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致钟沛璋：“历史观”出了三个问题

沛璋老：

你老高龄，身体欠佳，我帮不上忙，不能再给你添麻烦。谢韬老师生前谈到应把党史搞清楚，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我把近些年写的有关文章，想集中起来出一本书，题为《闲话党史》，说说自己的观点而已。当然是应该说真话，没有想到，说真话很难，而且是越来越难了。本来预计“十八大”之后，情况总会好一些，现在看起来并非如此，起码出现了三个问题：

一、“十八大”前夕就谈到：“党史姓党”，认为党史怎么写，应该服从党的利益。公开这样提出问题，形成史学工作的新阶段。过去虽然也说过一些谎话，掩盖一些事实。例如“大跃进”，全国报纸齐动员，宣传亩产几万斤，我们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谎言大国”。但是还没有说可以说谎话，应该说谎话。现在说应该“根据需要”写历史，这就为说谎提供了理论根据，这样可以说我们变成“谎言强国”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党史二卷》（写1949-1976的毛泽东时代），这本书可以说是“谎言大全”。撰稿团队20人，历时10多年，三次未能通过，撰稿人也很痛苦，成为史书中罕有的丑恶现象。

二、“十八大”后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就否定了历史的事实，否定了党历尽艰辛所经历的拨乱反正的过程。当时说：“我们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当时说：“文革后期，我国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再是最高指示，社会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否定这种与时俱进的过程，当然就远离了科学的历史观。没有想到这种低级错误居然成了主流媒体的观念。

三、说苏联“红旗落地”，国家覆灭时，居然是“没有一个是男儿。”这句话很生动，很豪壮，是批评俄罗斯这个民族没有人站出来捍卫苏联。这很奇怪，在俄罗斯形成之后，我们曾经说“尊重俄罗斯人民自己的选择。”在苏联人民通过全民公决，把列宁格勒改名为圣彼得堡，即否定列宁之后，我们也曾经说“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苏联人民自觉地否定了这个残暴的体制，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事实告诉我们，俄罗斯这个民族闯过了所谓“历史的三峡”，即建立了民主法治的体制，所谓“叫俄罗斯人穷困也很难”了。中国不知到哪一天才能达到这个政治水平和经济水平。现在我们说俄罗斯民族“没有一个是男儿”，不是伤害了俄罗斯人民的感情吗？显然这句话是关起门来说给中国人听的。

大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2050年中国可能实行宪政民主。”昨天在网上又看到一篇文章：《2050联邦中国》，认为到那时中国可以出现新的社会格局。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这是政治格局决定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已经如此高龄，看来对这种事情也无需过分操心了，写一点史料留下来，供后人参考吧。明智的西方人1917年到达莫斯科后，对看到的真相有所记录，说：“50年后再发表吧。”这时罗曼罗兰觉得自己对历史无能为力了。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写了三万字的《政治遗言》，也是说：“50年以后再发表。”也是认为情况已如此，发表也没有用。实践证明，果然是50年后发挥了很大的历史作用。这些想法，向你老报告，不知当否？

南通  丁  弘

201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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