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10-27
2026年10月27日星期二
顏純鈎:天下戰久必和和久必戰,籠統反戰為侵略者張目——也說龍應台片面鼓吹和平的用意
徒步的骑手:后发劣势,溃而不崩
中国再次掉进后发劣势陷阱:短期成功锁定长期失败;溃而不崩比崩溃杀伤力更大;杨小凯“后发劣势”vs林毅夫“后发优势”;为什么中国总在十字路口选择最差的那条路?上周有期节目,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大家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已经有24万人观看,也引来大量五毛。五毛分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水军,一类是没组织的自干五。有组织的,有些是学校毕业找不到工作,干拿钱发帖的合同工,有的是监狱囚犯,发帖减刑,换牢饭。 认定有组织的五毛比较容易,他们一般没有污言秽语,因为组织对他们有要求,污言秽语,会被YouTube直接过滤掉,干了白干,领不到钱,也减不了刑。他们的帖子千篇一律,都是复制剪贴,改几个字,绕过YouTube的自动过滤功能。 另一类五毛就是自干五,这是中文世界最愚蠢的一个群体,党国不拿他们当人,但他们自愿当党国的免费肉喇叭,拿不到钱,也没有刑好减,只是因为从小被教育夹头,把脑袋夹扁了,成年以后也不能恢复原状,到处顶着个扁瓜脑袋,杠来杠去,像些动画片中的异形。 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要做事,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怎么安排时间,把时间花在值得做的事情上,不在不值得做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更不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呼吸。我刚开始上社交媒体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经过学习,知道必须迅速分辨信息有没有价值,及时过滤。现在,不管多长的帖子,基本读第一句,就立马判断有没有价值。尤其是五毛帖,每个字都散发着五毛味,看第一句,就知道怎么回事,一秒之内,拉黑隔离,不给他们回来再浪费另一秒钟的机会。 有播主说,五毛来起哄,也会增加流量,提高油管推荐权重。可能吧,但留言区垃圾太多,会埋没听众有价值的留言。我是把留言区当成节目的延伸,是听众对节目的再创作,不只是反馈。我爱读听众讲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感受,谈自己的感想。留言的价值不在长短,不在数量,有价值的留言,哪怕只有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也会像金子一样闪光,让人眼前一亮,让人产生共鸣。不想让这些宝贵的留言淹没在五毛倾倒的垃圾中。 那期节目在录制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观众来看。阿西莫格鲁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十年前就被介绍到中文世界,记得第一次看到中文学者介绍这本书,是在包刚升老师那里。包老师是位很有眼光的学者,他带着问题讲《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能讲到点子上,不像一些青年才俊,背诵一堆概念短语,说话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3年前,阿西莫格鲁发表那篇短文《中国经济从头部腐烂》,用他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有人说他片面。说这种话的才俊,根本不知道理论是什么东西——任何理论都是片面的,都在特定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说谁的理论片面,谁的观点片面,跟说球太圆了一样,等于什么也没说。 理论要解释世界,同一种现象,可以由不同的理论解释,但每一种理论的解释力不一样。有些理论解释力强,符合现实发展的趋势,让人觉得有道理;有些理论解释力弱,很快被现实证伪,让人觉得鼠目寸光,只能糊弄一时。 我之所以把阿西莫格鲁3年前那篇文章《中国经济从头部腐烂》,介绍给大家,是因为这3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按照那篇文章中说的运转。党国的五毛组织是把它当成了崩溃论。这说明无毛和他们的领导都是些白痴,根本没听明白那期节目在说什么。阿西莫格鲁不是中国崩溃论患者。他分析的大部分失败国家,都有过短期成功时段。短期成功过后,大都陷入长期停滞,死水一潭。那不是崩溃,而是溃而不崩。 读阿西莫格鲁,很容易得出这种结论。 一位读过阿西莫格鲁的听众,指出了这一点。他留言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刚出中译本的时候,就买来看了。序言部分写的更是精彩,在朋友圈也推荐了这本书。我猜中国经济的未来很可能是后一种情况,即“溃而不崩”,但这种情况的杀伤力更大,因为持续时间会很长,至少20-30年,那么一整代人的人生就完全毁了。当仔细思考中国的模式为什么难以短期内、非激烈模式改变的原因后,就会明白,中国的落后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比前苏联真的差太多了” 。 这位听众的评论一语中的。顺便说一句,就是要记住一种理论的主要原理并不难,初中生都会背,难的是能用一种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这是最难的,很多人念完博士,还不会。这位听众很难能可贵的是,不只是读阿西莫格鲁,准确地把握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理论精髓,而且能用其中的理论分析中国面临的困境,做出很有洞察力的判断——“溃而不崩”。 我赞同这个判断。 “溃而不崩”是大部分失败国家的常态——内部持续腐烂,但作为物理实体仍然有很强的韧性持续下去。国家温水煮青蛙,可以煮好几代人。跟很多人想像的不一样,那种前苏联式的瞬间崩塌,发生结构性解体,是失败国家的例外,不是失败国家的常态。失败国家的常态是“溃而不崩”。 中国这种“榨取性制度”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它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了教训,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面监控体系。从数字监控、金融控制到网格化管理,这种“刚性稳定”结构,能有效压制和消灭任何可能引发崩盘的规模性反抗。 跟前苏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不同,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深度捆绑。这一方面为政权提供了巨大的财政资源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也让国际社会投鼠忌器。只要经济还能勉强运转,系统就能从全社会,所有国民和苟延残喘的民企身上,持续吸血续命。这种情况,我们前面有好几期节目都分析过。 其中有期节目,我们分析过中国国民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崩塌后的散沙状态,社会普遍原子化,人跟人之间缺乏信任,只有临时拼凑起来的零星反抗,不可能出现持续的有组织的抗争,无法形成足以改变现状的合力。很多人对现状不满,但大部分人至高无上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生活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每天怨声载道,仍然可以一代一代怨声载道下去。 这样一个系统不会轻易崩盘。它会持续“溃烂”。“溃烂”也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它的精神“溃烂”已经持续了上百年,体制“溃烂”也已经持续了几代人。任志强还能自由发言的时候,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就三个字——“烂透了”。人心和体制都烂透了,社会就进入“持续溃烂”状态:经济活力丧失、社会信任瓦解、创新精神枯萎、人心悲观沮丧。这两年,经常听人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下行螺旋,这是“持续溃烂状态”的另一种说法。 这位听众说,这种长期“溃而不崩”的状态比瞬间崩塌“杀伤力更大”。瞬间崩塌是短痛,虽然激烈,但崩塌后,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还有整个系统重启的可能,年轻一代还有盼头。但“溃而不崩”会扼杀社会的活力,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令人窒息的铁屋子。 五毛的工作贴,重复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不会崩溃”。他们理解不了,“崩溃”并不是最坏的结果。“溃而不崩”远比“崩溃”“杀伤力更大”。这超出了五毛和他们领导的理解能力。 “溃而不崩”意味着长期痛苦,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将在一个经济低迷、阶层固化、精神压抑的环境中,度过他们最宝贵的青壮年时期。“中国梦”破灭,现实逼着更多的人做“最后一代”。这种对未来的绝望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最残忍的剥夺。 在这个漫长的“溃而不崩”状态,城市中产过去三十年积累的财富,将随着房地产价值下跌,随着通货膨胀和越来越繁重的苛捐杂税,还有更加任意武断的政策,被逐渐蚕食。很多城市中产将从“有产者”变回“无产者”,甚至背负巨额债务,整个社会将重回普遍贫困状态。 国民经济溃烂和个人财务状况恶化,必然伴随着思想和文化全面凋零,文明的生命力进一步枯竭,整个社会进一步丛林化……... |
馮睎乾:麥巴比和毛澤東都說了真話
:2026年10月27日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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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6日星期一
张爱玲与“润学”火热背后:中国人去国离乡的多舛与无常命运、对异域它邦的想象与真实
Medium 2026-10-22
近日,媒体人柴静制作了一期关于中国女作家张爱玲的节目,披露了张离开中国前后的一些细节,引发不少议论。关于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中国大陆、又从香港辗转前往美国的经历,这几年在中文互联网上一直是热门话题,也是近年中国“润学”的一个侧面。曾是中国央视记者、多年前已移居欧洲的柴静,也算是新一代去国离乡的中国“润人”中的知名者。她做关于张爱玲离开中国内幕的节目,本身就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意,也将跨越数十年、相隔几代的中国人“润”的历史连接和呼应起来。
所谓“润”,是以英语词汇“Run(跑、逃离)”为谐音,指离开或准备离开中国故土、以逃脱困境乃至灾祸、到异地异国寻求新生活的行为。关于如何“润”、“润”到哪里、“润”的历史,这些信息、知识、讨论就是“润学”,正在离开或已离开者被称为“润人”。
张爱玲正是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剧变时的逃亡浪潮中,大批逃离的“润人”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另一思想巨匠胡适,还有如钱穆、傅斯年、倪匡等,以及更多知名度较低的精英和平民,也是在那一时段离开中国大陆,前往台湾、香港、欧美、世界各地。他们在港台或西方过的不算很幸福,但躲过了之后数十年中国大陆残酷的政治风暴、饥荒与短缺,较安稳的度过了后半生。如张爱玲直到1995年才去世。胡适等人较早去世只是由于疾病。还有李政道、杨振宁等一开始就未返回中国的在美华人学者,与张爱玲类似先到香港后去美国的高锟,在中国大陆之外较为自由富足的环境中成就巨大,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
而留在大陆或从外国返回的各阶层中国人,尤其知识精英,如老舍、陈寅恪、沈从文、丁玲、姚桐斌、赵九章、陈天池等,则在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多轮灾祸中,或悲惨死去,或幸存但遍体鳞伤。两厢对比,更令人感叹张爱玲等“润人”的幸运和留下者的不幸。中文网络上许多人津津乐道于这些人物和相关历史,显然是在喻指今日中国的情形、反映当下一些国人的心态。
近年之所以“润学”兴起,在于中国改革停滞,经济明显下行,尤其经历疫情及“封城”等“清零”政策冲击,人们生活普遍变得困难,未来也缺乏希望。权利和利益遭受损害的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现状失望、对未来无望,于是打算离开中国、在海外寻求出路。而张爱玲、胡适等早期“润人”的经历,给了他们启发、成为榜样。他们也称赞张爱玲等人见识高远,没有被花言巧语欺骗留在大陆,及时“跑路”躲过了后来的灾祸,并将张爱玲、胡适等称为“润学前辈”、“反诈先锋”等。
许多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希望“润”出中国、推崇张爱玲等早年的“润人”,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对“润”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其实是有偏颇和美化、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以张爱玲为例,她离开中国确实免于后来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西方陌生的环境里,收入微薄、生活窘迫。她也再没有知名作品产出,此后几十年都相当低调沉默的度过,与其在中国时佳作迭出、声名鹊起形成鲜明对比。这很大程度在于她离开了滋养其文学创造力、让其如鱼得水的家乡人事、祖国故土、母语环境,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便张爱玲英语流利,但还是更长于中文写作而非外文表达。在美国生活的压力和琐事,也让她难有闲时和舒畅的心情写作。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张爱玲晚年和逝后重新知名,也是因被中国学界挖掘、为中国读者青睐,并反过来催生里西方对她的关注和研究。
可以说,对于一个如此重量级的作家而言,张爱玲离中赴美后的人生是平淡且有些凄凉、事业上不算成功的。而其他那些知名度较低的“润人”,有些取得成就,也有的并不顺遂、不尽人意。只是那些成功者普遍在聚光灯下、无论在所在国还是中国都更得到关注,失意者则被忽视、自身也有意远离他人目光而不为人周知罢了。
“润人”的命运是幸运还是不幸、日子是好是坏,往往是被时代大环境所决定的,自身难以主宰。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也有一波出国潮。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将会崩溃,欧美则是天堂,加上当时中外经济民生水平差距确实很大,他们宁可在国外住地下室、打工刷盘子也要留在外国。离国者中不乏一些体制内和社会精英,放弃在国内优越地位也要“润”去发达国家。但后来中国经济起飞、社会转稳,同一阶层留在国内的普遍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比漂泊海外的更成功。这与1949年前后选择留下和“润走”的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
. 而他们命运的不同,在于中国执政者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不同的选择和政策变动,以及“润”去国家的情况尤其对待移民的态度,以及中外相对的发展水平和趋势,而非他们个人的努力,也非他们能够准确判断和施加影响的。张爱玲和胡适当年也并不能非常确定的预料后来的中国发生什么,只是在“去”和“留”之间做出了出于个人好恶的选择。
. 如1990年代的执政者闭关锁国、变本加厉迫害异见者,中国经济崩溃、发展停滞,那“润”往外国者就变得“明智”和“幸福”,未离国的则类似1950年代留下的人那样凄惨;如1950年代执政者没有大抓大杀,而是按照49年及之前信誓旦旦承诺的那样善待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留下及从外国回国的人就会得到重用,“润”去港台美欧的人反而是“不识时务”,失去建功立业的良机、在失落和边缘化中度过余生。根据当时背景和前情,这些假设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现实时间线里留下和离开的人遭遇幸福或灾祸,则是不容易预料的。
而在新冠疫情结束、中国解封之后,这新一波“润”风潮中的“润人”们,是相对不幸的。因为他们正面对欧美日在内全球保守排外的民粹浪潮。各国从国家政策到个人态度,都对移民和难民很不友好。如美国的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大肆抓捕无证移民,许多“走线”偷渡入美的中国人被抓进移民监狱;日本对经营管理等签证及永居门槛大幅提高,还溯及过往,不少喜爱日本而“润日”的中国人欲哭无泪;欧洲各国也收紧移民政策,正规移民和流亡难民都更难获得长居身份,前途未卜。世界各国社会氛围也从支持多元化、欢迎外来者,变成敌视异类、种族歧视盛行。而且即便反中国体制的自由派流亡者、亲美亲日亲欧人士也在歧视排挤之列,各国排外主要看针对对象的族群和出生地,而非政治立场,并不因中国“润人”向往自由民主、亲近所在国而亲近和接纳(少数有利用价值的除外,但不代表大多数)。
即便不谈近年的风向,中国人前往异国他乡,在陌生的环境里,也面对种种困难与障碍。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差别都会造成诸多不便。民主也不是万能药,民主国家一样有阶级分化、人性丑陋、官僚主义、各种歧视与不公正。满怀对自由世界憧憬的“润人”到了外国,也要为衣食住行、人际纷争而忧愁。许多在国内生活还算体面、有些资源人脉的国人,“润”到国外后资源和技能几乎“归零”,一切要从头开始,包括不得不从事一些繁重而不体面的工作、相对在中国时阶层滑落。在适应与家乡差异颇大的规则与世故的过程中,许多“润人”难免为各种经验教训“交学费”。
如曾对美国倍加推崇的中国自由派名人袁腾飞,刚移居美国不久就收到美国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账单,忍不住在朋友圈大骂发泄不满。欧盟各国虽医疗保障较好、自费少,却又有效率低下之弊。除了医疗,欧美各领域都有一些外人不熟悉、亲历才知道的弊病,如效率低下、程序复杂、种族歧视等情况。许多“润人”真的来到欧美日等国,才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颇为失望。在“润人”(离散群体)内部,还有因为利益、立场、私人恩怨等引发的斗争,相互算计与伤害。还有许多艰辛苦楚,难以言传。笔者个人作为羁旅西欧洲的中国人,颇有直接的体会。有一些已“润”的中国人因为在异国他乡过于困顿、痛苦、没有希望,选择回流中国。
无论当年的张爱玲、胡适,还是今日的袁腾飞、柴静,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去国离乡的中国“润人”,他们无论为了自由还是生计,逃脱灾祸或者寻找新生,离开熟悉的故土前往异国他乡。他们逃离了一些苦难,又面对另一些艰难;得到了部分想要得到的,也失去了若干不愿失去的;有些人相对幸运和幸福,有些人相对不幸与落魄;有些人挣扎着在异国扎根,也有些回流故土,还有的居无定所、有家难回、在“润”与“回”之间徘徊不定……
根本上,中国体制和社会存在的种种危机和弊病,尤其民主自由的缺失、中下层劳苦甚多而所得贫乏,是许多中国人选择背井离乡、“润”往异地的原因。但不少中国人又对“润”去的西方乃至港台日等地抱有过于美好的想象、对自由民主及其效用有过高期待,与现实存在明显的偏差。流散异国的中国人,大多数生活并不如意,离开中国却并没有摆脱忙碌与焦虑,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生命如野草浮萍,没有认同与归属。中国人未来幸福的希望,还是在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变革与进步。
什么是革命?为什么会爆发革命?——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来源:壹家言 2026-10-27
1856年,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这部著作并非按年代叙述攻占巴士底狱或雅各宾专政的过程,而是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偏偏在最繁荣、压迫有所减轻的旧制度末期爆发?革命究竟摧毁了什么,又继承了什么?
2012年,该书被中国高层在反腐座谈会上公开推荐,引发知识界重读热潮。因为在转型社会中,托克维尔的警示从未过时。
一、革命为何不在最黑暗时爆发——托克维尔定律
传统认知中,"民不聊生必生革命",托克维尔却观察到反直觉的事实: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最难忍受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路易十六治下的法国,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工商业增长、废除部分农奴制、减免部分苛捐杂税。但恰恰是这个"开始改革、压迫略减"的时刻,民众权利意识已被启蒙运动唤醒,对残存的免税特权、贵族豁免权和不平等感到比以前更不能容忍。
这就是托克维尔的核心判断:当社会期望增速超过制度改革速度,动荡风险反而最高。繁荣提高了参照系,减轻了恐惧,却放大了不公感的刺痛。这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
二、旧制度未死,只是换了外壳——中央集权的延续
托克维尔另一颠覆性论点是: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而是完成了旧制度已开始推行的行政中央集权。
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君主、拍卖教会土地、宣布人人平等,却同时扫除了唯一能对王权形成制衡的力量地方贵族和自治团体。旧制度下,国王通过总监制一点点剥夺贵族的地方治理权;大革命干脆消灭了所有中间团体(行会、公社自治、省议会),使国家机器直接面对孤立的个体公民。
结果是拿破仑接手后,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比波旁王朝更庞大、更彻底、更具"革命合法性"。托克维尔痛切地写道:
"大革命在摧毁旧制度某些部分的同时,却更牢固地确立了它最核心的部分——行政集权。这是旧制度留给新法国的真正遗产。"
换言之,推翻旧政权不等于消灭旧制度的结构性痼疾。
三、阶级孤立与特权——引爆革命的火药桶
旧制度晚期,法国贵族被剥夺了管理地方、审理案件、维持治安的政治职能(这些被中央督办官接管),却保留了免税权、优先任官权、狩猎权等经济与社会特权。贵族阶层逐渐退居凡尔赛,与资产阶级、农民彻底脱节,既不承担公共责任又垄断好处。
托克维尔对此刻画极为犀利:
"当贵族不仅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时,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时,他们的个人权利更大,却不引人注意……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问题。"
失去治理功能却保有剥削特权的寄生阶层,与承受重税且无政治表达的第三等级之间形成致命隔阂——这便是法国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阶级孤立。农民感到被抛弃,资产阶级感到被排挤,仇恨在沉默中积聚,直到陈情书打开闸门。
四、"革命"被滥用之后——什么是真正的革命?
二十世纪以来,"革命"一词被极权运动、法西斯组织、宗教极端势力广泛盗用。以"阶级解放""民族复兴""信仰救赎"之名夺权,宣称代表历史进步,实则建立比旧制度更专制的恐怖统治。历史反复证明:推翻旧政权本身不保证社会进步,自称革命也不等于真正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大革命的复杂态度提示我们:真正的革命不应仅凭是否砸烂旧庙堂来判断,而应依据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尺来审视:
是否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
是否保障思想、言论、信仰与结社自由;
是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有限政府与权力制衡;
是否保护合法财产权与司法独立;
是否通过民主制度实现政府的和平更替与公民对权力的真实监督。
真正的革命,是推动上述文明原则发展,使人更自由、权利更有保障、权力受更多制度约束、法治更完善、人民能通过有效参与监督政府。
而不是与之相反。
它未必伴随街垒战与断头台,却可能比暴力更深刻地重塑一个国家。
王丹:是時候可以討論後習時代了
鏡報 2026-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