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宋要武」剛死，深圳就有十歲日本小孩被殺，網傳前一段陝西副市長遭滿門抄斬，後又發生湖南廳長被人扔下樓，暴戾之氣在中國陡升，與五十八年前的「八一八」天安門城樓上「要武」殺伐令，是因果關係嗎？毛澤東「運籌帷幄」挑起「億萬群眾」殺伐天下蒼生，然而半個多世紀來「歷史共業」這個概念在中國還很陌生，中共禁錮民智，塵封文革，無異於另一次「閉關鎖國」。正義不張，轉型無望，社會一旦崩解，文革式暴民亂世將須臾再現。這是十多年前的一篇舊文。】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余，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犧牲受害者
國際知名政治轉型專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轉型正義是指：
『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发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
政治學上稱此為「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無疑，不論是二戰後對德國納粹反人類暴行的追究，還是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調查」、南美對前軍政府暴行的追討、東歐各國對共產黨罪惡的清算，無一例外是「轉型後」的追究與矯正。
此一前一後，大相庭徑。當下中國民間，調查追究執政當局歷史上的反人類罪行，似無前例。台灣在威權體制主動放棄獨裁、主導政治轉型的背景下，實行「追溯正義」，亦為罕見，也對大陸发生強烈的啟迪作用；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特殊，也有「夾生飯」之嫌，民間頗感不平。
中共不僅拒絕蔣經國式的「和平轉型」模式，更是強烈防堵九十年代共產體制大坍塌的「蘇東波」效應在中國发生，以國家力量反「和平演變」、維持穩定，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民間的「追溯正義」，发生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對此我們能做怎樣的延伸解讀呢？
首先，民間得以在「轉型」前追溯正義，卻是中共預留的空間，因為它對自己的歷史沒有信心——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二十七年，雖不敢「砍旗」非毛化，卻是「不爭論」的；江澤民對鄧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減弱定性……這種合法性的斷裂，變成每一屆「黨中央」都在默認甚至鼓勵民間質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個時期的「正義缺陷」。歷史地看，鄧小平為挽救執政危機，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幫」，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也算一次準「追溯正義」，而這點「正義」，恰是「鄧改革」的合法性來源，雖然由官方主導轉型，也是「夾生飯」，近似台灣做法。
那麽，鄧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懼」性質？一位海外華裔回憶一九八○年受鄧小平接見，親耳聽他吐露真言「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這則內幕進入公共話語，引起巨大震驚，其效應與其說是坐實了中共驚人的歷史欠帳，不如說是滿足了民間關於「中共怕清算」的預期感，並勾引人們提前支付「寬容」的認同。雖然此類和平轉型的渴望，或許不過是「大崩潰」憂患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我卻驚訝有人為什麽看不到，二十年前鄧小平下令天安門鎮壓，依仗的正是毫無「恐懼感」。
與此並列的，還有民間「單方和解」的沖動，反覆向中共发出呼籲，顯示了這種轉型前「追溯正義」，正努力變成「轉型」本身。但可疑之處是，人們對「轉型正義」機制比較茫然，那是從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瞭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個主環節，是圖圖大主教受命於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調查」兩年多，共聽取兩萬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證詞，最後形成五大冊調查報告。沒有暴行調查，「正義」無從生成，談何「追溯」？又怎能「寬容」？
轉型前的「追溯正義」無可非議，但它也誘发種種政治幻覺，而所謂「防止中國崩潰」，並非與中共「和解」可以獲得，毋寧這樣的「和解」，是以犧牲受害者做交換的，更不要說中共寧願中國崩潰，也不跟你交換政權。
「人亡政息」說
中國人曾一直相信，這個黨「有改過自新能力」，這既是轉型前「追溯正義」成為可能的一個因素，也是中國民間保持「和平轉型」巨大期待的誘因。曾幾何時，這個神話已經終結，中國人卻遲遲不能接受。
即使從政治轉型的角度去看，鄧小平也做了某種「轉型」——從全能主義轉向後極權，他的「實用主義」曾獲舉世稱譽。但是「改革」一旦觸碰政體，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挽救執政合法性，跟黨內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趙紫陽的悲劇，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他在八九沖突中，冷靜透徹地看出學生運動與「顛覆政權」絲毫不相幹，輕易便可化解，而動用暴力鎮壓則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將徹底葬送執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決策，卻在中共僵化的體制內部，得不到理解、認同、擁戴，一句話，沒有合法性。此時鄧小平的頭腦里，一點實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個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鄧與趙的改革理念，都是「救黨救江山」的權宜之計，但趙紫陽得了鄧之「實用理性」的真傳，有執政成本的概念，鄧卻停留在打江山時代不計代價的「低級層次」。政治不講成本，對任何國家而言，都非常可怕。當年開了殺戒，鄧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們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掉天安門，這就是後來確保GNP年年以十遞增的一個政治遺囑，鄧小平要拿中國的「江山」（nature）去換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繼承者的執政目標，就是執行這個政治遺囑，於是這個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癥是腐敗，那是因為它必須綁架所有中國人去替它還債，不腐敗怎麽做得到？其後果由網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頗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們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反貪局審查，很多人要被槍斃。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里，通緝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因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銀行查收，荷蘭的紅燈區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麗舍大街的商店會冷清一半，德國賓士和寶馬工廠將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
世人皆言鄧小平沒有蔣經國開明，其實談不上「開明」二字，根本是一個愚昧的問題。以「追溯正義」為例，對「二二八」的責任，民選上台的李登輝，不對蔣介石深究，只描述為「失察」；輪到陳水扁當總統，改為「蔣介石是事件元兇」，並摘除「中正紀念堂」匾額；再輪到馬英九上台，又將匾額掛了回去。如此拉鋸，看似可笑，卻都要經立法院投票。台灣政治學家吳乃德教授指出，「國民黨要保護的或許不只是其領袖的神聖歷史地位，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歷史延續，」畢竟國民黨沒有「人亡政息」。
「代罪羔羊幫」
試看今日之神州，歷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只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歷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歷史的冷酷，可歎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麽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只羔羊，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里，耶穌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國語境里，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著他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隱私，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只好終生坐牢。
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歷史，良心发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據說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紮，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道歉者似乎只見陳小魯一人？多數良知尚未蘇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志性人物。
「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歷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為幫兇，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制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徑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歷史舊帳」，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歷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
『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份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份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旺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歷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降臨中國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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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一个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支持文革的网友多达58%，反对的仅42%（下引帖子），從引文中將「文革」異化為「文G」，亦可知這個詞已在中國網絡上成禁詞。所以我估計，我在標題上寫的那八個字，是半個世紀前毛澤東在中南海對斯諾說的：「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估計今天是否知曉這個典故的中國年輕人，大概也是那個百分比。
一、《滿街都是劊子手》
我後來又將嚴鳳英慘案寫成《我們的七仙女》一文（https://www.epochtimes.com/gb/8/12/4/n2351070.htm）其中议论到「軍代表執政將『無法無天』最大化」問題：
『施暴者這個角色，在嚴案中舉足輕重，他施行了一場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個前提也許無法改變，人人自危、互相踐踏的大環境也在所難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賣、構陷等不義之舉，但是，假如一八九六年春派駐安徽省黃梅劇團的軍代表是另一個人的話，嚴鳳英死後被「開膛破肚」的機率，幾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這個駭人聽聞的暴行，基本上是一個「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為所欲為，一種洩欲、意淫的獸性的病態發作。我們痛定思痛，怎可不去釐清這種屠宰場和屠夫出現的機制呢？
不錯，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乃是這機制的龍頭，但文革之前老毛的頭上已經沒有一根頭髮了（無法無天），文革幾乎就像他搖身一變成了孫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變出無數的小孫猴子來——文革將毛澤東的「無法無天」最大化了，全國各個角落裡雨後春筍般地生出無數個「小毛澤東」來，每一個都在他（她）的封地裡稱王稱霸、草菅人命。這個「最大化」的機制，卻是無人認真研究過的。若簡單一點地描述，這就如同全國最高法院將死刑核准權，一次性地批發給各省各地、各行各業、各門各派的各種層級的無數頭頭腦腦，這麽一來，中國不就成了一個大屠宰場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人，有哪幾類？我們只需問，取代癱瘓的黨政系統功能的是誰，便一目瞭然。有兩類是無需質疑的，一是群眾派別的頭頭們，他們甚至可以發動地區性的內戰；另一類便是各地軍區、野戰軍派出的軍代表們。』
我們這樣的「文革書寫」，會有什麼社會效應嗎？
二、《被我「人肉」过的一个文革罪犯今何在？》
竟然，我在網絡上看到這篇文章，作者解滨，日期 2011-5-22，他寫道：
「今天是5月16日，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45周年纪念日。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淡忘，四十五年前，毛泽东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上了一条动乱和浩劫之路。 十年文革期间，上亿中华儿女惨遭批斗和迫害。
文革制造了数百万冤魂。冤魂之一，是我国著名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 两年半前我曾发文提出要追查那起冤案的直接制造者。
用网络语言来形容，也就是要把那个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家伙给「人肉」出来。我的「人肉呼吁」发出后，在国内外各大网站上得到多次转载，并刊登于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2月号，得到国内众多网友的响应。
那个默默无闻的家伙因我的那篇文章而走红。 时隔两年半，结果如何？在把结果告知天下之前，咱们最好回顾一下那个事件。 以下是当年「人肉」呼吁的全文：
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
解滨
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细说了文化大革命中严凤英之死。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报道，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这一篇文章把这隐瞒多年的细节披露了出来。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然而，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杀人越货的，强奸的，只要被抓住，还是要下大狱的。就是那些当时没有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是继续追捕。文革中还有些案子，在没有给凶手定案之前，永远都不能结案。即便凶手死了，也还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不光是要给死者的亲属和后代讨一个说法，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严凤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
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７８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１９６７年底他作为１２军的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住在哪，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姑且把他定为嫌犯６４０８号吧。
后记
当年笔者在网上发出"人肉"刘万泉的呼吁后，在国内众多网友的协助下，不出半年，他的下落就被查出来：
刘万泉，出生于1938年8月5日
出生地: 四川宜宾
籍贯：四川宜宾
身份证编号：36010219380805XXXX.
户籍地派出所：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大院派出所
居住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新公园路8X号X栋X单元X楼X室）
今天的刘万泉已经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者。 作为这样一个在网上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红人，他的后代不会不把这一喜讯传递给他。
面对网上成千上万网民的唾骂和谴责，他有没有任何忏悔之意？
前几天，一位名叫约翰.代姆杨尤克的91岁的躺在担架上的老人，被一家德国法院判处5年徒刑。代姆扬尤克出生在乌克兰，二战初期在苏联红军服役，1942年被德军俘虏，后转投德军，成为一名集中营警卫。二战结束后，代姆扬尤克改名换姓，定居德国，后移民美国。他涉嫌参与纳粹屠杀的经历1977年被曝光，经过多年的追杀，今天对于他的迟到的审判终于实现。
四十五年前的文革中，成千上万的罪犯参与那场杀戮，何时才有正义的审判？
Monday, May 16, 2011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的評價：署名「解滨」此文，對嚴鳳英慘案，做了幾件極具「公正性」含義的事情——那卻是安徽和安慶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未做的，雖然當地也給嚴鳳英平反昭雪並樹碑雕像——
1、追究兇手；
2、在文革脈絡中定義此案性質，指出邓小平「三种人」之外的「第四种人」，如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等；
3、指出文革中有所謂「反人类罪」，這卻是文革受害者如鄧小平之流雖然審判了「四人幫」卻完全沒有意識到的司法公正性要害；
4、在國際脈絡中做了文革與德國納粹、猶太人追溯正義的比較研究，此點尤其優秀。
三、王友琴《文革受難者》
2004年我給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作序時提到：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１９６６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
后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文革未被這個體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遺忘了，中共通過沉默而遺忘文革，很弔詭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諱的，這說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紅衛兵，對中共這樣的集權制度，乃是一個大忌，所以中國人徹底遺忘毛澤東，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則是，鄧小平及其接班人們，視八九學運為一次「紅衛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機槍鎮壓，可是他們卻從來沒有從思潮、理論上清算過文革，如此注重意識形態的這個黨，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種，還不要說習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
由此來看，文革話題恐怕要成一個「永恆話題」了，除非共產黨下台。不過，即使文革話題過去了，「六四」話題緊跟在後面，也是躲不過去的；再後面跟的，恐怕就是「改革」話題，那是鄧小平為了挽救「文革」災難而發動的，造成的是不是另一場災難？
誰知我又看到一則好消息，有讀者捐款資助王友琴的「文革」見證和研究，我稱之為「可以視為中國文明的一小步提升，在我看來，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我看這則新聞時已有113個讀者捐了$12285；
我說：『至今有人資助「六四」屠殺的研究嗎？儘管這三十年中國已成世界強國、富豪無數、軟紅十丈、烈火烹油；當然也有人出來說什麼「沽名釣譽」之類閒話，假若今天由受害者之痛，轉為加害者及其幫閒之疼，那又是一個進步』。
四、鄧小平對「文革」的報復
首先我认为中共并没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谓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结 束"文革"、邓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内容，基本上是老干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为。谁打过我、谁斗过我、谁整过我，我倒过来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种人"。如果说"文革"被清算过，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清算过，这就是老干部的报复行为。
当然"报复"的背后是权力，即邓小平要重新拿到权力，所以清算"文革"实际上是复仇与夺权；另外一点，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的本质就是中共丧失政权的一次经验教训，按他的逻辑即我被罢黜就是丧失政权。因此，"文革"就成了一个被研究的禁区，因为它是使中共丢掉政权的一次历史。同时，任何怀疑中共政权的思想与行为，都被认为是"红卫兵"思想。
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其原因不出其右。邓小平就认为柴玲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谈到这一点上，我们不去深入研究柴玲、李录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与六六年"文革"中的红卫兵有相似之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他们是不是在学"文革"红卫兵的做法？绝食——其实就是红卫兵的一种做法。
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这非常值得研究。但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一种看法，不可能成为什么"人类的共同教训"，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對紅衛兵的記憶很有趣，例如今天國內對習近平搞清零、隔離所使用的人員，因為穿白大褂，而被人們痛恨地稱為「白衛兵」，無疑是來自紅衛兵的恐怖記憶。）
五、普世記憶
2001年夏紐約有一場「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我上去发言，我說我刚才坐在下面听，有一些人在提问，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比我们年龄小的人，三、四十岁左右的人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
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有一個台灣朋友，很熟悉英文世界的中国文学，但是認為很好的中文作品在國際上仍然很陌生，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现在的"中国的经验"，还没有能够被西方的读者所了解。很多非犹太的读者已经可以大量地读到关于"大屠杀"书籍；很多非法国的读者可以读到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它们两者即"大屠杀"与"法国革命"的事情已经跨越了国际的边界。但是我们的'文革'远远还没有成为世界的记忆"。
国际上对"灭绝、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对于灭绝、屠杀犹太民族的行为，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罪犯都要受到审判，逃避审判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捕。
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念吗？没有，美国的学界的许多左派，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今天都认为"文革"没有错，也有人用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认为"新中国是完整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等等。
這個會議上，有个女孩子提问，她已经不耐烦我们的描述，她要求提高到理论高度。但是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描述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又怎样研究？又怎样提高到理论高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遗忘"文革"了！现在基本上想要把它描述清楚都已经相当困难，如果当"文革"的暴力细节都被遗忘掉，那么"文革"确实可以按照另外的逻辑重新建立起来。
比如今天在中國，並非紅二代中流行「紅衛兵」歌舞就算「重建文革」，可怕的觀念如"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的出現，而「文化大革命」正在以一次镇压贪官富二代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主运动」而被重建，那時候將出現的，就是我前面說的「滿街都是劊子手」，不知道有多少人又會被群毆致死、甚至被剖腹，毛澤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之境將重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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