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能得到充分认识的历史事实之一是，大部分历史中，人类都生活得比较悲催。从250万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到19世纪初期，人类的平均寿命在35岁左右就达到了极限。而且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存在经济增长这样的东西──人类靠着他们能够捕杀的或能够从地里刨挖出来的东西而生存，或者靠最低限度的易货贸易经济获得收益。虽然有些文明胜过其它文明，但这些文明的佼佼者或早或晚都衰落了。这其中的原因以及美国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正是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和蒂姆•凯恩(Tim Kane)所着的《平衡：从古罗马到现代美国的大国经济》(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一书的主题。
在他们的论述中，大国的概念涵盖了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奥斯曼帝国）、王朝（中国明朝）、国家（1868年后的日本）、地区（欧盟）、甚至美国的一个州（加利福尼亚）。按照哈伯德和凯恩（分别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s business school)院长和赫德森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些政体的衰落往往都落入了一种模式或者说犯了一系列错误：“否认经济停滞的内在本质、加强中央集权、寅吃卯粮。”当财政上的挥霍无度无力得到控制，又适逢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时，紧接着就会出现致命的不平衡，衰落随之发生。
当然，大国在衰落之前先要崛起。它们是如何崛起的以及为什么会崛起一直就是一个受到激烈争论的话题。充足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曾被认为是基本的要素，只是到了最近才因为人们对丰富的人力资源、思想和事物的关注而被抢了风头。与其他人一样，哈伯德和凯恩认为某些政策和核心原则是最关键的因素：财产权、灵活的工作制度、开放的市场。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东西可以全面解释经济发展的问题。
对于那些举例证明科技突破起到了最重要作用的人，哈伯德和凯恩回敬道，只有存在让发明得以层出不穷、让发明的价值得以蔓延传播的制度（比如知识产权）时，发明才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他们写道：“轮子和风车被发明了很多次，然后又被人忘却，直到最后，某个社会具备了制度框架才将其广泛应用并永久传承。”简而言之，“制度才是创新的成因”。
反之亦然。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制度就会引起衰落。两位作者指出，罗马的繁荣就是物质创新（他们特别指出了混凝土的发明）的一个副产品，同时也是政治创新的副产品：一支专业化的军队、联邦制的管理制度、承认财产权和反对世袭统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的统治者强行施加的政策措施伤了帝国的元气：控制物价、横征暴敛、禁止罗马乡下人自由迁徙。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由国家发起的减免债务运动也无济于事：身为皇帝的哈德良(Hadrian)取消了个人15年内所欠中央政府的未偿债务，并且在一个公开仪式上将借贷记录付之一炬。
大国兴衰的另一个例子──现在正在重新崛起──是中国。两位作者指出，从公元400年到10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估计为450美元，比西欧高三分之一。到130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增长到了600美元，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从造纸到造船这样的大量发明。船舶反过来又让中国能够与亚洲各国人民进行商品交换。
然而这样的蓬勃发展被证明是未能持续的。一场内战侵蚀了中国的舰队，导致贸易往来下滑。沿海一些地区继续从易货贸易中渔利的举动促使当权者在1500年宣布建造大型船只为非法行为，并最终销毁了所有的远洋船舶。两位作者称，这样的举措标示着中国闭关锁国、未能利用好它的发明创造。结果是从那时起到180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停滞不前。给中国带来困扰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性的：中国的皇权“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争取影响力的零和博弈”。
《平衡》一书最后探讨的是困扰加利福尼亚州──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其GDP总值可以位列世界第十（从不久前的第五下滑到了这个位置）──以及整个美国的痛苦。哈伯德和凯恩指出，加利福尼亚州的税收环境是美国各州中最不利于创建企业的。功能失效的政治体制不仅引起债务水平呈毁灭性地高企，而且对此无能为力。
对于美国，哈伯德和凯恩看到“历史的乌云”正在天边积聚。罪人又一次出现在内部：政治惰性以及因刚愎自用的政策而导致的经济活力降低。两位作者尤其对政府的过度开支持批评态度，提议制订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可是两位作者也很乐观，他们写道：“美国的民主，已经证明自己比怀疑论者和愤世嫉俗者的所有担心要强大得多。”情况也许是这样，不过他们在《平衡》一书中驾轻就熟叙述的经济史上的笨举拙行正好及时地提醒我们，看似坚不可摧的社会往往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本文作者Matthew Rees是Geonomica演讲稿撰写公司的负责人、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Dartmouth's Tuck School of Business)全球商业与政府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Business and Government)高级研究员。）
当然，大国在衰落之前先要崛起。它们是如何崛起的以及为什么会崛起一直就是一个受到激烈争论的话题。充足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曾被认为是基本的要素，只是到了最近才因为人们对丰富的人力资源、思想和事物的关注而被抢了风头。与其他人一样，哈伯德和凯恩认为某些政策和核心原则是最关键的因素：财产权、灵活的工作制度、开放的市场。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东西可以全面解释经济发展的问题。
反之亦然。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制度就会引起衰落。两位作者指出，罗马的繁荣就是物质创新（他们特别指出了混凝土的发明）的一个副产品，同时也是政治创新的副产品：一支专业化的军队、联邦制的管理制度、承认财产权和反对世袭统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的统治者强行施加的政策措施伤了帝国的元气：控制物价、横征暴敛、禁止罗马乡下人自由迁徙。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由国家发起的减免债务运动也无济于事：身为皇帝的哈德良(Hadrian)取消了个人15年内所欠中央政府的未偿债务，并且在一个公开仪式上将借贷记录付之一炬。
大国兴衰的另一个例子──现在正在重新崛起──是中国。两位作者指出，从公元400年到10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估计为450美元，比西欧高三分之一。到130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增长到了600美元，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从造纸到造船这样的大量发明。船舶反过来又让中国能够与亚洲各国人民进行商品交换。
然而这样的蓬勃发展被证明是未能持续的。一场内战侵蚀了中国的舰队，导致贸易往来下滑。沿海一些地区继续从易货贸易中渔利的举动促使当权者在1500年宣布建造大型船只为非法行为，并最终销毁了所有的远洋船舶。两位作者称，这样的举措标示着中国闭关锁国、未能利用好它的发明创造。结果是从那时起到180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停滞不前。给中国带来困扰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性的：中国的皇权“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争取影响力的零和博弈”。
《平衡》一书最后探讨的是困扰加利福尼亚州──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其GDP总值可以位列世界第十（从不久前的第五下滑到了这个位置）──以及整个美国的痛苦。哈伯德和凯恩指出，加利福尼亚州的税收环境是美国各州中最不利于创建企业的。功能失效的政治体制不仅引起债务水平呈毁灭性地高企，而且对此无能为力。
对于美国，哈伯德和凯恩看到“历史的乌云”正在天边积聚。罪人又一次出现在内部：政治惰性以及因刚愎自用的政策而导致的经济活力降低。两位作者尤其对政府的过度开支持批评态度，提议制订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可是两位作者也很乐观，他们写道：“美国的民主，已经证明自己比怀疑论者和愤世嫉俗者的所有担心要强大得多。”情况也许是这样，不过他们在《平衡》一书中驾轻就熟叙述的经济史上的笨举拙行正好及时地提醒我们，看似坚不可摧的社会往往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本文作者Matthew Rees是Geonomica演讲稿撰写公司的负责人、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Dartmouth's Tuck School of Business)全球商业与政府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Business and Government)高级研究员。）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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