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骆家辉是一面镜子

最近，被称为"中国官员好榜样"的骆家辉宣告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对此，坊间既有婚外情的八卦传闻，也有他被雾霾逼走的调侃，然而比较靠谱的是，骆家辉辞去公职，是为下届大选做功课。这种推测虽被骆家辉否认，但希拉里辞去国务卿职务时，也曾否认她要投入下届大选。现在，希拉里成为下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似是板上钉钉，至于副总统候选人是谁，还悬而未决。

要论美国历任驻华大使，在中国无论在朝在野，在官在民，骆家辉都是话题人物。骆家辉在赴任中途在西雅图机场用折扣券买咖啡，抵达北京机场轻车从简，一家五口肩背手提行李出关，弃用大使馆的礼宾车，改坐中巴。接下来，他和访华的副总统拜登到北京鼓楼姚记炒肝店吃炸酱面和包子；其后骆大使到成都，用中共官话来说是"视察"或"检查工作"，他和成都美领馆的同事到街边夫妻店吃川菜，十五个人餐费竟不足200元人民币。这和中共官场"三公消费"的天文数字形成鲜明对比。

就在中国老百姓对骆大使的平民作风啧啧称奇之际，忐忑不安的官方却对骆家辉展开激烈攻击。中共光明网率先发表大批判文章，题为"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文章指骆家辉一系列的表演都是展示给中国人民看，"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其如意算盘是"为美国收揽中国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分化中国的意识形态。"

但骆家辉的"表演"却没完没了。他坐经济舱到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和一大堆天朝"公仆"落差悬殊。那些达官贵人出入均有跟班迎送，安坐公务舱商务舱，就连出入机场都要走特殊通道，一副朝廷命官肃静回避的派头。央视主持芮成钢更在这个年会上咄咄逼人向骆家辉提问："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行为，美国国债仍是全球最安全可靠的优质投资，美国是要按债券期限还本还息的。芮成钢如此问，就像是某人买了某上市公司的股票，却对著该公司高喊："你们欠了我的钱！"这实在是无知加愚蠢！

紧接著《环球时报》也加入围剿骆家辉，指骆"大大超过了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殊不知这些攻击更放大了骆家辉效应。在平民百姓看来，骆家辉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官场的糜烂与龌龊。

骆大使驻华期间最大的外交风波，当属王立军闯馆与陈光诚遁入使馆这两宗突发事件。王立军引爆了中共自林彪出逃以来的最大危机，一连串的政治黑幕与丑闻落到骆家辉大使手里，经紧急呈报国务院和白宫后，相关情报又与盟邦英国共享，使得北京已无法按胡锦涛最初"偶发事件"的说法去编写剧本。随后中国政局急转直下，薄熙来被连根拔起，这改变了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和政治版图。所以骆家辉一度被戏称为中共政治局九常委之外的第十个常委。

陈光诚逃进美国使馆是另一枚震撼弹。中共的恼怒在《北京日报》那篇《从陈光诚看美国政客拙劣表演》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它指斥骆家辉"种种行为与其自身职责不符，小动作不断"，"从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监测公布大使馆空气质量数据，掺和北京的城市管理争论；再到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大使馆"。这篇奇文令网民集体吐槽，最为尖刻的一条反讽警告："行贿受贿、吃喝嫖赌才是骆家辉大使在中国的惟一出路！请你骆大使认清形势，痛改前非，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公仆的事情！"称赞骆家辉的网评则有"拿著美帝工资的中国信访办主任"、"中国残联主席兼中央精神文明办主任"。

如今骆家辉辞去驻华大使职务，终于使中共政客们舒了一口气。几年来他的存在如同芒刺在背，这根肉中刺自动消失，对中共来说是最大的年度惊喜。然而骆家辉这面镜子所照之处，将长久影响著中国百姓的是非和善恶判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动向》长短论：习近平的悖论

《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封面

在北京宣佈整治微博打擊大V「初見成效」後，中共官方喉舌便打了雞血似的──為習李的第一個三中全會開足馬力，高唱讚歌。除各地湧進京城的訪民或維權人士繼續在公共場合爭相表達訴求外，社會上與中南海新主一年前初登大位時的氛圍已大相徑庭，無論是國際輿論關注還是國內民間反映，大多冷眼以對，不再抱有希望。

　　這種巨大的落差，其實就是在給習近平主政中南海一年來的表現打分。

　　在去年十二月紀念憲法實行三十周年的活動中，習近平公開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言猶在耳，他領導的執政黨就掀起了一陣陣反憲政、反普世價值的浪潮，公然用文革手段圍剿主張落實憲法的民間知識分子。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中紀委全會上，習近平指出，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同時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話音剛落，各地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公民運動」就成了鎮壓的對象，其代表人物許志永、王功權更是被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

　　春節前夕在與民主黨派領導人聚會時，習近平說，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對黨外人士而言，要敢於講真話，敢於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不久，在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根據習近平號召作出決議：用一年時間開展實踐群眾路線的全黨運動。結果，大刀砍向了作為群眾一員的意見領袖，有些甚至在習近平的口中還成了「一定要嚴肅打擊」的「反動知識分子」。隨著一眾大V紛紛成為階下囚並在央視被示眾後，繁榮一時的微博出現了「大逃亡」，不再是一個公共交流平台。

　　在國際事務上也是如此，習近平一邊對奧巴馬聲稱中國夢與美國夢是相通的，一邊卻由解放軍國防大學炮製《較量無聲》，用冷戰思維向美國作意識形態「宣戰」（在釣魚島和對日關係上也玩弄這類手法）；一邊用選擇性執法審查著名外企並配合輿論攻勢的作派，煽動並利用民粹主義，一邊卻當面稱讚外企高管，「對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經濟發展有著深刻見解，我願意聽取你們的真知灼見。」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幾乎成了「習式執政模式」。這種截然對立、自我否定的言行，就像出自完全不同的兩個人，讓人覺得像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這個又以他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兩個不能否定」的說辭最為典型。不管他是一個像外界評論的平庸者，還是一個自以為可以左右逢源駕馭大局的幸運者，隨著經濟和科技的迅速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為不同於中共建政元老的常人政治家，習近平仍信誓旦旦要用毛澤東那一套已經被實踐證明完全失敗的套路來治國，其後果是每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可以預料到的。

　　習近平作為開明改革功臣習仲勳之子，他本人在毛澤東的政治運動中備受磨難的經歷，以及與薄熙來和其他太子黨比較相對平實穩重的表現，加之他上台伊始便統攬黨政軍大權的優勢，成爲他執政資源的「正能量」。但這能量隨著他自食其言、失信於民、與友爲敵的施政作為急劇流失，而他的「八一九」講話，是這種流失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轉折點。

　　一年來，習近平想左右通吃做大自己的權力基礎，卻陷入了一黨專制領袖獨裁的陷阱；而當他希冀自己能像老毛一樣呼風喚雨的時候，發現時不予我，自己只是「集體總統制」裡的常人，能夠同化周恩來、朱鎔基一類精明官僚的中共政治機制，對他習近平同樣會毫不留情。在這種悖論式的怪圈裡，習近平如果沒有蔣經國那種用專制結束專制的胸襟，就只能在自己的夢幻裡執政，他自己可以畫餅充饑，但要讓旁人做與他步調一致的「夢」，顯然是又一個烏托邦。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金鐘：強人何處尋？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兩個看點：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不少人的解讀都是：習近平想做強人。國安會被形容為一個凌駕於黨政軍之上的超級架構，而深改組照理應該是總理李克強掛帥，但改革決議六十條起草領導小組沒有李的份，由習親自領軍。故有人揣測，這兩個新機構可能都由習近平領導。無論是否，已彰顯強人出馬的聲勢。

本刊今年五月號萬潤南的文章，也曾提出盼習近平先做普京式的強人，然後學蔣經國做最後一位專制者，開啟普選制，當選第一任民選領導人，成就中國歷史上的偉大——這是有代表性的一種期待。可是僅僅半年，期待變成了質疑：很多人不明其妙地問道：習近平，他到底想幹什麼？因為近來的作為，已使那些「打左燈向右轉」的信奉者，對局勢的去向感到深深的疑惑和動搖。

證諸當代國家領導人，多數屬於負責於選民或承繼於授權者的官僚型人物，他們一朝大權在手，或孜孜於兌現競選承諾，或盡力維護世襲祖業，守成平庸是他們的本色。期間出現強人是極少數。人們常常提到的蔣經國、鄧小平、葉利欽、普京，可視為此類。他們之出類拔萃，佔領歷史高地之一席，無不具有一定的機緣和個人特質，猶如老話之謂「時勢造英雄」，而後「英雄造時勢」。換言之，強人之出的條件，乃是時代和社會出現危機或變革的急需，而其人又具備非凡的卓識、才幹和魅力。於是可以力排眾議，不畏風險，突破難關，造成新局。

面對當前中國，自由論者無不認為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正是強人出頭的機遇。然而，強人也可以作逆時代潮流而動的選擇，甚至不排除由強人走向獨裁的可能。中共體制自一九四九年登台以來，雖然歷經多次重大危機，卻顯示相當的頑固性而挽狂瀾於不倒。迷信獨裁的毛鄧第一代，不僅殘酷鎮壓民間的各類異己分子，而且鐵腕鏟除黨內任何可疑的幹部，最突出者莫過於胡趙第二代。——這是習近平上台的大背景，不可不察。就個人素質而言，中共六四一役後，處心積慮，訂立十年任期的接班制，含有學資成分。首班選用江朱為代表的四十年代大學生，二班選用胡溫六十年代大學生，按順序第三班應是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李克強、薄熙來、王岐山這些學歷比較完整的一代，可是卻讓學歷最差卻最有「地氣」的習近平上位。是一個構思奇妙、可圈可點的安排。

如果說，現行已高度集權的體制還不足以造成強勢，要重床疊屋，另起爐灶，應付對外也對內的安全需要，那麼，這樣打造的強人，其意欲何？都在不言中。難怪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放棄了對「強人」的追尋，而想起被囚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那句話——中國的希望在民間。

（2013-12-1紐約）

《刘宾雁时代》在美国出版――纪念刘宾雁逝世八周年

法广 / 作者 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2005年12月5日，流亡美国的中国伟大记者、作家刘宾雁，在西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逝世，终年八十一岁。刘宾雁逝世前为自己写下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刘宾雁的妻子朱洪将宾雁的骨灰带回中国，在刘宾雁逝世五周年之际安葬于北京郊区天山墓园。当局不准家人将刘宾雁的墓志铭刻在墓碑上，因此刘宾雁的墓碑是一块无字碑。在刘宾雁逝世八周年之际，这不能刻在墓碑上却刻在人们心中的墓志铭，有了更为丰富的注释：一本名为《刘宾雁时代》的著作将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名叫马云龙。

这是刘宾雁逝世后，第一本记述刘宾雁生平的著作。出版《刘宾雁时代》的海外“明镜出版社”、刘宾雁参与创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新史记》杂志社，本周六将在纽约，联合举办新书发布会。届时名人荟萃，这不仅仅是一场新书发布会，更是刘宾雁逝世八周年纪念会、追思会，刘宾雁思想与实践的研讨会。
“明镜出版社”在向读者介绍《刘宾雁时代》这本书时写道：“刘宾雁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意味着重振人的尊严，呼唤人性回归的时代，在中国新闻史上，意味着恢复新闻的真实性和人民性的时代。”
撰写《刘宾雁时代》传奇的马云龙，本身就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70年代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成为死牢囚徒，八十年代发起和参加黄河漂流行动，90年代出任河南《大河报》总编辑后因报道真相被撤职；21世纪头一个10年，他将北明朗诵和制作的中国作家、诗人王康的诗作《中国的大雁，中国的十字架》音像光盘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公开播放，并开讲刘宾雁。马云龙与刘宾雁素未谋面，他遍访刘宾雁的同事、家人和亲友，历经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写成此书。他说自己写成《刘宾雁时代》，就“完成了一次踵武刘公人生道路的旅程。”
刘宾雁的挚友、旅美作家郑义为《刘宾雁时代》作序，题为《越远越亮的星辰》。他写道：“读完书稿，感概良多。文字洁净、生动、洗练、庄重，与时下中国作家种种通病不可同日而语。题目也好，‘时代’成为一个积极的元素，引导我们进入传主出生、成长、追求、受难的历史，并在此大背景下去解读这位悲剧英雄。这无疑是一本成功之作。马云龙极其敏锐地把握了刘宾雁对当代的意义，以诚实的书写拯救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使刘宾雁从‘人间蒸发’中复活，再次举起自己的火炬，走入人群，照耀着我们的精神原野。”
郑义写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我们还找不到另一只如刘宾雁那样的大雁，能够如此英勇如此热情如此痛苦地在风暴中飞翔。它的每一次俯冲，每一声号叫，每一滴泪水，每一片被折断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发出雷鸣电闪和掀天的巨浪。”
2005年2月23日，刘宾雁八十寿辰时，记者曾前往新泽西州探访刘宾雁先生。他与夫人朱洪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小城温莎市。宾雁先生正被癌症折磨，但精神仍然高昂。他对记者说：相信自己还能多活九年，到时应该完成了撰写的长篇著作《走出五千年泥泞》。刘宾雁流亡海外十六年来，从不曾停止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写作和呐喊。流亡中的刘宾雁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索，已超出当年写作《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时的境界。只可惜《走出五千年泥泞》未能完成，这部著作的手稿，与他在美国撰写的大量评论和发表演讲的原稿和记录稿，都是刘宾雁留给中国的宝贵思想财富，如今却不知存放在何处。记者尚未读到《刘宾雁时代》这本书。记录完整的刘宾雁，应该包括流亡中的刘宾雁，当《刘宾雁时代》出版之际，人们便要期待马云龙先生再写出一部《刘宾雁时代》的续集。

【附录】

视频：中国的大雁 中国的十字架

http://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videotest-01082009171115.html

杜光：民有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阅读三中全会文件札记之五

（题注：民有经济，通常被称为民营经济，指的是民间创办的经济形式。民营经济从经营管理的角度着眼，民有经济则从所有权的角度着眼，比民营经济能更准确地反映这种经济形式的本质特征。我在其他文章中为了适应人们通常的习惯，多采用民营经济的提法，但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必须采用民有经济这个概念。）

           ……                                       ……

三中全会的《决定》确认“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谓“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关键在于，一方面，减少政府对市场和民有经济的干扰；另一方面，为完善市场体系和发展民有经济创造良好的条件。《决定》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较好的规划。《决定》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亮点。这两大亮点正是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重要前提。

取消不必要的审批事项，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扰和为民有经济解困的有力措施，十八大前，国务院就已经取消或下放334件审批事项，《决定》进一步规定，“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决定》还承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提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决定》特别表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这些规定既是党和政府的承诺，也是广大民众特别是大小企业经营者的共同期盼。它的贯彻将会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民有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困扰，我对这些承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在第二篇札记《突破垄断和三个理论谬误》里，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理论谬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主导，都作了简要的剖析，指出这些理论谬误必然导致改革的不彻底性，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进一步梳理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究竟应该以什么经济形式为主体？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文革以后，安徽、四川等地农民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发展了生产，温饱之余，也有了少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和富余的劳力结合，萌生了新生的个体经济，有的肩挑手提，走村串乡，有的设摊摆点，博取微利。从个体的工商劳动，到微型、小型的工商企业，从家庭副业到集市贸易，从农村到城市，人们冒着“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剥削”等等罪名的压力，积极投入各种经济活动，为市场经济的兴起，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这个历史过程表明，市场经济首先是在民间萌动的。或者，用最近报刊频繁使用的语汇，官方承认市场经济，是民间的经济活动“倒逼”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但实际上只是在原有体制范围内，对国有企业的调节。同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甚至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两年后也只是允许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到了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才承认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肯定“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同时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则。但这个“市场调节为辅”，指的仅仅是小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还不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承认。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强调“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由市场调节的只是“部分农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仍然无视民有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的存在和发展。1987年的十三大，才承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这些变化是民有经济迅速发展在指导思想上的反映。

民有经济虽然获得了合法地位，但由于市场经济不被承认，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8964”后，反改革势力十分嚣张，公然叫嚷要取消民有企业。但历史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1992年初邓小平南下讲话，明确表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接着，同年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认了市场经济在改革中的地位。这就促进了民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到本世纪初已奄有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市场经济和民有经济是不可分割地同步发展的，民有经济诞育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反哺了民有经济；市场经济以民有经济为主要成分，民有经济以市场经济为依托。我们既然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就不能不承认民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从实践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的。

再从理论上考察，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以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从个体户到大型民营企业，每一步发展都同时是对垄断经济的突破。包产到户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一统天下，最终导致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崩溃；与知识青年返城同时兴起的城市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突破了对城市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撕开了垄断经济的口子；九十年代对市场经济的确认，更是开始了民有经济的全面进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以民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逐步取代垄断经济的过程。

民有经济的进军遭遇到垄断体制维护者的顽强抵制。他们据有意识形态高地，打出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子，把最初出现的民有经济的幼芽，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有所谓“傻子瓜子”事件，“承包鱼塘”事件，都曾经喧嚷一时。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几份“左派万言书”，更是针对民有经济的勃兴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大声疾呼，危言耸听，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这些违背历史潮流、过时落后的观念，虽然在短时间里也能吸引朝野的注意，但终究难以阻挡历史的车轮，民有经济仍然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艰难地开辟前进的道路。

但对民有经济的发展抗拒最有力的，还是霸占着垄断企业的权贵资产阶级。民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向垄断领域进军，必然会触犯权贵集团的利益。这个既有权又贵显的新剥削阶级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绝不放弃可以继续攫取暴利的垄断阵地。上届国务院在2005年和2010年先后发布两个“36条”，旨在允许民有企业进入垄断领域，却都遭到垄断领域权贵集团的软顶硬抗，进展甚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对国有经济“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但要实现政企分开，破除行政垄断，谈何容易。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就已经提出“政企职责分开”，并且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它们管的事，而许多必须由它们管的事又未能管好。”29年了，政企不分和政府包揽不该管的事，不仅没有显著的改变，相反更加严重了。从突破垄断的角度来看，有了两个“36条”的前车之鉴，《决定》是否有可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为民营企业进军垄断领域扫清道路？我希望如此，但不抱乐观。

《决定》在多处把民有经济称为“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很不准确的提法。“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我在第二篇札记里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它的生产资料既为劳动者共同占有，同时又为劳动者个人所有，也就是说，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而我们现有的那些被奉为“公有制经济”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却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影子。就它们大都为权贵资产阶级所掌握这个特征来说，这是一种比资本家私有制还要落后的私有制——权贵所有制。“公有制经济”既然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提法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用私营经济来概括民有经济也是不妥当的。有许多实行股份制或员工持股的企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营或私有企业了，因为它们的资本已经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它们正处在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阶段。只有独资企业或家庭企业，才可以说是私营经济。民有经济是包含这两种经济形式的统称。

在艰困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不但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孕育中产阶级的摇篮。改革开放以来，它在发展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总量、吸纳就业人口、纳税、出口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指导思想上，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能充当市场经济的次要角色，备受权力机关的歧视挤压，往往连企业家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都得不到保障。早些年的孙大午案，后来的吴英案、曾成杰案，近年的张克强案，都展现出专制权力对民有企业的压迫和摧残。更不要说薄熙来的重庆当局为掠夺民营企业的资财而进行的“黑打”了。李克强11 月1日在一次会也讲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毕业生回乡创业，办一个书店。在多个部门跑了三十多趟，花了不少钱，历时三个多月，总算办下来了。但开业后各种检查、收费、罚款纷至沓来，交不出钱就拿书，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书。他一气之下，最后关门不干了。如此恶劣的处境，民有经济怎么能顺利发展呢？这次全会承认民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确立了民有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的平等地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民有经济发展的措施，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决定》依然肯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使我对民有经济的发展前景难以乐观。

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最基本的特征，而被称为“公有制经济”的国有经济则以垄断为基本特征，两者格格不入。以它为主体，让它发挥主导作用，就永远都不可能有完善健康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民有经济为主体，指导思想上只有正视这个现实，承认这个现实，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放在这个客观事实上，才能使改革走上更符合于历史发展趋势的阳关大道。

                                                   2013年12月3日

 

中国历史：专制不断胜利――重塑历史观之一(王思想）

朝代更迭是如何发生的？ 八卦们归结为红颜祸水，那自然是瞎扯。中国的废物历史学者告诉我们：朝代灭亡是因为腐败，新朝代兴起是先进生产力的胜利。这种说法同样属于胡说八道。朝代灭亡是因为腐败，难道之前就不腐败？新朝代的生产力大多数都比就朝代先进？事实恰恰相反。

我反复说：中国悲惨的历史开始于暴秦。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真正称得上灿烂辉煌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文明，都是光鲜夺目。与之同时代的，是古希腊。东西方两个伟大的文明同时出现。中国的春秋战国总体上不比古希腊差多少，基本上比肩。此后中国再无如此辉煌。

秦灭六国将中国拖入2000年的黑暗。暴秦为何能取胜？是因为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真是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进步吗？完全不是。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变法之一。完全将国家改造成了战争机器，百姓就是战争零件，完全没有尊严和自由。这样一个专制程度极高的秦国，逐渐灭掉了专制程度逊色很多的六国。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蒙古灭宋。中国2000年古代史，最好的朝代是宋朝。一个在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商业自由、知识分子有尊严的宋朝，被一个残暴无比的蒙古给灭了。（脑残们爱国，骂秦桧，却又歌颂成吉思汗，实在是脑残到极点）。这是专制消灭文明的最典型例子。

清灭明，几乎是蒙古灭宋的翻版，只是清没有蒙古那么坏，明没有宋那么好。但明比清的先进也是明摆着的。崇祯皇帝也并非昏君，反倒是一个勤勉努力的皇帝。明朝还是灭于李自成或清朝了，后面那俩都是混蛋，没区别。这也是专制获胜的典型。

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进步，是清朝灭，民国立。尤其是北洋政府，被我称为迄今最好的中国政府。可惜好景不长。无限惆怅念民国，最好最好是北洋。

北洋灭于孙中山蒋中正的北伐。孙中山这个专制的暴君，篡夺辛亥革命成果未遂，就搞二次革命。他的逻辑是：革命就是我坐天下，不让我坐天下，我就继续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直到我坐了天下。二次革命，孙中山又失败，然后又捣乱。然后又北伐。孙中山蒋中正的体制太专制了，北洋政府的体制相对来说太民主了，于是，专制再次取得胜利。这一次，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民主政权失败了。

中华民国也还是讲些许民主的，后来……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不用我说了。

也就是说，2000多年来，中国的朝代更迭不是因为前朝腐败，而是因为专制机器运转不灵了，专制程度不深了，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个专制程度更深的势力，往往能够取胜。

"中国历史，就是专制不断取胜的历史"，这一结论让人沮丧，但却是事实。我总是说出一些血淋淋的事实，让某些心脏不好的人难受。

说到这里，自然有一个问题：世界历史也是专制不断获胜的历史吗？基本上也是。蒙古铁骑曾经践踏欧洲，相对文明的希腊不敌专制的罗马……

"专制不断胜利"的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否则人类就永远处于丛林社会了。那么，从什么时候转变呢？

我认为：

【人类历史可分为两阶段：美国前美国后】美国诞生前，人类历史基本是专制战胜民主。美国诞生后，民主战胜专制才逐渐成型。这是因为人类文明进步到了发生质变的时期，恰恰在这个时候，上帝又给人类送来了最好的礼物：美国。尽管英国的宪章运动给人类带来的宪政，法国大革命将平等观念传播到全世界，他们都远远不及美国，是美国，把自由传播到世界各地。

美国诞生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均是正义的一方取得胜利。然后，在美国的努力下，人类历史上极其邪恶、远比纳粹更坏的苏联帝国崩溃，东欧诸国获得解放；在美国的努力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了崭新的进步，人类历史大踏步进入了"民主战胜专制"的时代。

在中国台湾，民主也取得了胜利。民进党执政，标志着华人第一次通过民主方式实现了政权更迭。2008年，国民党凤凰涅磐，一个原本专制的政党，脱胎换骨，以民主的方式再次赢得政权。这两次政权更迭，是全球华人的荣耀。我们终于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人不是猪，我们也能搞民主。

――网友推荐

梁京：安内必先攘外？（附那小兵：德国学者解释“日本永远不向中国认罪”原因）

网络漫画

《凤凰卫视》独家报道了习近平亲自排版设划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过程，这样的报道不同寻常，向世界传递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信息。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fangkongshibiequ/content-5/detail_2013_11/29/31682363_0.shtml

这篇报道告诉世界，习近平已经赋予对日斗争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重要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日之争"已经从资源之争演变为战略之争"，也就是说，与日本的对抗已经远远超出了钓鱼岛的主权之争，而涉及到中国在全球的形象和尊严问题。

这究竟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还是一种蓄谋已久的升级？如果是前者，说明习近平想要日本低头，没有达到目的而有点恼羞成怒。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习近平应该能懂得，日本人不会轻易低头的，这后面有很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

在这方面，最近看到一篇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就是那小兵的博文"德国学者解释'日本永不向中国认罪'原因"。http://lunannanlu.blog.sohu.com/281792861.html 

在这篇博文中，那小兵借德国学者恩格尔的口，道出了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历史原因：

"秦国大（一）统模式注定了所有中国统治者都必须压制地方自治权力，方法就是剥夺民众的独立人格，先是搞法家专制，后来添加了儒家等级伦理统治，如同一个'少数民族贵族'统治整个'中华苍生'，产生了皇权与民权，'外族'和'本族'之间的永远对立，即使汉族皇朝也把自己当成'异族'看待，这可以是'八旗'，也可以是'党派'，（反正是）永远保持自己高于民众地位，这在全球是罕见的。"

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日本人看不起中国国民的奴性，正是这种奴性让中国人在历史上甘心接受外族统治，这就说到了中国的最痛之处。也就是说，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的统治者看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别人怎会看得起中国。按照这个逻辑，习近平想让日本人低头，说明他不懂这个道理，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不可能的目标，结果是下不了台。

如果升级与日本的对抗是习近平深思熟虑的决策，那又如何来理解背后的理由和逻辑呢？我想这个逻辑就是"国无外患恒亡，安内必先攘外"。习近平为了解决国内深刻的危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来增强中国的内聚力，日本就是现成的选择，因为日本对中国犯下了巨大的历史罪行，骨子里却还是看不起中国。

安内必先攘外，是对蒋介石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反其道而行之。但蒋介石当年并没有成功，反而导致了西安事变，差一点送了自己性命，酿成天下大乱。我们现在知道，不是中共，而是斯大林阻止了杀蒋的企图。

习近平以攘外来安内，比起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看起来更合于古训。但即便如此，也未必合于今日的时势。习近平认为今日中日之争"已经从资源之争转化为战略之争"，这个判断是对的，但他没有讲清楚或者不敢讲清楚这个战略之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其实安倍对此已经表达的很明白，就是尽管日本的国力在未来会很难与中国相比，但日本有了一个新的优势，就是价值优势。日本认同的法治、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得到今日文明世界的普遍认同，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暧昧不清，在实际中甚至是公然对抗。这就让日本获得了一种道德优势。历史上，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强调道德优势，因为在等级化的伦理秩序中，谁更有道德，而不是谁更有强力，才更有资格处于领导者的地位。

你可以说安倍的这个策略是服务于日本人不愿面对历史，不愿为日本对历史罪行道歉的一种卑鄙行为，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国力上升的情势下，这个策略对中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可以说安倍的策略现在将了习近平一军，如果中日关系的紧张不是促进中国的实质性改革，反而干扰和误导了中国的改革，那习近平就彻底输了，中国也彻底输了，因为中国改革的失败，意味著中国人权不彰，民权不举的状况将得不到改善，日本人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人都继续有理由，看不起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德国学者解释“日本永远不向中国认罪”原因

那小兵：恩格尔教授，您和汉斯伯格都是我熟悉的德国学者，他专精军事历史，你则专精欧亚比较文化学，因此我想特别请你就中国、日本和德国关系上提出意见。我们知道，日本人一向崇拜德国人，中国人也一向崇拜德国人，那么德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呢？

恩格尔：谢谢您的采访。坦白而言，德国人比较认同日本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某种程度惺惺相惜的意味。相比之下，中国人在德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个鞑靼帝国统治下的“异治”民族，她缺少真正的主权意识，缺少民权意识，缺少独立人格，如此等等，中国文化在德国人眼中更接近于“古董文明”，就如埃及文明那种，但属于“活化石”文明。如果从战争角度看，真正的中华文明从秦朝开国就没有了，而后来的中华文明“复兴模式”到宋朝崖山战役也结束了。我这么说中国学者不认可，因为他们都以为“汉朝”才是真正的“中国汉族政权”，是“汉文化”代表。德国历史上是城邦国家，由许多城邦大公国结盟而成，因此德国人喜欢那种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忠诚关系，贵族与庶民之间存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崇尚自我牺牲精神，但缺点是城邦主义严重，直到俾斯麦时代才真正统一起来，但始终保持着某种部落精神意识，因此各类行会、宗教团体、文化组织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德国人对于中国式的大统帝国感到陌生而且难接受，而对于日本那种武士道精神和城邦制度传统非常习惯。德国人欣赏中国的先秦文化和社会精神，因为那时中华大地也是由城邦国家组成的，人与天，人与人，人与邦国等关系都类似于过去的德国。德国人对于后来中国历史中的少数民族城邦国家依然非常有兴趣，从战争历史看，蒙古与西夏之战在德国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最英勇的战役，但中国人自己却不熟悉。另外，蒙金战争、蒙宋战争等都是德国军事学院历史系所感兴趣的题材，尤其是崖山战役这样一场蛮族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决战，它让中国人从此走上了没有主权精神的历史轨迹，令德国人叹息，甚至有德国人建议中国在崖山修建纪念碑。有个别德国人偏爱藏族也出于这种情趣。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德国人心中当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耻辱，德国人选择了复仇主义，由此产生了纳粹主义，最后，德国在把血流干后重新做人，经历了分裂和统一，这就形成了现代德国。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德国是战败国，其实德国人的精神没有溃败，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德国没有被异族统治过，没有被“异治”的民族就不会丧失独立意志，也容易保存公民共治意识。当然，这背后原因非常复杂，我只是简单谈谈。同样，日本没有被外族“异治”过，因此没有中国那种服从大统天下的概念，搞民主制度比较容易，但问题是如何不搞军国主义，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很难做到这点，秦国大统模式注定了所有中国统治者都必须压制地方自治权力，方法就是剥夺民众的独立人格，先是搞法家专制，后来添加了儒家等级伦理统治，如同一个“少数民族贵族”统治整个“中华苍生”，产生了皇权与民权，“外族”和“本族”之间的永远对立，即使汉族皇朝也把自己当成“异族”看待，这可以是“八旗”也可以是“党派”，永远保持自己高于民众地位，这在全球是罕见的。

那小兵：这种说法的确让中国人吃惊。这种“异治”是否造成了中国和日本乃至德国之间不同的现代化轨道？

恩格尔：当然非常明显的起到了作用。日本天皇历史接近两千年而不断，中国则经历了数十个不同朝代和王朝，可见两者区别很大。日本神道与德国基督教不同，但也具有了某种普世价值特征，比如“忠”的精神内核，不论是人与人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都具有忠义的相互依托情感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儒家那种繁杂重复的说教，而是一种思想和情感方式，不因为地位不同而有差异。相比之下，中国没人信仰，但却有伦理，信仰是发至内心的感情感念，而伦理是大家遵守的规则，两者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大差距，日本的“忠”可以让日本人感到自我牺牲是一种绝对崇高，具有审美意义，而中国人的“孝”伦理却是嘴里说的，职位需要的，是做给别人看的。中国人有“忠”吗？我认为一个不信神的民族不会有真正的“忠”，根本就没有那种至高的情感和冲动。当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时，大批义和团和民众投靠外国军队，这让德国部队十分惊讶，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恨满族统治，希望洋人解放他们。你知道吗，德军攻打北京最英勇的就是胶东华人先头部队，不惜流血牺牲为德军立下汗马功劳，这让德国人后来常用华人部队打主攻。德国人在天津驻扎一年，建设了中国最早的西化管理体系，后来被推广了全国，可见中国人看重实惠，而不是愚忠。同样，德国在青岛统治十七年，当地乡绅个个拥护德军临时政府，市政建设一片欣欣向荣，后来日本人来攻打，青岛民众踊跃支持德军抵抗。当年青岛人欢迎德国人治理有几个原因，一是德国建立了一套平等的司法制度，德国人和中国人按同一个套规则管理，治安良好，中国人第一次发现了“法律平等”的实施过程，二是德国人在青岛建立教堂和学校，德国教徒和中国教徒平等，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天赋人权”的信仰，三是德国人在远东建立设想是“百年计划”，不惜血本搞建设，青岛经济大大受益。德国在青岛的经济发展当时远远超越英国的香港，后来日本人和英国人攻入青岛也自叹不如。德国人在青岛的治理给后来的中国领袖人物一个良好印象，包括蒋介石也非常崇拜德国治国治军文化。我前年到青岛，一位老教授告诉我：青岛人最喜欢德国人，最恨日本人，虽然他们都曾经是法西斯。当年希特勒也支持中国多于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教官，甚至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只有德国人敢于相救，所以中国人对于“德国法西斯”没有特别痛恨。希特勒这个人十分看不起日本人，认为他们不配和德国争夺天下。二战后，德国人很快在思想意识上与美国融洽起来，一方面德国也是美国一样的新教国家，民族主义挫败后一步退回到普世价值原型，这个心理关不难跨越。东德则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圈，这个东西原本就是德国极端主义文化一部分，也不难调整，结果德国人成为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的宠儿。日本就不同了，他们改成和平宪法是出于不得已，不见得很真诚，但美国人让他们敬佩和服气，服从就服从了，久而久之也习惯了。美国人在日本没有搞皇朝更替，而是搞文化更新，这点比德国人更伟大。另外，日本在西化启蒙阶段就依靠与中国文化划清界限搞起来，通过对中国文化贬低而全力搞西化，因此现代日本人一直对中国文化有偏见，同时，日本被美国“和平”后一直无法摆脱“异治”感觉，没有自己的民族本体发展战略，必须依附美国战略，因此养成了依赖心理，像个不成熟的人，不成熟就不会感到有认罪责任。日本一位著名学者曾对我讲：日本可以向美国人认罪，可以向英国人认罪，可以向澳大利亚人认罪，因为英美都具备了忏悔文化，这种文化圈内的人有自我认罪的信仰，认罪是一种自我强大方式，但日本人绝不敢向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认罪，因为一旦认罪就会被当成未来报复的理由，亚洲人没有忏悔文化。我个人认为日本人永远不会向亚洲人认罪，相反，德国人很诚恳地到青岛和在德国本土向青岛人民认罪了，德国人也就成了中国人的真诚朋友。

那小兵：非常高兴您接受这次采访，给我们读者这么多独特的见解。补充一点，青岛人至今喜欢德国人，希望日本人能学习德国人，做中国人民的朋友。

 湖南芷江抗战胜利纪念碑。原碑曾在文革中被毁，此碑是复制品。

陈迹：中共头顶上的毛泽东幽灵

网络图片

习近平声称，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而恰逢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和他的中共对毛泽东的态度，其实可以检验其政治智慧。

毛泽东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一是击败蒋介石，一是文化大革命。前者以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为背景，且得到富于战争经验而又刻意创新的军事家朱德的支持，成就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业绩，而后者，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背弃了民主革命承诺，生造"社会主义"而走到极端，他和他的追随者尽管付出无数的心血和努力，还是惨败。

毛泽东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马克思学说，他实在是似懂非懂。马克思学说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它的最具实质性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其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面对他的"社会主义"，不敢说现实生产力性质已经社会化到了超出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容纳的水平，而又要照顾"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先进性"，就无法正视这种制度同生产力的现实矛盾。他描述不出眼前是怎样的矛盾，有意无意地回避问题之关键，即国有体制，只好含糊地说，矛盾表现为"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状态──孰不知，任何矛盾都是这种状态，否则无法存在。

理论思维欠缺，看不清楚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毛泽东只知道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只会说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大话，而"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即"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在他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就忘得干干净净。他兴致勃勃地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生造出他的"社会主义"，其成就堪与苏联媲美。然而，与列宁相比，列宁晚年尚有所自省，意识到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而毛泽东尽管对现实很不满，慨叹其"社会主义"其实"与旧社会差不多"，他在理论上至死都依然茫然，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中共本身对其"社会主义"缺乏准备，贸然动手限制市场经济发展，而市场力量匍匐于行政力量脚下，国家官僚化就更为迅猛地展开，"党天下"来势汹汹。毛泽东喜欢他的"社会主义"，喜欢"党天下"，却不喜欢其某种后果，于是，他先是发动整风，后来再发动"文革"，要对官僚开战。然而，以反"走资派"名义反官僚实在不容易，一次次地打倒旧官僚，新官僚还是照样生长，而且新官僚往往比旧官僚更坏，对民众更蛮横更粗暴。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抛开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决定性，与马克思学说已经毫无关系。他的真正成就，在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党天下"，进而将"党天下"确立为原则。这样来看，中共顽固地维护毛泽东，甚至将其视为其党国之父，当然有其道理，只不过，他们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只有当年苏联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可以与其相媲美。

如此党国及其主义，现在披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衣，它的"与时俱进"，在于开放市场经济，然而，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党国之手依然无所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方依然阴云密布。

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他发动"文革"，要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否定斯大林主义的改革潮流，要阻止改革潮流蔓延到中国。然而改革浪潮势不可当，依然在中国兴起，而赫鲁晓夫的反思，其精神在苏联已显示出深远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成为新一代的改革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人实在没有什么长进，他们学着当年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的模样，以更大的疯狂和更现实的理由，仇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痛恨戈尔巴乔夫竟敢放弃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是政治家。他们与邓小平一样，难以在理论上把握马克思学说，不清楚"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但还不敢触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而戈尔巴乔夫则进一步，他已经看得清楚，只有以宪政改造苏联，才可能有出路。不幸的是，苏共已经在长期的一党专政体制下逐渐丧失了政治竞争能力，一旦政治环境开放，其生命力萎缩的本相即暴露出来，而苏共保守派对此完全缺乏认识，悍然发动政变，结果只能是加速走向灭亡。

从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到现在胡锦涛、习近平们痛恨戈尔巴乔夫，表明中共思想的保守与堕落，而他们即使还有勇气呼唤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却绝不敢再象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则表明中共的政治竞争力，确实在萎缩。

面对毛泽东诞辰，中共若能正视他的局限性，正视他的错误和罪行，那么它还可以算是有资格谈论历史唯物主义，还算有些"中兴"其党的政治智慧。否则，象习近平那样一味以"反历史虚无主义"拒绝反省、拒绝批评，倒是得了毛泽东的真传──口头上高唱"两个务必"，实则不谦虚、不谨慎，骄傲而狂躁，在独裁之路上走下去。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2月号

秦晓鹰：当毛泽东120冥诞撞上改革开放35周年

北半球的最后4个月，都是喜庆与繁忙的季节。秋，会送来多汁的硕果；冬，会带给来年的期待。但对中国人来说，今年秋冬交季，却很不寻常，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十分特珠的政冶敏感时期。按照中国逢五小庆、逢十大庆的习惯，今年11月和12月它将要应对两个十分敏感，甚至是颇受争议颇为棘手的纪念日。其一是改革开放35周年的纪念日；其二则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按理讲，纪念毛泽东120岁诞辰和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并不是引起过多争论之话题。以毛泽东为例，邓小平先生在世时，就曾汇集全国各阶层公众之意见，经过反复掂量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已经粗细条地解决了对毛泽东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问题。尽管学术界对毛的研究并未中断，对毛的评价也在发生着方向不一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在《决议》出台之后，中国国内尚无大的争论。至于谈到对改革开放这一政策的制定、实施、效果的认知与评价，只要思维尚属基本正常的人大概都不会对中国35年来的迅速发展熟视无睹。

那么，又为什么会担心，这两个本来并不应成为争论焦点的历史纪念日，会在今天变得十分敏感呢？笔者甚至以为，如果届时各种纪念活动的组织者宣传者稍有不慎和闪失，那么，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巨大的意见分岐不但会产生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甚至会导致出现各种不测事件。

中国是一个十分爱面子的国家，家丑不能外扬不但是持家理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治国理念。因此，在主流媒体上我们就很难看到针锋相对、不留情面、直接了当地争论。即便是争论，也常常是暗示式的或旁敲侧击式的。让不了解底细或不知内情的局外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但是，真实的信息依然大量存在，只要选准对象并选对场合，中国社会的真实信息就能毫不费力地信手拈来。在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闲聊中，甚至在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的"神侃（意为无限制的随意交谈）"中，你都能"发现"，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当下在中国公众里的确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这种对立则更为激烈，不说有几分火药味儿，至少是到了捶胸顿足大动肝火的地步！如果我们把这些"散落"的意见和观点加以集中并且简略地加以归类，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存在着左与右的不同，左派与改革派做对立。

中国的左派与西方舆论常说的左派，有着极大差别。中国的左派在目前的中国公众眼中带有保守和怀旧色彩。这派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言论及著述近些年来日渐其盛，他们主张摆脱78年思维，即从根本上摆脱或者至少要在相当大的程度对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加以调整或修改。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造成今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要求对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加以批判式反思的同时，中国的左派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在逐步突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上。他们认为：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二、"文革"并没有使经济走向崩溃，相反，在很多方面还取得了进步。三、文革中，毛在外交事务和国际战略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包括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阿富汗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中美中日关系的破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等。

中国左派当前的另一大政治动作是借总结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之教训，以居安思危的名义，不断撰写半学术性半评论性文章来警示中国人（下至老百姓上至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是一场大灾难""如果中国走俄罗斯之路会更悲惨"等等。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做文章，当然是为了今天。左派这些言论的意向是要证明毛泽东当年抓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并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不但正确，并且极有预见性。很显然，这股几乎是100％地、充分地、全面地肯定毛泽东（特别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思潮，是对35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一种实际上的否定，至少属于要求进行"大面积修改。"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一些人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呼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民营企业，主张在一些领域实现私有化时，左派都要予以极为强烈的抨击。

中国左派给世人留下强烈印象的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经常对中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问题上应持何种立场发表很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强硬言论。其中最多的议论就是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对华政策以及一些周边国家言行的批评。这些批评当中有时也会夹枪带棒，多少暗含着他们对中国政府（尤其是对外交部）的批评。具体说来，就是以批评"冷战思维"来抨击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以揭露所谓"双重标准"来抨击美国和西方的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观外交"，以嘲讽美国现状来揭露对方的人权状况和国内各类社会问题。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界精英对左派的上述观点，除部分外交与国际事务的论点之外，完全不能同意。他们主张不但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汲收多年来不准谈论文革、用历史虚无主义回避文革错误的教训。要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特别是从执政党的施政理念上彻底地批判文革，与在"文革"当中实行的那套全面的"左"的指导方针进行彻底地切割。改革派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不但不能放弃改革开放这一国策，而且还要把这一方针置于决定当代中国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神圣地位。这倒不是由于存在什么"改革迷信"，而是因为今天的形势与事态使然。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国内外所面对的"大势大事（习近平语）"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把改革向前推进和引向深入。

首先是因为目前国内外不佳甚至恶化的经济环境对中国形成了挤压态势。中国长期依靠外贸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经济危机下越走越窄，经济转型和拉动消费是惟一的活路。但要打通这条活路，谈何容易？！不舞动改革之剑，断无希望。

其次是中国正面临可诅咒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临近。人口红利、劳动力红利等早期发展优势正在迅速消失，如果没有新的"改革红利"（李克强语）的挖掘和补充，中国就难以跨越所谓"繁荣的危险期"，中国经济这部曾令世界羡慕的快车就不是减速的问题，而有可能止步不前。任何人都明白，停顿即倒退！再其次是当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同时，社会的管理水平和责任政府的履职水平与实际需要相距甚远。这种状况，加上各地方政府盲目地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进程"，使社会生活变得异常复杂多变。实际上，农村的城镇化正在造成新的掠地高潮，而许多大中城市也由于大批农业人口的涌入而出现了建设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人文风貌质量急剧下降的可怕现象！面临这种几乎失控的情形，如果再不进行社会管理的制度化改革，再不对有责任却罔顾责任的各类机构和公职队伍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社会混乱引发的暴戾之气必将迅速蔓延，到那时，民何以为生，国何以为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下的中国只有通过加快各类方向正确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再聚民心、再集民力，防止社会的撕裂。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历35年已使国家面貌大变，民众生活大变。但是，由于客观与人为的因素，物质占有、财富的积累与分配以及发展机遇的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收入差距造成了贫富鸿沟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这种固化的差距如果不能通过分配制度和财税监督制度的改革尽快加以调解溶合或软化，其产生的对社会的冲击与撼动，就极有可能引发社会的断裂和冲突。与此同时，如果中国再不能对国家的官吏制度尽快加以改善和更新，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职员（特别是高管人员）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垄断地位实现的"寻租"腐败，就会愈加严重愈加普遍愈加肆意妄为。已经接近国际公认危机临界点的贫富差距，如果更盖上一枚社会不公的印章，中国的前景还能乐观吗？

面对上述四大矛盾，改革派认为只能靠永不停顿的解放思想和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才能解决。重走文革老路，或者重归"左"的执政施政方针，只能是死路一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层对下一步改革的必要、困难和障碍都己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在8月下旬召开的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至于说到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这段历史对中国有何启发，中国改革派并没有就此发表太多的文章与左派形成势均力敌的争论。但从一些著作、文章和讲演中，我们大体可以把他们对此一问题的观点归纳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认为前苏联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归根结底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因为内因才是其变化的根本。其次，前苏联高度集中的的经济体制、严重破坏民主法制的官僚体制和个人迷信，以及对外侵略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既是对本国人民的危害对生产力的破坏，同时也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再其次，就是不要把尊重别国人民对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当作一句空话官话，更不要变成一句套话和假话，而在背后却总是对人家说三道四。总之，苏共的垮台确实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生的，但并不是由于改革造成的；苏共的垮台并不是庸医夺命，而是其自身早已病入膏肓。改革派人士认为，必须警惕某些左派人士用外部阴谋论或用叛徒背叛论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迷惑或绑架中共干部和党员。如果听任某些人以总结和吸取苏共教训的名义来散布历史唯心主义，使中国执政党的部分人患上改革恐惧症，甚至得出"宁可等死，也不找死"的结论，就将会大大阻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直至害党害国害民，酿成更大的悲剧。

那么，中国改革派对未来的改革又有什么设想呢？简单地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们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管理，释放出社会与民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市场有更大更自主的空间。在对外关系方面，则必须坚持邓小平先生"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的基本方向。他们认为3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清了脱贫去弱，致富增强的正确道路，并全面参与了世界主流的发展和进步。今天，"中国梦"同样不能在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实现，更不能在脱离世界发展主流的情形下实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应忘记，中国梦不但是中国人的富国富民之梦，而且是世界和平发展之梦，更是人类文明进步之梦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我们列举了中国左派与中国改革派的不同政见之后，就会明白正是这些深刻的政治岐见，将会在前述两个敏感的纪念日到来之际发酵，并有可能引发激烈的争论。然而，如果我们不被卷入这场争论甚至"骂战"之中，而是冷静地分析双方的观点就会吃惊地发展，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若干共同之处。其一、是他们都从各自不同角度代表了当代中国公众的社会情绪__焦虑、浮躁、对社会大转型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生疏和迷惘，对未来的担心。其二、是他们都对公权力的滥用、官员的腐败以及体制性无能极为反感和失望。其三、中国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以及市场信用方面一再出现的重大事件，暴露出社会管理体系的严重缺失，同时也暴露出拜金主义心态已经使社会道德水平全面严重下滑。无论是左派还是改革派对此都不能无动于衷。忧心如焚的他们强烈呼吁中央政府能够痛下决心反腐、治乱，收拾人心，重塑道德良知。

经过如此这般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左派与中国改革派的区别仅仅在于对如何解决全局性社会难题上存在着路径选择的巨大分岐。而这种巨大分岐从本质上说，是对这些全局性社会难题的起源以及未来的走向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左派希望运用准毛泽东式的治国治党治军的理念和路径；而改革派则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来治理中国。这些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分岐本不奇怪，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遗憾地是，他们却难以心平气和面对面地进行探讨和争论。左派人士喜欢用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动辄给意见相左者扣上如"西奴"这类有政治贬义的"大帽子"，恐怕也是近年来双方的攻击逐步升级并导致尖锐化的重要原因。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层决策者对这些争论与分岐并未采取冷静与超然的态度，也未采取择其优而弃其劣的最佳方式，而是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判定是非的裁判。如此一来，当毛泽东诞辰和改革开放纪念这两个敏感的时间节点来临时，这两大悬殊的对立的理念又怎么可能不发生大的争论呢？

笔者为此担心。

笔者也以旁观者的目光认为，中国的左派是二十一世纪的民粹主义思想派别，其心至诚，其志弥坚，但却与他们的许多可敬前辈一样，其理想只会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是对已逝岁月的追恋，更是一种时代的哀叹。

――联合早报网，网友推荐

鲍彤：应当立即无条件释放丁家喜丶许志永丶王功权诸君子

图为：丁家喜、许志永（右）

丁家喜丶许志永等先生因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捕，王功权等先生因支持这一诉求而被捕。但他们是无罪的。

中共中央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证明了他们无罪。中纪委部署的有关试点，证明了他们无罪。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在北京被捕的丁丶许丶王诸君子，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释放因提出正义诉求而身陷冤狱的一切公民。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了！

不释放无罪者不是"改革"。不纠正明显的错案不是"改革"。改革的生命和权威，和宪法一样，都在实施，而不在主旋律自己怎么宣传。

根据冠冕堂皇的说法，丁丶许丶王以及其他各位君子统统"另有罪行"。此罪无证，再编一罪，拿手好戏，易如反掌。刘晓波案丶艾未未案都已办成了"铁案"，丁丶许丶王难道就办不成？反正在中国古今冤狱史中，有的是数不清的莫须有。

过去行得通的，现在未必办得到。因为必须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因为三中全会通过了《决定》，中纪委宣布了要试点，此《决定》，此"试点"，具体内容和被捕公民的诉求诚然有距离，未必能够充分满足反腐败的需要，但除非三中全会自愿承认作假，否则的话，总不能"五十步有功"而"一百步有罪"吧，总不能"州官有功"而"百姓有罪"吧！

这是眼前的实例，人人看得懂的测试。全面改革如想取信于世，此其时矣。是错上加错还是从善如流，我们都在看。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