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目前，关于北岛回国，受到中共作协某头目担保的消息，不胫而走。异议人群里面关于他是否被招安；会被招安、还是已被招安，议论纷纷。这里提供贵网一文。是年前所写。对于关心这件事情的读者，提供一个参考侧面。
刘自立
号称抑或自称"纯文学"之杂志、网站《今天视野》一度被无端封锁（后来又再度开禁），并未引发任何有价值的争议和抗议。
沉默，在尴尬地继续着。
为此，我们出来说说话。
对于《今天》杂志（含后来之网站），坊间说法有异。一说是异议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文化阵地；一说，其文字，作者，观点颇有新左色彩――关于主创人北岛先生，也有一些异论；一说，他是新诗运动主将，又说，他在落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后，转往香港，其作品和影响之发展，开始转向大陆，且有很多书籍文章得到内地报纸杂志刊登。此说中，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来自北岛和他的同仁们的一种主张，即今天杂志代表着一种所谓"纯文学"倾向，并不直接涉入政治写作和争论，也很少涉及中国社会直接的民生课题和民主自由之探讨。这个说法，在现实层面确属如此。虽然，我们对于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定位，不能苟同这样的"纯文学"说（如，马建先生等人对此有很好说法，不再一一），却一直对《今天》萌生以来的异议倾向，保持高度的尊敬和维护。笔者探索文学之起步，也受到振开的直接提携和支持，几种试验小说的发表，主要是振开和万之的接受和认同。其间，试验性小说作品的写作，含万之，力雄等人的试验小说写作，主要受到六、七十年代西方美学哲学和文学书籍传入的影响熏陶。从六、七十年代内部图书阅读开始的这一辈独立思考之作家，对于《今天》当时的出世，有一个思想上的谐振。其后，《今天》内部发生很多分歧和龃龉。很多人不再成为《今天》的作者和读者。
关于《今天》如何发展，是要秉承七十年代异议者文学人的角色和身份，还是转变成为"成功者"，出名人的所谓精英刊物，其内部并无共识。其实，这种张力和平衡，也关乎中国社会现实和后现代、先锋作品之性质，是否依然可以在《今天》齐头并进之提问。坦率说，《今天》和中国社会的脱节和项背，是越来越明显和实在的问题。这份刊物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基本上社会人众甚至学界视界以外的飞地，就是因为他在很多名感性课题上的主动自律。于是，如何凸现《今天》的历史使命和今后发展，《今天》编辑部本身，也未见得有明确的看法和规划。一个偶然（也许也是必然）的节点是，北岛到香港这件事情的意味所在。香港是中国今天现存的言论自由之地；但是，这种言论自由，正在被中共之金钱和权力所蚕食甚至并吞。《今天》可以在此地举办的各种活动，无不意味着一种夹缝求生的艺术和尴尬。尤其是在八九运动被镇压之后，香港媒体，左派媒体，大片转向和死亡（含美国《侨报》一类报纸）。故此，香港左派报人中，很多笔者前辈甚至父执类报人，或者仙逝已去，或者偃旗息鼓，或者只能像当年的大公报人王芸生辈一样，只好采取回避现实之"二王八司马"之写作与考证；只有少数政治类刊物顽强抗压，继续出版――但也有人说，那些刊物，其实也是一些"娱乐"性戏谑之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研讨课题。
《今天》的出现，是不是一份异议性质的刊物；其发展前瞻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政治承担和社会关注之使命？文学和诗歌如何介入政治、且与之保持某种艺术之距离？这些话题并非无可议论，抑或已出答案。我们的看法很简单。《今天》出世，是其单独对抗当时丑陋和媚俗的党化文学所致。其主要的内在审美，给了当时业已受到一些自我训练的青年文学家，一些基本的鼓舞和会意。这个基本的审美之外在、内在，挑战丑陋的毛式小说、诗歌、戏剧，乃是毫无疑问的存在。其间，和《今天》文学对抗的，抑或争夺受众的，并不是江青的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一类文学膺品，而是所谓颇有影响的"伤痕文学"和自律于"十七年"体制的、那些不愿意最终施行独立风格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所谓邓氏时期特有的一种八十年代现象。这个东西，被《今天》的小说和文论所取代和批判，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话题（如，批判刘心武等等）。但是，今天作者在当时的政治理论修养和史学训练，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在定位历史和政治大背景时，其文学走向和发掘自然显得迷失和乏力。我们知道，如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没有对于俄罗斯历史，法国之拿破仑和奥国之梅特涅等人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没有对于俄罗斯本身的改革与革命，斯托雷平和涅洽耶夫的赞扬和批判；没有对于整体历史细节的扒梳和清理，要想整个反映1949年和1966年的事件，人物和惨案，是不可能的――这也包括不能深入解析毛式革命和邓氏改革。
朦胧诗的出世，无疑具有很多文学异议和道义决心；但是，此诗歌的走向和出名，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式文化招安的奇特结局――很多诗歌者被官媒接纳；适合官方底线之不触动原则和自律者，为数众多；更有甚者，一跃而成为规避政治良心和文学道德之官方文艺官僚者，已经出现、定位，如，舒婷一类人。虽然，其间，情形错综复杂。北岛诗歌的提携者邵燕祥先生，就和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样，具备一种内外兼顾的独特身份和品质；这种品质，保持着两个内在素质；一个是批判反思政治历史（含其检讨书例）；一个是兼顾诗歌形式和体制即古、今传统之结合；也就是古典方式的写作和新诗写作――虽然本人一直坚持一种诗歌原则，即，诗歌文字形制应该兼顾声、形、义三者之备；正如吴宓，罗念生和钱钟书等人所主张；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形式对于诗歌，也有着新诗采纳"影子形式"的必要性和鞣杂性。严格讲，新式古体诗、语体文诗歌，自从黄遵宪，谭嗣同以来，一直发展到今，却被有意忽视。人们读到今天前后的邵燕祥，聂绀弩，吴祖光，李慎之等等新语体的时候，难道不是比较读读那些下半身和撒娇派更加复合人味儿吗？新诗的传统和反传统，后者是一个假命题――前者，才该凿凿实实加以探讨和深化。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人道和尊严，如何得以在邵先生们的诗歌文本里得以保持，而在撒娇们哪里，何尝见到一丝一毫的道义和艺术――打死他们，也不会写出"如今坦克从东来"这类严肃的谐谑曲！
这样，每每注意到形式者，虽无可能在新诗里尽纳传统形式与体制，却可以使得高明制作者，成就一种新的形式感。此无再赘。这样，《今天》之第一次分化，出现在八九、六四之前。八九前期，赵振开为魏京生出狱而施行的签名运动，业已和舒仕途一类人的利害自保，毫无干系。《今天》在八九运动、六四屠杀以后的表现有善可陈，尚可回顾。很多诗人通过外电外媒，强烈谴责了屠杀和镇压行径。然而，这以后出现的沉默、转向和附会，使得诗人们逐渐被内地冷漠，忘却，拜金和左翼观念所影响。很多诗人和小说家开始谋求一种奇特的官方和半官方方式，来提携自身的地位和写作――而几乎与此同时，《今天》原有作者群中，直接、坦率和深刻批判者群体也应运而生，且产生极大影响。这些作家如郑义，王力雄等。这是《今天》的、也许是第二批分化。其间，北岛处在一个中间的地位。但是，他的审美，依旧保持着、他想保持的俄罗斯批判主义文学素质；他研讨的曼捷力什塔姆、保尔.策兰们，依然迸发着原始的热力和火焰；而笔者的提法是，北岛早期诗歌的意义，依然存在。换出一个看点。我们评介后现代主义的背景考虑，当然应该在西方价值实现后的民主体制之内；虽然，这个民主和自由，可以像阿克顿那样区分古典和现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跟在解构主义者后面分解和虚化语言的诉求，将未建之屋统统拆掉，我们的解构，如何面对尚未建构的东西呢？价值虚无，往往是将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放弃的。
故此，出现《今天》第三次分化，大致是在2000年以后。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今天》开始关注和转向毛派和左派的文学和政治观念，但是，其主要编者的身份和见解如是。我们并非完全否定新左和毛派――因为，在此时期、在此场合，中国的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她开启了政治和文学，左派和右派的玩笑。毛派对于邓派的批判之一半；中国人对于美国既得利益者批判之一半；新左对于极端右翼势力批判之一半，并非完全过时和失效――一正如我们看待中国内战乃至拉美战后、西班牙内战转向时期（对于佛朗哥之争议）之左右分歧一样，是理还乱之状况――但是，左派批判的结局和其批判过程，必须区分清晰；这就是：左派掌权时期和斗争时期的本质迥异――毛和列宁甚至马克思的批判，就是因为其坐大、掌权、无法无天而完全走到反面。（注意：我们唯一允许的价值批判和怀疑一切，可以运用在文学范畴；但是，这个范畴中，如果取缔了《红轮》和《古拉格群岛》，其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批判悖论，又该如何估价呢？他是沙皇和拥戴者和批判者；但是，作为文学的，左派的和永恒的批判性质，永远不会过时。等等，）其中，笔者早期和中期小说，也备受这样的后现代左派哲学观念影响。这种影响，今天总结之，还是颇有心得和视野；简单说，就是过度肯定了德理达式的语言游戏。简而言之，左派哲学家，近而论之，可以提到乔姆斯基，阿伦特，萨特；远来说之，则可以提及尼采，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等人。
我们前此探索形而上学论――本体论（也有区分神本，人本和形而上学者）――企图将此领域中以"人学"和"存着者"为出发点的海德格尔"存在"说和萨特（"人学"－"自由选择"观，统统作为反对胡塞尔"非人学"（近似神本）还原之左翼哲学，是以区分人学与神学观念之拐点。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换言之，如果人们改换一种哲学史眼光，就会发现，哲学的神学和神学的哲学，所以被康德（他业有悖论――人权：人是目的VS星空道德律――神学）和胡塞尔们坚持和强调――是因为，他们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本体论，通往神本和上帝之路――而海德格尔们的人学阶梯，则往往直接走向：人――民族―德意志―纳粹；俄罗斯无神论也是这个走向：神巡失败――人取代神――列宁、斯大林变成神；中国的情形：祭祀的周礼化、人文化――独巡儒家――神本丧失――毛转变成为神（儒家VS布尔什维克（马克斯.韦伯语））。这是一个可悲的倾向。所以，坚持后现代原则的（萨特类）无神学、"唯物"论原则和自由选择――实践论，往往使得我们的早期批判，陷入类似德国尼采式品格（含，语言学派的虚无主义和上帝元语言论，等等）。但是，当我们整体阅读了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论后发现，经验主义类之无神论者如约翰.穆勒、边沁（他置疑第一推动）等等，他们和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无神论原则归并唯一；但是却坦诚因此而出现的焦虑（见卡尔纳普）。
总之，在今天中人缺乏历史关照的同时，他们对于中国和西方思想史的了解，也不够。所以，后现代方法论背景的出台，于之是很少评析之事。就像人们、西方的哲学家、居然也不能免俗于毛和文革；今天中人深刻批判西方新左和西马之举，在其文学文论中也属罕见。西马的观念和文学有些因缘。这是绕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此间却发生阴错阳差之误。文学定位政治的错误，在于用绝对化社会理想，指导非民主非自由之试验，直到以绝对单纯和单一的试验，指导乌托邦。所以，文学绝对化政治，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只不过是其否定人性恶，导致体制坏的文学理想主义误解；而西马，很多弗洛伊德主义和美学概念的介入，往往使得政治相对性和自由主义，受到牵制甚至毁灭。所以，西马，类似专制后极权主义的叫嚣，给了人类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批判的、另一种理想主义批判。他之所以被西方左派认可，是和西方整体政治理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有关――而社民主义最后还是皈依了普世价值和理论。这当然是政治学和哲学话题。所以，牵涉到今天中人，其对整体政治学理念的陌生，使得他们缺乏俄罗斯作家对于宗教历史的熟捻，却同样像俄罗斯作家一样，并不知道如何定位普世价值和文学的基本格局。（当然，文学家在政治价值和理念之间上下跳动，也是文学史料上常见不鲜之情。）八十年代食洋不化的倾向，在今天文论中也不无出现。简单说，历史的哲学背景确定了什么是"选择"，"自由"，"存在"和（绝对）"意识"――这是不能摆脱政治陷阱的应时之举，并无过度解释的可能。所以，类似"解构"等说，并未在全世界建制努力之国家中获得什么效应――而共产党国家之虚无主义，则是以前没有价值，现在也没有价值的非解构，是毁灭。这因为他们不谙结构之所在；固而解构，也就作废。
在另外一个层面，直接叫嚣原教旨教义精神来行政治实践者，他们则根本忘记和无知于整个宗教－人文－启蒙－科学之间性关系与其解构、结构，博弈、互补之过程。所以，《今天》中人，缺乏很好将此政治现实和文学原则很好加以综合者，乃是因为他们的分析能力的短缺，而使得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不能兼顾整体的人本论和神本论――亦不能兼顾中国之无神论、孔孟道统带来的新的、其实是五四以来原有的课题之反诘。情形，变得十分困难和棘手。故此，《今天》在分化为一种政治自律和政治批判的双重状态以后，读者和作者群体中，能够看清楚这个走向者，实属罕见。我们的意思是，《今天》有无复归和成长为一种兼顾左右，政治文学，精神人本，现实历史之大文本、大杂志，现在还不好说。我的看法是，《今天》之出路，并不是要回归到《今天》之小传统，而是要开辟《今天》之大明天。被官方认同、容忍和驱使之自律杂志、网媒，固然，表面上可以带来更多不用翻墙的受众和青年――但是，如果《今天》视野，没有更为广阔的胸襟和深度，一如他早期那样，更加具备批判力道之异议分子色彩，那么，他即便再如何周旋在官方之容忍或者不容忍之怪圈里，也最终不得解脱，不得自由；自律之他，也随时随地可以被封锁，被枪毙，被和谐。所谓"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惠特曼诗句）"，并不是说，应该在大陆赢得数量之众，而忽视独立的、依旧是少数派性质的思考品质和人群――失败，来源于真正的感冒式传染――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如果《今天》一直徘徊在所谓中间性官府报纸、杂志、媒体和擦边球黄线内外，并无真正实现自己意志的任何可能，以至于最终会丧失其原有的、直面现实的魄力和价值，使得老今天残存的些微珍贵，点点丧失，消耗殆尽。这不啻是最糟糕的结果。为了挽救于既倒，鄙劝今天中人，还要改弦更张，另外谋出一条路子。
何去何从，还望《今天》的老少爷们儿考虑一下！
原载《纵览中国》，作者供稿
刘自立
号称抑或自称"纯文学"之杂志、网站《今天视野》一度被无端封锁（后来又再度开禁），并未引发任何有价值的争议和抗议。
沉默，在尴尬地继续着。
为此，我们出来说说话。
对于《今天》杂志（含后来之网站），坊间说法有异。一说是异议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文化阵地；一说，其文字，作者，观点颇有新左色彩――关于主创人北岛先生，也有一些异论；一说，他是新诗运动主将，又说，他在落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后，转往香港，其作品和影响之发展，开始转向大陆，且有很多书籍文章得到内地报纸杂志刊登。此说中，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来自北岛和他的同仁们的一种主张，即今天杂志代表着一种所谓"纯文学"倾向，并不直接涉入政治写作和争论，也很少涉及中国社会直接的民生课题和民主自由之探讨。这个说法，在现实层面确属如此。虽然，我们对于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定位，不能苟同这样的"纯文学"说（如，马建先生等人对此有很好说法，不再一一），却一直对《今天》萌生以来的异议倾向，保持高度的尊敬和维护。笔者探索文学之起步，也受到振开的直接提携和支持，几种试验小说的发表，主要是振开和万之的接受和认同。其间，试验性小说作品的写作，含万之，力雄等人的试验小说写作，主要受到六、七十年代西方美学哲学和文学书籍传入的影响熏陶。从六、七十年代内部图书阅读开始的这一辈独立思考之作家，对于《今天》当时的出世，有一个思想上的谐振。其后，《今天》内部发生很多分歧和龃龉。很多人不再成为《今天》的作者和读者。
关于《今天》如何发展，是要秉承七十年代异议者文学人的角色和身份，还是转变成为"成功者"，出名人的所谓精英刊物，其内部并无共识。其实，这种张力和平衡，也关乎中国社会现实和后现代、先锋作品之性质，是否依然可以在《今天》齐头并进之提问。坦率说，《今天》和中国社会的脱节和项背，是越来越明显和实在的问题。这份刊物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基本上社会人众甚至学界视界以外的飞地，就是因为他在很多名感性课题上的主动自律。于是，如何凸现《今天》的历史使命和今后发展，《今天》编辑部本身，也未见得有明确的看法和规划。一个偶然（也许也是必然）的节点是，北岛到香港这件事情的意味所在。香港是中国今天现存的言论自由之地；但是，这种言论自由，正在被中共之金钱和权力所蚕食甚至并吞。《今天》可以在此地举办的各种活动，无不意味着一种夹缝求生的艺术和尴尬。尤其是在八九运动被镇压之后，香港媒体，左派媒体，大片转向和死亡（含美国《侨报》一类报纸）。故此，香港左派报人中，很多笔者前辈甚至父执类报人，或者仙逝已去，或者偃旗息鼓，或者只能像当年的大公报人王芸生辈一样，只好采取回避现实之"二王八司马"之写作与考证；只有少数政治类刊物顽强抗压，继续出版――但也有人说，那些刊物，其实也是一些"娱乐"性戏谑之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研讨课题。
《今天》的出现，是不是一份异议性质的刊物；其发展前瞻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政治承担和社会关注之使命？文学和诗歌如何介入政治、且与之保持某种艺术之距离？这些话题并非无可议论，抑或已出答案。我们的看法很简单。《今天》出世，是其单独对抗当时丑陋和媚俗的党化文学所致。其主要的内在审美，给了当时业已受到一些自我训练的青年文学家，一些基本的鼓舞和会意。这个基本的审美之外在、内在，挑战丑陋的毛式小说、诗歌、戏剧，乃是毫无疑问的存在。其间，和《今天》文学对抗的，抑或争夺受众的，并不是江青的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一类文学膺品，而是所谓颇有影响的"伤痕文学"和自律于"十七年"体制的、那些不愿意最终施行独立风格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所谓邓氏时期特有的一种八十年代现象。这个东西，被《今天》的小说和文论所取代和批判，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话题（如，批判刘心武等等）。但是，今天作者在当时的政治理论修养和史学训练，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在定位历史和政治大背景时，其文学走向和发掘自然显得迷失和乏力。我们知道，如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没有对于俄罗斯历史，法国之拿破仑和奥国之梅特涅等人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没有对于俄罗斯本身的改革与革命，斯托雷平和涅洽耶夫的赞扬和批判；没有对于整体历史细节的扒梳和清理，要想整个反映1949年和1966年的事件，人物和惨案，是不可能的――这也包括不能深入解析毛式革命和邓氏改革。
朦胧诗的出世，无疑具有很多文学异议和道义决心；但是，此诗歌的走向和出名，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式文化招安的奇特结局――很多诗歌者被官媒接纳；适合官方底线之不触动原则和自律者，为数众多；更有甚者，一跃而成为规避政治良心和文学道德之官方文艺官僚者，已经出现、定位，如，舒婷一类人。虽然，其间，情形错综复杂。北岛诗歌的提携者邵燕祥先生，就和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样，具备一种内外兼顾的独特身份和品质；这种品质，保持着两个内在素质；一个是批判反思政治历史（含其检讨书例）；一个是兼顾诗歌形式和体制即古、今传统之结合；也就是古典方式的写作和新诗写作――虽然本人一直坚持一种诗歌原则，即，诗歌文字形制应该兼顾声、形、义三者之备；正如吴宓，罗念生和钱钟书等人所主张；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形式对于诗歌，也有着新诗采纳"影子形式"的必要性和鞣杂性。严格讲，新式古体诗、语体文诗歌，自从黄遵宪，谭嗣同以来，一直发展到今，却被有意忽视。人们读到今天前后的邵燕祥，聂绀弩，吴祖光，李慎之等等新语体的时候，难道不是比较读读那些下半身和撒娇派更加复合人味儿吗？新诗的传统和反传统，后者是一个假命题――前者，才该凿凿实实加以探讨和深化。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人道和尊严，如何得以在邵先生们的诗歌文本里得以保持，而在撒娇们哪里，何尝见到一丝一毫的道义和艺术――打死他们，也不会写出"如今坦克从东来"这类严肃的谐谑曲！
这样，每每注意到形式者，虽无可能在新诗里尽纳传统形式与体制，却可以使得高明制作者，成就一种新的形式感。此无再赘。这样，《今天》之第一次分化，出现在八九、六四之前。八九前期，赵振开为魏京生出狱而施行的签名运动，业已和舒仕途一类人的利害自保，毫无干系。《今天》在八九运动、六四屠杀以后的表现有善可陈，尚可回顾。很多诗人通过外电外媒，强烈谴责了屠杀和镇压行径。然而，这以后出现的沉默、转向和附会，使得诗人们逐渐被内地冷漠，忘却，拜金和左翼观念所影响。很多诗人和小说家开始谋求一种奇特的官方和半官方方式，来提携自身的地位和写作――而几乎与此同时，《今天》原有作者群中，直接、坦率和深刻批判者群体也应运而生，且产生极大影响。这些作家如郑义，王力雄等。这是《今天》的、也许是第二批分化。其间，北岛处在一个中间的地位。但是，他的审美，依旧保持着、他想保持的俄罗斯批判主义文学素质；他研讨的曼捷力什塔姆、保尔.策兰们，依然迸发着原始的热力和火焰；而笔者的提法是，北岛早期诗歌的意义，依然存在。换出一个看点。我们评介后现代主义的背景考虑，当然应该在西方价值实现后的民主体制之内；虽然，这个民主和自由，可以像阿克顿那样区分古典和现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跟在解构主义者后面分解和虚化语言的诉求，将未建之屋统统拆掉，我们的解构，如何面对尚未建构的东西呢？价值虚无，往往是将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放弃的。
故此，出现《今天》第三次分化，大致是在2000年以后。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今天》开始关注和转向毛派和左派的文学和政治观念，但是，其主要编者的身份和见解如是。我们并非完全否定新左和毛派――因为，在此时期、在此场合，中国的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她开启了政治和文学，左派和右派的玩笑。毛派对于邓派的批判之一半；中国人对于美国既得利益者批判之一半；新左对于极端右翼势力批判之一半，并非完全过时和失效――一正如我们看待中国内战乃至拉美战后、西班牙内战转向时期（对于佛朗哥之争议）之左右分歧一样，是理还乱之状况――但是，左派批判的结局和其批判过程，必须区分清晰；这就是：左派掌权时期和斗争时期的本质迥异――毛和列宁甚至马克思的批判，就是因为其坐大、掌权、无法无天而完全走到反面。（注意：我们唯一允许的价值批判和怀疑一切，可以运用在文学范畴；但是，这个范畴中，如果取缔了《红轮》和《古拉格群岛》，其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批判悖论，又该如何估价呢？他是沙皇和拥戴者和批判者；但是，作为文学的，左派的和永恒的批判性质，永远不会过时。等等，）其中，笔者早期和中期小说，也备受这样的后现代左派哲学观念影响。这种影响，今天总结之，还是颇有心得和视野；简单说，就是过度肯定了德理达式的语言游戏。简而言之，左派哲学家，近而论之，可以提到乔姆斯基，阿伦特，萨特；远来说之，则可以提及尼采，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等人。
我们前此探索形而上学论――本体论（也有区分神本，人本和形而上学者）――企图将此领域中以"人学"和"存着者"为出发点的海德格尔"存在"说和萨特（"人学"－"自由选择"观，统统作为反对胡塞尔"非人学"（近似神本）还原之左翼哲学，是以区分人学与神学观念之拐点。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换言之，如果人们改换一种哲学史眼光，就会发现，哲学的神学和神学的哲学，所以被康德（他业有悖论――人权：人是目的VS星空道德律――神学）和胡塞尔们坚持和强调――是因为，他们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本体论，通往神本和上帝之路――而海德格尔们的人学阶梯，则往往直接走向：人――民族―德意志―纳粹；俄罗斯无神论也是这个走向：神巡失败――人取代神――列宁、斯大林变成神；中国的情形：祭祀的周礼化、人文化――独巡儒家――神本丧失――毛转变成为神（儒家VS布尔什维克（马克斯.韦伯语））。这是一个可悲的倾向。所以，坚持后现代原则的（萨特类）无神学、"唯物"论原则和自由选择――实践论，往往使得我们的早期批判，陷入类似德国尼采式品格（含，语言学派的虚无主义和上帝元语言论，等等）。但是，当我们整体阅读了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论后发现，经验主义类之无神论者如约翰.穆勒、边沁（他置疑第一推动）等等，他们和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无神论原则归并唯一；但是却坦诚因此而出现的焦虑（见卡尔纳普）。
总之，在今天中人缺乏历史关照的同时，他们对于中国和西方思想史的了解，也不够。所以，后现代方法论背景的出台，于之是很少评析之事。就像人们、西方的哲学家、居然也不能免俗于毛和文革；今天中人深刻批判西方新左和西马之举，在其文学文论中也属罕见。西马的观念和文学有些因缘。这是绕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此间却发生阴错阳差之误。文学定位政治的错误，在于用绝对化社会理想，指导非民主非自由之试验，直到以绝对单纯和单一的试验，指导乌托邦。所以，文学绝对化政治，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只不过是其否定人性恶，导致体制坏的文学理想主义误解；而西马，很多弗洛伊德主义和美学概念的介入，往往使得政治相对性和自由主义，受到牵制甚至毁灭。所以，西马，类似专制后极权主义的叫嚣，给了人类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批判的、另一种理想主义批判。他之所以被西方左派认可，是和西方整体政治理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有关――而社民主义最后还是皈依了普世价值和理论。这当然是政治学和哲学话题。所以，牵涉到今天中人，其对整体政治学理念的陌生，使得他们缺乏俄罗斯作家对于宗教历史的熟捻，却同样像俄罗斯作家一样，并不知道如何定位普世价值和文学的基本格局。（当然，文学家在政治价值和理念之间上下跳动，也是文学史料上常见不鲜之情。）八十年代食洋不化的倾向，在今天文论中也不无出现。简单说，历史的哲学背景确定了什么是"选择"，"自由"，"存在"和（绝对）"意识"――这是不能摆脱政治陷阱的应时之举，并无过度解释的可能。所以，类似"解构"等说，并未在全世界建制努力之国家中获得什么效应――而共产党国家之虚无主义，则是以前没有价值，现在也没有价值的非解构，是毁灭。这因为他们不谙结构之所在；固而解构，也就作废。
在另外一个层面，直接叫嚣原教旨教义精神来行政治实践者，他们则根本忘记和无知于整个宗教－人文－启蒙－科学之间性关系与其解构、结构，博弈、互补之过程。所以，《今天》中人，缺乏很好将此政治现实和文学原则很好加以综合者，乃是因为他们的分析能力的短缺，而使得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不能兼顾整体的人本论和神本论――亦不能兼顾中国之无神论、孔孟道统带来的新的、其实是五四以来原有的课题之反诘。情形，变得十分困难和棘手。故此，《今天》在分化为一种政治自律和政治批判的双重状态以后，读者和作者群体中，能够看清楚这个走向者，实属罕见。我们的意思是，《今天》有无复归和成长为一种兼顾左右，政治文学，精神人本，现实历史之大文本、大杂志，现在还不好说。我的看法是，《今天》之出路，并不是要回归到《今天》之小传统，而是要开辟《今天》之大明天。被官方认同、容忍和驱使之自律杂志、网媒，固然，表面上可以带来更多不用翻墙的受众和青年――但是，如果《今天》视野，没有更为广阔的胸襟和深度，一如他早期那样，更加具备批判力道之异议分子色彩，那么，他即便再如何周旋在官方之容忍或者不容忍之怪圈里，也最终不得解脱，不得自由；自律之他，也随时随地可以被封锁，被枪毙，被和谐。所谓"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惠特曼诗句）"，并不是说，应该在大陆赢得数量之众，而忽视独立的、依旧是少数派性质的思考品质和人群――失败，来源于真正的感冒式传染――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如果《今天》一直徘徊在所谓中间性官府报纸、杂志、媒体和擦边球黄线内外，并无真正实现自己意志的任何可能，以至于最终会丧失其原有的、直面现实的魄力和价值，使得老今天残存的些微珍贵，点点丧失，消耗殆尽。这不啻是最糟糕的结果。为了挽救于既倒，鄙劝今天中人，还要改弦更张，另外谋出一条路子。
何去何从，还望《今天》的老少爷们儿考虑一下！
原载《纵览中国》，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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