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万里诞辰100周年文稿两种

回忆父亲黄万里

――在黄万里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黄且圆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大家好！

父亲黄万里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年是他诞辰的一百周年。对于子女来说，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我对他的记忆就像粼粼的波光，只是一段段、一片片地在那里闪耀，倒是别人的回忆、讨论、评价不时地激励着我，把记忆中的片断一点点地连接起来……

三岁左右时，一次父亲拉着我的手在散步，月光洒在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那是父亲在四川三台工作的水利工地，我们家就在工地的边上。父亲边走边对我说："我刚修好了一座桥，这座桥就用我的名字，叫万里桥。"那时父亲还很年轻，对自己的工作成绩兴奋不已。但事后我听说，祖父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批评父亲骄傲了，建议此桥从当地地名，命名为高家桥，并给刚出生的妹妹起名"无满"，以示警戒。就在这个工地上，一次日机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我家隔壁的院子里。上天保佑，那颗炸弹没爆炸，当大人们惊魂稍定时，看见我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三台的工程结束后，我家又搬回成都，父亲仍经常出差，勘查长江上游诸河流。一次看见父亲乘吉普回来，他满脸都是紫红色的小斑点，那是因流血结成的小伤疤。父亲告诉我们，路遇土匪劫车，开抢射击他乘坐的小车，子弹打在前窗的玻璃上，碎裂的玻璃又刺进他的脸部……这太危险了，万一子弹射中父亲的身体那又该怎么办！还有一次，母亲带着两个不到四五岁的弟弟去看望在野外勘测的父亲，回来途径绵阳，那边正发大水，许多灾民堵在河边准备抢渡，母亲好不容易登上最后一班渡轮，算逃过了一劫，而父亲还得坚守岗位。在当时险恶的工作条件下，他仍不忘写文章，像《金沙江道上》等，报道沿河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见诸报端。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父亲应聘在水利部工作，这本是一个"美差"。但不久，水利部派遣他去江西任职。这里地处江南，河流湖泊遍布，是可以大施拳脚的机会，也还算是个美差，父亲甚至已到江西察访，准备履新。可是不久部里认为更需要人考察黄河中上游水情，解决甘肃省的干旱问题，于是又改派父亲到兰州任甘肃省水利局长兼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父亲二话没说，就带着全家奔赴兰州。
当时的兰州还很落后，市民的食用水是用牲口架着的木制水车，把黄河水拉往各家，倒入缸中。人们再在缸中加上明矾，等到沙石和赃物沉到缸底，河水变清后方能饮用。就是在市内，也能看到一些小孩子，因为没钱买裤子而光着下身。除了看家犬外，还有许多野狗满街乱窜。那时我只有八九岁，一次，天朦朦亮起身赶早上学，被狗咬了一口，还打过一阵子狂犬病预防针。可是父亲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没有忘记改学水利，服务农民的初衷。他甫一到任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为该省水利工作拟定的方针是：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很实在，绝不搞形象工程。为勘察地质水文，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到达玉门、安西、敦煌，甚至沙漠边缘的不毛之地民勤、红柳园等地。现在去这些地方并不困难，但在六十多年前，他得和同事们一起，坐骡车、骑马，甚至经常遇到劫匪。当时，新西兰共产党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肃山丹办培黎学校，这是一所职业学校，半工半读不收学费，一方面吸收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也接纳处于困难境地的共产党干部的子女。父亲数次去山丹，帮助当地开发地下水，同时向为该校师生筹粮，为学生讲演。
父亲所到之处总是充满生气。他非常注意培养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在局里，他通常都是亲自授课，编讲义，外加对学员的考核。有一次，他从上海招来一批中专毕业生，对他们最初的培训就是学骑马。看到这一切，我们这些孩子兴奋极了，围着那几匹马又蹦又跳。这些年轻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工程师，甚至是高级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他们中还有人来看望过父亲。局里的京剧票友们自己排演了京剧《苏三起解》，演出时十分热闹。
记得刚到兰州没两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全家去吃羊肉泡馍。他告诉我们，这是兰州最好吃的东西。饭馆的铺面只是一大间屋子，泥土地上放着方桌和窄条凳。端上的食物只是大块大块的肥羊肉煮成的汤，所谓的馍就是死面烙成的饼子。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是干体力活的；这种东西最当饱，适合干重活的人吃，父亲就是这样说的。父亲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可是我只能勉强喝进几口汤，吃了一小块面饼。羊肉泡馍的确很当饱，我一整天都没再吃下其他东西。
每逢节假日，父亲常带我们外出游玩。到了黄河边，全家分乘两面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也就是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排下，绑上几只全羊皮（去除了羊毛）吹成的气袋而已。羊皮筏子上既无扶手，亦无栏杆，汹涌浑浊的黄河水就在你的身旁，我们随着波浪一上一下地浮动、颠簸，可也有惊无险。
在父母的呵护下，兰州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即使到现在，每当我见到黄河，见到黄河母亲的塑像，见到那满是沟壑的黄色高原和脸上刻着同样深壑的高原老人的形象，心中都充满无限的感动，眼泪甚至会夺眶而出。
1949年初，父亲感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先把我们送往上海（他料到上海会比西北先被解放），自己出走香港。解放后他又乘香港至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其实，父亲是非常眷恋自己的故乡的。他在羁留北方后写过一首诗《清华园风雨忆江南》，其中有句子曰："
苦忆江南欲住难，羁栖北国少娱玩，少时力学图晚成，映水文心盼璀璨。镜里莫悲添白发，书成那得知音唤，案头埋首甘为牛，恐负江山扶枕叹。"江山虽美，可不得辜负她啊!
父亲在上海稍事逗留后，便应东北人民政府之聘，携全家到沈阳的东北水利局任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先回母校唐山交大（现西南交大），后经院系调整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了他50多年的教授生涯。他的思想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交大实行了开卷考试。到清华后，他深感自己和工科出身的教师需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提高，特请了中科院的专家到水文教研室开概率、数理统计课。
到大学后他出差少了，但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变。他著书、写论文，每天工作到深夜。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父母三代同堂的家被塞进一间简易的学生宿舍里。那时大家受到压力，都不敢读书，搞业务了。父亲用书架把一间房子一分为二，一半是他和母亲的卧室，靠窗的一面放着他的书桌。除了到系里打扫卫生，做一些体力劳动之外，他都雷打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文革后期，父亲可在监督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同时在清华水利系驻三门峡的教学科研基地劳动和接受批判。此时，用他的话说是白天俯首听批，夜晚竭思治黄，对研究工作丝毫不肯放松。正因为他几十年一贯的努力，才能拟定出改建三门峡水库的方案，全面治理黄河的方案等等。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在被迫告别讲台的20多年后，还能给青年教师开出结合水利、水文应用的概率统计课。
父亲只知道坚持科学的真理，不论这真理多么令人难堪。当别人说"圣人出而黄河清"时，他却说黄河不可能变清，也无必要变清。当别人说在长江三峡上建坝是孙中山先生的宿愿，曾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其发电量可以照亮半个中国等等时，他却屡屡上书中央，高呼三峡高坝永不可修。

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待政治问题也如此。自从戴上右冠之后，他受尽凌辱，但仍心胸坦然。一次他走在清华园里，被一名貌似工友的路人拦住，指着鼻子批判了整整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他仅仅对我们说："如果他说的都是真话，他这样做也是对的。"

我们在家受到的最早的教育就是诚实，不可说谎。这个教育实施起来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出了真情，就不会受到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有时我并没说谎，但父母不放心，竟让我白白挨一顿揍。时光荏苒，到我们成年后，位置倒转，我们也可以"训诫"父亲了。文革后期，母亲就常常让我帮助父亲写检查。那时他对批林批孔运动想不通，便在家中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他更透露给我们："我见过孔德成（孔子的后裔，1949年后去台湾），你们的外祖父还当过他的老师呢。"我立即告诉他，在会上不可这样说，会引来大祸的，他的回答却是："我在会上已经交代过啦。"果然，为此他又遭到一次特大的批判。总之，在写检查方面，他从没有接受过我的"帮助"，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父亲至死都是那样天真，像是《皇帝的新衣》中道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而我们年轻的一代，却变得越来越老成、持重和犬儒。这种可悲的逆转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关于我国的水资源利用，父亲屡屡致信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时代起直到他自己去世。他指出，三峡高坝不可修，主要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一个大坝建在河中，可以反过来影响河床、河流的水势，河流及两岸的地貌和生态等等。高坝的建成，会给国计民生带来极为不利，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影响。他说黄河是一条利河，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了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是全世界最大的由河流淤积而成的三角州，汉满蒙回各族人民在这里征战、融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甚至愤慨地声言："说黄河是一条害河是中国水利界的耻辱。"他认为中国的水资源丰富，所缺的是水量丰富地区的耕地，因此，以淹地换取电力是不可取的……。
父亲的看法常与我国水利界主流的意见相左，撇开具体的技术问题和一些人为的因素不谈，这两种意见的出发点和背景就不相同。在父亲看来，人类赖以生存的河流和土地都是大自然的赐予。是大自然，包括阳光、土地、大海、山脉、河流等等，孕育出了人类。所以人类必须适应自然才能生存，人类也必须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近些年来，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污染等等，无一不向人们敲响警钟，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再一次摆到我们的面前。我想，这才是父亲的观点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根本原因。去年，一个令我们惊喜的消息传来：抗战时期父亲负责修建的涪江航道工程的一部分高家桥历经70年的天灾、人祸都没有倒塌，仍然屹立在那里，成为三台古堰永和堰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关于这座桥，中新社四川网记者兰婧在2009年12月22日的报道中这样说：
"怀着对这古堰的好奇，记者日前来到了永和堰的标志性的工程之一高家桥段。这是地处争胜乡坝南通向新德的一个石拱渡桥。桥体用花岗岩条石砌筑，高50多米，长约150米，宽4米余。由于两岸是滑坡台地，据说施工时用了三万多根青杠树棒（一种很坚实的树木，在水中永不腐烂，常作建材），逐台梯次打桩，编栏护坡。桥中间是渡槽，只两边不足一米宽处可通行人。远远看去，就像两条白色的缎带，搭连在青山绿树之间。走在桥上瞥见石拱下深深的水道，又不免让人心有余悸，只感叹这座出自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之手的杰作，感叹当年工程之精妙雄伟、设计者之独具匠心。

黄万里先生是黄炎培之子，在美国主攻水利工程学，1937年回国后受三台县长郑献徵邀请设计这座难度极大的渡槽，修成后取名'万里桥'。黄炎培先生认为不妥，改以地名'高家桥'，但当地老人仍称它为'万里桥'。为此黄万里曾赋诗一首以纪念：'我尝治水涪关道，三载移家到梓州。凿石开河资灌溉，一桥飞若彩虹浮。'"
父亲身前曾对我说过，他是公费出国留学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这座桥建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节约资金，因陋就简，使用的是最便宜的建材，先用一段时期，抗战胜利后还可重建。他还高兴地说，节约的钱就算偿还了留学的费用。他所谓的便宜建材大概就是指那种青扛树棒了。
7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从照片上看到了万里桥。它朴实无华，谈不上雄伟，更没有"世界第一"；它的桥拱，就像父亲辛劳一生的脊背，驮着水渠，70年了，它把泊泊江水送往耕田，默默地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农民繁养生息。
万里桥仍然屹立在那里，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最后，感谢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和水利系为先父百年诞辰举办纪念座谈会；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对于先父品格和工作的肯定，更感谢公众和网友对于先父精神的推崇和褒扬！父亲的挚友、老革命、长期关注我国水利事业与生存环境的李锐老先生与一大批人今天未能与会，谨向李老及大批朋友致以衷心的敬意。

谢谢大家！

回忆黄万里先生在清华的这五十年

杨美卿在黄万里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10820

今天是黄万里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黄先生离去10周年。我们集聚在这里，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黄万里先生。首先，向黄师母和黄先生的亲朋好友，向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致以崇高的敬意。

黄先生自1953年来清华，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这一代，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又成为他的同事。我们目睹了黄先生在清华大学这50年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

上世纪50年代，他是清华水利系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当水文教研组主任，给学生讲课，带学生去水文站和水利工地实习，担任水利系教工工会主席，组织各种活动。1956年和1957年发表了《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这两部教材和专著，对高校水文教学和有关的工程设计有重要影响。这段时间，他志得意满，意气风发。但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将他推进了20年灾难的深渊。

他被打成右派，主要是三条：一是在《新清华》上发表短文《花丛小语》，二是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第三是召开水利系教工"鸣放会"向党进攻。这些"罪状"在50年后的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可笑的。

如果说在顺利和成功的时候，常可显耀人生的亮点；那么，在困难和磨难面前，将更加能够拷问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更可能彰显其人性的光辉。

黄先生那时的言行，仅仅是根据自己的科学认识，说出了真话，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已。被打成右派以后，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承认"客观上"是这样。但在三门峡大坝问题上，他始终坚持，竟在宣布给他戴上"右派"帽子时说："虽然伽利略被投进监狱，但是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尽管戴着"右派"帽子，不断受到批斗和惩罚，但看到三门峡水库严重淤积，造成如他所预言的严重灾难和后果时，他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万分痛心，一次又一次地上书建议，提出三门峡大坝改建的建议。

在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我们看到，这个甚至被幼儿园孩子都被教唆来骂他为"大右派"、"大坏蛋"的人，在打扫厕所、轮番批斗之余，常常秉烛夜读，研究黄河的资料，研究治黄的方法和策略，或者，自言自语地写诗吟诵。

更令人感动的是，对于曾经批斗过他、有过过激行为的教工，他没有记恨，更没有报复，相反，当这些教工有困难时，他总是出手相助，甚至不遗余力。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他和钱宁先生、夏震寰先生一起，创建了我们这个泥沙研究室。他为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讲课，先后开设过《统计与随机原理》、《治河方略》和《治水原理》等课程，指导和培养多名研究生。

他研究治理黄河方略，研究水文地貌演变与治河的原理，研究降雨、河流与水资源的关系，研究黄淮海平原的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问题，研究暴雨洪水的规律和防洪的技术与政策措施等。他还研究水沙流动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基础理论课题，提出《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还申请了"关于明槽非恒定流堰流流量特性研究"的基金，指导年轻教师进行研究。

他关心同事、晚辈和学生，真诚平等待人，友好相处。退休后还经常参加研究室的集体活动，从无居高临下之势。他不计较别人对自己的不敬，却总记住他人的点滴好处，常常对此感激不已。他为人胸怀坦荡，处事光明磊落，在清华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的师生员工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钦佩，有口皆碑。

90年代以后，他仍然关注我国江河的治理。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造成很大的损失。在和我们讨论时，他多次自责以前没有教好学生，课程设置上有很多不足。他写信给系里领导和教育部领导，建议修改专业设置，增开《治河工程学》的课程，要求重上讲台，自己编写讲义，向教师和研究生宣讲《治水原理》。

从80年代末，他身体已经不太很好，发现癌症，先后进行多次手术。但是，他仍然潜心于对我国江河治理的研究。三峡工程论证，没有邀请他参加，但他还是利用各种渠道获得技术资料，认真研究，写出报告。他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多次呼吁："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他倍感焦急，多次上书中央，呈述自己的意见和理由。

他原本生性乐观，但那些年却心情沉重，焦虑不安。不是因为他的观点和意见遭到反对和批评，而是他多次上书遭到冷漠，被置之不理，让他失望。其实他仅仅只是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说清楚。"

黄先生的反对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没有地方让他发表。只有张宪宏先生主编的《水力发电学报》，顶着压力发表了他的两篇论文：《关于长江三峡卵石推移量的讨论》（1993）和《关于长江三峡卵石推移量的讨论（续）》（1995年），在学报上公开讨论达一年半之久。这是黄先生三十多年来首次公开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因此他多次感谢张宪宏先生。

在他感到自己老之将至，终会不久于人世时，特意将关于三峡的论述和意见，寄给他的学生马力和张玉美保存，先后共计十多次。他说，三峡大坝上游不是泥沙淤积，而是卵石堆积，事后如要补救，更难于三门峡，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量。今后假如他已不在，而有关方面却回心转意，愿听一听他的见解时，希望他们能替他把这些文章呈交上去。

2001年8月初，在他弥留之际，仍然那样心系江河的安危，他没有对自己的家人亲眷留下只言片语，却郑重其事地写下那份感人肺腑的"遗嘱"。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 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

黄万里先生离我们远去已经十年了。

今天我们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留下那么丰富的学术遗产。黄万里先生的学术功底十分深厚，不仅数学、力学基础极好，而且，涉猎地理、气象等多种学科，还有多年的实地勘测经验和水利、土木工程的设计、施工的实战经验，更具有诗人气质和人文情怀，在多个学术领域内都极有创建。他有深邃的学术洞察力，有把握全局的气势，常能够高屋建瓴地提出和解决问题。他的一些学术观点，颇具超前意识。许多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他首启
"瞬时流率时程线"的研究方向，提出由暴雨推求洪水的方法；他极力倡导多学科协同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他提出修建水利工程必须尊重水沙运行的自然规律、江河治理必须顺应河流的演变规律的思想；他提出水资源的新概念和估算方法；他关于连续介体动力学能量消散率的研究和非恒定流下的泥沙运动规律研究，也别具一格。他没有"博导"和"院士"的头衔，但绝对不愧为清华大学引以为傲的真正学术大家。

今天我们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留下那么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看到1930年代江淮洪水给黎民百姓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愤而立志，改学水利，坚守一生，用学得的知识报答人民。在三门峡和三峡问题上，他能那样勇敢和坚持，一是基于他的学识，坚信科学就是真理，再就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他多次说："我是水利专家，我知道有问题，不说，就对不起老百姓，就是不爱国。"
他给我们留下那么多诗词佳作，那里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高风亮节，也可见到他的赤胆忠心。正如他在自己诗词中说的："赤心报国济苍生"。他相信科学，坚持真理，不图私利，不畏权势，为国为民，不屈不饶，奋斗一生。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辉。他不愧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不愧为我们后来人学习的好榜样。

黄万里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纪念他，就要将他的学识和精神，在我们河流所，在我们水利系，在我们清华大学，得到继承和发扬。黄先生在天上也一定会感到安慰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