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莫言凭什么得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是莫言？

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一公布，诺贝尔奖真的成了炸药奖，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炸开了锅，舆论哗然，熟悉和不熟悉莫言的人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是莫言？”

先不论民众的冷嘲热讽，称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是向中共十八大“献礼“，以“纠正”前几次（包括挪威的和平奖）颁给异议分子的错误，单说莫言面对他抄写毛著及党员身份等质疑时，心虚又得意地宣称自己得奖“是文学的胜利”，言下之意，用文学标准评价他的作品是够格的。莫言还抱怨许多批评他的人“根本没读过他的书”，那么我们就来读莫言，看看他的作品质量到底如何？

十几年前，冲着莫言的大名，买了一本《丰乳肥臀》，但读了几十页就读不下去了。几年前，听到他又写了一本“广受好评”的《檀香刑》，忍不住好奇拿来看，却是边看边恶心，勉强看完，留下的全部印象就是吃了一碗变质的杂碎，还是混有蟑螂、苍蝇的。如今，莫言得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奖，我不得不反省，是不是我鉴赏力不够？于是，再耐心读他的得奖作品《蛙》和《生死疲劳》，勉强看了半部还是看不下去。无独有偶，王蒙和查建英做客凤凰电视台“锵锵三人行”节目谈莫言得奖，查建英说莫言的长篇都看不下去。

当然，超一流的好作品也不一定让大多数人接受，尤其对非文学专业的人。比如：篇幅过长的托尔斯泰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的240万字的《追忆似水年华》；过于深奥艰涩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过于幽玄迷离的卡夫卡的《城堡》等等。

那么莫言的作品也是这样的阳春白雪吗？

尽管看不下去，为了做出自己的判断，硬着头皮把《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蛙》看完。

东施效颦的“模仿现实主义”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的颁奖词说：“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魔幻现实主义，顾名思义，就是魔幻加现实主义。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首的一批南美作家开创的文学流派，其代表作是惊动西班牙语文坛的《百年孤独》。作品讲述西班牙移民后代布恩蒂亚百年前在南美“沼泽雾锁”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叫马孔多的村庄，是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离的未开化地，愚昧落后的马孔多人对一切荒诞不经都深信不疑。所以，小说把现实与神话、传说、梦幻杂糅，情节奇谲多变，打通客观与主观、人间与鬼域的界限，反应了拉丁美洲的一段蒙昧历史。

莫言模仿“魔幻现实主义”讲“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以《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为代表作。《生死疲劳》用中国佛教的六道轮回的观念，让土改中被处死的地主再生为驴、牛、猪、狗、猴讲述遭际，差强人意地模仿了“魔幻”形式。而《丰乳肥臀》在人物和角色关系的构思上套用（说得不客气是抄袭）《百年孤独》。比如《百年孤独》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母亲乌尔苏拉，照顾几代子孙，《丰乳肥臀》里也有一个母亲上官鲁儿，也是照看几代子孙；《百年孤独》里有一对双胞胎、有一个活了二百岁的神人，有姑侄乱伦，有蕾梅黛坐着毯子飞上了天；《丰乳肥臀》也有一对双胞胎，有一个活了一百二十岁的仙人，有姑父和侄女乱伦；有一个鸟儿韩飞上了树，《百年孤独》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内战，《丰乳肥臀》书写成中国的抗战和国共内战，雷同的还不止这些。简而言之，《丰乳肥臀》不过是用中国历史事件的元素在《百年孤独》的框架里填充。

然而，莫言在极尽模仿之能事时，忘了《百年孤独》从表现手法到人物心理和精神状态，与故事的背景地印第安古老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十分贴切。读《百年孤独》时，你觉得书中人物怪异和荒诞，但放在吉普赛人、各种巫术、半原始的穷乡僻壤的氛围中，似真非真又不失真。

而“高密东北乡”地处中华儒家传统文化土壤深厚的齐鲁平原，百年来，虽然封闭落后于城市，但并非是与中国社会进程脱节的蛮夷之地。莫言把《百年孤独》中的凶杀、暴力、血腥、乱伦硬贴到《丰乳肥臀》上，把偷情等人欲横流的现象放大成乡村的主流，是现实中找不到对应图景的胡编乱造。比如，上官鲁儿的九个子女，是跟姑父（还得到姑母认可）、牧师、和尚、土匪等七个人苟合和野合出来，已经匪夷所思，和洋牧师生出的野种金童还是金发碧眼高鼻梁，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村，真有这样的母子，即使家人不管，也早被乡邻的唾沫淹死了。

如果说，莫言小说的“魔幻”部分东施效颦，那么“现实主义”部分能否给读者几个让人难忘的人物呢？比如，我们在托尔斯泰的《复活》里为深具宗教忏悔意识的聂赫留道夫感动；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认识他同时代的“多余人”；我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震撼；从鲁迅的《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沈从文的《边城》里看到翠翠清纯如泉的美好人性；同情又不无嫌恶地看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病态的乖戾阴鸷等等。

可惜，你在莫言的作品里读不到类似的人物。莫言几部长篇写了上百个人物，却没有一个是丰满独特让读者动容的。按文学评论家李建军的说法，莫言小说中的人“都是扁平的”。比如，《丰乳肥臀》中写了八个姐妹，但你无法区分她们的个性，或者说她们之间可以互相交换，是莫言分配她们去嫁给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土匪、当妓女，而没有人物本身性格发展的脉络，一些次要人物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结果，看莫言自己得意的几部作品，就像看一台春晚，他就是春晚的导演，指挥演员拖拖拉拉皮皮沓沓热热闹闹表演四个小时，但帷幕一合观众什么也没得到。当然，就像春晚总有一、两个好看的节目，他的长篇也有一些出彩的段子和不少活泼的语言，但在他随意随性毫无节制的笔触折腾下，那些别出机杼颇具魅力的语言和情节，经过恣肆汪洋滔滔不绝啰嗦赘言的混合，成了暴雨后的泥石流，泥沙俱下冲决一切，再美的风景也都毁坏殆尽了。

玩赏残忍和“卡通化”

所以，莫言借用“魔幻现实主义”，与其说是发挥自己侃大山式的“发散性”思维，不如说是掩藏自己缺乏大作家细腻刻画人物的功力，披上“魔幻现实主义”这件织锦外袍，也不过是化腐朽为神奇，以遮盖美化袍子底下的肮脏败絮。

 “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反传统文学的审美观念，表现一种审丑的美学，同时，魔幻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作者又遵循“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创作原则，也就是审丑也有它内在的合理性，也要有一个度。比如，《百年孤独》里的雷贝卡在苦恼时吃泥土、墙灰、蚯蚓、水蛭；蕾梅黛丝“用自己的一撅儿粪便在墙上画小动物。”都是病态的癖性，世界上也存在这样的异人。

然而，莫言知道，要成为“大作家”就不能限于模仿，还要有超越“创新”精神。于是，他极尽变态夸张之能事，把不能自圆其说的故事，道听途说的无头案，掺上凶杀、暴力、血腥、乱伦，用审丑的“美学”敷衍成章。他在《檀香刑》里展示凌迟钱雄飞的虐行：一刀一刀要割足五百刀，最后一刀下去方可毙命，早一刀晚一刀都算刽子手的失败，而且每一刀割哪个部位、大小、薄厚都有严格的标准，洋洋洒洒写了十八页的篇幅，看到这里，读者也在跟着受刑。莫言把残暴的酷刑当艺术品来设计，犹如绣花姑娘勾勒了一款新图案，再用丝线一针一线精心刺绣。读者在反胃时不由悲叹，从容写下这些文字的作者，要有多么坚韧超常的玩赏丑恶的心理。

同时，再好的艺术形式也不适合任何题材，莫言用“魔幻”表现“土改”、“三年自然灾害”、“文革” 等浸透苦难的政治运动，过于荒诞的卡通化人物和情节，消解了战争的悲壮历史的沉重，不堪回首的悲剧演成突梯滑稽的喜剧。

《生死疲劳》中写到，许多老干部忆起文革总是血泪斑斑，把文革期间的中国描绘成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但我们这位县长却幽默讲述自己的遭遇：“他骑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还有一段说：“车上的红卫兵在‘大叫驴’的率领下喊起了口号：‘打倒奸驴犯陈光第！’‘大叫驴’的嗓门，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大雁肉味清香，营养丰富，集上的人疯了，拥拥挤挤，尖声嘶叫着（抢大雁），比一群饿疯了的狗还可怕。”抢大雁变成了混战，变成了武斗，最后十七人被踩死，伤者不计其数。

批斗治好了的顽症，批斗演变成争抢大雁，且死伤人数胜过武斗，黑色幽默也兜不住如此无厘头。

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魔幻”和“意识流”还给了莫言一个便利，就是“小说可以这样胡言乱语（莫言看了《喧哗和骚动》后的体会）”。无拘无束地胡编乱造，使莫言愈写愈顺，愈写愈得意，用四十多天完成《生死疲劳》，用九十多天完成《丰乳肥臀》，可以比肩二十五天完成长篇小说《赌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还债几乎不打草稿的巴尔扎克。但莫言也是这样的天才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最关键的长知识的十年赶上文革，基础文化都是小学程度，文革后再补也补不上童子功。有自知之明的人，一个严肃对待写作的人，会格外用心，以勤补拙，就像傅雷提醒张爱玲那样，“要多写，少发表”。

但莫言觉得自己的腹稿快于自己的笔，一个个构思像阿拉伯的石油，在沙漠上打个洞就咕噜咕噜往外冒。连给他启蒙的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也只看了半部，心态浮躁如此，哪里会静心学点文史哲儒道释。然而，作家可以胡编天方夜谭，却无法乱造学识，所以，莫言小说里的硬伤比比皆是，而且犯得都是常识性错误。

莫言捏造了一个历史上不曾有、也根本无法实施的“檀香刑”——“一根檀香木橛子，从犯人的谷道钉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维持5天不死。”他大概以为人体从食道到肛门有根直通的管道，却不知从谷道（肛门）插进去的木棒抵达喉咙前早就穿破心肺大血管了，受刑者当场毙命，哪里还让莫言折磨几天几夜？说一个人能受“檀香刑”，等于说一个人能够（几天之内）“刀枪不入”。莫言只要翻一下解剖书，或者请教一下学医的，就不会出这样的笑话。

《丰乳肥臀》里的母亲是和牧师（神父？）玛洛亚有奸情的教徒，他俩的私生子金童（我）也受了洗。既然是牧师（神父？），那么他们应该是新教教徒（中国俗称基督徒），然而，写到后面，母亲一会儿喊：“天主啊，睁眼看看！”一会儿又一口一句“上帝”。莫言不知，天主教徒只称“天主”不会说“上帝”，基督徒相反。玛洛亚因教堂被鸟枪队占领就跳楼自杀，基督教教义严禁教徒自裁，一个牧师（神父？）怎么会轻率犯禁？可见莫言不懂教义信口开河，也不知神父和牧师的区别。到最后金童对母亲说：“娘，您死了，成佛了，成仙了，到天堂里享福了，再也不用受儿子拖累了。”莫言以为教徒像他糟蹋文字一样，随便亵渎信仰，竟然佛教、道教、基督教一锅煮了。

《蛙》里姑姑对人说已去世父亲：“正是家父。”对故世的父亲称“先父”这样的常识莫言都乱用。书中还有“顽抗政府”“万端无奈”等费解的句子。诸如此类的低级错误，如果吃不准查查字典，本来不难纠正，可见莫言毫无敬业之心。难怪他只学到大作家的皮毛和形式，没有把握他们的内涵和精髓，最后画虎不成反类犬，他的作品既没有传承中国传统文学的长处，又没学好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成了不古不今不中不洋的四不像怪胎。

莫言得奖后有人开始称他为“大师”了，看看犯这么多低级错误的“大师”,中国人的人文素养降到了何等地步，但也不作为怪，垃圾时代出垃圾大师，只是让中国上世纪前半学识渊博的真正大师情何以堪！

莫言作品中的人性表现在哪里？

上述种种显示，也许说莫言的长篇小说是胆大妄为的“故事会”，莫言是有奇思异想的故事篓子还过得去。然而，莫言不安于这样的名分，尤其在得奖后，他要拔高自己作品的层次。他认为，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评委，是因为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性，因为自己一直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超越了地区和种族。”

可惜，我们在莫言的作品中没看到应有的人性。

《丰乳肥臀》里的玛洛亚牧师（神父？）和母亲野合后生下了我（金童），母亲抱着我去受洗，受洗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但牧师（神父？）却和咬着母亲奶头的我抢（摸）母亲的乳房，嘴里还不停地骂我“小杂种”。这里，父亲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私生子，而且是牧师（神父？），本该交织出羞愧惊喜慈爱等复杂感情，正是莫言挖掘人性的场合，莫言竟然写得如此粗卑下流，何况牧师（神父？）再淫乱，也不至于在孩子受洗时如此玷污上帝（天主？）啊？

对比《巴黎圣母院》里爱上艾斯米拉达的主教的内心煎熬；《牛虻》里主教蒙泰里尼对自己的私生子亚瑟欲爱不能、欲弃不忍的深沉痛苦，莫言的笔下的牧师（神父？）对私生子的态度的人性在哪里？

《蛙》讲的是用残酷手段执行计划生育的故事，但书中受害者没有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对抗，迫害者也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反省。小说主角妇产科医生姑姑，坚定执行党的政策，“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毫无人性地亲手流掉“两千多个”孩子，也没见她在做党的工具和不忍心之间的矛盾心理和人性挣扎。老年的姑姑还是被蛙神索命才幡然醒悟，而且停留在“因果报应”的层次，“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姑姑把“受折磨”’与“赎罪”混为一谈，没从觉醒的人性提升到战胜盲从党性实为兽性的高度，使赎罪显得浅薄和苍白。

“左”“右”逢源内外通吃

莫言得奖后，热捧他的人替他辩解说，眼睛不要盯着他中共官员身份，要看他在作品中如何书写，含蓄地提醒人们，他的作品是“反体制的”。

是的，不能定性莫言的作品是“歌德派”，相反，《丰乳肥臀》里的地主、国民党都有不少正面表现，甚至入侵中国的日本兵的随军军医还救了孕妇（母亲）和双胞胎婴儿的命，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很负面。以至书出版后，那些参加过抗日的老作家大骂莫言颠倒黑白，抹黑共产党。《蛙》对计划生育的残忍也多有揭露。自相矛盾的是，莫言对丧失人性的计划生育的评价却是相反的，他为中共辩护：“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如此大煞风景的话，一笔抹杀了计划生育中的所有罪恶，更别说把类似陈光诚那样对抗计划生育的人物写进书里了。

《生死疲劳》里写蓝脸坚持单干不入合作社，受尽压力和磨难，到八十年代推行包产到户，宣告了他的“胜利”，批判和否定了中共三十年的农村政策，似乎是“反体制”的。但《生死疲劳》和《丰乳肥臀》的故事都跨越六四，但书中决口不提六四，如果公开谈六四无法出版，他可以用拿手的“魔幻”手法来隐喻一番，可惜，他不敢！所以许多读者说，莫言的长篇小说最多能看前半部。原因是，政府允许论说的内容，他写得比较放开，政府绝对禁忌的话题，他决不涉及，只能草草了结，精明盘算分寸拿捏都十分到位。

有人对此抱以同情，认为在无形的政治高压下，丧失自由心灵的莫言奴役成性，潜意识里习惯成自然地左右逢源，弄得左支右绌两面不讨好。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还不尽然。莫言在回答关于《生死疲劳》的采访中说：“时间和被遗忘的关系，或者是历史跟遗忘的关系——时间、历史、遗忘。西门闹（小说中被冤杀的地主）当初作为一个满腔怨恨的灵魂，甚至是不屈的灵魂，在阴差阳错之下转成各种动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的仇恨都会慢慢的消减，所有的痛苦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淡化掉，或者被渐渐遗忘掉。……我想进入21世纪以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逐渐在倡导一种和解，或者说在提倡一种和谐，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

这个调门简直就是为中共的“和谐社会”代言，在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诸般罪恶——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还没清算的情况下，提倡遗忘除了帮闲还能说明什么？在共产国家生活过的大作家，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凯尔泰斯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一个主题，就是“人和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因为有了记忆才能不忘刻骨铭心的痛，才能反思造成痛的制度之恶，人性之恶，才能寻求正义，才能最终抚平创伤，得到真正的和谐。

其实，以“左”和“右”的观念检讨莫言，或者用他作品中的“反体制”色彩与他言行的“相悖”证明他人格分裂，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莫言是一个有啃煤渣和常年饿肚子经历人，他原初的写作动机是“做作家能够三顿吃饺子”，可悲的是，衣食无忧后他仍没摆脱这种小农意识，养尊处优后功名利欲变本加利。中国的惨烈历史，民族的灾难，农民的疾苦，社会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堕落等等，都不过是他书写时拿来利用的道具，就像他把“魔幻”拿来做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莫言超越了“左、右”，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左、右观念，一切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准星。他可以右手写“批判体制”的作品，左手拿体制给予的所有好处，还有纯文学商业化，一样都不少。如此理念主导下写出的长篇小说除了大杂烩，哪里会出深具人文主义情怀的艺术品？

厚颜无耻的犬儒告白

莫言在2009年的一个专访中，回答是否看过赫塔·穆勒（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时说：“看过（穆勒作品）片段介绍，没什么出奇之处，这种东西很多。很多东欧跑到西方的作家都用这种方式写作，像米兰·昆德拉这些。几乎所有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流亡到西方的作家，都在用这种笔法来写作，控诉他们母国在政治高压下这种荒诞的现象，控诉人的自由在这种社会中受到的压制，以及人的精神扭曲，基本都是这个路数。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在控诉黑暗的政体这个高度上，并没有上升到超越政治的高度，伟大的文学一定是超越政治的，肯定不是把控诉一个政体对人的压迫作为最大的目标。”

看到这里，不由哑然。

确实，纯粹从文学的角度而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索尔仁尼琴和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也许称不上伟大，但这个话由莫言说出来，可比大陆流行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没吃不饱饭的人说，西方社会的人都在减肥了，你的意识超前了。

一个对身边每日发生的罪恶视而不见的犬儒，竟大言不惭地蔑视用文学揭露共产社会真相的作家，一个身为作协副主席，任由政府监禁无数写作者而不敢发声，无论艺术水准还是道义理念根本无法攀比东欧反体制作家的附庸文人，却奢谈不屑局限于批判独裁专制，而要超越这个层次写伟大的小说，正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两字。

莫言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超越的见解，要像巴金晚年的反思，达到“他人有罪，我也有罪”的深度，“你如果不是一个受压迫者，你肯定是一个压迫者，在这样的社会里，你不是一个铁锤就是一个铁砧。”在他看来，控诉政治对人的压迫的作家只批判“他人有罪”，而没有上升“我也有罪”的高度，写出的作品不可能伟大。这话说得很好，但他真有这样的境界，何止要反思过去的“我也有罪”，现时现地他是作协副主席，是制造文字狱的“压迫者”，是帮闲帮凶的“现行罪人”，他要摆脱自己的罪性，首先就该丢弃作协副主席的宝座，他舍得吗？

不管莫言怎么贬低东欧反体制作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用文字记录的共产暴政，是反人类的共产历史的佐证，将和失败并最终消亡的共产史一起为后人阅读，而莫言的作品可以借诺贝尔的光环风靡一时，但早晚会成为中共文化的附属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莫言为什么能得奖？

有人会不解，有人会诘问，莫言如果像你说得这么不堪，他怎么会得诺贝尔奖？

这看似不可思议，却一点也不奇怪。

首先，莫言用南美的“魔幻”黏贴在高密上，还自鸣得意地自诩建立了“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但在大多数大陆读者看来，他的“王国”不过是穿着邋遢长衫马褂的中国人系领带戴西洋礼帽，不伦不类丢人现眼。他以糟蹋农村和农民形象为能事，煮出一锅浓浓的冠名为“魔幻”“高密东北乡”的怪味汤，大多数国人闻之如腐烂霉变恶臭的泔水，只有没经历过大陆当代历史，不解大陆民瘼的港台人吃来有点麻辣刺激，而西洋人更在莫言的恶癖中找到了臆想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觉得他的小说新颖奇诡，酸臭的怪味汤成了独特的东方珍馐琼浆。

所以，在对莫言作品的评价上，出现了奇怪的反差，港台读者高于大陆，外国——主要是汉学家——又高于港台，莫言成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美国的汉学家葛浩文就此迷上了莫言，他用去粗取精的译法，把一堆丑陋腌臜的石头清洗打磨，弄出译本比原作更有文采的奇观。所以，文章开头提到的查建英，莫言的中文小说看不下去，却说英文译本读得很有味。这样的“佳话”打破了翻译界的常规。人们所知的现象是，愈是精品愈难翻译，《红楼梦》翻成英文，能够传达六、七成意思已经很好了，反之，莎士比亚的作品翻成中文也可能同样如此。

至于莫言如何谄媚大江健三郎，甚至《蛙》用僵硬的给日本友人（大江健三郎的原形，比如喜欢萨特等情节）的书信形式编撰小说等说辞有诛心之嫌，这里略去不表。

总之，莫言成功了！

莫言得奖的后果

虽然我对莫言的作品提出了这么多异议，但对他得诺贝尔奖并不介意。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选错作家的例子并不少见，其中颁给中国作家和有关中国的作品——1938年美国作家赛金花因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大地》获奖——尤其离谱。如同外国政治家总是误判中国的政情，外国文学家也绝难评介中国文学，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在他们的谬奖榜上再多一个莫言不足为奇。何况，瑞典文学院可以给不够格的作家戴上桂冠，但揠苗拔高不能维持他们作品的生命力。如今，中国人还在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有多少人在读《大地》？

我介意的是给莫言颁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家肖亮说得好：瑞典文学院“给中国两个明确信号：一，在中国现存政治制度下，作家们已经可以公开出版具备世界级荣誉的文学作品，中国现有的言论出版制度不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二，中国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已经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认可，他们自许的三个代表之一——代表先进的文化己由西方国家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他们将再接再厉，继续维护和巩固这种便于自己捞取各种利益的制度。”

除此之外，就文学本身而言，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主流”作家，躲避崇高和理想精神，漠视现实社会的不公不义，远离民众对文学的期待，用各种文学流派和主义包装怪力乱神性和不食人间烟火的故事和人物，再设置各种文学奖项在小圈子里分赃，“主流”文学陷入自娱自乐的游戏境地。“主流”作家在抛弃大众时，他们的作品也被大众抛弃，失去了活水源头的文学处于濒死状态，莫言得奖是一支强心剂，将激励中国“主流”作家在文学歧路上越走越远，这正是大陆作协所乐见的绝佳效应。毫无疑问，被官方认可的文学愈“繁荣”，国内坚持自由写作的作家的空间就愈逼仄，这是瑞典文学院必须面对的颁奖给莫言的后果。

原载《自由写作》2012年11月号

——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