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据报道称叙利亚已经宣布开放多党制，其中恐怕也不能排除审判穆巴拉克事件之因素。这里需要的，是朝野双方超越性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历史眼光。
八月三号上午，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呈现在全球电视画面上：埃及前"法老" 、统治埃及达30年的铁腕强人穆巴拉克――躺卧病床、身系铁笼――在埃及的法庭受审。 在电视机前目睹此情此景的衮衮诸公――当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者，乃是如今仍身居高位的各国独裁者，特别是手沾血腥的刽子手们。
原因无他，他们都是穆巴拉克，在未来的某一天。
对穆巴拉克的公审，带给了埃及什么样的愿景？它给国际社会传递了什么信息？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历史结果？对中国的影响何在？所有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无疑将导致全球广泛的关注。
整个中东政治平衡的转折点
现在的埃及过渡政府主要人员还是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人员。但是在巨大的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下，他们同意了对前总统穆巴拉克进行审判。于是，阿拉伯的独裁统治者终于出现在被告席上，接受本国人民（并非外国）的现代审判，这在中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无可置疑，这是反对派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整个中东政治平衡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审理向中东发出了清晰的信号：该地区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拐点已经降临。它是一个极其强有力的划时代信号，意义非凡，势将载入史册。
公审穆巴拉克，在中东政治格局中，意味着什么？
显然，首先是，过渡政府――军政府希望向埃及人以及国际社会传递出的信息是：我们愿意尊重埃及人民的普遍的基本意志，准备认真地面对过去的历史，认真地面对过去穆巴拉克政府对埃及社会压制的事实， 无意掩盖穆巴拉克政府犯下的罪行。
这是过渡政府的重要姿态――争取执政合法性的姿态。虽然过渡政府的很多人过去都是穆巴拉克政府里面的高官，是穆巴拉克的同僚和下属，但是，时势异也！他们迫于形势的巨大的压力，必须做这个事情，以 赢得执政权力。
对于反对派，这次公审也是精神上的一次解放。如果没有对穆巴拉克的审判，那么穆巴拉克这一狮身人面的巨大而浓重的阴影就永远笼罩着反对派。因为目前过渡政府中的很多人以前属于穆巴拉克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对穆巴拉克罪行的彻底的、清楚的审判的话，那么，穆巴拉克很可能在政权中扮演某种潜在的，幕后的，"垂帘听政"的角色。有了一场正式的、公开的审判，而且过渡政府迫于压力，把穆巴拉克一个八十三岁的病人弄到审判台前来，而且把他装在一个铁笼子里面，表示他是一个囚犯，而不是统治者，不再是一个政治强人了。这本身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同时，它还豁免了反对派对于"秋后算账"的后顾之忧。
不得已的一种政治与司法的选择
这次公审及其结果，对中国和对其他中东国家，对于有些处于胶着状态的国家，例如利比亚，其影响恐怕会十分微妙。
不少人寄望这场审判的，是真正的司法独立。希望能够公正的把他过去犯下的诸种罪行，昭然天下，在阳光下清楚地呈现出来，然后予以公正的裁判。但是，如所周知，对穆巴拉克审判，特别是重刑或极刑的判决，将可能造成某些连锁反应，引发某种代价巨大的政治效果。它可能对仍然困兽犹斗的如卡扎菲这一类暴君，会有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暗示："交权也是死，不交权、我完全抵抗最后也可能打败是死，或者还不一定被很快打败，为什么不继续打？"。独裁暴君抱持这种孤注一掷、不惜鱼死网破的心态，将阻滞历史的进程，对国家与民族造成难于想象的巨大牺牲和灾难。有鉴于此，现实主义者很难抗拒渗入此案的政治因素，很难排除它走向某种政治审判的诱惑力。这是在中东目前的政治局势下，不得已的一种政治与司法的选择。
就笔者个人的理解，穆巴拉克犯下的罪行，他在三十年中间对本国人民严酷的压制，他所剥夺了的众多生命，他的贪腐实情，这一切，必须清清楚楚的、一是一、二是二，全面揭示出来。没有这种公诸天下的正义，将不会有基础牢靠的和平、自由和公义。
至于到最后法庭的量刑，恐怕还是必须顾及到他的身体状况。他是八十三岁的老人，是个重病人，这也关乎天理正义。无论是采取现任总统大赦令也好，其他方式也好，要言之，在最后的结果上，应当有一个出于人道安排的结果。倘能如此，恐怕两方面的要求都会获得某种回应，从而达至一个平衡状态。它很难说是完全地、彻底地执行了正义。然而却是某种平衡的正义。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这对中东局势，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统治者的心理，对历史僵局的解决，可能提供一条正面的和解的康庄大道。
人性是复杂的。同一事件，对不同的人，可能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响。 对于这场公审，统治者们亦可能有另类反应。他们的考量不一定象我们刚才的单线式的心理反应。对穆巴拉克事件，在有些人中可能引发深度反省：倘若穆巴拉克不是顽固地的坚持，殚精竭虑地企图保住自己的权力，最后却落得四面楚歌，走投无路，在国内、国际的巨大压力下迫不得已宣布下台，而是（如台湾的蒋经国先生一样），高瞻远瞩，洞悉潮流，主动安排，早早地就开始放弃自己的专制权力，放弃自己的那种独裁高压的统治方式，那么，以后的历史进程，将会更加平缓有序；而且前统治者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自己的历史声誉以及人身财产的安全，都会有更合情合理的保障。
西方国家的尴尬及其反思
有人曾经注意到，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对埃及政局的发展前后犹疑不决，甚至模棱两可，从而引起了不少批评的声浪。
在历史上，这种现象并非孤案，也不难理解。人们看到的是，在过去，穆巴拉克政府和美国政府以及西方各国政府，一般来说，在外交关系上是比较好的。无疑，某种意义上，穆巴拉克政府配合了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基本政策，例如对以色列的政策、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这对西方国家极其重要。有鉴于此，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国家对于穆巴拉克三十年统治期间对本国人民自由的严厉压制，常常也视而不见，有时甚至故意忽略。这是长时期以来，在国际政治中间比较常见的现象。譬如，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后期，毛泽东周恩来当时和尼克松基辛格结成"准同盟"的时候，情况相当类似。当年西方国家基本上――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当时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不仅不鲜明地提出，甚至故意忽略它。因为当时中国在冷战后期的国际格局中有巨大的战略筹码意义。自由世界还有威胁更大的敌人――苏联。 所以浮现出轻重缓急的安排，从而忽略了中国这一极权国家独裁者对本国人民自由的残酷压制。这点在今日中东同样反映了出来。
因而，这次审判，虽然是正义的一次胜利，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某种意义上，对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府的前期政策而言，还是有一点尴尬的。类似的尴尬，我想在将来还可能会发生。但是这一尴尬本身以及对它的反思，也会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起某种潜在的修正和平衡作用：即使是你和某些专制国家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例如现在美国和中国，但是，在重要的关头，该说的话还必须说，该做的事情还必须做。
毕竟，你根本的立国原则，是不能因为一时的国家利益而受到毁损的。因为，立国原则是长远和根本的国家利益的基石和保障。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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