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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月六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封面 （埃及的悲剧） |
我比较认同《经济学人》的立场，因为我不相信如果此次埃及军人不干政，事情就会自然得到化解。《经济学人》的社评指出，穆尔西的无能，事实上已经让太多埃及人忍无可忍。他一面听任埃及经济濒临崩溃，一面却热衷推行激进的伊斯兰教社会政策。在最后关头，也不愿意以辞职来化解宪政危机。
当然，埃及军人此次干政的后果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对此，包括支持二次革命的埃及人在内，都很清楚。埃及的二次革命，凸显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就是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推行民主面临的困境。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我还记得多年前读到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在1848年选拿破仑三世做总统的议论。当多数人其实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意，或者并不相信民主政治却又获得投票权的时候，民主政治就会陷入困境。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最近例子，就是泰国。泰国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处于高度分裂和对立状态，结果导致了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大战。好在泰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也好在他信有一个比他聪明的妹妹，泰国走出了由社会分裂带来的民主困境。
最难得的例子是南非，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曼德拉如此尊崇的原因。曼德拉是一位圣人，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成就这位圣人的贤人中，也包括不少南非白人的精英分子，特别是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没有他们，今天的南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无法想像。
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前景不容乐观。秦晖是中国学者中最早认识到中国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极为相似的一个。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徵就是社会歧视是完全制度化的。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南非与中国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这种不同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似乎是一个中国学者没有重视的问题。
中国与南非最大的不同，就是南非的社会分裂与种族主义直接相关，而中国种族因素在社会分化中不起主导作用。一般来说，有种族因素的社会分裂是很麻烦的事，但南非对立的双方为什么能实现历史性的超越呢？我相信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有关联的一个因素就是，南非白人及黑人内部，自治程度都比较高。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使得两边都存在一些有良知，特别是有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
这个因素是中国很难比的。中国的专制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政治嗅觉，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只要发现那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就视为对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国政治的这个传统，到了今天可以说发展到了极致。不要说在成年人中我们看不到真有魅力的人物，而且，在一代代青少年中，也看不到出现这种人物的苗头。看来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被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促成了一种极不利于魅力领袖产生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从孩童开始，就无时无刻不被提醒或暗示，要学会顺从权威或伪饰自己的野心，否则没有好下场。
因此，尽管与南非相比，中国有一些有利民主的条件，如教育更普及，但是，当分裂的中国社会面临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其成功的概率反而不如许多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1】
*军人政治曾主宰拉美、东南亚政治*
二战后，在亚非拉三大洲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后，有很多又陷入了“独立英雄”的独裁统治：亚洲有南越吴庭艳、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南韩朴正熙；非洲有乌干达阿明、中非博卡萨、刚果蒙博托、利比亚卡扎菲等。其中拉美的军人独裁则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最著名的有智利皮诺切特、海地杜瓦利埃父子，巴西则经历过布兰科，席尔瓦，梅迪西，盖泽尔，菲格雷多等数个军人独裁时期。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军人独裁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的改革都是从军事改革起步，军队因此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技术文化的特殊集团，他们得风气之先，组织性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柔弱的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约束这些军事集团。
这些军人政权有几个普遍特点：
第一大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例如1955年10月，吴庭艳通过公民投票作弊，成功的废除了保大皇帝，让自己成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71年1月，乌干达阿明趁奥伯特出访新加坡的机会发动政变，推翻奥伯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9月11日，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第二，建立基于裙带关系的独裁统治，家族成员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吴庭艳当总统后，其家族成员全部担任南越政府的重要职位，在经济领域内到处伸手，走私大米、鸦片、进入房地产、利用彩票舞弊；操纵流通领域，向商界敲诈勒索、利用国家情报从事外汇投机。菲律宾马科斯夫妇更是腐败，无论是日本支付的5 亿多美元战争赔款，还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50 亿美元援助，以及世界银行向菲律宾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贷款，都成了马科斯夫妇通往私人银行户头的滚滚财源。马科斯在位20 年，使菲律宾这个本无债务的国家欠外债高达265亿美元；5500 万菲律宾人当中，高达70%的人贫困潦倒，谋生艰难，大批菲律宾姑娘不是卖身为娼，就是当了国际邮购新娘。而马科斯夫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大批财富。马科斯就任总统前，仅拥有财产3 万美元。到1986 年倒台时，拥有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其中贪污金额就达30 亿美元），数额之巨实属罕见。
《福布斯》杂志曾于2011年11月发表“非洲富豪都是独裁者”，其中列举了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与易卜拉欣·巴班吉达，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刚果独裁者蒙博托、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林·奥比昂。该文未提及的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其家族成员掌控着该国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利比亚的整个国家资源成为卡扎菲家族尽情挥霍的奢侈品。据报道，卡扎菲手中拥有的资产或超过两千亿美元，卡扎菲本人及其子女过着豪华奢侈的挥霍生活。
三，在镇压异己方面，军人独裁比文官政府更为残酷。
统治乌干达长达八年之久的阿明，不仅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还有多达30万人被杀或者失踪，还有很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传闻说他还有吃人肉的嗜好，特别将那些视为仇敌的人吃掉，与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并列为非洲三大食人恶魔之一；皮诺切特统治的军政府时期，不仅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和左翼反对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有数千人遭监禁和拷打，超过3000人遇害。其执政中的人权问题包括大量的失踪人口，大量侵犯人权的案件，很多至今仍为“悬案”。
*军人独裁抑制民主的发展*
军人干政是一国政治出现重大危机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有实用性，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紧急状态法”。
军人占据政治舞台后一般有几种趋向：一是军人将接管政权视为一种政治过渡，在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二是在舞台上继续执政，并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和推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纳某政治力量参政。这方面的杰出典范有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1923－1938年），他成功地引领了土耳其全面走向现代化。有些独裁者统治残酷，但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智利皮诺切特有较高文化修养，重视国务，任内进行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口号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放松经济，开创了私有化道路，创造了“智利奇迹”（1960～1980年）。朴正熙担任韩国总统18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带领人民埋头苦干，在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及朝鲜战争之劫后，促进了韩国经济增长的典范，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创造了“汉江奇迹”。
但更多的军事独裁者将国家权力视为军人的战利品，军人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力量来维持和扩展军人集团的特殊利益，带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这类军事独裁会抑制了民主的发展，卡扎菲及非洲独裁者多属于此类。
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体制的巩固时期，以巴西1988年宪法和1989年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出政权为标志，拉美的民主体制基本确立，实现了文人执政、三权监督、党禁开放、普遍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转型。但由于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激进，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众政治素养、政治力量发育等要素尚未全面成熟时快速全盘转型，为此后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导致20世纪90年代军人干政的周期性反复。在一些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的国家，军人干政不断重演：海地、委内瑞拉、危地马拉都曾发生军事政变，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逆转民主化进程，更没有出现军政府重新登台执政，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得以解决，这说明军人干政在拉美已日渐衰微。
埃及形成了独特的军方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触角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除了政治上把持权力以外，还垄断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从纳赛尔、萨达特直到穆巴拉克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军队。这次埃及军队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称干预政治为了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埃及军队从来不是拥护民主的力量，60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维护国家稳定，并保证军队在埃及体制内的特权不受侵犯。
可以说，军人干政是民主的毒药，它与社会进步呈反向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进步越大，军队的角色就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反动。一个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如果不彻底，民主体制运行就会不顺畅，该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在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徘徊。
——VOA
【附录2】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附录1】
民主的毒药: 军人干政背后的威权逻辑（何清涟）
埃及政变让世界深感不安，这种不安缘于军人干政打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民主制度。在过去两年半内，埃及军队通过两次罢免国家的文职领导人，显示了其超强的力量。尽管有论者为这次政变辩护，认为这次埃及军人集团再次干政，是结束政治伊斯兰化，但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军人干政其实是民主的毒药。*军人政治曾主宰拉美、东南亚政治*
二战后，在亚非拉三大洲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后，有很多又陷入了“独立英雄”的独裁统治：亚洲有南越吴庭艳、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南韩朴正熙；非洲有乌干达阿明、中非博卡萨、刚果蒙博托、利比亚卡扎菲等。其中拉美的军人独裁则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最著名的有智利皮诺切特、海地杜瓦利埃父子，巴西则经历过布兰科，席尔瓦，梅迪西，盖泽尔，菲格雷多等数个军人独裁时期。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军人独裁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的改革都是从军事改革起步，军队因此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技术文化的特殊集团，他们得风气之先，组织性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柔弱的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约束这些军事集团。
这些军人政权有几个普遍特点：
第一大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例如1955年10月，吴庭艳通过公民投票作弊，成功的废除了保大皇帝，让自己成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71年1月，乌干达阿明趁奥伯特出访新加坡的机会发动政变，推翻奥伯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9月11日，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第二，建立基于裙带关系的独裁统治，家族成员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吴庭艳当总统后，其家族成员全部担任南越政府的重要职位，在经济领域内到处伸手，走私大米、鸦片、进入房地产、利用彩票舞弊；操纵流通领域，向商界敲诈勒索、利用国家情报从事外汇投机。菲律宾马科斯夫妇更是腐败，无论是日本支付的5 亿多美元战争赔款，还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50 亿美元援助，以及世界银行向菲律宾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贷款，都成了马科斯夫妇通往私人银行户头的滚滚财源。马科斯在位20 年，使菲律宾这个本无债务的国家欠外债高达265亿美元；5500 万菲律宾人当中，高达70%的人贫困潦倒，谋生艰难，大批菲律宾姑娘不是卖身为娼，就是当了国际邮购新娘。而马科斯夫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大批财富。马科斯就任总统前，仅拥有财产3 万美元。到1986 年倒台时，拥有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其中贪污金额就达30 亿美元），数额之巨实属罕见。
《福布斯》杂志曾于2011年11月发表“非洲富豪都是独裁者”，其中列举了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与易卜拉欣·巴班吉达，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刚果独裁者蒙博托、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林·奥比昂。该文未提及的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其家族成员掌控着该国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利比亚的整个国家资源成为卡扎菲家族尽情挥霍的奢侈品。据报道，卡扎菲手中拥有的资产或超过两千亿美元，卡扎菲本人及其子女过着豪华奢侈的挥霍生活。
三，在镇压异己方面，军人独裁比文官政府更为残酷。
统治乌干达长达八年之久的阿明，不仅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还有多达30万人被杀或者失踪，还有很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传闻说他还有吃人肉的嗜好，特别将那些视为仇敌的人吃掉，与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并列为非洲三大食人恶魔之一；皮诺切特统治的军政府时期，不仅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和左翼反对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有数千人遭监禁和拷打，超过3000人遇害。其执政中的人权问题包括大量的失踪人口，大量侵犯人权的案件，很多至今仍为“悬案”。
*军人独裁抑制民主的发展*
军人干政是一国政治出现重大危机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有实用性，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紧急状态法”。
军人占据政治舞台后一般有几种趋向：一是军人将接管政权视为一种政治过渡，在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二是在舞台上继续执政，并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和推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纳某政治力量参政。这方面的杰出典范有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1923－1938年），他成功地引领了土耳其全面走向现代化。有些独裁者统治残酷，但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智利皮诺切特有较高文化修养，重视国务，任内进行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口号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放松经济，开创了私有化道路，创造了“智利奇迹”（1960～1980年）。朴正熙担任韩国总统18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带领人民埋头苦干，在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及朝鲜战争之劫后，促进了韩国经济增长的典范，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创造了“汉江奇迹”。
但更多的军事独裁者将国家权力视为军人的战利品，军人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力量来维持和扩展军人集团的特殊利益，带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这类军事独裁会抑制了民主的发展，卡扎菲及非洲独裁者多属于此类。
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体制的巩固时期，以巴西1988年宪法和1989年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出政权为标志，拉美的民主体制基本确立，实现了文人执政、三权监督、党禁开放、普遍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转型。但由于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激进，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众政治素养、政治力量发育等要素尚未全面成熟时快速全盘转型，为此后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导致20世纪90年代军人干政的周期性反复。在一些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的国家，军人干政不断重演：海地、委内瑞拉、危地马拉都曾发生军事政变，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逆转民主化进程，更没有出现军政府重新登台执政，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得以解决，这说明军人干政在拉美已日渐衰微。
埃及形成了独特的军方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触角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除了政治上把持权力以外，还垄断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从纳赛尔、萨达特直到穆巴拉克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军队。这次埃及军队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称干预政治为了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埃及军队从来不是拥护民主的力量，60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维护国家稳定，并保证军队在埃及体制内的特权不受侵犯。
可以说，军人干政是民主的毒药，它与社会进步呈反向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进步越大，军队的角色就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反动。一个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如果不彻底，民主体制运行就会不顺畅，该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在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徘徊。
——VOA
【附录2】
被推翻的埃及总统错在哪里？（曹长青）
两年前埃及爆发人民革命，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人群最后汇集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洪流，冲垮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今天，埃及再次爆发革命，这次，是把民选的总统穆尔西罢黜，但成千上万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上载歌载舞、放鞭炮焰火，欢乐的气氛跟两年前一样。
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埃及革命？上次推翻穆巴拉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虽然奥巴马政府晚了几拍），但这次是结束一个民选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处于两难：
从民主宪政原则，民选总统不可被街头运动推翻。但是，这又不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虽然出面，却没有谋求政治权力，而是立即组成由埃及首席大法官为临时总统的、清一色是文职人员参加的过渡政府，军方并承诺尽快制定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不仅这个“路线图”是朝向民主，而且这次倒穆尔西，是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和民意的体现，在解放广场和主要城市，最多时有1400万示威者（埃及人口八千万），之前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联署人数，高达2200万！
民意的要求是结束倒向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政府，军方的做法是追随民意。这种做法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近代民主政治中都是罕见的。但虽罕见，却并非没有先例，在民主的土耳其，就曾经发生多次。
强烈认同、欣赏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就曾留下这样的遗产，只要土耳其政府走向伊斯兰宗教化，军队就出面，推翻那个（即使民选的）政府，重新大选，直到有了不再倒向伊斯兰宗教化，而是继续朝向世俗化的政府。土耳其军队从来没有直接掌权，每次“干政”之后，政府回到世俗民主派手里，军队就回到军营，还是一支专业化军队，所以军队在土耳其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埃及军方的做法，几乎就像是凯末尔将军的传人，完全是土耳其军队的做法——用军队干政的方式，阻止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滑向伊斯兰宗教化。
一年前，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曾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的首领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承诺成为全民总统，而不是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一年来，穆尔西的做法越来越遭到埃及人民的质疑，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穆尔西掌权后，埃及的经济更加恶化，失业率高达13%，整个社会弥漫对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不满和不信任，最后危机爆发，连续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导致几十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最后军方出面谋求解决危机。
从美国、英国、欧盟等目前的反应来看，基本都是倾向支持开罗解放广场所体现的民意（要求），认为穆尔西没有顺应民意，固执己见，才造成这样的危机。所以美国的表态是“不选边站”。在穆尔西要被推翻之际，美国不选边（欧洲国家也多如此），其实就等于是选择站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民一边，或者说默认埃及的这种变化，顺其自然了。事实上，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穆尔西，也无法阻止埃及的这种变化、这种人民的要求。
埃及出现第二次革命，穆尔西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点可以从跟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仰者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占印尼2.4亿人口的88%（这和埃及差不多，穆斯林在埃及占90%）。但2004年苏西洛将军（Yudhoyono）当选印尼总统之后，实行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跟穆尔西正相反，所以印尼至今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没有宗教和世俗派的冲突，更没有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而且苏西洛在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至今）。
苏西洛实行了什么政策，导致印尼跟埃及这么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西洛掌权后，没有致力意识形态，没有把印尼宗教化，而是相反，致力印尼的世俗化。因为只要推行宗教化，就势必会跟世俗派发生冲突，因为宗教问题是最敏感，最能刺激大众神经的。苏西洛避免宗教化，就等于不碰敏感神经，整个社会就不会像埃及那么骚动不安。
苏西洛不推行宗教化，而是致力市场经济，吸引外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只有降低失业率，人们有工作，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民主政治，社会才会有长治久安，民心才会稳定。而推动市场经济，就要亲西方，因为西方大国，尤其美国和欧盟等，才有经济实力，才能帮助印尼经济腾飞。苏西洛亲西方的主要政策，一是加入美国领衔的全球反恐力量，二是全面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于是，印尼在苏西洛领导下，内部局势稳定，政府又亲西方，欧美商家当然就愿意去投资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印尼在苏西洛这种内外政策指导下，经济却连续增长，去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第二高（6.3%），仅次于中国（7.8%）。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排列为印度、美国、印尼），被《华尔街日报》称赞为“穆斯林民主样板”。
而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后，却走了另外的路线，他不是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推动自由市场上，而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推动伊斯兰主义。新宪法写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条款，并在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下的议会通过。
西方观察家指出，“穆尔西政府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与宗教等关键职位上的任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埃及评论家说，穆尔西试图“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改造埃及民众……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和事业置于埃及之上”。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惧。
穆尔西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埃及经过纳赛尔、萨达特以至穆巴拉克的几十年执政，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国家。虽然这三位前总统都不是民选领袖，但他们都没有推行宗教化，而是信奉世俗主义。而且这三位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袖，都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并深受其害。像被称为建国之父的纳赛尔，就曾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暗杀（但子弹射偏，躲过一劫），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崛起”组织中激进派成员暗杀而身亡。可以说埃及社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相当警惕甚至厌恶。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选举，但埃及人的担忧可想而知。穆尔西当选后，却致力推动埃及走向伊斯兰主义，这就跟整个埃及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尔西把执政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上，所以没有去致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许正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才不像印尼总统苏西洛那样发自内心亲西方（苏西洛早年曾就学於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虽然穆尔西外交上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甚至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等，但更多是从宗教教派出发（穆尔西是逊尼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什叶派，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是什叶派主导）。
路透社报导说，“对大部份埃及抗议民众来说，让经济好转才是关键。但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旅游业及投资受到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社会也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问题。”
穆尔西在把重心放在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忽略或不在意埃及的世俗化力量（和人心所向），导致人们这种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上对埃及走向宗教化（伊斯兰化）的焦虑，再加上穆尔西执政的无能（抗议者说他太无个人魅力）和一意孤行，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就卷起了解放广场的又一次政治风浪，最后淹没了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
穆尔西势力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埃及各党各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拉迪领导的温和派，自由派，左派，青年运动派，基督教派（占人口10%），以及温和的穆斯林派，包括埃及第二大穆斯林政党等等，以及军方的全力支持（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将军曾在美国受训毕业，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不大可能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穆尔西），更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第一时间向出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大法官曼苏尔表示祝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埃及的局势虽然可能还会有动荡，甚至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但因为群龙无首（穆斯林兄弟会40名主要成员都被军方扣留），最后可能无法阻挡这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埃及的民主前景继续令人看好。而且经过这第二次革命，今后任何埃及掌权者，要想开倒车，都要想一想，从总统府望一眼解放广场。那里的示威者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曾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推翻了第二个。这向未来的任何掌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开倒车，我们就继续这么干，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埃及革命？上次推翻穆巴拉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虽然奥巴马政府晚了几拍），但这次是结束一个民选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处于两难：
从民主宪政原则，民选总统不可被街头运动推翻。但是，这又不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虽然出面，却没有谋求政治权力，而是立即组成由埃及首席大法官为临时总统的、清一色是文职人员参加的过渡政府，军方并承诺尽快制定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不仅这个“路线图”是朝向民主，而且这次倒穆尔西，是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和民意的体现，在解放广场和主要城市，最多时有1400万示威者（埃及人口八千万），之前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联署人数，高达2200万！
民意的要求是结束倒向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政府，军方的做法是追随民意。这种做法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近代民主政治中都是罕见的。但虽罕见，却并非没有先例，在民主的土耳其，就曾经发生多次。
强烈认同、欣赏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就曾留下这样的遗产，只要土耳其政府走向伊斯兰宗教化，军队就出面，推翻那个（即使民选的）政府，重新大选，直到有了不再倒向伊斯兰宗教化，而是继续朝向世俗化的政府。土耳其军队从来没有直接掌权，每次“干政”之后，政府回到世俗民主派手里，军队就回到军营，还是一支专业化军队，所以军队在土耳其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埃及军方的做法，几乎就像是凯末尔将军的传人，完全是土耳其军队的做法——用军队干政的方式，阻止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滑向伊斯兰宗教化。
一年前，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曾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的首领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承诺成为全民总统，而不是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一年来，穆尔西的做法越来越遭到埃及人民的质疑，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穆尔西掌权后，埃及的经济更加恶化，失业率高达13%，整个社会弥漫对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不满和不信任，最后危机爆发，连续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导致几十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最后军方出面谋求解决危机。
从美国、英国、欧盟等目前的反应来看，基本都是倾向支持开罗解放广场所体现的民意（要求），认为穆尔西没有顺应民意，固执己见，才造成这样的危机。所以美国的表态是“不选边站”。在穆尔西要被推翻之际，美国不选边（欧洲国家也多如此），其实就等于是选择站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民一边，或者说默认埃及的这种变化，顺其自然了。事实上，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穆尔西，也无法阻止埃及的这种变化、这种人民的要求。
埃及出现第二次革命，穆尔西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点可以从跟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仰者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占印尼2.4亿人口的88%（这和埃及差不多，穆斯林在埃及占90%）。但2004年苏西洛将军（Yudhoyono）当选印尼总统之后，实行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跟穆尔西正相反，所以印尼至今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没有宗教和世俗派的冲突，更没有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而且苏西洛在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至今）。
苏西洛实行了什么政策，导致印尼跟埃及这么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西洛掌权后，没有致力意识形态，没有把印尼宗教化，而是相反，致力印尼的世俗化。因为只要推行宗教化，就势必会跟世俗派发生冲突，因为宗教问题是最敏感，最能刺激大众神经的。苏西洛避免宗教化，就等于不碰敏感神经，整个社会就不会像埃及那么骚动不安。
苏西洛不推行宗教化，而是致力市场经济，吸引外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只有降低失业率，人们有工作，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民主政治，社会才会有长治久安，民心才会稳定。而推动市场经济，就要亲西方，因为西方大国，尤其美国和欧盟等，才有经济实力，才能帮助印尼经济腾飞。苏西洛亲西方的主要政策，一是加入美国领衔的全球反恐力量，二是全面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于是，印尼在苏西洛领导下，内部局势稳定，政府又亲西方，欧美商家当然就愿意去投资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印尼在苏西洛这种内外政策指导下，经济却连续增长，去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第二高（6.3%），仅次于中国（7.8%）。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排列为印度、美国、印尼），被《华尔街日报》称赞为“穆斯林民主样板”。
而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后，却走了另外的路线，他不是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推动自由市场上，而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推动伊斯兰主义。新宪法写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条款，并在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下的议会通过。
西方观察家指出，“穆尔西政府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与宗教等关键职位上的任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埃及评论家说，穆尔西试图“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改造埃及民众……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和事业置于埃及之上”。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惧。
穆尔西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埃及经过纳赛尔、萨达特以至穆巴拉克的几十年执政，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国家。虽然这三位前总统都不是民选领袖，但他们都没有推行宗教化，而是信奉世俗主义。而且这三位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袖，都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并深受其害。像被称为建国之父的纳赛尔，就曾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暗杀（但子弹射偏，躲过一劫），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崛起”组织中激进派成员暗杀而身亡。可以说埃及社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相当警惕甚至厌恶。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选举，但埃及人的担忧可想而知。穆尔西当选后，却致力推动埃及走向伊斯兰主义，这就跟整个埃及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尔西把执政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上，所以没有去致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许正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才不像印尼总统苏西洛那样发自内心亲西方（苏西洛早年曾就学於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虽然穆尔西外交上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甚至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等，但更多是从宗教教派出发（穆尔西是逊尼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什叶派，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是什叶派主导）。
路透社报导说，“对大部份埃及抗议民众来说，让经济好转才是关键。但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旅游业及投资受到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社会也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问题。”
穆尔西在把重心放在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忽略或不在意埃及的世俗化力量（和人心所向），导致人们这种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上对埃及走向宗教化（伊斯兰化）的焦虑，再加上穆尔西执政的无能（抗议者说他太无个人魅力）和一意孤行，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就卷起了解放广场的又一次政治风浪，最后淹没了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
穆尔西势力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埃及各党各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拉迪领导的温和派，自由派，左派，青年运动派，基督教派（占人口10%），以及温和的穆斯林派，包括埃及第二大穆斯林政党等等，以及军方的全力支持（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将军曾在美国受训毕业，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不大可能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穆尔西），更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第一时间向出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大法官曼苏尔表示祝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埃及的局势虽然可能还会有动荡，甚至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但因为群龙无首（穆斯林兄弟会40名主要成员都被军方扣留），最后可能无法阻挡这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埃及的民主前景继续令人看好。而且经过这第二次革命，今后任何埃及掌权者，要想开倒车，都要想一想，从总统府望一眼解放广场。那里的示威者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曾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推翻了第二个。这向未来的任何掌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开倒车，我们就继续这么干，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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