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看這張八大的會場照片，沒有領袖像、沒有黨徽、沒有大會橫標、甚至沒有一桿紅旗——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但是八大是中共歷史上最有進步價值的開得最好的黨代會。八大理論上的成就，既有歷史教訓的印證，也是第一代中共元老的集體智慧，沒有絲毫西方勢力的影響。回到八大，是十八大政改最方便易行的借鑒。】
促十八大政改，甚囂塵上。從胡溫習最高層的「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話，到中央級學者、教授吳敬璉、公方彬、許耀桐發表具體議題，指黨大官大，要求依法治國。解釋政改遲遲未動原因「不是懼怕民主，而是緣於理論準備不足」。其實中共政改現存的主要問題，早在五十年前的八大已作出示範。
所謂「理論準備不足」，就是中共沒有一套有說服力的理論，解釋今天體制的合理性與弊病，改革自然就缺乏理據。對於一個以重視「理論武裝」發達的共產黨而言，這是一種非常異端的狀態。不久前的回到「新民主主義」已經破產。十八大臨近，理論的貧乏顯而易見。
本文提出借鑒中共八大的政治經驗，是基於多年的研究與建言。也感到大陸有不少同道。
「回到八大」——是基於政治上的安全性與可行性的考量。八大理論上的成就，既有歷史教訓的印證，也是第一代中共元老的集體智慧，沒有絲毫西方勢力的影響。當然，八大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尤其在經濟路線方面。
中共八大於1956年9月在北京舉行。「八大學」資料豐富而具權威價值，本文謹據有關黨章、憲法的幾個重點加以陳述：
一、宣布階級鬥爭結束——共產黨的理論、路線與政策最要害的出發點便是「階級鬥爭」。從馬克思到毛鄧，甚至到今日中共黨章、中國憲法，仍強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的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中共視六四學潮、零八憲章、甚至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都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肯定階級鬥爭，也就少不了其手段：專政。以前叫「無產階級專政」，現在叫「人民民主專政」。已載入莊嚴的憲法第一條。並被稱為「國體」。
八大怎麼說？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中宣布：「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除個別地區也已經消滅了。富農在消滅之中，民族資產階級在向勞動者轉變之中。」……革命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主要矛盾已是要建立先進工業國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不能滿足人民經濟文化需要的矛盾。毛澤東在批評斯大林時也說：「階級鬥爭已經完結，還要繼續階級鬥爭，大批捕人殺人，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非個人意見，是代表中共中央，毛親自修改過二十一次，才定稿。宣佈「敵對階級已經消滅」，階級鬥爭當然也就不存在了。沒有階級，何來階級鬥爭？這是簡單的邏輯。但是嗜殺好鬥的毛很快就背叛八大決議，掀起一個又一個的所謂階級鬥爭，直到文革，禍國殃民，連共產黨也被鬥得死去活來。毛死後，中共浩劫餘生，否定文革，1999年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但「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的條款還保留在黨章和憲法中。承認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又將對違法份子的鬥爭說成是「階級鬥爭」——這樣明顯的錯誤，十八大是不是要糾正？
另一個相關提法「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保留在黨章中，也是明顯的謬誤。這是毛鼓吹階級鬥爭的附屬部分，和法制觀念格格不入。法治中以法律為準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來敵我、內外準則？
「階級鬥爭」是國際共運早已解決的理論困擾，中共保守至今，尚不願割斷頑瘤。
二、不提毛和毛澤東思想——黨史學者都知道，中共八大的決議和黨章都沒有提毛澤東之名和「毛澤東思想」。這並不是「非毛化」，而是時代潮流所趨。八大在蘇共二十大之後同年召開，蘇共批判斯大林獨裁和血腥統治，震驚全世界，國際共運也深刻反省，引以為訓。毛當時還不敢反蘇，還認蘇共老大哥，因此同意對「個人崇拜」的批判，鄧小平八大修改黨章報告特地作了論述。全黨有共識。
但是，毛又反其道而行之，在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失敗造成大饑荒後，為洗脫數千萬餓殍的罪責，竟利用周恩來、林彪大搞「造神」運動，發動文革，個人獨裁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最後在天怒人怨中死去。
中共吸取毛獨裁的慘痛教訓，至今在黨章中保留一條「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第二章）。但實際上又在重覆歷史的錯誤，不僅不清算毛的滔天罪行，建毛堂、樹毛像，繼續進行多種形式的崇毛活動，扭曲歷史，繼續宣揚「毛澤東思想」。更不可理喻的是，又掀起對鄧小平、江澤民的個人崇拜，將鄧名列入黨章、憲法，江名列入黨章。這是極其嚴重的違法行為，進而吹捧鄧、江、胡不倫不類的「理論」。意在製造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威。十八大怎樣面對這歷史的大倒車？
三、共產黨的法律地位——這是「黨政分開」的老問題。基於文革的教訓，1982年憲法沒有提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八大也強調「黨的一切主張的實現，都要通過人民群眾在黨領導下的自覺努力。」關於黨外組織中的「黨組」，規定其任務是「以團結非黨幹部，鞏固法律，負責實現黨的政策與決議。」提法比較含糊。趙紫陽時代啟動政改的第一步就是「黨政分開」，提出過取消「黨組」等主張。
可是現行黨章（46條）明文規定「在中央國家政府及人民團體組織中的黨組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討論和決定本單位的重大問題，做好幹部管理工作……」
這既違反黨綱規定的「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也違反憲法。
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各政黨……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這個第五條，是非常權威地確定了中國必須實行「黨政分開」。然而黨章卻明文規定黨要「決定」國家所有機構團體的「重大問題」。黨章公然如此違憲，當然沒有人敢於追究，但是十八大應不應該修改黨章的有關條文？
此例顯示中共以黨代政、凌駕於憲政之上，已是明目張膽的行為。而事實上，造成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兩套權力和行政系統，已是當代國家制度的一大奇聞，如此愚不可及的政治體制奉行數十年，竟無一人大代表、黨代表提出質疑，而老百姓更視為天經地義。無論省市縣、企業工廠，兩套班子，書記掛帥。……既然一黨包辦執政，何不黨政一體，節省大筆行政開支（有統計顯示中國行政開支按國民負擔比，已超過日本十倍、美國兩倍）？
四、共產黨的階級性質——眾所周知，有一個來自馬列的經典定義：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就叫「工人黨」，共運很在乎黨的階級基礎。視工人階級大公無私，而農民則是狹隘自私。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斯大林因此一直不太信任中共，甚至謔稱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此說值得另議）。究竟中共的階級組成如何？
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透露，工人黨員佔14%，農民黨員佔69%。打那以後，中共黨代會從來不公佈黨員的階級比重。到2009年，中組部公佈一份黨員統計：至2008年底，黨員共有7593萬人，其中：農民31%、工人9.7%，其他包括技術、管理人員22%、黨政人員8%、退休人員19%。說明八大後五十年，中共的工人成分不增反減，已低於10 %。
江澤民當權時提出「三個代表」，並聲稱資本家也可以入黨。十六大黨章作出相應修改：說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黨員條件上，除了工農兵知外，加上「其他社會階層」，革命分子也改稱為「先進分子」。——很明顯這是「離經叛道」的修改，和當年赫魯曉夫宣稱蘇共已是「全民黨」並無二致。
對此，當然可以給予肯定。當代社會的發展，早已不是馬列時代，工人階級絕對不代表社會（革命）的先進力量。有統計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已是一億多進城的農民工，而他們各方面的狀況都不是先進的云云。
問題在於，中共黨章仍然強調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就和上述修改相矛盾，造成文字上明顯的疏漏。十八大對此會有怎樣的交代？（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法，已是中國特色的時尚，也許難以苛求。）
五、共產黨的財政來源——這是接下來必須提出的問題。查中共黨章，1945年4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七大黨章之最後一章「經費」，有兩條規定說明黨的經費來源，包括黨員繳納之黨費、黨管企業收入與黨外捐助等。但到1956年八大修改黨章時，完全取消了「經費」這一章，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時，也隻字不提此事，顯有其敏感和尷尬之處。
可想而知，打下江山後，做了全國大地主，民脂民膏豈有不吃之理？毛澤東當時曾決定：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統統吃國家的，不搞黨產，有飯大家吃。」但白吃還是黑吃？實屬難題。中共智者能人不少，竟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公告天下的辦法。今日黨員已八千萬，吃黨飯的官吏占幾成？據2008年國家統計局數字，黨政機關人員1250萬，其中中共機關56萬人。國新辦2009年中國人權中的白皮書透露，官員人數2700萬，另有黨政事業單位職工2800萬，故黨政機關與事業單位共計5000餘萬人需要財政供養。粗略估計僅薪金一項，黨系統的開支每年可達數千億元。
這個因循數十年的議題，茲事體大，和一黨制的存亡相關。讓十八大解決，恐怕是強人之難。但應列入備忘錄，以供制定《政黨法》時參考。
六，黨代會必須設立大會發言議程——任何有效的政治制度的實施，都要落腳在一定的程序和規範上，民主法治社會更為講究，人治社會也不能天天朝令夕改。中共社會之混亂、問題之多，僅以憲法而言，便有三次修憲，面目全非，等同重新制憲，離譜之至。黨代會的開法，屬於程序層面。筆者多次推崇八大議程是最具合理性的一次大會。
最關鍵之點在於會議代表的民意如何得到最充份的表達和交流。八大採取接近各國議會通行的大會發言，使討論有全體代表直接溝通之效果。八大正式代表1026人，列席107人。代表1070萬黨員。大會開了13天，有68人大會發言，45人書面發言。除報告、致賀、選舉外，大會基本上以大會形式進行（分組會議只是輔助形式）。雖然不可能進行西方議會式的「辯論」，但至少有113名重要的發言為每個代表直接所知。另外有50餘個外國黨代表團出席，他們也有大會發言。
但是隨着毛澤東集權統治的逐步升級，這種以大會發言為主的會議形式被取消殆盡，直至今日。所有的黨大會，乃至人大政協，取而代之的形式是主題報告，然後分組討論，各組之間的交流靠會議簡報互相傳閱，最後大會一個總結交代了事。
據不少代表反映，我們也可想見，這種數十個小組的分組討論，完全不能形成大會的全面交流，很多代表的意見根本上不了簡報，也就消失在小組會上。甚至讓各組派代表作一次大會發言交流，也從來沒有安排過。
可以斷言，這種代表大會的形式，就是以化整為零的手段，扼殺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大會的實質權力，使「民主集中制」名存實亡，只剩下極少數人對大會的把持、操縱與壟斷。即便是政治上大有起色的中共十三大（1987），也是以這樣高度集權方式召開，筆者當年曾有文章《趙紫陽一言堂大會》予以痛批。
可惜，時至今日，不僅統治集團我行我素，惟我獨尊，中外評論界也麻木不仁。請諸位設想，開啟大會發言將會帶來何種議政氣象，而做到這一點，並不是照抄議會民主，是中共第一代群英聚會的八大已經實踐過的經驗。有道是，沒有民主的形式就沒有民主的內容。
至於邀請外國共黨出席大會，八大之後也成為絕響，那是毛孤意推行反蘇政策而自絕於國際共運主流的結果，不說也罷。
今天中外傳媒無不津津樂道，中共十八大人事一個又一個名單。同行們心中有數，不過是苦中作樂而已，因為無論是團派還是太子派、胡溫還是習李，他們謀求的權力班子的方式，都是嚴重違背中共黨章規定的組織原則：「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由選舉產生。」政治局常委，應該是十八大閉幕之後的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他們的選舉往往不是一致通過，就是高票通過。幕後包辦，有集中，無民主。一代又一代自命不凡的領導核心們，巧言令色為秘密操盤私相授受的權力辯護。
一言以蔽之，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涉及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實在太多太大，而且積重難返，要求改革者的遠見與魄力越來越高，天將降大任於斯者，何在？
（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2012年10月24日、紐約）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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