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用铃声叩碰体制铁墙――为陈光诚打电话纪实

 

           “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网友辛辣地嘲讽说，殴打盲人，这种古今中外任何价值观，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允许的事情，居然在那块土地发生，而且凶手不受任何惩处。

 

        六月中旬，国内网友郭玉闪公布了陈光诚妻子袁伟静写的求助信。我们因此获知，因维权而陷狱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在他出狱后半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妻子孩子在自己家里遭到违法监禁，更有甚者，在今年二月，山东沂南县双堠镇党委副书记张建带领几十人，对陈光诚夫妇施行酷刑毒打，并抢劫抄家。

 

        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野蛮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意味着对所有人的挑战。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于是我们开始给中国各级政府、公检法、及有关社会团体打电话，举报这一起严重的伤害、抢劫罪行，敦请各级机构去处理此案，惩罚凶手。

 

 

 

                ◎ 公民权利意识是正在成长的植物

 

 

        回顾国内人士关注陈光诚六年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场前赴后继的悲壮的抗争。从滕彪、胡佳、高智晟、翟明磊、张永攀、江天勇、李劲松、孙文广和刘国慧等，到高兴波、珍珠等年轻一代，多少人因为给陈光诚提供帮助而被殴打，多少人因为探望陈光诚家被砸车，被砸照相机，被威胁要打断�，……。

 

 

        这六年来，国内外自发声援陈光诚的行动大约有三个高潮：一是2006年陈光诚判刑前后，那时不少国内人士前往山东，试图给陈光诚提供法律援助，还有很多表达抗议的声援文章，公开信签名，绝食活动，以及张思之、茅于轼等学者《就陈光诚被捕事件致胡锦涛总书记及中共中央常委的信》。

 

        二是2011年2月陈光诚在家中被软禁的视频发布后，震动海内外，当时“陈光诚大陆公民援救团”展开公开签名等各种援救活动。三是月前因陈光诚夫妇被殴打而发起的打电话报警等活动。

 

        在援救陈光诚的漫长道路上，很多人留下了斑斑血迹，但是，一种珍稀的植物——公民权利意识，却在这场血染的抗争中成长起来。关注陈光诚的朋友们表示：为了人的尊严，我们要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去介入山东维权。甘地曾说：“非暴力是成长缓慢的植物。”尽管成长缓慢，但在对他人苦难的关注中，人们也增长了自身的权利意识。

 

 

 

                 ◎ 因为我们全部的所有是声音

 

 

 

        在中国公权力愈加黑社会化的形势下，几乎所有的营救都被阻。一些维权律师仅仅是因为聚会商讨营救陈光诚，马上就“被失踪”。中共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频繁地向手无寸铁的维权人士使用暴力。这令我们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

 

        中共的迫害一次又一次在重复、在加剧，而海外的抗议声也只能一次一次地重复。世界似乎都患上了良心麻痹症，我们很难再感受被害者的痛苦。汉娜阿伦特说“恶是没有深度的，也没有魔力。”然而，这种邪恶与暴力所产生的威摄力，却令很多人被迫噤声。
       
        那么，民间的关注和干预，包括这次的打电话行动，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记起了奥登的长诗《1939年9月1日》。半个世纪前，奥登从电台里听到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全部的所有是声音，以翻开折叠的谎言，……。”

 

        无权的人们仍然拥有声音。袁伟静的诉说是向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的求助，我们不能沉默无声。打电话就是很多声音中的一种。我们可以用声音来表示：我们和陈光诚同在，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一家的苦难。我们还可以用声音来向专制政权表示：这样野蛮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

 

        当我们用电话向中国有关当局举报时，有人嘲笑说这是“缘木求鱼”。但我们认为，中国各级机构的办事人员有义务记录举报电话，就使陈光诚一家遭受的苦难被记录，使海内外舆论的不满之声传到当局那里。同时，举报电话对张建等具体执行行凶任务的凶手，是一种威慑。虽然凶手是遵照上级命令办事的，但他们正如纳粹时代的狱卒，也应该为其罪恶承担该负的责任。同时，体制内的个人也是公民，希望他们也能听到人道关怀的呼吁声。

 

        据苏雨桐回忆说，艾未未在被抓之前，曾多次做过打电话的事情。每当有网友被当局查抄，他都会打电话给当地国保进行质询。艾未未说：“破除恐惧，从打个电话，发条推开始。”他认为，如果这种恶不揭露出来，不直接指斥打人者，作恶就不会停止。

 

       
       
                 ◎ 各级官僚机构接电话“三部曲”
        

 

        从6月17日开始，我和国内外朋友们展开了长达十几天的打电话行动。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向国内各级各类机构举报或反映情况。这些电话分成几类：一是向各级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报案，举报沂南县发生了殴打陈光诚夫妇的犯罪事件。二是向各级政府机构和法制机构反映情况，要求他们处理这一事件。

 

        三是找一些社会团体，例如残疾人联合会，妇女儿童权利组织和教育机构，检举盲人陈光诚夫妇被虐待、孩子被剥夺自由失学在家的事实，要求他们承担保护残疾人和妇女儿童权益的责任。四是找各级人大、政协等权力监督机构，要求他们监督公检法的作为。五是找各个新闻机构，要求他们报道陈光诚这一案子。

 

        为了一个想要帮助陈光诚的简单愿望，我们用电话叩碰了中国那个庞大的体制。那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中国当局虽然拒绝民主，但他们口口声声提法治。从纸面上看，他们的法律条文更细致了。然而，当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去求助于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庞大的体制并不真的实行法治，对一个盲人被殴打，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

 

        几乎每个我们叩碰的机构，大都会经历这样一个“三部曲”：一开始听说是海外来电举报犯罪，接待人员还比较耐心聆听并记录详情，并答应向领导反映情况。再次打电话去，办事人员就开始打官腔，或推托说不属该部门管，让我们找其他部门。最后，有些人就干脆撒谎，说没有陈光诚被打这回事，有些甚至一句话不说就摔电话，不再理睬你。

 

        除了上述“三部曲”之外，山东省纪委和监察厅“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的接待人员，还想出了更高明的新招：他追问了我的国籍，然后说你去找外事办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沂南县公安局接到过海内外很多举报电话，他们后来一听“陈光诚”的名字就过敏，或摔电话，或宣称不接受海外举报。一个国家不保护本国盲人同胞的基本人权，却恬不知耻地推诿到“外交途径”去。

 

        这就给在北欧生活已久的笔者上了一堂中国国情课。一个有庞大官僚系统的国家，其官员行政成本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中的比例，居世界之最，但在对待一个盲人被迫害的问题上，各级各类机构都是同样冷酷的态度：不管。这个自称“三个代表”的政权，在其执政的很多领域都已“行政失效、政府失灵”，唯独在镇压人权人士这一点上，他们体现了高度的敏感性和一致性。

 

 

 

                    ◎ 张海迪踢开她声称为之服务的人民

 

 

 

 

        我把每日打电话的对话记录发到网上，这样，当今中国执政党的运作方式便一目了然。在西方民主国家，法律要非常细致地设计救济之道，要给每一个权利受损害者提供法律上的补偿。但专政权制不愿人民用法律约束它，他们的体制里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西方法律界认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承诺法律救济的体制，根本就谈不上法治。

 

        例如，沂南县公安局对我们的举报不出警、不展开调查，这是“行政不作为”的失职行为，为此，我们向山东法院、监察院举报沂南县公安局违法。但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全都在共产党一党的领导之下。当年迫害陈光诚的始作俑者就是现任青岛市委书记的李群，因此各地机构没人敢碰这个案子。

 

        当然，在我们打电话过程中，也曾碰到过一些同情陈光诚的遭遇、态度良好的办事人员。然而令人伤心的是，他们在第二次接电话时，大都会改变第一次的热情态度，可见他们受到了上司的教诲。在一个专制而腐败的体制里，工作人员优汰劣胜是基本的模式。这个体制的致命缺陷，使人们残存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丧失殆尽。

 

        国内还有不少网友致电山东省教育厅，举报陈光诚的孩子陈克斯被限制人身自由并失学的案情。很多人致电山东省市县各级残疾人联合会请求帮助。国内一些博友在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的微博上围住了她，要求她履行关注盲人陈光诚的职责，但张海迪只是说了一句“水太深不好管”，然后就关闭微博。新浪网也随之删除全部有关帖子。

 

        一个叫“易天围脖”的网友说：“我心冷如冰。一个微博上自励自勉小情调不断的领袖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残联主席，就这样冷酷地踹开了她口口声声为之服务的人民！”张海迪曾是很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现在被指为“这个国家制造的一个色彩斑斓的道德泡沫”，一夜之间贬值和破产。

 

        既然体制内的所有监督机制都形同虚设，我们只好求助于“外交途径”。7月1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收到来自欧洲议会最新消息：欧洲议会主席写信给中国驻欧盟大使，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陈光诚一家的骚扰，允许他们有行动的自由。7月11日，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发出关于中国人权捍卫者听证的新闻稿。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召开记者会，再一次给马英九总统送上陈光诚妻子的求助信。此外，我们还继续给国际上有关机构通报陈光诚的现状，请求帮助。无论如何，我们决不放弃任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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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八月号。发表时有删节，此文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