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作为中国政经领域的资深专家，张对刚刚结束的胡温十年执政有着他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观察。就“体制改革”方面，他认为胡温执政十年无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那么，现在的旧制度到底有多旧？“破旧”的出路是什么？这里，我想展示一个标本，并作扼要的分析。
张维迎教授的评论委婉含蓄，点到即止。对于他的第一个判断“经济增长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例如为了“保八”，温家宝政府立马开四万亿药方，让中国经济迅速浮肿起来。所以“最好的增长”是虚胖，人们看得异常清晰。中国的经济数据好看，一是来自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刻意运作，二是政府货币滥发，通胀严重。
二、击鼓传花的房地产炒作正在撕裂中国社会
胡温卸任的2013年，对比于胡温接手的2003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按每平方米的单价大约上涨了10倍，平均一年涨1倍。当听到有人准备拿150万在北京良乡买一套房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倒退10年，这笔钱能买10到13套原地同样大小的房子。对大宗商品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它非常类似于“疯狂的郁金香”事件。“疯狂郁金香”据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泡沫案例之一。金融研究者引述资料说：“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1张床外加1条船……”那么我们看，2012年、北京二环内，一平米的公寓房的价格轻易能卖到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把楼内一张餐桌大小的面积卖出去，可以换回50头肥猪、或28头公牛、或1辆中型货车、或2辆面包车、或20,000斤大米……
当然，在中国大部分别的城市房价没有高到这个程度，折算的实物要打折扣。可即使打五折也是太高。与“疯狂郁金香”热炒不同：郁金香是当年荷兰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而房屋是当代普通中国人的民生必需品，两者影响范围大有差别。中国的房屋政策对官僚阶层以外的数亿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无尽苦难。
张维迎的第二个判断“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证这个结论。我们看到，人民如蚁群一般密集地进京上访。而促使人们上访的突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设部的上访人群中，由土地引发的上访更是高达七到八成。在胡温任内发生、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太石村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三访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为征地纠纷引发。与之相对应的，人们反复看到的官民紧张对峙的景象：两列队伍。一列，是动辄上千“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在坚定捍卫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锄头、铁锹、液化气罐等家庭用品“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在坚定捍卫他们的土地。
政府对征地的积极性，来自它对“土地财政”的追求。 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任志强说：政府从房价利益链条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过了七成，这太恐怖！一个本该是为民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府，沦落到赤膊上阵、一心搞钱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张评价胡温执政是“最不和谐十年”，这话让胡温听了不知做何感想。当初胡温自建立组合伊始，提出的首个执政目标就是“建设和谐社会”。——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讽刺。
三、谁是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体？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房价像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这十年，既有赚得盆满钵满、风光无限的马背骑士，相应的，也有被马群铁蹄踩得遍体鳞伤的倒霉人群。后者就是那些一买房就卷入一二十年还贷周期的购房者，他们自称“房奴”。“房奴”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最悲惨的，无疑是正在进城的农民。
1949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共政权严禁农村居民进城工作生活。农民像蓄奴制一样被禁锢在农村受穷，被迫操持祖先在一两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原始农具，修理地球，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中共统治下处境最悲惨的苦主。习近平、李克强这些跟农民有过短暂“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的知青一代，对此景象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毛时代，政府为城市人口无偿提供住房、工作、教育、运动场地等一系列设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搞房改，城市居民基本不花钱、或者象征性的交个几千元，国家以前配给家庭的住房就成为私人所有，领取房产证。这些早期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获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价大概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的积蓄。这是一种政策红利、出身红利。当这些房屋可以用货币估值、可以在市场流通的时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发现，仅这项住房红利，今天可以轻松兑现百万现金、或百万的两三个倍数。它相当于政府给了每户市民家庭送了一辆、或几辆豪华“奔驰”。它是政府给“早期进城者”的多项福利中的一项。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作为“后期进城者”，农民得到了什么。在1980年年代，邓小平打开城市大门、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时，农民啥都没有，——除了无穷无尽的磨难。对后进城的“进城务工者”来说，分房已成往事，想住房得靠买。要买套以前市民分到的那种房子，即便不吃不喝、拿出全家人一辈子的在城里“打工”所得的积蓄，也绝对买不下来。——这是一种人为的、巨大的制度不公！对那些凭借高考进城上学、工作的农村子弟来说，也是如此。开始，政府不让他们的父辈进城，进来就“严打”，这是第一个悲剧；后来让进了，但是想安居，必须掏出他一生的积蓄、或一个家族的积蓄。许多农村大学生就是靠农村父母卖粮、卖牛的钱，获得在城市首套房的首付款的。而本来应该报恩与孝敬母亲的钱，也以月供的形式通过银行，源源不断地“输血”进了政府——这个冷漠的、所谓“祖国母亲”的腰包。
网上有个著名的帖子说房价：北京一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如果农民靠种田收入多少年能买下来？帖主按照中国的农户通常人均3亩地的耕作规模，乘以每亩纯收入400元算，并假设年年都风调雨顺，要“从唐朝开始存钱至今才能凑齐房款”。可我重新核算了一遍，发现那作者算的不对。从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取唐朝中间线763年）到今年，才“区区”一千多年（1250年）哪够呀！还要乘以2呀，老大！
农民攒三百万所需年限：3,000,000÷（400×3）=2500（年）
唐代到今年的时间跨度：2013-763=1250（年）
也就是说，种田的农民必须从老子（或孔子）出生的春秋时代开始，攒到胡温执政结束的2013年，才能攒够这套房的购房款！对中国农民来说，其不幸在于：因为被政府政策打压，我们比城里人至少晚进城30年。此前，我们数亿农民无休无止地为城建出血，为城市输血，自己拼死拼活，挣扎在温饱线、死亡线上，艰难度日。政府把农村积累投入城市，确保城市运转；当我们向往便捷的城市生活，想攒钱、想在城里安家置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被骄横的权力一脚踢回到2500年前——也就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奴隶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这是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房奴。
四、悲惨“房奴”的出路在哪里？
在这里，我想对农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说：我们买不起房，我们在旧制度下找不到出路，我们绝望挣扎，我们缺的其实不是钱，我们缺的是权，——是在制定规则过程中的参与决策的权利。我们农民不能总是对任何规则都无条件执行，而是要拒绝执行不合理的规则！我们农民有理由跟政府交涉，道理极其简单：早先，你恶意地剥夺我们的迁徙自由，让我们彻底丧失了走进市场的机会，丧失富裕的机会、丧失发展的机会；在死活不让我们进城的那些年，你在城市施行的是“国有土地无偿划拨”制度。早来的、你的亲友们，获益于这个制度；当允许我们进城的时候，作为晚来者，你为我们量身打造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并严格执行，说这叫“改革”。毫不体恤我们的苦难，完全漠视我们长期以来作出的牺牲。把我们的来到，当作你的一道菜、当作你百年一遇的绝好商机；你好像认为我们农民不是中国国民、没有点滴权利来分享号称“全民所有”的土地；甚至于，在无偿划拨的土地上、靠全民缴税的财政资金基础上建起的城市学校，你也长期排斥我们的农民的“打工子弟”进入。北京日报报道说：进入2000年后的头五年，因为计生政策，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减少了8万，仅小学就关闭了了766所。可是你宁可关闭闲下来的学校、卖掉学校地产换钱，也绝不放我们的子弟进来。你冷酷到底。
让人绝望的是：你出台的政策，意图用一套房子掏空我们的一生、甚至是来世；在买不起房子，艰难攒钱的日子里，我们被你逼到了那些不通风的简陋平房、逼到了没阳光的地下室；逼到了那原本是蚂蚁、蜘蛛、老鼠栖息的地盘！在这些原本不该是人住的地方，我们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你甚至从没想过，你该为我们做点什么……
看吧！去年发生在北京的7-21事件，仅仅是一场突发的大雨，我们的乡亲就像蚂蚁一样，成批地被淹死，——比如山东农村来的姐妹王静，就在那个下雨的夜晚，丧命在丰台区某一间灌满雨水的、她租住了6年的地下室。王静一直向往光明、一直梦想“等攒够了首付，就从地下室搬出来”。她生命的钟摆却在这个雨夜彻底停止，定格在她人生的第33岁个年头；她永远也走不出那间幽暗的斗室；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地下室的居民之一。作为农民，我们的穷困苦难、我们总被黑暗笼罩的命运，既不是因为我们的懒惰，也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因为你定的离奇政策，和我们的糟糕出身……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悲惨房奴走出绝望的基本出路，不是设法找钱，而是设法找权，要找回历史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要设法去跟政府交涉，要求李克强政府正在起草的“中国城镇化”规划里，应该包含我们农民关切的内容，那就是：为农民在城市体面、廉价的落地安居，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要求政府尽快摧毁蔑视农民、凌辱农民的旧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要求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分别有着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学术背景的领导人，用行动来捍卫法治，纠正历届政府对农民的不法对待。此外，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我们农民自己必须争取拥有自己的代表、拥有公平的议席，在任何涉及“分果子”的会场决不缺席，切实捍卫我们的权益。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新华社。2013年3月17发布电讯稿：印度正准备出台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权利法案”。其核心内容是：政府将向每户无家可归家庭无偿提供最少400平方米土地。800万无房、无地的穷人家庭将因此受益。——这是印度穷人抗争的结果。显示印度农民在国家制定规则的层面具有话语权的例子。
五、政府何以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
在这个地球上，人们的土地来源主要靠对土地的发现、开垦和传承。在人类的可控土地中，人造土地的份额估计要少于十亿分之一，这里忽略不论。中共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它当然不是靠造地、不是靠购买、不是靠获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内，包括含金量高的城镇土地、连同房屋等土地的附着物，以前本来都是各有其主的。到1949年，这些土地统统易主，转到中共手里。它们是中共推行“土改”、推行土地“人民公社化”、推行“公有制”、推行“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策举措，完成了土地（以及地上房产）所有权的转移、和全面掌控。
中共在自己的党章里、在讲坛上、在南海南大门的金色标语里，都反复表示：除了“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谋求任何私利”。意思就是说：它掌握中国所有资源不是出于爱财，而是出于为人民管财的好心；说是为了在中国实践一种更先进的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是为了更好地为苍生谋幸福。可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共从民众那里无偿拿来、由它托管的土地，它没有拿来用于民众的最基本福祉（包括住房）服务。恰恰相反，凭借它中国“唯一地主”的垄断地位，操控房价、坐收地利，让县城在内的中国上千个城镇的房价十年涨十倍，这是胡温在“土地财政”上玩“击鼓传花”游戏上玩得最骇、最疯的结果。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一定会像记得“荷兰疯狂的郁金香”一样，记得“中国疯狂的公寓楼”。
政府掌控的楼房可以像郁金香一样疯长，农民种的粮食不能涨。在粮食供应紧缺的年头，假若某些农民想囤点粮、涨点价，物价局/工商局/法院/公安局……就会立即出现，拿出措施，严加惩治。如果我们农民种的大米涨价跟十年房价同步的话，那么十年前1.4元/斤的普通大米，现在应该卖到14元到20元/斤，而不是当前的2.8元/斤。这个细节凸显的还是一点：旧制度下，中国农民的权利缺失。
六、邓氏构想已经落空，先富阶层绝尘而去
邓小平曾说过他对中国人财富分配的构想：“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致富”。可事实不是这样。在最近的十年更为明显：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准备伸手去拉“后富”一把。恰恰相反：他们将其在“先富”过程中积累的财富，当做他们狙击“后富”的弹药：调集资金、囤地囤房、拉升房价，毫不客气地把目标瞄准正在进城、对住房有着迫切“刚性需求”的城市新移民。他们看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就像捕渔者看准了捕鱼季、看准了鱼群必经的的洄游路线，而在水急口窄的区域，设套撒网、密集布阵一样。我们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受精心的算计，和精准的捕捞。我们那点微薄的积蓄，与未来预期的收益，正面临被人一网打尽的危险！
号称“总设计师” 的邓小平，他关于“共同富裕”的设计已告落空。今天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城市，只看“北上广”就清楚了。就人口与面积来说，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占全国4.3%，面积占全国3%，可是仅凭那些坐落在“北上广”的私人房产的价值，恐怕就足以买下全国所有农民的房舍加农地，甚至还绰绰有余。——可见，农民有多穷。
“北上广”何以能“小小称砣压千斤”？为什么8亿农民手里上100亿亩的宅地+农地+林地，比不上0.55亿人的“北上广”居民及其耸立在0.4亿亩地上的房地产值钱？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受到“旧制度”的蓄意坑害。因为中国一系列法律规定了：农民的地产不能上市交易，不承认有售卖的资格。
信神的人说“人本高贵”，讲法的人说“人人平等”，但现实残酷。可以说，中国城乡的鸿沟，从宽度来说，已宽过世界最宽的太平洋；从深度来说，已深过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过去了，我们农民的命运始终被一些自称“人民儿子”的人死死地掐住。比方说：同样的罹难赔偿，农民通常只是市民的几折；同样的房地产，通常售价不到城市房地产的一折、甚至少于半折。农民的人，没有完整人格权；农民的物，没有完整的物权；农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宪法、民法、物权法的保护。数量庞大的农民，被少部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的根由。中国的主流官媒偶尔也念叨“农民兄弟”这个词。可惜，我们农民从来没有在那些跟我们称兄道弟的人那里，感受到一点点的兄弟情谊；从来没有得到“兄弟分糖”时候得到应得的、最底线的、哪怕是做做样子的公平。比方说“兄弟分糖”，作为他们口头中的“兄弟”，我们往往难以舔上一口糖纸！
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我们农民不但会穷过今生。如果情况不变，我们可能会万劫不复，世世代代成为“渔人”的家佣，和国家的贱民。甚至不得不经受“买你一条命，补你几平米”那样的屈辱。——比如，最近对来自安微农村的“京温女孩”的赔偿；这样的例子无数。
七、房价：牵引农民加速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石磨
上面，我列举了农民的烦恼，房奴的烦恼。这是中国不公正的“旧秩序”里苦难群体遭受的一个苦难境遇。我把它作为一个标本来呈现。这里面还包含了仅属于作者个人视角的观察、研究，和剖析。希望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人进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因为对这个旧制度的标本分析里，牵涉到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历史的……多维层面。
在1953年——也就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的第四年，先贤梁漱溟对农民遭受的苦难就了然于心。他对毛泽东说，中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太大，有“九天九地”之别。之后的几十年，差别没有缩小，而是越拉越大。到胡温卸任，这个差距应该扩大到“十八天十八地”了吧？即便胡温任内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减负了。但不可否认、异常明显的是，因为城市房价暴涨十倍、城市居民财富急剧升值，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中的比重急速坠落，几乎落到“十八层地狱”之中，已经看不到任何翻身的希望。
八、因为有了房事，人们无法忘记温家宝
温家宝先生曾多次说：他希望随着他在总理职位卸任以后，人们尽快忘记他。我想，这一点恐怕很难。
就人脑的记忆规律而言，一个人最无法忘记的，是他人生中经受最甜蜜的事，和最痛苦的事。前者，比如他筹办结婚、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甜蜜房事；后者，比如他筹款买房、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痛苦房事。如果再深层细分，买房人与卖房人，也可能一方巨痛苦、一方极甜蜜。因此我感觉：在过去的十年，千千万万有过难忘的“后一种房事”的中国人，他们都不会忘记温家宝。
九、“房奴”的启示：不被人民约束的权力，必定遗祸于民
在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度，在一个号称“亲民总理”温家宝的治理下，农民的进城如此烦恼，房奴的安居如此烦恼，这些事实，展示的是中国旧制度的荒谬，和中国民生的艰难。请大家注意几个时间点：1949年中共土地的获取；1987土地有偿转让政策的出台，政府对其所托管土地的牟利的制度化通道打开；2003年后房价猛涨，房奴愁苦……显示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的发力路径。
在人类的历史上，洪水的肆虐、猛兽的肆虐、瘟疫的肆虐、权力的肆虐，都曾出现过。每次，它们都对所经之地的人们带来巨大伤害。痛定思痛之后，人们把洪水隔离在河堤之中；把猛兽隔离在保护区之中；把瘟疫病毒隔离在实验室的储存罐、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在中国，洪水、猛兽、瘟疫这“三股势力”，基本得到约束；而对权力的约束，则还有待实现。这是习近平承认的事实，也是他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原委；这是“旧制度”的内核，也是中国“新制度”建设的目标。如果我们中国人短期内依然不能驯服权力，我们或我们的子孙，随时会面临莫测的风险，随时可能在权力的利爪之下，被伤得体无完肤、被啃得血肉淋漓。——无论他是刘少奇，还是习仲勋；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概莫能外。所以，习总说的话，我们要帮助他实现、或者鞭策他实现！
钞票泛滥发行，票子一天天变毛；土地财政出现，房价一天天走高；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大国里，亿万计的国民找不到安顿肉身的一个窝；大跃进时代，农民饿殍遍地；新世纪里，房奴哀鸿遍野；缺食物、缺住处……这都是权力不被约束，所造成的惨痛的民生灾难。横看列国、纵看历史，这都堪称是政府糟糕治理的一个标本，是后来当政者当引以为戒的一个镜鉴。
说权力、说民生、说在中国的生存，总是很累。下面我换个话题，说点轻松的：我以前经常去北京的香山溜达。在山上，我总能看到一些可爱的松鼠，毛茸茸的尾巴，油光光的身体。它们爱在松树林里玩耍，从一棵树的树枝跳到另外一棵树的树枝；它们在绿草地上为一棵松果狂奔，享受着类似于富人打高尔夫球时的场景；它们吃野果、喝泉水、住窝巢；它们的家，“开门”就见山、见树、见水。——可见，它们住得真好，相当于中国富人住的别墅区。——你看，为追求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而一掷千万，这是今天中国富人们在选择别墅时候要求的基本条件、标准配置。
香山松鼠的快乐生活让我想起：假定，这些北京的松鼠，也跟北京房奴一样在某种“伟大力量”的英明领导之下；假定把一只松鼠一生能够采集的果子，折算成500斤核桃；假定它想要一个安歇的窝，某“力量”要求它先交500斤核桃，才可以给它一个窝，那结果会怎么样？——我想，它的幸福生活会立即终结；它会崩溃、发疯；——我想，除了人类中极少一小部分人以外，没有哪个物种能承受这样一种活。
——幸亏，这只是我为了文章论说的需要而虚拟的一个“假定”；幸亏，某“伟大力量”的统治暂时还没有延伸到松鼠家族的地界上。否则，它不会潇洒得起来，它会生不如死。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多么让人憧憬的场景。北京的松鼠显然是实现了，北京的“房奴”却还远远没有实现。房奴的重负，是政府力量“威加海内”的结果；松鼠的轻松，是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的结果。
香山松鼠的快乐生活，给我们以启示：如果人类权力不被约束，那么能力越大，它祸害越大；不但害人，还会害万物；无论是洪水、猛兽、病菌，还是政府，一种不能被约束的力量，不如没有这种力量！2500年前，孔子在一处荒凉山野意外看见一家人，他们为了避苛政，而选择在老虎出没的山上定居。这个实例，体现人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体现人们规避政府力量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生存选择。
最后，简要重复本文的要点：我们中国人必须告别让人苦恼的“旧制度”。如果想安全地、有尊严地在这片祖先遗留的土地上生活下去：要么，设法驯服权力；要么，作好被权力吞噬的准备。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种下怎么的因，将决定我们收获怎样的果。
完稿于201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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