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罪我 其为春秋 2026年9月11日
在中共历史上，陶铸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尤其在文革中，他突然蹿升高位，却又突然被打倒。从红得发紫到戴上黑帮帽子，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所以，有这种说法，“红桃四”秒变“黑桃三”。本来是红色阵营，就是毛泽东这边的第四号人物，突然就成了黑色阵营的第三号人物，就是“刘邓陶”排在了一起。
我那时候在北京，是个初中生，突然早晨起来，看到了大街上贴上“打倒陶铸”的大标语，一时莫名其妙。
陶铸是老革命，但是，我不说他的历史。他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委。
按排序，他是第四号人物，相当于八大时朱德的位置。管事可比朱德多多了，他是书记处常务书记，还主管中央办公厅。他还兼中宣部长，还兼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这是康生的角色。
可见，最高领袖对他的器重和信赖，非同一般。
但是，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月，他在这把椅子上，只坐了9个月。
我觉得，他的问题在于资格太老，能力太强，所以，没有夹紧尾巴。地方大员到中央工作，总要谨言慎行，而他没有。
陶铸凭什么能够飞黄腾达？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文革初起，很多老干部被打倒了，为首的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简称“彭罗陆杨”。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没被打倒，但是在伟大领袖心里，他们的分量轻了很多，弃用是早晚的事情。所以，领袖需要新鲜血液来充实领导层。
二是有邓小平推荐。因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被打倒了，需要一个顶替者，邓小平推荐了陶铸。虽然邓小平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领袖的信任，但是，在领袖的心里，还是欣赏这个小个子的，而且一度把他作为接班人培养的。
当然，早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央苏区，毛泽东挨整，被边缘化的时候，邓小平也受了牵连，被打成“邓毛谢古”团伙，这个毛，就是领袖的弟弟毛泽覃，而他们的主要罪状，就是支持毛泽东。每每想到这一点，领袖的棍子打向邓小平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
三是陶铸确实是忠诚度很高的人，在战争年代，他也是浴血奋战屡建功勋的人。这还不说，他还是党内少有的文化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建国后在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还曾兼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陶铸文字功夫很好，写过《松树的风格》《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等著作，虽然领袖说过：“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文字当然是小儿科，但是，陶铸确实是文字能力很强的，就连文革中的大笔杆子戚本禹也说：我写得不妥的地方，他都会作修改。
另外，陶铸没有特别明显的山头背景。他是四野的政治部主任，但是他又是邓小平推荐上来的。
四是我揣摩有陶铸老婆曾志的因素。毛主席和曾志之间有着情同兄妹的感情。他们之所以有这层关系，是因为曾志是井冈山时期的老人，她与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是同学，也是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闺蜜。
尤其是井冈山那段时间里，曾志老去毛泽东家里找贺子珍聊天，毛泽东和贺子珍吵架，常常是曾志去劝解。这样，毛泽东也跟曾志熟了起来了。
曾志是1939年到延安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她就收到了日理万机的领袖的回信：
“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我十分开心，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带你来，等我们见了面再详谈。”
1959年庐山会议，贺子珍背着江青上庐山见毛泽东，也是曾志提议和具体安排的。
文化大革命中，曾志被整，被流放到南方，因为潮湿她不习惯，求救于周恩来，周恩来安排她到了陕西临潼，住了一年以后，她还是不适应，又向领袖写信求助。
毛泽东反馈很快，他让陕西的负责人李瑞山把曾志叫到了西安，并让李瑞山转达他的回复：
你有两点可以选择，一点是如果打算留在西安，那么就在省委安排曾志的工作；一点是如果不打算留在西安，那么就调回北京。
曾志完全没想到毛主席回给出这样的答案，她一直都是想回北京的，只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毛主席都发话了，那一定要回北京！
可见毛泽东和曾志的交情不浅。
第五最重要，毛泽东也信任和欣赏陶铸，对他寄予厚望。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陶铸却不仅跨越政治局委员一级直接成为常委，还在其中排名第四位。
这是毛泽东在审定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
陶铸很不安，因为他排在了邓小平和刘少奇之前，他当时对毛泽东说：
“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陈伯达同志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
毛泽东说：“已经定了，不变了，陈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不过，这样一来，他和陈伯达之间就有了隔阂。
那么，为什么陶铸这么快就被拉下马了呢？
导火索是一封信。
最早贴陶铸大字报的是上海某中学的一个高中生，他除了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外，还可能受当时批“三家村”的直接影响，所以他瞄上了陶铸两本书，他写了一万多字，贴在北京东城沙滩中宣部的院子里。
接着，在1966年的12月，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一个大学同学写来一份材料，题目叫作《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在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阎长贵的同学因为反对陶铸被打成了反革命，所以阎长贵一再央求他想法子救救他的同学。
于是，12月20日，戚本禹就给那几位同志写了封信，对他们提出的申诉做了一个答复。信中说：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
关于×××等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
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这样做。”
戚本禹说，这封信没有经过主席，也没有经过江青、陈伯达他们看过就发出去了。不过他知道，写这个信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对一个中央领导人提点批评意见，就说人家是反革命，那还有什么大民主啊。
这是戚本禹的一家之言。按照常理判断，对于有人写自己的顶头上司的大字报，是不应该这么处理的。
戚本禹写了信以后，见到陶铸还对他说过，教育出版社有几个人因为给你提了些意见，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们说不能因为给你提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陶铸说，对。是这样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嘛，这我早已经说过的。
后来这封信在红卫兵小报上刊登出来了。
其实，这就是告诉红卫兵，虽然陶铸是四把手，但是，还是可以冲击一下的。
就在这事发生不久，陈伯达、江青与陶铸的冲突表面化了，以至于陈伯达就公开提出要打倒陶铸了，江青也跟着说要打倒陶铸。
虽然戚本禹说，他的信和打倒陶铸没关系，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中央文革当时在红卫兵小将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
只是他们要打倒陶铸也是做不到的，必须有最高领袖的首肯。但是，最开始领袖是反对的。
陈伯达在12月27日、28日周总理主持的会上，说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伙的，是陶“二世”（刘少奇是“一世”），把陶铸也列为走资派。江青也跟着在会上说要打倒陶铸。
但是，叶剑英等人到领袖那里去告了陈伯达和江青的状。12月29日上午，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他批评了陈伯达、 江青，还为陶铸说了话。
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陈伯达、江青在讲话中还是公开批评陶铸。
1月5日，陈伯达、江青的讲话就已印成传单公开，大街上贴满了“打倒陶铸”的大标语。
到2月6日，2月10日，毛泽东两次在会上就陈伯达、江青公开发表批评陶铸的讲话，严厉地批评陈伯达、江青。毛说：
陈伯达你这是“一个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袭击”。你过去老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陶铸在庐山表现比你好，你还动揺呢！江青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你们要好好检讨！
批得很厉害。陈伯达回钓鱼台后为这事大哭，喊着要自杀。
毛泽东说：“一个礼拜之内，中央文革小组自己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
据说当时陶铸对主席很感激，他很大度，反过来还为陈伯达和江青说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气，也不要叫陈伯达和江青再检讨了。
但是，伟大领袖也有耳朵软的时候，人家说多了，他也往心里去了，所以，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表达了对陶铸的不满，说陶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他的问题是红卫兵起来后才解决的。
陈伯达和江青没有停止整陶铸的黑材料。这些材料送到领袖手里，就如同一支支利箭。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谦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
陈伯达为官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那就是要“跟对人”，还要准确地判断“风向”。自己作为秘书，既没有很深的资历，也没有很大的功劳，之所以能够不断得到重用，他很清楚这是因为得到毛泽东赏识的原因，所以他就时时处处唯领导马首是瞻，紧跟领导不掉队，这是他能够步步高升的基础。
所以，他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在建国初期曾经和高岗有过接触，后来又主动为江青捧场，还曾跟林彪建立“热线”联系，都是在寻找靠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而他为了跟对“风向”，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就转变极快，有时候甚至可以不顾事实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比如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前夕曾赞同过彭德怀的“万言书”，而在彭被打倒之后，又迅速转向而高调批判彭，并污其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等。
这变脸比翻书还快，足以证明陈伯达作为“政客”的嘴脸。而他所亲手制造的“冀东惨案”就更加令人不耻了】
他们在红卫兵的小报中，把所有批评陶铸、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来，同时又去查陶铸和王任重在那段时间里所批发的文件。这一查就出了问题，中南局所发的坚决执行“资反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
1966年7月初，陶铸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而最积极反工作组的正是伟大领袖。
刘少奇、邓小平在主席回京前，还批发了中南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
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院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
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
直到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铸和王任重还在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毛主席如果看了这些材料，会对陶铸的看法发生改变。
戚本禹认为还有一件事，涉及陶铸的私德。
曾志在嫁给陶铸前，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任丈夫蔡协民曾经给毛泽东做过秘书，他被捕后，陶铸就跟曾志同居了。
不久曾志生下来一个孩子，但那是蔡协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这个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里去了。
蔡协民出狱后，要求恢复组织关系。
但陶铸说，因为他被捕过，到底是怎么放出来的情况还弄不清楚，就没给他接组织关系。
于是蔡协民就只好到处去流浪。在流浪期间又被国民党抓住，并把他处死了。
1967年初的时候，那个孩子来了，要为父亲伸冤，告陶铸。
毛泽东也过问了这件事情。
当然，这不一定准确。按照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说法：
父亲和我母亲相遇的时候，我母亲当时虽然比他小三岁，但她已经是有两任丈夫牺牲了。而且已经是准备生第三个孩子。当时他们做地下工作假扮夫妻在一起生活，就逐渐产生了真的感情。
这种事情很难查证，不是大事，但是会影响领袖对他的观感。
综合这些因素，陶铸终于被“放弃”了。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