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

李承鹏:论爱国及《南京博物院之官人我要》


公有制是最坏的私有制,最坏的私有制也比公有制好。打着爱国旗号,到头来,都是官人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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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底,没想到被一个画面给震撼到了: 爱国主义相声艺术家姜昆带领一群老艺术家,在洛杉矶豪宅拉着手风琴深情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夕阳,圣诞篝火,永不结冰的泳池……冷不丁地,像看见洪承畴在盛京拉着满清的二弦子,吟唱《我和我的大明》。 姜昆反复辟谣,却被反复证实,人们说姜老师终于创作出此生最好的相声。拿绿卡住豪宅过洋节没什么问题,但大力呼吁“中国人抵制圣诞节”、写数千字长文缅怀抗美援朝,你却坐拥美国绿卡、豪宅还把女儿留在美国读书工作定居,这“含夹量”就太高了。 这国有个不可能三角定理:正直,有钱,真爱国。正直的人怎么可能有钱,有了钱,哪能真爱国。你看在洛杉富人区住了多少贝勒、格格、衙内,开超跑住豪宅喝名酒,并不关心同胞。他们的父辈却在国内教育人民要爱国,抵制外来文化入侵……都不用去大峡谷,就能瞻仰有多分裂。 爱国越来越神经病了。为了抵制文化入侵,有些地方用鳌拜替代圣诞老人。但鳌拜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满清人哪,留辫子、穿马蹄袖,妥妥的外来文化入侵,且此鳌拜用的还是徐锦江的《肉蒲团之官人我要》版本。警方刚颁布了“私人之间转发不雅视频也是违法”,曲线爱国的群众,别一不小心搞成了聚众淫乱。 到了年底,朋友们按例催更年度总结。但今年真不想写了。刚想写小洛熙被医生害死,想起去年说过宜昌“黄疸入脑窒息致新生儿死亡”。刚准备鞭挞炫富天价耳环的黄杨钿甜,发现去年周公子、北极鲶鱼已被鞭过尸。贪官年年有,器官常常少。杭州早在2011年就喝了粪水,15年前云南鹤庆就因为污染导致89名儿童血铅超标。至于江油,你想想更波澜壮阔的翁安十万人民上街差点把县衙门烧了…… 没什么好总结,每一年是上一年的轮回,我们被锁死在某个日复一日情节雷同的系统,困在算法里,这个算法就是:温水煮青蛙,我们要爱国。 倒也有些亮点试图打破算法。除了姜昆圣诞放歌,就是南京博物院,最大亮点不是几幅字画被掉包,而是让大家看见那套行云流水的体系。庞家后人回忆:“当年文化局官员带了一大群人来我家,说庞家一向爱国的啊……”先用“爱国”动员你捐画,再找专家鉴为赝品,院长儿子低价收购“赝品”,左手递右手,市场高推。我看过一次拍卖,高潮部分,买家长跪不起痛哭流涕“与祖国失散多年的文物终于回来了,花再多的钱,我也要表达赤子之心”……后来才知道,这套表演体系他们玩过多次,半月板都磨损了。有时就由博物院高价收回。 看过《金瓶梅》就知道,“雅贿”。领导就喜欢字画。找个懂事的专家把那幅苏东坡鉴为赝品。“不值钱,高仿”。领导目光如炬,心知肚明。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南京纻缎,金碧交辉……太师却道:“礼物决不好收的,拿回去”。慌得来保叩头说道:“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小的主人西门庆,进献给老爷去赏人”。太师道:“既如此……朝廷赐了几张空名告身,我安你主人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 来保叩谢:“小的家主举家粉首碎身,莫能报答!” 《金瓶梅》就伟大在把蝇营狗苟写出人性光芒,把殿堂写出了叫床。流转至今,当然有“老子下馆子都不给钱,吃几个西瓜算什么”的粗暴玩法,“杨卫泽市长有一次到博物馆视察,看上一件瓷花瓶,直接安排手下人拿走。博物馆负责人只好把这件瓷花瓶以破碎为由报销处理。” 格局差了,没有上升到家国情怀。 庞家后人又回忆:“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曾昭燏院长也来到我家,说蒋介石把很多国宝带去了台湾,现在国家有难,你们要鼎力相助”。看,以爱国的名义就不是打劫,而是支援国家建设。昨天刷“听海频道”:1953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作坊收为集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融国有)。就是说十年间,捐土地、捐工坊、捐公司、捐银行,顺带捐点字画算什么,你不捐,怎么证明你爱国。 公有制是最坏的私有制,最坏的私有制也比公有制好。打着爱国旗号,到头来,都是官人我要。 刚看到一段:当年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板着脸,让陈布雷打条子承诺“必须一个月内归还”。陈布雷气得扭头就走,回去抱怨:“什么人一个月看得完《二十四史》,存心刁难”。蒋介石苦笑:“不是刁难,是明摆着不借给我”。 后来马衡送来一部商务印书馆的《二十四史》,说:“蒋先生要的书我送来了,若只是想看书,就是这个,若必须是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那就是别有图谋”。如此公然犯上,有人建议拿下马衡。蒋介石却说:“故宫文物,只可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联想起南博的姚迁因追要领导“借走”的字画,身败名裂,上吊自杀。蒋介石也不把马衡搞倒搞臭抓进监狱,几幅画都抢不过来,怪不得江山也丢了呢。只是我们已不好意思再说“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把大量国宝偷运到台湾”,台北故宫的国宝,是一个都没少的。 不妨事,打下台湾,一切都是我们的。 故宫创始人吴瀛捐了241件文物,仅剩170余件。宋徽宗的《鸲鹆图》,南博和底特律美术馆竟各有一件……网友眼尖,说那些文物不经细看的,库房里箱子也不敢打开细察。就是玻尔的“观察即塌缩”理论。是啊,中国文物具有波粒二象性,你观察了,就是赝品,不观察,就是真品。 还是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未雨绸缪:“南博跑出去一条狗也是可以查到出处的,但文物这东西不好说,不要太在乎真伪。” 大门上明晃晃写着爱国,走进库房,满眼却是盗国。那不是博物馆,是后宫。 康生喜欢上故宫的一方唐代陶龟砚,就“借走看看”,并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他也意识到不能明抢,有一天看上了黄庭坚《梅花三咏》,当即掏出5元钱,豪爽地说“我也不能犯纪律,这画我买了”…… 还是让我们谈谈爱国吧。中国爱国史上有个反面人物,被余秋雨口诛笔伐的敦煌王道士。他其实是个好人,一路逶迤来此地修行,修缮时忽然发现大量经书画卷,步行百里上报知县,无果。又心急如焚去找道台、找学政,最后上书慈禧老佛爷,均无果。眼见这一路过去,每一级上报,就会少一些文物,苦闷之际遇上斯坦因、伯希和这两个懂行的老外。老外惊为天物,表示出钱买走。急于筹钱修缮的王道士,这才答应……这才有了敦煌文物的幸存。对了,老外没有将文物占为己有,他们不是强盗而是探险家,按协议全部上交给了英国,最终保护了文物。 还有多少人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离开大英博物馆”。 王道士晚年很后悔,喃喃说要是当初把东西全卖给伯希和,该多好,也不会被哄抢被损坏了。 大家总爱说这是缩影、那是缩影,其实文物才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平生两大爱好,爱文物,爱国。1936年,听说中华第一帖《平复帖》将被转卖英国,他急以4万大洋抢购陆机墨宝。焚香供帖,如奉神明。有人觊觎此帖将他绑架,他宁死不从,并告诉妻子:“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生生被绑了八个月,绑匪只好将赎金降至40万,这才脱身。 后来他听说传世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将以800两黄金卖给外国人,怒斥:“谁转手洋人,谁就是千古罪人!”当即卖掉宅子(李莲英旧宅),换了千两黄金,仍差20两,妻子潘素摘下首饰补足,这才留住国宝。蒋介石曾提出,愿意买下这幅《游春图》。张伯驹毫不犹豫拒绝:“贵贱不卖!” 1956年,新中国号召认购公债。已负债累累的张伯驹为了支持建设新中国,将一生珍藏的8件顶级书画捐给了国家,那份清单烁古震今: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赵孟頫《草书千字文》……个个是故宫“镇院之宝”。文化部长茅盾颁发20万奖金,他婉拒,慨然道:“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 张伯驹捐了半个故宫,后来还是被批斗,在操场当众下跪,沿跑道爬行,拎着铜锣到人民广场边敲边喊“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让我震撼的是,原以为张伯驹会形容槁木,神情萎顿。后来看了炎黄春秋写的一段……“嗯嗯!”张伯驹欣然应允,眼中光芒一闪,他那原本僵直的身躯也瞬间活跃起来,接过那铜锣和小锤子,轻快地踏出门去。街巷回荡着那阵阵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 最后,84岁的张伯驹生命垂危,因“级别不够”只得挤在八人病房。在污浊空气和病人呻吟中,他喃喃重复李白《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那是他捐给毛泽东的。等女儿终于拿到转院批令时,他已撒手尘寰。 我觉得张伯驹也是顶级文物。器物是死的,留在上面的故事是活的。作为直隶总督的儿子、袁世凯的表侄,翩翩浊世佳公子,倾家荡产为祖国,落得个跪操场、爬跑道,最后竟对惩罚熟练自如,眼里光芒一闪,接过铜锣,轻快地踏出门去……这里面都发生了些啥啊,吉林农场有基因改造组吗? 所以南京博物院这事儿,我们讨论的到底是文物,还是有个东西决定了文物。讲个结局,坚决反对将文物运往台湾、力劝把个人藏品捐给国家、因表现优秀当上南博院长的曾昭燏,后来政治压力也大了起来。 1964年12月22日,看完病后的她跟司机说:“去灵谷寺散散心吧”。 司机把她拉到灵谷寺。她下车时贴心给了司机一包苹果,要司机等她。那天她一个人上了灵谷寺,上了塔顶,跳了下来。 陈寅恪为其写了首悼亡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他是了解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有的文物,背后都是人物。不是贩夫走卒,轮不上仓库管理员,必须是通天入地的天龙族。 忽然间,一直独家报道南京博物院事件的亚洲周刊就炸了号。此前,它被令删除所有报道,留下一段藏头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就是“春画未还”。 博物院水有多深,像海一样深。 金瓶梅又说:只怕睁着眼儿的金刚,不怕闭着眼儿的佛。 散朝。 李承鹏/文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簡介、目録、序

博客來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內容簡介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學界最有影響力、色彩最豐富的人物之一
他最重要的學術主張是「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重構了他從疑古走向重建古史的過程
傅斯年(1896-1950),民國時期學界最活躍、最有影響、色彩最豐富的人物之一,一個「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人。
他組織並領導了二十年以史語所為核心的學術群體,促成了如考古學、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清宮檔案的收集與研究等很多領域的進步;他強調中國歷史學的專業化和收集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對形成學術研究的新風範有卓越的貢獻。
傅斯年生活在後傳統、後科學、後古史辨的時代,本書作者王汎森針對他最重要的學術主張「夷夏東西說」,重構其從疑古走向重建古史的過程。並藉傅斯年看他這一代知識人如何陷入種種的「兩難」,進而將其個案帶到中國現代思想史兩個更廣泛的主題上來: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傳統主義之產生和發展,二是在中國建設一個學術社會進程中的成功與挫折。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一章〈傅斯年的早年生活〉,介紹傅斯年的成長歷程,包括在北京大學的學習,及其與新潮社、五四運動的關係,這些為他日後學術思想的發展、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第二章,〈新歷史學派的形塑〉,介紹傅斯年在倫敦和柏林的學習,實證主義、自然科學、心理分析及比較語言學都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回國後,傅斯年建立了史語所,集中了一批中國學術的精英,如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展開學術研究工作,史語所成為傅斯年們的舞臺??;
第三章,〈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中國古史的學說〉,作者向人們展示了上個世紀史學家們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討,傅斯年打破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單一體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論,代表著作是〈夷夏東西說〉(1935年),並重新描繪出古代歷史的畫卷。王先生檢討了傅斯年的理論的價值、影響及值得商榷之處;
第四章,〈反內省的道德哲學〉,作者結合了當時的時代思潮,精闢地分析了知識份子群體的矛盾心態,指出傅斯年在反對傳統的道德內省哲學時與清代考據派學者在精神上一脈相承,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思想、方法為參照系和武器,對中國的內省的道德傳統進行駁斥。傅斯年集中地對「性」、「命」、「令」、「心」這幾個關鍵概念作了詳細的辨證,寫成〈性命古訓辨證〉(1940年);
第五章〈五四精神的負擔〉,在這一章中,作者認為中日戰爭爆發後民族主義興起、專制政治下民主與獨裁辯論的高漲、以及本位文化的鼓吹,都使五四的個人主義、反傳統、宣導純學術等成為一種負擔,並闡述這種轉變的錯綜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傅及其同時代人所受的影響;
第六章,〈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傅斯年曾將蔣介石看作最有能力的中國領導人,但是蔣介石的獨裁使他感到失望、不滿,因此他對蔣的態度是複雜的。作者指出傅斯年晚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已經漸漸緩解了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之間的張力。
此外,另有〈引言: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結語: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書後另附六篇專文。
延伸閱讀
《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
作者介紹
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一九五八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近年來將研究觸角延伸到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等問題。著有《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書。

目錄
導論 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第一章 傅斯年的早年
家鄉:瀕於崩潰邊緣的舊社會
傅斯年的成長歷程
北大歲月
傅斯年和《新潮》
作爲五四遊行示威主將的傅斯年
年輕的叛逆者
作爲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
傳統學術的再評估
創造一個「社會」
「一團矛盾」
第二章 新歷史學派的形塑
在倫敦和柏林的學習
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的眼界和目標
史語所的工作
第三章 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中國古史的學說
中國古史起源多元論
重建中國古代史
傅斯年學說的影響
第四章 反內省的道德哲學
反內省傳統的出現
古代道德哲學的去倫理化
終結內省的道德傳統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負擔
歷史與政治
《東北史綱》
文化認同的需求
愛國主義與反傳統
政治選擇
第六章 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
政府不端行爲的批判者
對民族往昔的兩難心理
平抑昆明學生運動
懲治漢奸
「清流」
動蕩年代的知識分子:在臺灣和台大
尋找道德之源
「歸骨於田橫之島」
結語 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附錄一 攻擊顧頡剛的小說片段
附錄二 傅斯年與陳佈雷筆談記錄
參考書目
附論六篇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胡適與傅斯年
伯希和與傅斯年
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什麽可以成爲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全集》總目錄


這是廿幾年前寫的一本書稿,正式由英國康橋大學出版也是十年前的事。
 
廿幾年前,我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余英時先生的研究生。我在申請學校時的研究計劃一個是戰國到秦的思想轉折,一個是明末的思想。余先生當時甫自耶魯轉來,見面之後便說,他認爲我應該用傅斯年爲題寫博士論文,原因之一是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文及中文皆從未有專書。
爲了寫這篇序,我查了初到美國念書的舊筆記,居然發現我於1987年9月10日在普林斯頓帕瑪堂與余英時老師的一段談話記錄:
 
下午與余老師談,老師見面便建議我以傅斯年作爲論文題目,他說能以檔案作爲論文題目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回答說這些檔案資料太過零碎,余老師說無論如何總能夠整理出一個脈絡來,而且可以與我先前寫過的兩本書(案: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及1987年出版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相聯。
 
就這樣,我放棄了原先準備研究的題目,改作傅斯年。
 
在寫這部論文的過程中,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轉述傅斯年學術論文中的觀點,如果想瞭解其學術觀點的人,自然會去讀他的原書,要緊的是把它放在整個時代思想、學術的脈絡下來看。我基本上遵守了這一個指導原則。所以雖然傅斯年文集中有許多見解深刻的文字值得注意,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並未大量復述他的文章。
 
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傳記。傳記必然要包括許多有趣的事件與交往情形,但此書對這方面的細節都盡可能地割捨了,除非它們能彰顯歷史的意義。生活傳記方面的工作應該留給對傅氏的生平有興趣的朋友來做,或是用一部年譜長編來表達。再者,此書是以英文撰寫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體例,它必須圍繞一個或幾個themes來進行。所以此書是在一定的脈絡之下開展,逸出這個脈絡,或安排進去顯得太臃腫的部分,都只好略去。在完成此書之後,我又陸續寫過幾篇補充性的文章,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前三篇已收入本書的附論)——
一、《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二、《什麽可以成爲歷史證據》
三、《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
四、《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大概是在普林斯頓讀書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羅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歷史敍述的複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後來我也聽過他有關16世紀歐洲的課。史東這一篇文章被認爲是現代西方史學發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責現代歷史書大多不堪卒讀,忘記了歷史家本來的身份便是故事講述者。他批判了年鑑學派史學,批判了新經濟史,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有微詞,提倡一種以問題爲主幹,但又不失敍事味道的歷史寫作。
 
此書的寫作方式多少受到史東的感染,故希望它是問題取向的,但同時也是可讀的。不管我成功地做到幾分,但我在下筆時比較含蓄,對當時心中所思考的一些問題並未盡情地敘出,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此能有理解。
 
時間過得真快,離本書初稿寫成已有二十幾年。在我著手寫這本書時,中外文世界似乎還沒有一本以傅斯年爲主題的專書。在此之前,已經出現幾篇學位論文,但最後都沒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時僅有一部參考文獻是Alan Moller一本題爲"Bellicose Nationalist of Republican China: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u Ssu-nien"(《中國好戰的民族主義者》)的博士論文。此書寫到一半時,聊城師大歷史系教授合寫的《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才出現。現在,有關傅斯年的中文書已經很多。這都是這十幾年來的新榮景。
 
除了交代撰寫本書的因緣外,我也想趁這個機會,記下一些零星的看法。
 
我認爲,傅斯年處於「後傳統」、「後科舉」、「後古史辨」的時代,關於他的討論就不能不與這三者有關。首先,我是想藉傅斯年看他這一代知識人的思想、心態的起伏變化。我的書出版之後,《美國歷史評論》中有一篇書評,作者相當明快地指出這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它在講這一代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兩難」(Edmund S.K. Fu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2),這種「兩難」的主要來源是因爲傅斯年這一代人正處在一個傳統秩序全面崩潰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舊的規範已失去約束力,舊的道德倫理被全面質疑,但新的規範、新的倫理尚未建立。它是一個解放的時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時也可能是無所適從。人們失去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說的「藍圖」(blueprint),這種困境反映在許多青年人迷惘、自殺的事例上。沒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們,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1888年出版的劇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所說的:「由於他們是現代的角色,生活在過渡的時代裏,因此我把他們寫成是分裂的、動搖的。他們是過去和現在的結合,書本和報紙的點滴,人性的殘片,上等服裝的破爛,拼湊在一起,就像在人的靈魂中一樣。」
 
但後傳統時代也是一個無限可能的時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個各種論述相互角逐,並試圖成爲「領導性論述」(leading discourse)的時候。從1911年起,各種新舊思潮都在競逐,而新文化運動脫穎而出,傅斯年在其間扮演著一個相當關鍵性的角色。
 
他們當時奮戰的物件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還不大能熟練地掌握新型傳播媒體及橫向組織,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開始組團體、辦報刊,推展各種活動來與新派相抗。這時候誰的論點說服人,誰的立論堅決(有時候是武斷),誰的觀念與社會的脈動相照應,便在各種「論述」的爭衡中逐漸勝出,一旦它獲得「群聚效應」,這個「領導性論述」便逐漸上升到全國舞臺的中央。
 
「領導性論述」在形成「群聚效應」之後,它便開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時也吸引一大批靠著向「領導性論述」靠攏而獲得利益的人,許多在各地回應這種領導性思想論述的人,逐步以之成爲身份上升甚至謀食之階。新思想一旦獲得「群聚效應」,即逐漸成爲一種新的、類似科舉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論時,大量清季的經世致用之書成爲敏感讀書人科場得意的上升之階一樣,不管動機如何,它們都幫助新思潮的迅速傳播。
 
傅斯年是「後科舉時代」的人。對於讀書人而言,科舉的廢除是危機,但同時也代表著各種新的可能性,至少讀書人不必再局限於讀書做官這一條窄路,他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職業。家裏門口的一條河,可能成爲與外界隔絕的天險,但也可以是航向天涯的機會。
 
科舉廢除,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出現了一個新問題,用什麽來決定什麽樣的人可以成爲社會的菁英?過去在科舉傳統中,答案相當簡單明確——考場上的文章是一個清楚的「傳訊」媒介,可以決定誰是菁英。現在「菁英」的範圍顯然變得多元了,但還有一層更重要,現在人們正在摸索什麽可以成爲新的「傳訊」媒介?擁有外國學位的人,身上握有強大物理力量的人,在公共領域中(包括新型的報刊雜誌)成爲領袖的人,或者是在社會空間中進行橫向聯繫,成爲社團、政團的領袖,或者在地方上成爲豪霸,或者是成爲新學術、思想的領袖等,不一而足。
 
而傅斯年與胡適等一批新知識份子,很快地成爲學術文化的領導菁英。問題是新思想、新學術的領袖所鼓吹的東西五花八門,爲什麽以胡適、傅斯年爲主體的這一派會取得優勢,何以胡、傅所領導的帶有實證論色彩的歷史考證學派會成爲一代之主流?這當然可以進行多方面的解釋。我在這本書中也曾談到這一點。書中提到,他們都熟悉並深受清代考證學的影響,比較能欣賞清代考證學所展現的某種與西方現代學術能夠接榫的重證據、推論嚴謹的「科學」精神,所以相當自然地以「新漢學」爲津梁去接引現代西方學術。此外,他們大都不滿於中國近世思想傳統中過度重視心性及內省論的傾向,以及太過含糊籠統的思想方式,所以傾向以謹嚴而確定的知識系統來醫治中國思想學術上的痼疾。當時西方流行的實證主義、語言考證學派成了相當順當的選擇。
 
不過,如果擺在「後傳統時代」來看,在那樣一個失去規範的時代,人們心中是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觀而確定的東西,而拒絕充滿問題和緊張的(諸如Weber)思想體系,以重新穩住崩解的秩序。這種心理也部分地解釋了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這些人雖然在德國念書,卻與當時德國學術界爭論得相當熱烈的主流不相契合。傅斯年等人留德的年代,當時德國思想界有一場大辯論,重「理論」的風氣已經占據主流地位(參見Lawrence A.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但是傅斯年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痕迹,反倒是選擇了輕理論重實證的語言考證學派。
 
不過他們並不是清代學者簡單的重復,雖然與清學有延承之處,但他們的「學術心態」並不一樣。他們對「學術」是什麽,「史料」是什麽,「證據」是什麽,乃至於史家的社會角色、政治功能,以及「價值」與「事實」之間的關係,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一種「心態叢聚」,在這些「心態叢聚」方面他們與清代學者或是傳統「文人」之間已經決裂了。我們已經相當熟悉傅氏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作爲一種新思潮的倡導者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極少留意他對現代學術的看法其實也反映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看法,並且有意識且有系統地想加以改造。他有力地批判、改造舊文人的歷史文化。
 
傅斯年是「後古史辨時代」的史家,他提倡重建古史,其中有一些相當細緻的看法。我在這本書中提到他把古史辨運動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拼湊起來。這個態度,如果唯讀傅斯年的全集,其實不大能夠清楚地看出,我雖然早已從他字裏行間看出這一點,但不大有自信,一直要到在他的一本題爲「答閒散記」的筆記本中發現他用極爲潦草的字體所寫的一篇譏刺顧頡剛的小說(見本書之「附錄一」),才確定下來。在本書的第三章中,我花了相當多的篇幅寫從疑古到重建之過程,而且也提到,這是後來學界脫離古史辨派影響的里程碑。
傅斯年也是「後經學時代」的學者。他是從「經學時代」到「史學時代」的轉折性人物,自漢代以來,所有的經學觀點所建立的靜止的中國世界觀被以史料爲中心建立的變動與發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從而也是現代世界)取代了。同時因爲他倡導「價值」與「事實」的分離,使現代專業化史學得以生根,但因此引來傳統派史家與左派史家猛烈的攻擊,同時造成歷史知識之社會功能與史學之社會角色的變化。
 
在涉及道德方面的問題時,傅斯年刻意揚棄內省論式的思維傳統,主張「國民訓練」,主張「約律主義」,反對以內省式的道德哲學作爲社會倫理的基礎。我不敢確定傅斯年是否讀過康得在1795年所寫的有關歷史目的論的論文,但是他的論點卻有與康得的《論永久和平——一項指導性規劃》非常神似的地方,即不認爲未來社會的進步是靠著使人人成爲聖人,或是宋明理學中的「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或毛澤東《送瘟神》中所說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他與陳獨秀都認爲人類歷史是一個反諷——當人們生活在野蠻社會時,需要發展一套規則體系來限制和規範自己的行爲,這種限制和規範又有助於創造一個文明的社會。因爲人人都有力量,而又不能無休止地鬥下去,所以必須要坐下來制定各種規範,社會因而往前推進一步。這與中國內省的思想傳統正好相異。
 
這本英文書的書稿早在1992年底已經完成,英國康橋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接受出版。但是因爲我的研究興趣已經不在這裏,所以直到2000年才將手邊放了多年的校樣寄回。我常對朋友開玩笑,我有「心理障礙」。對我而言,校稿比寫稿還難,原因可能是因爲在剛剛寫定那一刹那,我已經對寫出的東西感到不滿意了。也因爲這個「校稿症候群」,此書中譯稿在2001年左右完成,但我竟一擱將近十年,對原譯者及安排此事的友人,深感歉疚。
 
最後我要感謝以下諸位:譯者王曉冰女士、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劉東先生、三聯書店的孫曉林女士,他(她)們促成了這個譯本的出現。此外,我的好友羅志田教授及其學生、陳正國教授、潘光哲教授在我因「心理障礙」未能看譯稿時,代我校訂譯文。志田兄、劉東兄和山東的馬亮寬教授多年來一再催促,使我不能再原地踏步。沒有他們的幫忙,這個譯本絕不可能完成。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導論: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博客來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內容連載

導論: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出生的1896年,中國尚處於剛剛過去的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餘波之中。那場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戰敗於日本人手下實在令人震驚,給傅斯年及其同時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
 
年輕的梁超(1873-1929)已親身體驗到這次震驚帶來的衝擊,他認為這場戰爭的後果是「粉碎了中國兩千年之大夢」,儘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屢遭失敗,但敗在日本手裡卻是創巨痛深的。畢竟日本是個亞洲國家,在中國人眼中長期處於中華文化影響之下,且其開始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改革還在中國之後呢。
 
甲午之後,巨變接踵而至,各類中國知識分子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895年,革命派領袖孫中山(1866-1925)認為日本的勝利是中國歷史上難以預料之事。1894年冬,在中國剛剛遭受一系列軍事失敗之後,他即決定組織他的第一個反滿團體──興中會。後來成為改革派領袖的康有為(1858-1927)則召集在北京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促使皇帝進行改革。知識分子領袖嚴復(1854-1921)發表了四篇劃時代的文章:《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辟韓》。嚴氏後來以向中國譯介歐洲功利主義政治、經濟、哲學著稱,他在1895年著手從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漢譯工作,這本譯名為《天演論》的書成為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物。後來成為戊戌變法犧牲者的譚嗣同(1865-1898)則在1894-1895年間決心放棄傳統文士的生活方式。
 
中國知識界的新發展形塑了傅斯年的知識體系結構。首先是思想觀念的激進化。一些人促成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嚴復在中國和西方傳統之間劃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線,他極力主張中國已遠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領域。這種責難使此前對自身文化特別自豪的中國人甚感驚訝。譚嗣同批評傳統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康有為幾乎將過去兩千年的學術通通貶為「偽學。章炳麟(1869-1936)無情地批判了儒家的人格。梁超的「新民說」認為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已經過時,因為它們全都與現代公民所需的公德無關。
 
但是,許多社會和政治體系仍支撐著傳統的價值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制、儒家禮儀、經典教育、科舉制和法律制度。雖然晚清時激進思想已初露端倪,但只有在上述五個支柱全都崩潰之後,知識界的革命才真正開始: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1911年君主制崩潰;1912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宣布學生不必祭孔,經學不再是必修課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廢除。
1895年後被大肆詆毀的傳統價值體系,曾經是個相當和諧統一的體系。這一價值體系崩潰後,原來相互關聯的各個部分,彼此之間走向直接對抗或相互競爭。
 
知識界的第二個主要變化是新知識群體的形成,他們由效忠于滿清朝廷逐漸轉向效忠於整個國家。1894-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之後,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漸漸放棄為進入官場而進行的科舉考試的學習,他們成為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自由流動的資源」,後來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轉型。人們認為這些新知識分子將自己從中華帝國的成功階梯──考試制度中分離出來。他們失去了官方的職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識型態的制約,成為政治和知識轉型的行為主體。然而,1905年科舉制被政府廢除,似乎是政府自己切斷了士人和主要由儒家教義構成的官方意識型態之間的紐帶。這一決策開了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成為思想解放的主要推動力。科舉制的廢除是一次激變,將許多知識分子從昏睡狀態中喚醒。沒有了前程和收入,一些士人努力變成了新式知識分子,而另一些人則陷入絕境。他們不能過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生活。在這個新的中國裡,讀書人的地位成了問題:他們是否應該適應社會轉變而成為專業人員,繼而形成職業階層來組成新社會的核心呢?
 
1895年之後,中國並存著政治和文化兩個軸心。前者由求權力的意志驅動,後者由求真理的意志驅動。兩者同時被知識分子看作是救國於危難的方法。雖然政治並不總是與文化背道而馳,但在近代中國,它們兩者常劍拔弩張,關係緊張。政治軸心的目標是將民族從危機中拯救出來、追求富強;而在文化領域,一些旨在建立自主學術社會的知識分子脫穎而出,他們要使學術擺脫功利心態和政治力量的干預,其最終目標則是以更根本的方式與西方國家競爭。他們認為,舊傳統的缺陷恰在於缺少有現代意味的學術社會。
對於那些呼籲建立學術社會的人來說,學術必須與現實關懷分離。學術自立──亦即為學術而學術──是一個越來越強烈的信念。嚴復是這一信念的始作俑者。他宣稱西方國家的力量源自於思想和觀念領域,為了追求這種「真正」的力量,中國必須去偽存真,即放棄被實用目的所腐蝕的偽學問,而獲取真學問。他斷言,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學問;雖然真學問一時看起來似乎沒有用處,但是從長遠來看,它是最有價值的。與此相應,他主張治學與治世的分離。「愈愚」是嚴復書齋的名字,這表明他堅信克服愚昧十分重要。「凡可以愈愚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以求之。」只有克服愚昧,方能療貧弱。
 
章炳麟在這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許多年輕人相信,章炳麟所主張的經學與實際應用相脫離,致使人們考慮以經典和古代學問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另一位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王國維(1877-1927)甚至在清末即主張學問應與實用相分離,應提升到更高的目的。
 
吳稚暉(1865-1953)則堅信,如果中國能夠有幾十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形成一個重心,這些學者就能將中國變為現代國家。一些相信學術文化優於政治的人形成了一個群體,他們中多數是受過西式教育的學生。蔡元培(1868-1940)、吳稚暉、李石曾(1881-1973)、汪精衛(1883-1944),以及一些曾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們也都這樣認為。但是,因為政治危機不斷困擾著中國,他們沒有時間和機遇來慢慢建立一個學術社會。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校長,加速了建立純粹學術社會理想的實現。蔡元培用一個簡單的句子開始他的校長就職演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這一宣言徹底改變了大學的性質──由培養政府官員的機構轉變為現代學術社群。治理國家不再是士人的責任。從那時起,知識分子得以從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並以其同事為聽眾。他們的最終目的仍然是服務於社會──但不是作為官員,而是作為學者。他們的成就是由學術界的成員,而不是由社會來評判。蔡元培上任後九天,就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那時任命的一批學者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大相對保守的氛圍。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堅定擁護者的蔡元培、吳稚暉和李石曾相信,如果有幾十個獻身真正學術工作的知識分子集合起來,就能形成一個思想學術中心。假以時日,這個群體對社會的影響和改造,會比1911年的辛亥革命更為深遠。
因此,激進化、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以及在中國創建一個學術社會的願景,成了此後影響傅斯年一生的三大傾向。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雖然中國現代思想史領域有大量關於五四時代「老師輩」的論著,如胡適(1891-1962)、陳獨秀和李大釗(1888-1927),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學生輩」。在這些人之中,這場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學者、政治家、社會批評家以及學界領袖的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色彩最豐富的人物之一。然而,除了莫勒(Alan Moller)的博士論文,迄今沒有任何一種用西方語言寫作的關於傅斯年的學術傳記。在中國學術界,有關傅斯年生平的研究也剛剛起步。
 
在中國大陸,傅斯年差不多被遺忘了。因為與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的密切關係,毛澤東(1894-1976)在1949年曾譴責他為戰犯,加之在「批判胡適運動」中對他的嚴厲批評,大陸作者也對傅斯年的名字諱莫如深,甚至在敍述以他為中心的事件時也是如此。大部分歷史學家並未承認傅斯年對歷史學科的貢獻。在台灣,傅斯年是享有盛名的學術領袖,其學術成就廣為人知。他和胡適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風尚成為各類持不同見解者不斷攻擊的靶子。譬如,新一代史家批評傅斯年拒絕理論性的詮釋;而新儒家們,如徐復觀(1903-1982),又強烈指責傅斯年和他建立的學派故意忽略中國傳統學術中的道德觀念(尤其是內省式的道德哲學)。其結果,一個1919至1949年間學術史及政治史上的重要角色至今仍然面目模糊。
本書中,我必須集中討論他眾多成就中的幾個方面。首先是傅斯年的學術生涯和他組織並領導了二十年的學術群體。我所說的群體不僅指他的史語所,還包括北大和台灣大學(以下稱台大)。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主要建構者之一,傅斯年創建的史語所被認為是當時現代歷史學的代表。他集合並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在他領導下工作。這一事業本身就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反映了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學術科學化的迅速發展。傅斯年和他領導的機構取得了眾多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們開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專案,其中許多揭開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新篇章。譬如,1949年後的中國考古發掘取得了可觀成就是眾所周知的,但這些考古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傅斯年具有遠見的領導,卻鮮為人知。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考古學帶頭人,最著名的如夏鼐(1910-1985),當初就是由傅斯年的機構培養的。相關領域的情形也是如此,如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檔案的收集與研究等。
 
另一個意義深遠的貢獻,是使中國的歷史學專業化,成為一個學科門類。現代中國有許多史家在他們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幾乎沒有人像傅斯年那樣奠定了一個制度化的基礎,對中國歷史學的形塑產生了影響。傅斯年強調嚴謹的方法論和專業化,有意識地批判了傳統史學的膚淺涉獵方式。如果我們可以說現代中國有一場「史學革命」,那麼,它開始于顧頡剛(1893-1980),完成于傅斯年。但是在1920年代後期,顧頡剛在西方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聲譽,相比之下,外在世界實際仍對傅斯年一無所知。現在是以學術的眼光予其應有的評價之時了。
 
作為歷史學家,傅斯年將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雖然傅斯年關於中國古代史的學術部分已經受到質疑或被修正,但它們仍提供了對這一時期的重要洞察。他最重要的學術主張是「夷夏東西說」,這一說法將三代分為兩個對立的集團。本書將重構傅斯年打破過去的一元論體系、形成新學說的過程。同時也將討論傅斯年的歷史研究與多元論等現代思想觀念的互動。
 
傅斯年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另一個主要貢獻是他的重建努力。1920年代中期,他因支持疑古運動而著名。但到1930年代,他又極力參與否定這一運動。傅和他的史語所的同事們遠非盲從者,他們堅定地將重建中國古代史作為中心任務。這裡將討論傅斯年對這場激進運動的反動和影響。
本研究試圖將傅斯年的個案帶到中國現代思想史中兩個更廣泛的主題上來: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傳統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二是在中國建立一個學術社會進程中的成功與挫折。
 
從1920年代後期起,當五四一代人極力貶低中國傳統,給中國社會輸入許多新思想並致力於構建新的學術社會時,相應地,社會也開始向他們發出挑戰。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動蕩的政局挑戰著文化領域內的非政治立場;二、文化本土主義的復興及民族認同感的迫切需要挑戰著五四反傳統主義;三、政治集體主義挑戰著五四自由主義。
 
1931年九一八事件,國家命懸一線,這些挑戰也越發強烈。此後,許多五四青年改變或放棄了他們早期的主張。考察傅斯年如何對這種挑戰作出響應,以及他的響應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時代人,是很重要的。

林保華:中共只有強制統一 沒有和平統一

文:林保華
自由時報 2025-12-31


二〇二五年即將過去。對台灣來說,這是動盪的一年,台灣的經濟、外交有突破性成就,但中共的武力威脅與台灣內部協力者的配合也是空前未有。針對中國對台灣與印太區域日益加劇的威脅,賴清德總統十一月廿六日在記者會提出《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全面建構民主防禦機制》及《強化國防戰力,全方位打造國防關聯產業》兩大行動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賴總統這項講話至少提出三次中共對台的「強制性統一」,但在台灣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主播張雅琴大概有兩次呼籲大家注意這個新的說法。所謂「強制性統一」,賴清德總統是這樣說的:「中國在加快『武統台灣』軍事整備的同時,更在國際、兩岸及各領域,加大推進假和平為名的『強制性統一』,企圖把台灣變成中國管轄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除了武力攻擊以外的一切威脅利誘手段(當然包括最重要的武力威脅),都是為了「強制性統一」這個目標服務,意即沒有真誠的「和平統一」,若有真誠的和平統一,何必藉這些手段來輔助?

一九五〇年代進軍西藏是強制性統一,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也是強制性統一,都是藉軍事威力加上甜言蜜語的欺騙。九七前,作為香港第二個權力中心的新華社(如今的中聯辦)就不斷介入「擾亂港英的統治」。當初支持中共收回香港的民主派,如今也被排除於「愛國者」之外,連政黨都不准存在。鄭麗文也希望中共這樣對付民進黨,她才不會倒八輩子的楣?

十二月廿九日中共圍島軍演勢在必行,是因為:一,中共內部經濟困境加劇,許多地區的除夕倒數計時晚會取消,因擔心民眾的不滿導致聚集後演變成為「除習」。二,反日無功累計民怨,把矛頭轉移到台灣;中共不可一日無外部敵人,一旦沒有外敵,共產黨就是中國民眾的敵人了。三,共軍高層還在大整肅,人人自危,必須打外部敵人以緩和內部矛盾,以對外顯示內鬥未影響戰力。

台北市長蔣萬安廿八日晚從上海雙城論壇回台北,廿九日清晨中國就宣布軍演。蔣萬安自己違背雙城論壇要「有條件的召開」的承諾,中共自然也不會尊重蔣,而把他當成會說話的道具,用完即丟。相信蔣萬安不會汲取教訓而任令唾面自乾,因為上海是他決定參政的地方,操縱他的那條繩索不會斷,他也沒有勇氣掙脫。

面對強制性的統一,除了賴總統提出一點二五兆的軍事投資以增加抵抗力維護和平,並與盟友合作外,就是民眾要團結,肅清內奸,加強抗敵意識。若有朝一日中共自認條件成熟要對台灣動手,它必定高喊即日起不堅持台獨的就既往不咎,藉以分化台灣,屆時有多少人相信中共的話,就將決定台灣的命運。

中共對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統一」都是如此模式。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737984

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

洪耀南:當政治習慣造假,文物就不可能只剩真實

作者臉書 / 央廣 Rti  2025-12-29

南京博物院(资料照/维基百科)

南京博物院的《江南春》事件,最詭異之處,不在於它差點拍出八千八百萬元人民幣,而在於它消失得太安靜。1959 年,近代大收藏家龐萊臣家族,將 137 件(套)書畫無償捐贈給國家,這在當年是一種高度政治信任的行為——把家族收藏,交給國家保存。其中,《江南春》圖卷被正式編入 南京博物院 的館藏系統,進入庫房。
接下來的故事,沒有火災、沒有失竊、沒有破門而入。有的只是幾行字。1960 年代,院方內部鑑定意見出爐:「疑為偽作。」
沒有公開鑑定報告,沒有跨館比對,沒有通知捐贈者家屬。這幅畫從「國家收藏」,變成了「研究價值有限的存疑品」。接著,它被悄悄從核心館藏名冊中移出。1990 年代,相關作品依規定「處置」,轉交文物系統下屬單位;2001 年,以遠低於藝術市場行情的價格流出公部門體系。
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節點會觸發警報。因為每一步,都「合乎程序」。直到二十多年後,北京藝術品拍賣市場的預展現場,一幅署名、尺寸、構圖都高度吻合的《江南春》突然亮相,估價直接上看八千多萬。
這一刻,歷史被迫倒帶。隨後,一名退休員工實名舉報,指控前院長徐湖平涉嫌主導將多件館藏真跡定性為「偽作」,並以低價處置流出。相關指控仍有待制度性調查釐清。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進入公共討論後,當事人選擇透過直播方式公開自辯,強調自身清白與不懂文物(印刷工人出身)。然而,在這場自我辯護的影像中,一個細節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直播畫面背景,陳列著大量古董與書畫收藏,形成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場景,讓輿論炸鍋。

廣州美術學院案:不是一幅畫,而是 143 幅,被「長期替換」

如果南京案像一場靜默的制度漂流,那麼 廣州美術學院 的換畫案,則是一場耐心而冷靜的長期操作。
2000 年代初,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收藏了大量 20 世紀名家書畫原作,包括齊白石、張大千等人作品。這些畫作並不常展出,平日大多存放於庫房,由少數專責人員管理。正是在這個「低曝光、高信任」的空間裡,漏洞被放大。
一名館員,利用職務之便,在數年間進行了一套近乎工業化的操作流程:將原作取出,以自己臨摹的高仿品替換,將真跡透過地下市場轉售,他並不急,也不貪快。因為他知道,只要庫房不對外、不盤點、不跨館比對,就不會有人發現差異。
最終,整整 143 幅 原作被替換,而館方長時間毫無察覺。事情曝光後,外界震驚的不是個人膽量,而是另一件事:一個人,怎麼可能動手 143 次,卻一次警報都沒響?答案很簡單:因為制度從未假設「專業者可能說謊」。

政治壓倒專業:從統治邏輯到文博體系的制度同構

要理解南京博物院與廣州美術學院這類事件,不能只停留在行政疏失或個人道德層次,而必須回到一個更根本的結構現實:在中共統治體系下,政治長期壓倒一切,專業並非被尊重的獨立價值,而是必須服務政治的工具。
在 中國共產黨 的治理實踐中,專業理性從來不是權力的制衡者,而是權力的附庸。不論是經濟、統計、學術、司法,還是文化與文博領域,專業判斷是否被採納,取決的從來不是其真實性或學術性,而是是否符合政治需要、是否有利於向上交代。
在這樣的體制中,形成了一種高度穩定、由上而下擴散的官僚行為模式:權力決定正確,結果重於過程,對上負責遠比對真實負責更重要。
這並不意味著中共存在任何明文規定「必須造假」,而是指在實際運作中,以下行為模式被長期默許、甚至在隱性上受到獎勵:數據可以修飾,只要政治目標達成,歷史可以重寫,只要敘事方向正確,程序可以合法化,只要避免外部追責。當「政治正確」成為最高標準,「專業誠實」自然退居其次,甚至被視為風險。

從政治尋租到專業尋租:博物館的權力變現方式

在這樣的治理邏輯下,貪腐不再只是金錢交換,而是一種結構性、分工化的權力尋租行為。不同部門、不同層級,會依其所掌握的權力資源,發展出各自「最安全、最不易被追責」的變現方式。掌握審批權的,靠批文尋租,掌握數據的,靠數字造假換取政治安全,掌握執法權的,靠選擇性執法獲利,而在博物館與文博體系中,最核心、也最具變現價值的權力,正是對「真偽」的定義權。這正是「以假換真」之所以成為高風險制度下的理性選擇的原因。
結語 問題不只是文物真假,而是真實是否被制度保護
南京博物院風暴之後,多地博物館迅速進入「閉館整改」與全面盤查,更有多館被舉辦類似案件。表面看來,這是一次自我糾錯;但在高度政治化的治理結構中,這類清查往往也意味著另一件事——結果不能失控,真相不能牽連過廣。於是,結論在調查開始前,往往就已被默默設定。
在一個長期將政治敘事置於真實之上的體制裡,文化機構承受的不是「如何守住專業」,而是「如何不出意外」的壓力。也正因如此,當庫房裡留下仿品、真品悄然外流,對體制內的人而言,反而可能比堅持專業更安全;拒絕配合潛規則,才是真正的風險。
當政治全面壓倒專業,當各層級都在自己的權力邊界內進行尋租,「以假換真」便不再是異常,而是一種低調、可控、極具理性的制度性腐敗。
因此,南京博物院事件最終留下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某件文物是真是假,而是——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真實,是否還被允許存在。

韩联潮:从珍珠港的狂热到今日的战狼——日本军国主义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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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chaohan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曾为美国之音撰写专栏《美国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见 voachinese.com/a/hanlianchao-)。写作过程中爬梳史料,受益匪浅。十年弹指一挥间,人亦变懒,80周年纪念没有写什么严肃的文字。前两天重读旧文,心中不仅未感丝毫轻松,反而更添沉重。因为中共党国当下的战争叫嚣,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动员,在“形”与“神”上惊人地相似。这种历史的轮回,实在让人忐忑不安。 回望二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极力渲染所谓的“ABCD包围网”(美英中荷),以此洗脑日本人:日本正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与封锁,生存空间已被压缩至极限。因此,发动战争绝非侵略,而是“自卫”,是“打破僵局”,甚至是神圣的“亚洲解放”。 尽管主谋者深知偷袭珍珠港的巨大风险和代价,但日本国民却将其视为一种“精神上的突围”。在他们的认知中,日本终于“拔剑”了。除渊田美津雄的记录外,大量史料揭示了当时日本军人、知识精英及普通民众在开战时刻的心理状态:他们普遍认为,开战日是大和民族打破欧美“枷锁”、洗刷耻辱、实现“神国复兴”的辉煌时刻,整个日本都沉浸在终于可以和西方大国平起平坐的幻觉之中。 零式战机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曾回忆道:“在那一刻,我们确信手中的操纵杆能改变历史……看着那些巨大的战舰冒起黑烟,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全能感。我们证明了黄种人可以击败白种人……我们不再是那个模仿西方的岛国,我们现在是亚洲的主宰。” 著名诗人高村光太郎在偷袭珍珠港之日(12月8日)写下的诗《那是必定的》,更是真实记录了日本举国上下的病态亢奋: “这一天终于来了…… 就像积压已久的乌云被一扫而空, 日本在今天,终于变回了真正的日本。 …… 世界将重新认识这个神之国度。” 这种宣传叙事让日本国民确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从而对日军实施的暴行视而不见。 观察当下,北京的宣传机器正不断强化“百年国耻”和“亡我之心不死”的悲情叙事。他们完全无视美日欧对中国开放发展的巨大贡献,将正常的国际贸易规则或地缘政治博弈,扭曲解读为针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围堵”和“打压”,并将这些论调转化为“虽远必诛”的攻击性亢奋。这种心理动员的险恶目的,正是为了让民众在其未来即将发动的战争中,能够心安理得地承受代价,支持先发制人的攻击,甚至支持一场惨无人道的超限战。 当年,日本当局极力鼓吹“八纮一宇”(意为天下一家,由天皇统治)、“大东亚共荣圈”以及“神国不灭”。他们迷信日本拥有独特的国体和西方无法理解的“大和魂”,认为物质上的劣势可以被精神力量所弥补。 如今,习近平鼓吹“东升西降”论调,宣称“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并阴谋用所谓中国特色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主宰全球治理。这本质上与当年的日本一样,都是一种关于“国运”与“天命”的政治致幻剂。它让华人产生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幻觉,认为打败美国、统摄周边、称霸世界是历史的宿命。这种盲目的自信,必将像当年的日本一样,导致灾难性的战略误判。 更令人担忧的是舆论环境的恶化。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国内并非没有清醒之人。但军国主义者制造了一种恐怖氛围:凡是主张避战、主张外交解决的,一律被打成“国贼”、“软弱”、“媚外”。到了1941年,日本政坛已无人敢公开反战。 反观当下党国的舆论场,任何呼吁遵守国际规则、反思战狼外交、或客观分析西方的声音,瞬间就会被贴上“跪族”、“汉奸”、“行走的50万”的标签。当一个国家卸下了所有“刹车片”,只剩下狂热的“油门”,并将交通规则视为一纸空文时,冲下悬崖便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精英当年的豪赌,最终换来的是东京大轰炸中被烧成焦炭的十万平民,是冲绳战役中被迫集体自杀的村民,是广岛长崎的蘑菇云。所谓的“大国复兴”,最后只留下了满目疮痍和几代人的痛苦。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1941年的日本飞行员在驾驶舱里看到的“大国崛起”,实际上是帝国落日前的回光返照。 今天,我们反对北京的战争狂人,警惕那种不计后果的极端民族主义,并不是不爱自己的文化或族群,恰恰是因为我们爱之深,才痛陈战争之残酷,才不愿见人类之毁灭。 真正的“大国自信”,应当是构建一个拥有政治权利和人权的公民社会,而不是培养一群被宏大叙事煽动得热血沸腾、却对即将到来的深渊一无所知的炮灰。 以日本为鉴,拒绝成为新时代的“神风特攻队”,拒绝成为独裁者豪赌桌上的筹码,拒绝成为被权贵反复收割的韭菜,拒绝为虚幻的“大国梦”献祭宝贵的生命,这才是当代华人最清醒、最深沉的爱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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