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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发起人在商讨日上发言。 |
香港回归中国已16年了，《基本法》所承诺的特区行政长官普选至今未能落实。早在2007年，民调显示支持普选的市民已超过六成，但中共中央对于普选时间表一直在采取拖延策略，以致到目前为止，香港人民仍然不知道：他们要争取的2017年普选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亲共分子和传媒还不断放出话题：不与中共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人决不应成为特首。他们已在试提种种方案，怎样在选举机制方面进行严密的操纵，保证只有完全可靠的亲共分子才能成为特首候选者。换句话说，中共对付香港特首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香港最近才出现了「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的大运动。为了争取公平、自由的普选在2017年的实现，香港大学戴耀廷先生首先在今年1月提出「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的号召，然后又在3月和陈健民、朱耀明两先生共同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这一号召是很有力的，闻风而起者已进入占领中环的组织与装备阶段了。
另一方面，中共和香港官方对于这一运动，则采取绝对敌视、仇视的态度。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官方和亲共人士采取了一系列的攻击，向占中运动施压：有人说它将危害香港治安，有人预言它必然破坏金融市场，最后将香港福祉推向悬崖，甚至还有人将它抹黑为「外国势力与反对派抢夺香港政权」。总之，恐吓、利诱、诬陷……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从这些惊慌失措的表现来看，占中运动确实打中了他们的政治软肋，也是可以断言的。
其实，占中不过是公民抗命在香港此时此地的一种具体表现。公民抗命才是这一大运动的灵魂，而且密切联系着香港的前途。所以，下面我将极其简略地谈谈公民抗命的涵义。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现代政治思想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它曾在许多现代国家和社会中推动过历史的进程。公民抗命这个词是美国著名诗人梭罗（H. D. Thoreau）在1849年铸造的，用作一篇论文的题目，从此流传天下。他当时因反对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以及扩大奴隶制度而拒绝纳税，甘愿入狱，以表示对政府的反抗。这显然只是一次个人本位的公民抗命，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公民，无论作为个人或是集体，面对国家或社会严重不公平、非正义的情况，而又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改变现状，则可以对政府进行公开的、和平的抗争。虽然其中包括着违法（如拒绝纳税）的方式，但抗争者已有接受法律惩罚的心理准备。
梭罗的公民抗命概念之所以在美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它指示了一条不动用暴力而可以使社会不断改善的道路。最显著的例子是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公民人权」运动。他奉「非暴力」为一种宗教原则，坚持黑人必须以和平方式争取平等的人权。在运动的技术方面，他尽量吸收了甘地「消极抗拒」的手段，在精神上，他也深受甘地的影响，主张抗争而不为仇恨的情感所吞没。他的基督教信仰和甘地对全人类一视同仁的关爱，十分接近。但是我必须立即补充一句：甘地的「消极抗拒」运动则是受梭罗公民抗命一文的启发而发展出来的。
事实上，今天我们放眼世界，公民抗争几乎到处可见，已成为改变历史的一股主要动力。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和最近几年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都可以归入公民抗命的一类，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当前在土耳其和巴西发生的非暴力抗议活动也无疑是不同形式的公民抗命的体现。
公民抗命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更曾取得重大的成就，1919年的「五四」运动便是其中最辉煌的一个。但中国的公民抗命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五四」的主体不是一般公民而是学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所指出的，学校是主持「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所以他对东汉、宋代太学生的干政都十分同情，竟称之为「三代遗风」。这当然是由于他自己在少年时期也曾参加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五四」以后中国最伟大的一场公民抗命是1989年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也同样是由青年学生领导的，但不幸竟以被屠杀告终。这恰好印证了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察，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会动荡，其责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滥用权力和权威的人。
上面一点历史回顾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坏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行为，而且是以一种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运动。这次在香港倡导公民抗命的学人，如戴、陈、朱三位先生对于这中心概念掌握得十分准确，所以他们才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响亮口号。但是，中共和香港官方已开始对公民抗命的观念进行抹黑了，甚至说和平占中是「为犯法而犯法」。这种说法或是出于恶意歪曲，或是由于完全无知，二者必居其一。我在百忙中写此短文，是为了让香港读者知道，公民抗命不但有伟大的过去、光辉的现在，而且更有无限的未来。参与公民抗命，是现代人的光荣而神圣的责任。
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他们的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希望港人在今年7.1游行时踊跃参加，为公民抗命增加力量。
其实，占中不过是公民抗命在香港此时此地的一种具体表现。公民抗命才是这一大运动的灵魂，而且密切联系着香港的前途。所以，下面我将极其简略地谈谈公民抗命的涵义。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现代政治思想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它曾在许多现代国家和社会中推动过历史的进程。公民抗命这个词是美国著名诗人梭罗（H. D. Thoreau）在1849年铸造的，用作一篇论文的题目，从此流传天下。他当时因反对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以及扩大奴隶制度而拒绝纳税，甘愿入狱，以表示对政府的反抗。这显然只是一次个人本位的公民抗命，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公民，无论作为个人或是集体，面对国家或社会严重不公平、非正义的情况，而又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改变现状，则可以对政府进行公开的、和平的抗争。虽然其中包括着违法（如拒绝纳税）的方式，但抗争者已有接受法律惩罚的心理准备。
梭罗的公民抗命概念之所以在美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它指示了一条不动用暴力而可以使社会不断改善的道路。最显著的例子是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公民人权」运动。他奉「非暴力」为一种宗教原则，坚持黑人必须以和平方式争取平等的人权。在运动的技术方面，他尽量吸收了甘地「消极抗拒」的手段，在精神上，他也深受甘地的影响，主张抗争而不为仇恨的情感所吞没。他的基督教信仰和甘地对全人类一视同仁的关爱，十分接近。但是我必须立即补充一句：甘地的「消极抗拒」运动则是受梭罗公民抗命一文的启发而发展出来的。
事实上，今天我们放眼世界，公民抗争几乎到处可见，已成为改变历史的一股主要动力。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和最近几年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都可以归入公民抗命的一类，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当前在土耳其和巴西发生的非暴力抗议活动也无疑是不同形式的公民抗命的体现。
公民抗命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更曾取得重大的成就，1919年的「五四」运动便是其中最辉煌的一个。但中国的公民抗命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五四」的主体不是一般公民而是学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所指出的，学校是主持「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所以他对东汉、宋代太学生的干政都十分同情，竟称之为「三代遗风」。这当然是由于他自己在少年时期也曾参加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五四」以后中国最伟大的一场公民抗命是1989年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也同样是由青年学生领导的，但不幸竟以被屠杀告终。这恰好印证了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察，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会动荡，其责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滥用权力和权威的人。
上面一点历史回顾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坏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行为，而且是以一种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运动。这次在香港倡导公民抗命的学人，如戴、陈、朱三位先生对于这中心概念掌握得十分准确，所以他们才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响亮口号。但是，中共和香港官方已开始对公民抗命的观念进行抹黑了，甚至说和平占中是「为犯法而犯法」。这种说法或是出于恶意歪曲，或是由于完全无知，二者必居其一。我在百忙中写此短文，是为了让香港读者知道，公民抗命不但有伟大的过去、光辉的现在，而且更有无限的未来。参与公民抗命，是现代人的光荣而神圣的责任。
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他们的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希望港人在今年7.1游行时踊跃参加，为公民抗命增加力量。
二○一三．六．二十八于普林斯顿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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