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藏民族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民主的邀请

图左起洛桑僧格、达赖喇嘛和桑东仁波切


洛桑僧格的宣示表明，当今世界，合法性来自于民众的意愿，来自于民主。这等于是发出了民主的邀请：未来西藏的命运，应该由民主来决定，让我们来搞民主吧。

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拉萨，流亡印度。那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藏人在政治上已经终结，藏民族的命运，已经落到了别人的手里。

教育事业百年大计

然而，达赖喇嘛是一个佛教僧人，在佛教的词典里，没有绝望这个词。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达赖喇嘛终于取得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支持和承诺，那就是要为流亡的藏童提供好的教育。流亡第二年，第一所流亡藏童学校就开学了。从此以后，西藏流亡政府指导下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童学校，让分散在无论什么地方的藏童都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

我访问过很多流亡藏人定居点的学校。尼赫鲁当年答应达赖喇嘛，流亡藏童将在自己的学校里受到教育，以保存和传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藏童学校的条件将比照印度最好的学校。这类学校大多设有寄宿舍，使得家在偏远地方的藏童也能上学。流亡政府的官员甚至来到处于边境地带人烟稀少的高山牧场上的牧民家庭，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让这些家庭把孩子交给学校。藏童学生的吃住、校服、交通、和零用钱都由学校提供。

我到过印度著名山城大吉岭的一所藏人学校。学校建在葱绿山坡上，校舍可以媲美任何地方最好的中学。这所学校居高临下，周围山峦起伏，星星点点的寺庙和村镇一览无余，远处是高耸云端的雪峰，景色极为壮观。雪峰的那边就是西藏了。

有一个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就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在哈佛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成为一位资深法学家。他就是刚宣誓就职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僧格。

洛桑僧格的当选和就职，是流亡藏人在艰难岁月里坚持把现代教育事业放在首位而结出的成果，它证明了达赖喇嘛五十年前就把教育作为藏文明生命线的深谋远虑。

五十年前，达赖喇嘛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同时，还作出了另一个难度更大却同样意义深远的决定，那就是藏人在政治上的民主化和世俗化改革。

五十年不懈的民主改革

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合一传统体制的合法继承者，却是一个有着开放的胸怀和思维的改革家。达赖喇嘛信奉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相信因果，强调动机，从佛教的“无常”哲理出发，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就在流亡之初开办第一所学校的同时，流亡政府就开始制订民主改革的长远规划。达赖喇嘛说：“未来不能再延续西藏以往的状况，对过去的一切都要做出改造。”

2001年，西藏历史上第一次人民直选，选出了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2011年，首席部长再次换届改选，选出了年轻的洛桑僧格。

十年前第一次直选的时候，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官员必须苦口婆心地反复告诉选民，什么是选举，怎样来投票。那时候，选民们互相询问的是，达赖喇嘛支持哪个候选人，达赖喇嘛想选谁他们就也选谁。达赖喇嘛坚持不提名候选人，他坚持要用“民主的程序，让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他坚持要放手，让民众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练习民主。

结果，内心不安的选民，选出了一位老僧人。达赖喇嘛后来常笑说，原来是一个老和尚当领导，没想到结果是两个老和尚来当领导了。

但是，2011年的直选，流亡藏人的民主运作让外界刮目相待。从初选、竞选、到分散在各地的选民投票，这套程序流亡藏人做得有板有眼。在民众的积极投入和大众参与程度上，在程序的公开、公正、透明方面，都无可挑剔，证明西藏流亡社区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历练，民主意识极大提高。同时，新一代受过现代教育的藏人已经成长起来，成为流亡藏人的主体。流亡的西藏民智已开，民主的到来已经是水到渠成。

就在这次成功大选的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放弃一切政治权力。这是整个藏民族政治变革的重大举措。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结束了西藏政治的政教结合历史，开始了藏民族世俗化的变革。两件大事同时发生，决非偶然与巧合。

民主的邀请

在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后，中国政府方面不出所料，一如既往地予以全盘否定，质疑新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没有合法性。在首席部长的就职典礼上，新当选的洛桑僧格发表了就职演说。这篇演说词纵横上下，内容丰富，可圈可点。
洛桑僧格回顾了藏民族近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特别强调，他要向中国朋友申明，流亡藏人将坚持非暴力原则，继续追随“中间道路”的政策，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藏民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他也向藏人说明，这个和平的方案是对藏民族和汉民族都有利的双赢结局。

洛桑僧格表现出了一个当代民主政治家的高度自信，他说，他将致力于实现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的设想，建立一个真正世俗化的民主社会。他说，“今年藏人活跃的选举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民主和人类自由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的民主选举显示了，西藏的统一是建立在普世民主价值观上的”，“这次选举的结果向中国政府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领导层不是在消解。作为民主制度，我们只会随着未来年岁的流逝而茁壮成长。”

洛桑僧格的宣示表明，当今世界，合法性来自于民众的意愿，来自于民主。这等于是发出了民主的邀请：未来西藏的命运，应该由民主来决定，让我们来搞民主吧。谁都知道，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产物。但是，这一统治不可能永久靠枪杆子来维持。民主总有一天会成长为浩浩荡荡的潮流，青藏高原也是一样。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8月号

 一本西藏启蒙手册——北明《藏土出中国》荐言

作者：苏晓康

北明的《藏土出中国》对达兰萨拉和西藏流亡社会的描写，是写意式的，首尾贯通着作者的一种虔诚，不仅在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甚至在向我们传授一种如何接近西藏的态度。作者写出了藏民族的尊严，一种溶入血液的民族气质，因为来自信仰的超越性，便在文明劫难、民族危亡和流亡艰辛中，屡经试练而越发纯正、坚 毅。

西藏 对中原现代汉人的意义是多重的：大一统的、殖民的、地理的、资源的、旅游的、音乐歌舞的、边疆文学的、喇嘛教的、农奴的，等等，在大众传媒（“文革”积淀 最深厚）也即市井的层面，歌舞的和旅游的“西藏”大概是最“深入人心”也霸权最大的一个意义。它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那首“北京的金山上”， 由才旦卓玛演唱，是“文革”中音量最大的几首歌曲之一，它甚至已经代换成汉人的“崇拜”仪式，虽然这首歌是借藏人的歌喉，把北京说成神山，把毛泽东说成神 ——借藏传佛教的艺术来塑造汉人的“现代迷信”，也是一种“洋为中用”吧？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化的八十年代，西藏乃至整个边陲的声音，在中原是颇为沉寂 的，那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到九十年代，那声音又“洪亮”起来，领头的一首歌，是李娜唱的“走进西藏”：

走进西藏，也许 会发现理想。

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

呀拉索，走进雪山，

呀拉索，走进高原，

呀拉索，走向阳光......

意 义空洞、徒然的高亢，它只剩下一个“西藏”的包装外壳，却风靡神州。那是一个“旅游西藏”正在勃兴的时期，患有“意义失重”的汉人青年，大部分只被地理意 义上西藏的广漠、巨大所震慑，或着迷藏传佛教的奇异，或沉醉于边陲风情（“香格里拉”），这些都不妨去配合对西藏的征服、掠夺甚而灭绝。我们要问的是，为 什么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藏族，在现代汉人的意义世界里，却好端端地留下一派浪漫歌舞和壮丽河山呢？

“走进西藏”——你是在走进哪个“西 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意义。对于汉人来说，西藏在文明、宗教的意义上，一如她的地理躯体，也是广漠、巨大的，凭借“旅游” 是不可能简单逼近的。更大的困难，还在于现代史的篡改、阉割和掩埋，使汉人基本上完全失去接近真实西藏的所有通道。你永远在“走进”一个汉人虚构的“西 藏”。

今年三月间，我与胡平应邀访问达兰萨拉，乃是我的第一次“走进西藏”，虽然是去印度北部的那个小镇。在藏传佛教的意义上，达赖喇嘛 在哪里，西藏就在那里，所以才会每年有大批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我对西藏的一无所知，是我的一个旅途苦恼，胡平因此向我推荐一本书，一路上我读着这本书 “走进西藏”，我到了达兰萨拉后才获得印证，这本书把我引进了原汁原味的西藏，也让我最大限度的接近了尊者达赖喇嘛。这本书就是北明的《藏土出中国》。

没有宗教信仰的汉民族,自是不易懂得藏民族,一如懂犹太民族也很难（这本书借后者的“出埃及”来隐喻前者）。但这个基础的鸿沟，可以通过一座桥梁去逾越，即 直接聆听达赖喇嘛，那是广大的欧美人民跟西藏沟通的一个渠道，只要你没有“民族沙文主义”心态。那甚至是一个纯美的境界。但是别忘了，在汉文的语境里，中 共给达赖喇嘛戴了一顶帽子“披着羊皮的狼”——这个党曾是一个“帽子公司”，但自文革以后基本不再生产“帽子”，但还是特别订制了这么一顶，供出口之用。 所以，对汉人需要作“达赖喇嘛”的重新诠释，这也是北明书中颇具匠心的两章：《悲圣苍凉菩提心》、《消失的王冠》，恰似一组缠绵的二重赋格曲。因为北明是 从普世价值出发，去诠释一个全球意义上的“达赖喇嘛”，那是人类所共有的一个菩萨，已经超出西藏的范围；而这个达赖喇嘛，有他的一个现代来源，即圣雄甘 地，及其“非暴力主义”。北明的笔，在钩沉这些宏大意义的来龙去脉之间，从容穿插，不疾不徐。在这个普世的层面，我们比较容易接近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从 远处眺望藏民族。达赖喇嘛在西方的魅力，也只是他博大精深的一个浅表层。

西藏是什么？你若对现代史上的藏人苦难一无所知，你只能跟一个 “地理的西藏”相遇，而李娜歌词里的所谓“天堂”， 恰是藏人的地狱。在“大一统”话语泛滥的汉文世界里，我们几乎听不到丝毫藏人的呻吟。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北明对藏人的苦难史，有一种书写上的不遗余力，因 为她不可能像廖亦武那样沉入汉人的“底层”或边陲，去寻访那里俯拾即是的“苦故事”，西藏的苦难还是被深深埋在地下的遗物和化石。北明从她所遇到的每一个 藏人身上挖掘苦难，比如她写单巴次仁，五九年随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五口之家的最后幸存者，其故事源头来自英文的《雪域境外流亡记》，接着又穿插出现在对流 亡总理的采访中，第三次再出现在描述汉语翻译桑杰嘉气质的章节中。自然，北明也不会放过西藏儿童村里的一个镜头：一个女孩鼓起勇气来到摄像机前，刚说出一 句“我想我的爸爸妈妈”，就噎住了跑开，如此三番，竟不能完成一句她要说的话——苦难依然是西藏的主题。

西藏真相 是最不易接近的领域，汉民族尤其困难，因为她连自己的现代史都被取消了，她弄不清曾被饿死过多少人、有多少反抗者被监禁和处死、独裁者施行过多少祸国殃民 的政策，自然也不清楚这个“国家”对国际强权履行过多少“丧权辱国”的勾当，更遑论怎样欺负过弱势民族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这个汉人强权在西藏作的孽， 至今也跟“八九六四”的大屠杀一样，被彻底密封着。吊诡的是，恰在“六四”前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汉人，开始追讨西藏真相，作为追讨中国真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 份。一些先行者（曹长青、朱瑞、李江琳）做了艰难的拓荒，他们的著述对汉民族而言，称得上是一种“西藏的启蒙”；北明又邀请他们，再加上一些藏人专家，到 “自由亚洲电台”《走进西藏》专题里来，谈论西藏真相的一些基本问题（本书第二部分），集中而清晰，我便是一路阅读它而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然获得了对西藏的一个轮廓性认识。

本书对达兰萨拉和西藏流亡社会的描写，是写意式的，首尾贯通着作者的一种虔诚，不仅在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 甚至在向我们传授一种如何接近西藏的态度。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康巴汉子”的素描，司机噶玛丹达“每到一地，只要有佛殿，他就进去恭拜，每次恭拜，必叩 长头”，他在大钟寺“一身素缟”作长叩，“最美丽也最意味深长”；再就是“眼睛会说话”的桑杰嘉，北明描写他对流亡的锥心痛彻、对任何歧视的敏感，最传神 的，是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那种远远的敬畏和心疼。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北明写出了藏民族的尊严，一种溶入血液的民族气质，因为来自信仰的超越性，便在文明劫 难、民族危亡和流亡艰辛中，屡经试练而越发纯正、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