。你还得赔笑脸，他就"大大的"，你要挂苦瓜脸子，鬼子咵擦一刀把你脸刺个窟窿，再一脚踹开。
1941年，张道干长到19岁，"大褂队"把他抓到洋河关了起来。"大褂队"是皇协军、维持会的通称，私底下，当地人叫他们"汉奸"。大褂队要牢狱里的张道干加入他们，张不从，便半敲诈半当真地，挖了坑要拉他去活埋。后来是他母亲东拼西凑了750块钱（币种不详），350块给日本人充公，400块给大褂队拿去吃酒，把张道干赎了回家。
1942年秋天，新四军开闢抗日根据地、发展地下党员来了。领头人是时任金锁区区委书记的马振藻，只比张道干年长两岁，但已经参加抗日战争四年，一路表现神勇。在村子里，马振藻和妻子杨美田（时任妇救会主任）一面地下开会讲毛主席如何领导民众打日寇，一面帮他们做农活，看到张家穷，把杨美田变卖首饰得来的三块银元给了张道干。张道干不读书，不懂什么"主义"，但在马振藻这个"贵人"身上，他看到了中共建党初期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模样，从此不忘。
1942年底，张道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加入共党是玩命的事情。在江淮一带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大概是农民张道干一生中最艰苦、但也最光荣和辉煌的段落。
1945年抗战结束，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打内战。可是地下党员张道干发现，自己的党组织不承认他这般祭出生命的光荣了。
他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党员身分具体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能够确认的事实是，"国民党反扑"，新四军泗阳总队被打败了。当时国民党下了政策：抓住共产党有赏，知情不报者杀头。老兵张道干四处躲藏，在裴庄南一个玉米枞子里藏了58天。他并不知道，这几十天里，他所在的新四军部队党支部书记韩忠泰已被捕，而党员名单的保管员由于担心韩交代出其他同志，把党员名册等相关手续一把火烧了。就这样，这批人的中共党籍手续从此消失。
内战结束，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张道干退伍回到家乡。他找当地的党组织，要求覈实他的党籍，还特地找韩忠泰写了证明信。党组织上的人告诉他：韩忠泰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被敌人抓住自首了，他自己都被开除党籍了，怎么能证明你是党员呢？
张道干不识字，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有口没法辩。一去几十年，毫无进展。
张道干找到他的淮海战役的纪念章Yue Wu / 端传媒
侄子张绍宝记得，七十五岁那年，大伯生了一场重病。脖子肿了一圈，淋巴长到鸡蛋大，十来天吃不下饭，呕吐一口接一口。县医院的医生跟张绍宝说，好不了了，准备后事吧。
大伯张道干躺在病床上，迷迷瞪瞪，嘴里反复念叨："我这辈子，什么都没了。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日本人投降了，共产党胜利了，结果党员身份丢了，共产党不承认了。死了给人落下话柄，怕是见了阎王爷，腰杆也挺不直。"
老人是个倔脾气，认死理，多大的官都敢顶撞，村里人叫他"杠头"。早年他还杠得起来，半个世纪过去，他的党员关係还没有找到。他的背越来越驼，眉头皱成了一个习惯性倒挂的"八"字。
多年以后，张绍宝领着我和摄影师走在杜墩村里。如果不是因为大伯，他已经很少回老家了。
战争的历史已经夷平，只得见一片一片的玉米地接芝麻地，雾气清淡，偶尔白鹭飞过田间。张绍宝指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说：当年马振藻就走这条路进来的，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又指向一片麦地西南角：共产党员组织村民开"黑会"，我父亲和杨美田就站这里放哨。走过一个池塘他说：杨美田在这儿洗过衣服。张绍宝1966年出生，说起他出生前二十多年的事，跟亲身经历一样。问起何从得知，他说：我大伯经常讲。然后他直指向北说：往这里走七八里地，就是朱家岗烈士陵园，埋了13个日本兵。
啥？中国的墓园里埋着战死的日本人，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没错，朱家岗保卫战，我大伯埋的。张绍宝说。
1942年底的朱家岗保卫战，是泗洪县志上重要的一笔。据百度百科显示的资料，这场仗新四军以不到500人兵力苦苦防守日伪军队共1500余人，终因获骑兵团增援得胜。日军溃退，落下了13名士兵的遗体。
当年对于这些日军遗体如何处理，中国人起了纠纷。大多数地方上的老乡，包括张道干在内，打算把尸体拉去喂狗吃了。马振藻主张就地埋葬，说：鬼子也有爹有娘的，他们也都十八九的样子，都是小孩子，看着可怜，也是受害者。张道干不情愿，但也就埋了。
张绍宝说：现在回头猜测，马振藻未必不恨鬼子，杨美田的亲生哥哥就是给鬼子放狼狗咬死，吃掉了。
"马振藻的为人是这样，可以说毫不利己，专门为人。"在张绍宝 iPad 的备忘录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张道干口述。
我想，张道干的心目中，马振藻一定拥有神一般不可撼动的地位。事实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张道干再也拿不出有力证据自证后，寻找入党领路人马振藻，就成了他后半生的夙愿。有介绍人在，就能说清楚自己这段历史。
可是，1945年抗日胜利后，马振藻调任其他地方工作，"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张道干继续做他的农民。张家人全是贫农，"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政治成分，保证了着家人没受什么政治影响，但政府上也没人理他们。
张绍宝说，他们家祖上兴旺发达，祖父售粮，爷爷是银匠。混战以来，一路家道中落。 上世纪90年代，家里好不容易才盖了房子，在当年在村子里这是很了不起的。而现在还是那栋房子，张道干一个人、一只母鸡、一只黑狗住在这里。
平日里，张绍宝定居泗洪县城，忙着满江苏跑生意，主要销售柴油、燃料油、沥青一类的修路材料。他说："要不是打仗，我们家好好的，我还是银匠。"
但正是这个出了门见过世面的侄子，帮张道干跑遍了各级民政局组织部、给报社打电话报料、在论坛上微博上发帖寻人，并终于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更新了马振藻的消息。
今年四月初，泗洪县新四军研究会给张绍宝推荐了一部河南省拍摄的纪录片：《抗战英雄马振藻》。张家这才知道，国共内战结束后，马振藻回到河南，曾任商丘和开封地区的地委组织部长，于1991年冬去世。但他的妻子，97岁的杨美田还活着。
一个寻找自己党组织关係的老兵，竟然在71年后，找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这事一直从县里传到市里传到北京。7月的时候，张道干和张绍宝被请上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型公益寻人类节目《等着你》。在舞台上，终于见到杨美田的张道干哭了。
我向当地经常采访抗日老兵的一名记者核实，是不是有了中共党员身份，老兵的待遇就会很好？
她说，不可以一概而论。要是立过功、当过领导干部，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就能拿到八九千人民币；但没立过功，或者他只是当过兵的，就只是平常人的社保，每个月就只有几百块钱。
作为一名普通老兵，即便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张道干的待遇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不是为了钱，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想发财啊？有工作我也不能干了。"张道干用他的苏北浊音对我说。这是本次采访中，我听得最完整的一句话。
大阅兵就要开始了，上过央视感动了中国的老兵张道干不是很高兴——由于第一当事人马振藻已经过世，组织上说，他的党员身份，不能恢复。
侄子张绍宝在多年茫然的寻找中，得到了很多来自志愿者的帮助，一来二去，他加入了铁血老兵公益组织，成为一名志愿者，就好像他的大伯当年入党那样。
这几年，张绍宝把大多数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探望老兵的事业里，还常常领上自己念大学的两个儿子一起做公益。这几天，他开着他跑生意的面包车，装上五桶油、大米、牛奶和芝麻糊，给他负责照顾的五个老兵送了礼，年龄最大的是103岁的袁庆田——他已经瘫在床上四五年，形如瓮中人。
我问张绍宝，你爸被国民党打过，你恨国民党吗？
张绍宝：国民党也有好的。我们去看的人，也有国民党。但有一条，我们再有钱，也一定不能资助当年的汉奸，一定要把关把好。
他想了想又补充：汉奸年龄也大了，再不好，也是过去的事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时代向前跑得飞快，当代泗洪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口号是推进"三化一攻坚"。城镇化运动中，一些泗洪人纳闷，怎么这个党，变成好似一个上门就要扒房子的党。老百姓知道，去北京上访，是会被泗洪县政府派人抓回来上"学习班"的。
越来越多的苏北人，开始信仰佛教和基督教。
而张道干这些年耳朵背了，徐州琴书听不了了。他偶尔串门，每天在家喂喂鸡，养着一条黑狗，拿耙子刨刨地里的黄豆。静止得像是战争年代流过血的伤口快要掉落的那层痂。
非党员的张绍宝有时会和大伯谈起媒体上报导的共产党员贪污腐败的案件。他说，大伯反驳过：共产党员哪有贪污的，这些贪污的都不是共产党员！
采访至此，我忽然觉得，张道干就像一个时代错位的剧中人。戏阑人散，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他还站在台上，挥舞水袖，唱着独角戏。"杠头"，一直杠到了底。
他还在等他最后的荣誉。
离开的时候天色黄昏。张道干坚持出来送我，他佝偻着背，杵着拐杖站在门框里。门楣上的横批已经凋落大半，眼看就要雨打风吹去，题曰：民族脊梁。
廖淑霞：从战地护士到求偿先锋
端传媒记者 李蔚 发自台北
穿上战时军护制服的日藉台湾军护廖淑霞Billy H.C. Kwok / 端传媒
88岁的廖淑霞阿嬷开了门，笑吟吟招呼我们进客厅。电视机里 NHK 的歌唱节目进行得正热闹。记者随口问："阿嬷，妳还是习惯看日本电视！？"
"当然啦，我读日本册 (我受的是日本教育) 的啊！"阿嬷轻轻地白了我一眼。
招呼我们坐下后，她先问端传媒"是要刊在叨位（在哪里登出来）？"我们的回答让她担心了起来："是要刊在网路上？网路不好啦！你看李登辉讲话在网路上被人家骂成这样......但是他没有讲错啊，我们出生时当然就是『日本人』。"
廖淑霞口中的"李登辉讲话"，指的是八月中李登辉在日本杂志《Voice》上谈到二次大战当时"身为日本人"的身份问题后引发的政治争议。但对于和李登辉是同辈人廖淑霞而言，出生时的国籍和认同，既无可选择，也无需争辩。
廖淑霞1927年在台中出生，1939年跟着家人搬到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此时已经被日本占领两年。小学毕业后她考进了"上海日本女子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一家海运公司工作。
廖淑霞在展示当军护时的团体照，当中有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军护。Billy H.C. Kwok / 端传媒
廖淑霞至今仍然保留着"上海日本女子商业学校"的毕业纪念册。应记者的要求，她读着了一段上头印着的"皇民训"。向日本、向天皇效忠的思想，让当时的廖淑霞毫不怀疑地接受征召加入日本红十字会担任"看护妇"，也就是护士。
1944年，廖淑霞被分配到"1632部队上海兵站医院"，边学边做。她服务的内科部最多的是肺病和传染病患。经常收治着七、八十位病患，却只有一位医师。除了照顾伤患，廖淑霞也要处理死者。"鼻子、嘴巴......"她比划着说，人体身上有开口的地方都要用消毒棉处理、塞住，然后送火化。
此时已经是战争末期，美军的空袭无日无之，警报一响，她们必须先引导疏散病患。廖淑霞的同事，一位朝鲜籍护士，就在一次空袭时被活生生炸死。她们也接受步枪射击训练，一旦盟军登陆上海，那怕是护士也要上阵抵抗。
1945年8月15日接近中午时分，医院指挥官突然下令所有医院职工到广场集合。12点正，天皇下令"终战"的"玉音放送"播完，廖淑霞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疑惑不解。因为此前她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日军战事进展顺利，胜利终将到来。怎么突然就投降了呢？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廖淑霞当时一无所知。她还没回过神来，广场上突然"砰"一声枪响，一名日籍卫生兵当场自杀殉国，四周其它日本人大半跪地痛哭。
战争结束时，医院工作人员被集中监管，准备遣返，只有廖淑霞得以回到上海的家。1947年廖家迁回台中，当时正逢"二二八事件"爆发，廖淑霞还志愿到医院帮忙。
"你知道谢雪红吧！？"廖淑霞提到了这位二二八事件中组织"二七部队"武装对抗国民党政权的知名台共领袖。"我见过她一次，那时她到我们医院来慰问二七部队的伤患，都是拿枪和国民党对打的年轻人啊。"
廖淑霞讲述战时及战后的经历端传媒
战后廖淑霞和先生经营起童装工厂，生产兼外销。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为自己挣得了一份丰裕的生活。直到1993年，她再度投入和二战相关的运动里，这一次她站到了日本政府的对立面。
这场运动称为"台籍日军索赔"。日本政府从1942年起在台湾征集军人和军伕（军中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政府总计在台湾征集了20万7千多名青年投入中国、太平洋和中南半岛战场。日后战事失利，日本政府开始拖欠薪水和其它给付，包括8千7百多万日元的军饷，再加上总计接近5亿日元的军事邮政储金和保险给付等。
对日本国民而言，这些欠饷和给付在日后都获得了清偿；但台湾和朝鲜籍日本军人、军伕却在1944年8月15日那一天，一夕之间从"战败国国民"成了"战胜国国民"。日本政府对于这些欠款翻脸不认帐。
1993年，廖淑霞和多位当年的日本军人、军伕成立了"中华台籍原日本军人军属暨遗族协会"，开始向日本求偿。争执的关键在赔偿的倍数，协会根据日本自卫队薪水的标准，要求赔付金额应该依照当年的币值乘以7千倍，但日本政府提出的数字是100倍。
从1993年起，廖淑霞等人开始向台湾外交部、立法院、日本交流协会（驻台代表处），甚至远赴东京陈情抗议。她们甚至曾经暗藏铁锤闯进交流协会，"看到电脑就砸"，台湾外交部事后只能闷着头替他们赔了三百万台币。之后，不管是中元节普渡，或者8月15日"终战纪念日"，协会成员都固定到交流协会抗议，不管是请道士来"普渡亡魂"，或者踩踏过日本国旗，他们什么招数都用上。交流协会官员有时也忍不住反脣相讥，"要用日语吵架，我也不输他们"，廖淑霞很得意。
赔偿的方案一直到2001年才确定，最后订为原币值的120倍；阵亡的军人、军伕每人慰问金两百万日元。廖淑霞等人尽管不满，但无可转圜之下也只能接受。但对于和她同样身处于战争年代的同胞，廖淑霞最后的希望是日本政府将无人领取的阵亡慰问金拨给位于台湾高雄旗津，纪念台籍军人的"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里，好好修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名字，让后世永远纪念这些台湾人。
最后，记者问廖淑霞：过了七十年后，现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想法？
她长叹了一声："不应该啦！......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呢？"大大的眼睛盯着记者，彷彿是要我给她一个答案。
蔡彼得：我不仇恨日本人，我的孙就是日本人
端传媒记者 江雁南 发自香港
华藉英兵蔡彼得Karma Lo / 端传媒
前些日子，92岁的蔡彼得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邀请函，让他去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礼。这位香港老兵颇感自豪，但因为年事已高，已无法赶赴北京了。前些年他刚做了白内障手术，近来听力也慢慢衰退。
蔡彼得生于香港，1941年作为华籍英军应征入伍，是第五期炮兵，编号 5153。我们的采访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二次世界大战退役军人会所进行。1986年，蔡彼得一手创办了这个军人会所。他至今记得创办之初会员有200位华籍英军。"现在加上我只有9个了，其余都过世了。"
8月26日，在湾仔举行的"香港各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型展览"的开幕酒会上，香港特首梁振英对蔡彼得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全场最老的那个？"全场响起了掌声。
随着老兵的离世，战争也离我们越来越远。蔡彼得自豪地说，他的同僚都要靠写下来才能记得关于二战的事情，但他光靠脑袋就能清晰记得当年战争的细节。不过聊起天来，这位老人的忆述已经非常碎片化了。现在他配戴着助听器，但尽管如此，还是要大声说话他才能听清楚。
二战退伍军人会所内挂着不少蔡彼得的旧照片Karma Lo / 端传媒
1941年入伍的时候，蔡彼得是刚刚满18岁的年轻小伙子。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年满十八岁就要服兵役或者加入救伤队。蔡彼得选择加入军队，并被分配到鲤鱼门做炮兵。现在回想，蔡彼得说他当时只不过想去军营混口饭吃，没有想过会真的上战场。
1941年12月8日早上，蔡彼得加入军队的两个月后，日军轰炸了启德机场，给了香港当头一棒。彼时，英国本土也自顾不暇，没有一架英机和战舰来支援香港抗战。"香港能支撑18天是幸运的。"蔡彼得回忆说。
"我们在鲤鱼门（军营），刚好在吃早餐，看到机场轰隆隆巨响，有些人说只是演习，但不消半小时，人们便说，早餐都不要吃了，全部人穿上制服、背起枪械，毛毯呀什么的通通背在身上，很沉。大伙儿上了车前往大埔拗，大约中午时分经已到达，那时没有船只渡海，只能在金钟兵房那里，过了海便在九龙仓（尖沙咀）上岸。"4年前的一篇报导中，蔡彼得忆述到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蔡彼得驻守的鸡笼湾，只有两台高射炮，守兵共十六人，包括8个印度人、8个华人。蔡彼得说做炮兵只要懂得拉线就可以了。"一听 fire（开炮），便拉线发炮。"每天早上，他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就起床，夜晚日军停止轰炸了就睡觉。
在日军轰炸的18天里，蔡彼得受过一次伤。在鸡笼湾驻守的第2天，埋伏的日军用机关枪扫射，蔡彼得的小腿被子弹擦伤，"当时没什么条件，血一直在流，但我也就草草包扎了事。"
香港沦陷之后，蔡彼得逃回内地，在广东惠州潜伏下来，继续担任英军服务团的情报员，汇报广东日军情况。后来他被国民党抓捕，成为"猪仔兵"。所谓"猪仔兵"是指那些被骗应征的军人，蔡彼得就这样成为了国民党军人，被分配了步枪，继续抗战。
蔡彼得：我不仇恨日本人罗国辉、林亦非、叶家豪 / 端传媒
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布投降，蔡彼得第一时间申请回乡，他从惠州出发靠步行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再次回到了香港，在跑马地的英军军营里，重新组织起军人，开始了审讯日本兵的工作。
说起国民党兵和英国兵最大的区别，蔡彼得笑谈可能是伙食，"国民党兵吃得很糟糕，当时只能喝米浆汤，跟着英兵能吃西餐。"但也不见得做英兵有多好，在当兵的日子里，一周只有一英镑相当于当时的七港币，"而如果做警察，一个月就有二百多港币。"
事实上，蔡彼得13岁小学毕业后就开始"捞生活"（闯荡）了。战争之后的日子里，他什么都工都做过。在香港他做过交通业，招募司机开的士和小巴。他还买过4部的士车，在1991年的时候以每架160万港元的价格卖出，后来他又北上深圳做生意。"当时认识一个来深圳打工的哈尔滨女孩，为了帮助她就开始做餐饮业，卖饺子。"直到2005年，蔡彼得再度回到香港。
如今，蔡彼得儿孙满堂，育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这位老人说他爱国，但早就不仇视日本人了。"我的孙是日本人，他还娶了个日本老婆呢。"蔡彼得笑着说，"国家管国家的事，市民管市民的事。不是你国家来打香港，我就憎恨你，不是这样的。"
涂南山：站在帝国与殖民地崩塌之地
特约撰稿人 谭端 发自台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广播从沈阳铁路医院的扩音器里传送出来。台湾人涂南山和同学们听着 "玉音放送"，确定"大东亚战争"已经划下了句点。
然而就在天皇宣布终战之前，日本败象已露，日本及满州国统治的地区逐渐陷入混乱，为了保命，涂南山和同学们五天前先一步逃出满州国设在长春的"建国大学"。
1932年3月，满洲国皇帝溥仪与皇后婉容在辽宁汤岗子温泉AP
涂南山当年19岁，距离他进入建国大学还不到半年。这所学校是由日本总理东条英机所创立，校长是满州国总理张景惠兼任。旨在培养日本帝国的协力统治者。这所学校因为日本战败而停摆，具体象征着"大日本帝国"和其治下殖民地的崩塌。
涂南山192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家庭一贫如洗，但他是努力的孩子。1940年，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嘉义中学。他的成绩是150名学生中的第2名。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眼里，他并不是"自己人"。
在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发布的纪录片里，涂南山说原本依照学校的惯例，自己的成绩应该接任"级长"，但却莫名其妙地没能当上。当时嘉义中学的校长小池清胤，更是让他放弃"日本人认同"的推手。因为小池校长总是以尖酸刻薄的态度纠正贫寒出身的涂南山带着台湾腔的日语，这态度让他无法忍受。
嘉义中学毕业后，依照日治时代的一般情况，台湾人从考上中学起，根本没有人会想学法律、政治，都以医生作为第一志愿。
但涂南山没有读医科，他念念不忘的是1941年嘉南大地震后，台湾总督长谷川清视察时的那一身雪白军服。涂南山从此立志要当台湾总督，"在台湾的日本人都归我管，日本人就不敢乱搞"。
涂南山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满洲国国立建国大学，"建国大学考上了就可以当大官"，它一年只录取三名台湾人。这是个政治性的学校，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同学来自日本治下的台湾、朝鲜等殖民地。有汉人、日本人、满州人、蒙古人，也不乏东南亚国家的同学。
他说，一进建国大学学长偷偷就给他一本书，是《马克思传》。然后他又读《新民主主义》，以及孙中山《三民主义》，这些都是日文书，在当时这些是禁书，但左派思想是当时进步青年的主流，建国大学中的台湾同学几乎无人不读。
几乎在日本战败的同时逃离建国大学的涂南山，和同学们以沈阳铁路医院为根据地组织"东北青年联盟"，曾经到北京示威，抗议苏联军队在东北洗劫工业设备。
1947年1月涂南山回到台湾，一个月之后遇上了二二八事件。他当时与建国大学的学长走在台北街头，看见有人烧汽车，两人当时心里都觉得"完了"，事态不妙。学长对涂南山说，国军已经在基隆港和高雄港集结，一个星期内国民党就可以派兵从港口进入占领台湾，到那时就糟糕了。这位学长的话日后不幸言中。
涂南山之后进入台大工学院就读，他和同学组织了"自治会"，投入反抗国民党，推动台湾独立的行列。"我们写传单贴在电线杆上，写国民党是歪哥（贪污）党、贼仔党"。为了躲避特务刺探，他们甚至到台北近郊的碧潭，各自游泳到潭中央开秘密会议。
1951年，国民党政府情治人员还是闯进了涂南山的家。在谈"共"色变的白色恐怖氛围里，涂南山书桌上一本《资本论》，皮包里一本《列宁主义问题》，再加一份《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译稿，就足以让他被捕下狱，坐牢十年。
除了对共产主义，涂南山也因为一位教授的影响接触了日本教授矢内原忠雄的著作。矢内原忠雄在战时以批判日本军政府对殖民地的不义统治，被誉为罕见的社会良心。矢内原忠雄的作品对涂南山更重要的影响是基督教。
涂南山回忆被捕之初，负责审问他的官员曾经带着引诱告诉他："招出同伴来，你就没事了。"
涂南山坦承，那一瞬间他的确有想要招供。对这个一闪即逝的念头，他一生耿耿于怀。他晚年受访时还引用了《圣经》中《罗马书》的经文："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涂南山的诠释是：不招供就是善，招供就是恶、就是背叛。
判决确定后，涂南山在1952年移监到绿岛。他花了十年翻译了矢内原忠雄写的《耶稣传》，他曾形容那十年尽管在监服刑，但内心喜乐，宗教信仰的影响可见一斑。
2013年9月19日，涂南山老人于家中。谭端 / 端传媒
作为日治时期出生、成长的一代，涂南山早年追求在殖民地体系下建功立业；青年时尽管经历日本战败，但却没有影响他对日本的认同，同时再叠加上追求台湾独立建国的意志。终其一生，至死不悔。
涂南山一生翻译了矢内原忠雄的《耶稣传》和《罗马书讲义》两本宗教书籍，他一直希望这本书可以用简体字印刷，被中国人看到，"那怕只有一个读者都好"。他所期待的，是中国民众在接受了宗教洗礼后，能够以同理心，平和看待台湾人民追求独立的理想。
笔者曾经在2013年访问涂南山先生，之后再参照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发表的纪录片。而今年八月，正当笔者准备这篇文章采写，再次尝试联络时，才被告知涂南山先生已经在今年五月逝世。涂南山的离世，带走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更警惕着我们，这一份珍贵历史遗产，正在以出乎我们想像之外速度快速消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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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史图登、张妍、周华蕾、李蔚、江雁南、谭端
编辑:李志德、吴薇、张洁平
摄影:Billy H.C. Kwok、Karma Lo、Yue Wu、徐翌全、罗国辉、叶家豪、林亦非
监制:John Lee、张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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