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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美国堪萨斯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壮观与宣泄——高氏兄弟艺术展”中的作品《下跪忏悔的毛》 |
在台湾有一座桥，桥头边有个墓碑，碑上刻着一个自杀了的日本设计师的名字。原来这座桥最早是由这位日本设计师设计的，可是当桥从两头修到中间的时候，差了一米接不上。这位日本的设计师羞愧难当，连夜自杀。
虽然我们不提倡自杀，但是我认为这种自杀也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我们仇恨日本鬼子虽然做恶多端，但是日本人自身的这种责任和担当以及耻辱感还是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种高尚的境界为忏悔。基督徒会向自己的神忏悔，临终的忏悔，尤其彻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忏悔，才会有善言。信仰释迦牟尼的人也是会忏悔的，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的，只有哀鸣。
二战之后，德国人忏悔了，赢得了世界的宽容；日本人不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
关键之处在于，不自省、不忏悔就意味着不知错，不知罪，就意味着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来。
许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对远去的历史，仍然没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反而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着词语辩解，真是连万恶的日本鬼子都不如，无耻透顶。
“文革”过去了许多年，受害者捶胸顿足，至今不忘，我们有那么多受害者，你见过几个加害人？好像让万千生命泯灭、让山河染血的一场空前浩劫都是那四个人干的似的。
其实，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人，他们既没有对别人行为的宽容，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报。
随手翻到一篇随笔，讲的是“破四旧”，文中有这样两句：“破四旧，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事实真相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属于被动，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很简单，你舒芜是我胡风提携的，竟然投靠我的死地周扬，反对起我胡风来了，我胡风就要搞死舒芜的，揭发你是叛党分子，让你坐牢让你被枪毙！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胡风一向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说他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最近网上爆料：“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生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但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著名艺术家英若诚在他的自传《水流云在》中披露。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英在晚年时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他的哥哥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他还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丘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透过他的老上司、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不知何故，毛却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于是，李必达、温玉成都遭了殃。
然而吴法宪善良吗？比如吴在斗争已经被打倒的陈再道上将时，居然还动手打了他，但吴在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丝毫的忏悔。
在迫害彭德怀时，刘少奇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沈从文时，郭沫若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王实味时，艾青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罗瑞卿时，杨成武不够积极吗？当年杨成武整起罗瑞卿来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在迫害胡风时，周扬、巴金、吴祖光、丁玲不够积极吗？也别忘了，在批胡风中的吴晗——跳的最高；每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最多，最带头，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对胡风最具深仇大恨！
令人悲叹的是：曾声称：“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刘少奇，最后却落得比彭更加悲惨的下场。
据说在关于刘少奇的处理意见上，周恩来就在上面赫然写着“此人该杀！”。
谁能想到，彭德怀也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别人，人称常胜将军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怀最早给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条，其中3条最主要：“将帅不和”“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粟裕夫人说：“对粟裕的打击都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刘少奇。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竟然轮番对朱德进行了责骂。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会昼夜不宁、惶恐不安、如坐针毡的。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与李达、萧克等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教杀主义”痛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更处激化、且已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复出后，曾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对历史事件给以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也能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要求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结果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李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与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摩罗说：“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
但是，想一想当时的情况，让刘少奇当头，让林彪当头，甚至让彭大将军当头，情况真的就会好多少吗？那些高层干部一个个都在那里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斗倒，他们在反右的时候斗别人怎么不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毛时代的一切悲剧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既然现在毛死了，中国就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悲剧了，是这样吗？！
神说：你们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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