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在6月初美国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非正式峰会为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美关系的总体走向令人担忧。中国在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领土纠纷急剧恶化，为美国“重返东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盛顿因此而采纳的以亚洲为轴心的安全政策使中国陷入全面战略被动。
在北京，美国的这一举动被看作是针对中国的围堵战略的新发展。两国在安全领域里的较劲导致了中美关系呈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
在习近平入主中南海后，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愿改善双边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概念，并主动要求和奥巴马总统尽早会晤。美方则也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中国新领导人，因此就答应了中方的要求。
在美中峰会一个月后来看，习奥会可以说是基本成功。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去核化这些问题上有进展。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暂时扭转了中美战略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
但是，习奥会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深层矛盾。在美国政界和媒体最关注的中国军方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这一极具争议的问题上，中方毫无让步。
幸亏后来爆出斯诺登事件，国际社会的聚焦点集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自己的网络黑客活动。美国失去了它的道德制高点，不能继续就中国军方对美的网络攻击向中国施加压力。
对习近平来说，加州峰会的最大失望是奥巴马总统对习提出的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建议没有回应。据说，习近平和中国代表团好几次提出这一概念，但美方的反应十分冷淡。
尽管中国政府对美方在“新型的大国关系”上的态度很失望，比较熟悉美中关系和两国外交思维和习惯的分析家都不会为此感到惊讶。
首先，习近平提出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内涵美方很难接受。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有三点：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从表面上看，习已经把他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概念的内容细化。但是，对美方来说，这一概念还是过分笼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点内容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冲突和对抗的问题上，美方和中方的底线基本一致，即双方要努力避免战略冲突。但是，“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美国判断中国战略意图面临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透明度，二是中国官方媒体整天宣传“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战略基本上是以美为假想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最客观和理想的战略意图判断只能是中国将来的行为取决于其实力，而不是它的领导人的宣称。一旦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后，它的战略意图会改变。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
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表面上会“相互尊重。”但是，中方把这一外交概念扩大到“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显然使美方顾虑重重。
要美国正式许诺尊重一个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恐怕不会被美国的政治主流接受。中方的“核心利益”的概念亦让美方警惕。这是因为中方可以随意定义其核心利益。假如明天北京宣称钓鱼岛是其“核心利益，”美国是否必须因此放弃对日本的安全承诺？
中国呼吁美方“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这一提法表面上不错，但是，从华盛顿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外交，安全，和商业政策中充满着零和思维。要在官方文件中接受这一提法可以，但是，中国政府首先必须有具体行动来证明它已告别零和思维主导的对外政策。
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阻碍中美升级的基本因素：政治体制的天差地别。
在这一决定中美关系性质的结构因素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在避免战略冲突的条件下可以既合作又竞争。但是想要通过一个大概念把这一重要和复杂的关系定义在一个新的框架内是不可行的。
——BBC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