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习近平的“思想”和他面对的现实

纽约时报漫画

中国共产党开它的"十九大"，习近平在会上作报告。这位"红二代"接班人的集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标志之一是，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这次会议修改通过的该党新一版本的党章。

习近平要实现他的"中国梦"。这个梦想，有思想理论的一面，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对他心目中宏伟蓝图实现时间表的具体描述，而未来这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自身强大，而且中共的党军要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一个新型的"红色帝国"已隐约可见。

这里，试图做一番梳理的工作。

■习近平重振对"社会主义"的"自信"

在胡锦涛任内，中共开始宣传它的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来，习近平加上个"文化自信"，构成现在的所谓"四个自信"。十九大上，中共对它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

新党章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其"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十九大报告则夸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一度展现的富于活力的因素，如思想解放及其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提法，重新被归结为"社会主义"。当然，这是一种不同于先前"社会主义"的新版本，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过，现实进程的逻辑，是另一番模样。

中共掌握政权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社会主义"实验，建立它的一党专政，推行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激进的实验，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在1950年代末期遭受重大挫折，显示其不可持续性。毛泽东不甘心，退却数年后卷土重来，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抵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追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革浪潮，视其为"修正主义"，意味着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他动员全国民众，打垮刘邓率领的党政官僚集团，恢复其激进的社会实验，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文革"持续十年，在毛泽东逝世后难以继续下去，终于失败。中共犹豫、徘徊数年，才下决心改革开放。逐渐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被悄悄放弃，改换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显然，中共已经发觉，它无法再坚持毛泽东（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得不另起炉灶，炮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两者的本质，其实一脉相承，如习近平所说，它们不能相互否定，而这样一来，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货色，也就露出了它们背离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色。

最为本质的表现就是，中共的理论家们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关键之处，不能回避它的决定性，但竭力削弱它的意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限制市场

中国共产党人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很难看出来，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究竟懂得多少。

以马克思学说的看法，市场经济是自然经济之后人类社会的第二大形态，它的特点是，"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们屈从于私有制，屈从于国家，劳动者承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然而，当市场经济成长为支配性的经济形态，经济增长加快了速度，而这时，"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由此，逐渐地使得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趋于消失，人类社会未来的新的形态孕育而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市场经济在进入资本主义以后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而世界市场出现，使得资本主义超出一国国界的范围，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具有了全球化意义。

于是，他们推断，未来的社会革命，将是全球化的革命，是多数人的革命，至少要由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联手，才能取得胜利。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依然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

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在落后国家发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之先例。列宁很清楚，这一"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极其脆弱，他争辩说，它其实只是意味着"通常的历史顺序"发生变化。通常的顺序是，文明发展到一临界点，导致政治变化，即先有文明再发生政治革命，亦即"十月革命"的批评者之所谓"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文明"。而列宁则认为，"十月革命"是"为文明创造前提"，即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而建立新政权，然后再着手在俄国发展工商业文明。列宁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他不回避这是"后退"，但也说它是"进步"，而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在苏维埃的俄国探索社会主义之路。

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顾不得那许多了。他不在乎列宁对布尔什维克的告诫：不要玩花样、耍聪明，相反，他率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习惯，即特别喜欢玩花样、耍聪明。他以粗暴推行集体农庄化为开端，只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宣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为榜样，各国共产党人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大同小异地实践其"社会主义"。

东方大国中国，身为文明古国，它以东方农业社会基础上专制国家的"超稳定结构"著称，在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发展中落在了后面。尽管中国的民间商业历史悠久，商业"毛细血管"较为发展，但是"动脉"与"静脉"主系统处于官府控制之下，商家依附于官家，缺乏自身的独立性。这样，资本主义有其萌芽，却难以发展，长期匍匐于国家权力压制之下。

中共的"革命"创造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特色，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之"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他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过，他实际坚持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没有真把民主主义放在眼里。

中共以暴力推翻国民政府，表明其"初心"不在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攫取国家权力。当然，它掌握了政权，也还是有机会，开放市场经济，融入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轨道。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承诺的，在"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里，谋求"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他当时说，这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相信了中国共产党，不料，它却是虚晃一枪。中共率领一支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那"彻底的民主革命"刚刚要开始，就被毛泽东急急忙忙地中断。几年前他还在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时，他觉得那不再是空想了。他严厉批评刘少奇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拖着中共疯狂一跃，不到十年，就完成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跳进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中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发展，改行一党专政。他无法取消市场经济，但他要严厉限制市场经济，要在这个东方大国推行一场运行中央计划体制的经济实验。他带领中共高层，向斯大林学习，向苏联学习，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称为"一个大学校"，却只是说说而已，他并没有准备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结果，毛泽东到他生命的最后的岁月里，无可奈何地发觉，他辛辛苦苦实践其"社会主义"，然而市场经济毕竟难以逾越。他哀叹，现实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限制市场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历经曲折，磕磕绊绊，特别是"六四"镇压后一度再掀起"反和平演变"之风，暴露出"社会主义"及其计划体制的不合理性和不可持续性，不得不改弦更张。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了市场经济，确认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随后，由朱镕基主导，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经过艰苦谈判，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市场对中国大为开放，中国经济顺势崛起。

这一变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里，妙笔一挥，如变魔术一般，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成就。

有意思的是，如此胆大妄为地曲解现实过程，事先，是又一次虚晃一枪的表演。

习近平掌握权力后，摆出一副改革的姿态，主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些，被人们视为亮点，引起普遍关注。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这一决定作说明。他历数中共十四大以后，十五大到十八大，每次对所谓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都稍有修改，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终于承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他称这一表述为中共的新的所谓"重大理论观点"。如此一步三回头，历经二十多年，才看上去取得真正的进展，习近平也还算是坦率。

然而，也许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中共在这里玩了一个虚晃一枪的把戏：看上去是真要正视市场经济，真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实际却是，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口头肯定，标志着市场化改革的终结。

在这个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决定里，写下了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认识，同时，更有另外两点论述，将这一认识的意义完全抵消。

其一，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提法并列，"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赫然在目。

其二，市场"决定性作用"是针对着经济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于是，市场化改革完结，新的"改革"开始，即旨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改革。

看上去，认识到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实际的"改革"已经不再以市场化为导向。

这意味着，尽管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社会中的经济自由空间有所放开，社会自由也有所松动，释放出社会中潜藏着的极大的能量，然而，中共对市场化的重视或遵循，已到此为止，其背后，警惕乃至敌意，依然保持着。中共作为执政党，它发誓要保持其永久执政地位，它不能容忍市场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中共自己"退居二线"──如同毛泽东当年那样，它要为它自己，为它的"社会主义"，夺回支配性的权力。

一旦经济"崛起"了，中国共产党就急急忙忙昭示人们，问题不在于路没有走对──必须走民主主义之路却"跃进"到"社会主义"之路，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却"跃进"到计划经济之路。不，路没有错，理论没有错，制度没有错，对此要有充分的"自信"。

大格局已经弄得很美妙，只是"治理"得不好，如此而已。

谁在治理？党政官僚集团。"红二代"锋芒毕露，欲重振政治家雄风，收回旁落到官僚集团手里的权力。"文革"摧毁了官僚集团一次，看来还不够，它还能卷土重来，那就再摧毁它。这一次，不再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旧方式，改用"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还有谁？民间资本。"红二代"继承先辈之志，尽管对市场经济还是没办法，但反"资本主义复辟"、反"自由化"总没有错。与薄熙来心有灵犀，习近平"奋起千钧棒"，力图再创辉煌。

从中共十四大到现在，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比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已是长得多了。从市场化，到治理现代化，似乎很正常。

事情其实不那么简单。

前面说过，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是自然经济之后人类社会的第二大形态。这位思想家不认为市场作用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工商业文明的现实社会里，市场的影响力或支配力，在整个社会中清晰可见。

在马克思看来，在市场经济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而这些关系、需求以及能力，当然不仅限于经济之中。企业的治理能力，须依循市场规律而成长，同样，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并非脱离市场的支配性而随心所欲。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界人士进入社会、国家的管理层，不是偶然现象。

而中共的所谓"治理"，相当糟糕。习近平任用其心腹蔡奇主政北京，名曰"治理"首都环境及"治理"污染，实则莽撞而粗暴地接连"三板斧"，全无治理之意，堪称任性胡来。

治理首都环境，面对的问题，一是民间商业的经商环境，一是所谓"农民工"之社会身份，特别是他们长期以来遭受的歧视、刁难和漠视。

民间商业蓬勃发展，先前北京市民生活中诸多难题基本消失，而这一变化之中，"农民工"或"外地人"的生存状况，却成为长期问题，那是党政官僚失职，负有实际责任，只知道督促劳动者奉献，自己份内的公共产品，做得一团糟。而蔡奇"治理"，全不顾三七二十一，"刺刀见红"之后再假惺惺做"温暖"表示，可见"习家军"盛名之下，"技止此耳"。

治理污染，更是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排污标准、污物处理装置使用法规，涉及能源结构变化，涉及技术进步措施，涉及行政与社会监督，如此等等，牵动各方。而中共的"治理"，最常用最有力的就是关停企业、车辆限行，好端端的"煤改气"也做粗暴而无理，燃气条件尚未就绪即强行禁止民众烧煤，严寒之中逼得人们走投无路。

可以看到，中共之"治理"，往往全无治理之意，喜欢依恃行政权力强硬处置，能蛮干就蛮干，拆迁如此，治污亦如此，以"刺刀见红"为其"治理"之特色，可谓恰如其分。而其根源，恰恰在于，中共无视市场、无视社会现实，蔑视民众，蔑视法治，依恃行政权力，任性行事。

习近平欲作"中兴之主"，他视野中的"改革"，不是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而是比毛泽东更为容忍市场化进展。容忍有其限度，习近平大概已经忍无可忍，那就无须再忍。

习近平要大有所为，大有"建树"，成就新型的"红色帝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央，主宰"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他声称，他已经带领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林彪曾经颂扬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现在来看，这位元帅或许是说得早了些。习近平似乎觉得，这顶桂冠，戴在他的头上，蛮合适的。

桂冠之下，要有真本事，才可以成大事。

毛泽东成为一代枭雄，很关键之处，在于他能够慧眼识人，认清楚朱德这位有丰富战争经验，有经过留学探索深造，对中国战场及军事有独到见解与思想的伟大军事家。而在建设时期，他再无这般幸运，因为时势已转，不再是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时代，而是在市场经济潮流起伏之中依靠企业家阶层崛起的新天地。而他，偏偏醉心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把资本家以及知识阶层都打翻在地，对自己的战友也渐失信任，成为孤家寡人的独裁者，焉能不败。

今日之习近平，正在步毛泽东之后尘。他继承了恐惧市场、恐惧资本主义的心理传统，以为治理可以平天下，而用人方面，看来他只有对王歧山还可依靠，其余就是王沪宁、栗战书之类，或陈敏尔、蔡奇之类，甚至李鸿忠之流。如此这般，学识只以书单充门面，用人尽现门户之见，视野、心胸囿于一党私利之"核心"或"领袖"，学毛泽东，只怕学不象，肆意骂别人"砸锅"，却有可能由他自己真砸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锅"。

■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结合有其极限

"文革"失败，迫使中共走改革开放之路，"社会主义"在农村被冲开了缺口，农村集体经济迅速瓦解，进而，城市工业的计划体制也逐渐瓦解，甚至中共一党专政也有所松动。中共回避"文革"的失败，回避对"文革"的深入批判，进而，邓小平以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控制改革开放，强调中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继续发展。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里，市场化的导向渐渐浮现出来。到中共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市场化导向得到了较为明确的政治支持，市场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国有体制也在变化。

国有体制的不合理性，或不现实性，已经暴露出来。它垄断的地盘大幅度缩小，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里仍然在维持着，其实力仍然相当雄厚。同时，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头换面，接受现代企业的组织与经营方式，并试图与私人资本相结合，以"混合"的方式对私人资本施展支配性的影响力，为其所用。

于是，人们看到，国有体制不那么纯粹了。它在相当程度上被渗入"私有化"，特别是其管理层有所成长，生成了它的特殊利益。这个权贵集团，一方面在政府监管机构面前展现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当不得不接受民营化改造之时，它本能地反抗，暗地里组织工人予以抵制，甚至煽动暴力对抗。

市场经济也不那么纯粹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政府控制、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都在顽强地显示其存在，形成官商互动、融合或勾结，相当复杂而多元化的社会图景。这种局面中，面对其中的种种弊端，如腐败黑幕、贫富两极分化等各种社会不公，以及铺天盖地的严重污染状况，官方可以轻而易举地引导和煽动舆论，将民怨引向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引向市场化改革，造成对国有体制相当有利的社会氛围。

表面上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莺歌燕舞，表面之下，在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展现出对土地的热情，企业家展现出对经营市场和创新的热情。这两大因素，使得中国经济焕发出活力，其面貌大为改变，"短缺经济"消退，甚至消失，市场经济中相对过剩的常态迅速出现。中国企业争夺世界市场的雄心，与中共称霸世界的企图，奇妙地混杂在一起，令全世界感到不安。

与毛泽东相比，或者与毛泽东比肩，对于习近平，看来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但是，毛泽东鄙视市场，鄙视货币，对钱财甚至碰都不想碰，而他的"社会主义"，正是栽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之中。习近平高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歌，标榜他所谓"新时代"，而他对市场经济怀着戒心，对所谓"恶意做空"、所谓"经济政变"杯弓蛇影。国有企业肆意呼风唤雨，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及高杠杆，而"去产能""去杠杆"则狠打民营企业。诸如此类，表明他很难避免重蹈毛泽东的覆辙。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存在至今，以其成长为"红色帝国"的可怕前景，而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强劲对手，其秘密在于，中共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有某种程度的结合。

然而，马克思早就看到，在市场经济中，会"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而这一发展变化，将否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对此判断似乎不大在意，它仍然我行我素，仍以其"创新式毁灭"横行于世界市场。不过，它在进入其晚期阶段，这种势头似乎有某种弱化的迹象，未来如何，仍须观察。

而共产党人，习近平，他们不大懂马克思学说，但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市场经济对他们的"红色帝国"是致命的威胁。他们对市场的恐惧心理，为资本主义完全不能相比，因为，他们那心爱的专政，尽管与市场经济可以有某种结合，且构造出相当现代的容貌，但它的内里，实乃前资本主义的货色。

于是，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个很是奇妙的景象：世界各国心怀恐惧地看着中共专政与市场经济结合，担心这个"红色帝国"真的强大起来，称霸世界，而中共自己，也对这种结合心怀恐惧，尤其害怕开放中国自己的市场，生怕外国资本闯进它自己的地盘。

矛盾的表象，映照出社会深处的矛盾。显然，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社会矛盾分析。

习近平有他的"思想"，但他还是不免露出他缺乏基本功的马脚。

■习近平"思想"回避现实社会矛盾

据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矛盾有新的分析，提出了新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中共在其"社会主义"阶段中的第三个矛盾论述。

它与第二个矛盾论述，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其实很相象：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不同点是，人民的需要比"物质文化需要"扩大了，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囊括在内，而"落后的社会生产"，改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依然适用于经济，也适用于政治与社会、文化。其中，回避"落后"，是这一新论述的突出特点。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实是普遍现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说其发展是平衡的和充分的。毛泽东喜欢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他倒是没有说错。

这两个论述其实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而它们同第一个论述，则有较大不同。

第一个论述，是在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八大的论述：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个论述，将"需要与现实"之矛盾，归结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个论述，尽管囿于某种政治、观念的考虑或局限，而分析论述得不透彻、不到位，毕竟还算是表现出马克思学说的本色。

马克思学说分析现实的矛盾，着眼于生产力的性质，以及它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状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近代以来的发展水平，认定其生产力已具有社会化的性质。马克思学说不否认发展中的落后，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而它着重指出的是，生产力的社会性，正在与其占有方式发生矛盾。

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于生产的社会化，认为生产力的社会性呼唤其占有方式社会化。它指出，股份制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在发展中正在经历其自身的否定，即私有制成为外壳，社会占有在其内部生长，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发展起来，而国有方式，尽管"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但"不是冲突的解决"，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占有。

不过，这不意味着，人们一旦认识的这种趋势，就可以立即，或很快地，完成社会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前期做他们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触及到社会发展规律，涉及到资本主义晚期及之后，而这对他们而言，还很遥远。他们知道自己无法避免错误，他们也的确承认他们曾有支持"不断革命"的错误──这一错误，正与他们的基本观念相悖：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消灭私有制"，是作为政治纲领的《共产党宣言》里一个简洁的宣言，而实际进程，是漫长的过程，如恩格斯所说，取而代之者，须以是否"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来衡量──他针对国有化这样说，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全部进程。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坚持以"消灭私有制"作为它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据，坚持以国有制冒充社会主义。直到今天，它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以此耍弄忽悠人的把戏，它的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无视改革开放的现实进程，坚持他的"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信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吹得天花乱坠，它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作为现实生产力的性质，看上去不无滑稽。其实质，在于他回避对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做具体分析，而马克思学说之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基础，即在于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在于生产关系适应这种性质的必然趋势。

因此，说习近平的"思想"欠缺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功，一点也没有冤枉他。

那么，基于马克思学说，分析现实社会的矛盾，展现的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可以看到，实践"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基本矛盾已转化为国有体制与社会性生产力的矛盾，而主要矛盾则表现为，人民大众与共产党一党专政、与党政官僚集团的矛盾。 

■"十五年"之奥妙

中共为它自己规划了所谓"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在其十九大上，习近平的报告，对此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

"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五年，对中共而言，似乎有特殊的意义。或者说，中共对十五年有某种偏爱之心。

中共在大陆夺取了政权，乃以其军事胜利为基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应该是刚刚开始，即建立宪政共和国，经济革命的土地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尚未全面展开，而其它文化和社会的革命，则可以在国民政府时期已出现的初期公民社会基础上推进。

然而，毛泽东已是急不可耐，他要赶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毛泽东力主与领导之下，中共宣布了它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现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再次出现了，而且一口气就是两个。

十年似乎短了些，二十年又似乎太长了些，取其中，十五年，成为中共的社会计划的一个常用的尺度。

不过，从中共的"过渡时期"的"时间表"，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造"推进之际，实际上不到十年，就超期完成任务，而工业化，就不能玩花样、耍聪明，短期内难以完成。因此，中共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缺乏其工业化基础，实际上是滥竽充数的作品──也正因为毛泽东学着斯大林的样子，从一开始就玩花样、耍聪明，"社会主义"做成了一个烂尾工程。中共不得不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为修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过渡时期"版本，且承认，这一"初级阶段"可能相当漫长，可能长达百年。

现在，习近平阐释中共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又玩起了"十五年"的把戏。或许，这次他不会象毛泽东那样急不可待，他会老老实实地依照那两个"十五年"的时间表行事：一来，"基本现代化"和"建成强国"都非儿戏──中共当年"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政治上体现放置"革命"而专注建设之心，但实际有很大的问题；二来，两个"十五年"的奋斗，可以很方便地成为习近平长期掌权的理由。

毛泽东闯进"社会主义"天地时，是六十多岁。如今习近平也在六十多岁的年纪，他一眼望去，中共百年之后，又更展望三十年，其气魄和雄心，实在是不小。

这里，可以对他说一声，一路走好。

江棋生：新极权，还是翘起尾巴的后极权？

关于习近平上位以来搞新极权的说法，我虽早有所闻且难于苟同，但直到写作《重读零八宪章》一文，我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正面给出自己的明确见解。近日，相继读到冯崇义先生的断言：习近平"想把中国从邓小平的后极权主义带回极权主义社会"，和张博树先生的描述：宪政自由主义者将"习近平新时代"称之为"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终于使我下决心公开言说自己思索良久的一些不同看法。

应当说，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到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所干的以下三件事，与邓（江胡）时代的路数是有显著区别的。一是外交上不再韬光养晦，而是一步步从锋芒外露到锋芒毕露。二是政治上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到主要是防右反右。相应地，意识形态上不再取守势，而是搞"自卫反击"，重树马克思主义主旋律，重夺思想阵地话语权，公然下令"七不讲"。三是边撸起袖子加大选择性反腐力度，边让个人崇拜之风在中共党内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其中最为肉麻和令人恶心的颂圣谀词，乃出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和国防部长常万全等马屁精之口。

然而，上述三大区别能表明习近平搞的是新极权吗？

我的看法是，不能。

我的理由是，习近平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没有反对和告别邓（江胡）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没有反改革，试图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返回计划经济；他也没有反开放，意图重新闭关锁国。而正是邓主张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毛时代毫无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社会，走向邓时代政治一元化、经济和社会呈现有限多元化的后极权社会。习近平既在所谓"旨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开大计上沿袭邓（江胡），未敢造次而邓规习随，那么他上位以来所搞的，就显然不是新极权。

事实上，习近平所搞的，还是后极权。更精准地说，他搞的是：在外部因素和其性格因素共同作用下，自鸣得意地翘起了尾巴的后极权。我的这一"翘尾后极权"说法，与沈大伟教授给出的"硬威权主义"概念，或可称异曲而同工。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为了使冷战结束后处于弱势不利地位的中国能够站住脚跟，并通过"发展是硬道理"徐图将来。到了比胡锦涛明显强势的习近平任上，由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成全球老二，加上发达国家总体上搞绥靖主义等因素，中国的后极权政体认为机不可失，可以适时冒泡、牛起来了，于是公开告别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谋略，对外毫不隐讳地宣示"大国崛起"，亮名片，搞推销，展拳脚，疾步趋近世界舞台中心；对内则更加宁"左"勿右，除了对民间觉醒者的维权和抗争之管控、打压更为严厉和凶狠外，还发明了让人尊严扫地的歧视性"低端人口"标签，将一部分温顺无助的国民悍然排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

那么，中共十九大之后拥有"领袖和统帅"头衔的习近平，会搞新极权吗？

我的看法是，依然不会。

我的理由是，习近平如果要搞新极权，那就要反邓小平改开路数而行之，把已有的经济、社会有限多元化一一抹掉。这对习来说，首先不是能否做成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干的问题。在我看来，习还不至于不明白，没有上述有限多元化，哪会有今天官媒上自夸不已的"辉煌中国"？哪会有他在一带一路上大撒币的底气和牛气？而没有上述有限多元化，中共又如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实现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因此我认为，他不会搞。当然，如果他的确如冯胜平所企盼的是"浑人"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愣是要搞新极权，那也是注定搞不成的（此处不赘）。

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还是会照搞后极权。对于这一点，从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列出的"建设新时代"十四条基本方略，人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人误以为习近平要搞新极权，我觉得是多少看走眼了。而真正完全看走眼的，当数那些至今还对习近平会改旗易帜搞宪政抱有幻想的人。习近平上位以来的言论和行动，充分表明了他与宪政的势不两立，表明了他是铁了心要将宪政拒之门外的死磕派。而那些怀揣玫瑰梦的人，居然对这一朗若白昼的事实视而不见。

质言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加上"中国特色"限定词的社会主义，则是后极权主义。而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新时代后极权主义，即翘起尾巴的后极权主义。

作为极权主义变种的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一样有个内在的致命伤，那就是对人权的蔑视。这种政体不忘初心，坚持将国人视为只能听它话、跟它走的跟屁虫，不能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更无资格当家作主。在这样的政体下，国人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公民精神与被强行按上的臣民角色之间的矛盾，或国人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意愿与被强制安排的跟屁虫角色之间的矛盾，迟早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这一主要矛盾的凸显、激化和加剧中，越来越多觉醒了的民众必将成为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这种伟力除了会使后极权政体翘起的尾巴抖落下来外，还必定会将后极权政体打包送进历史的博物馆。

2017年11月29日于江苏常熟

_RFA 

胡少江： 习近平十九大之后的首次政治挫折

在习近平心中，中共十九大一定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执政党的"新教义"，树立个人迷信的官方宣传达到了毛泽东去世以后的顶点，无论是政治局成员、还是其他关键部门和关键地区的主要官员都带有清晰的习氏班底印记，各地官员也争相以十分低级和无耻的语调和身段表达对习近平个人的忠诚。看来中国的一切正在按照习近平和他的近臣谋士们的计划演进，习近平也似乎正在信心满满地沿著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无路障地一路前行。

但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看似顺利的政治开局似乎在一个月之后嘎然而止。北京市大兴的一个外来打工人口聚集的住宅区燃起大火，随后由北京市委书记发起的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野蛮运动迅速展开，运动的发起人蔡奇是习近平破格提拔的亲信，蔡奇臭名昭著的政策迅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义愤；此外，关于一家在美国上市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连锁幼儿园虐童的信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中产阶级家长们的绝望，中国警方在处理该事件中的可疑态度更是激起了本来就对国家机器缺失信任的社会大众的哗然和嘲讽。

社会舆论对上述两个事件的强烈反响绝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事件的责任人和机构，它代表了中国民众对习近平钦点的蔡奇等佞臣的强烈不满和对权贵互相包庇的政治体制的反弹，这两个事件正好为民众发泄他们的义愤提供了的一个契机。参与这次愤怒和嘲弄现行体制及其官员的有挺身而出签名抗议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活跃互联网上的愤世嫉俗的中青年网民，更多的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望、愤慨、甚至乐于看到政府难堪的一般中国人，当然其中也不乏对最高领导人和他的团队遭遇窘境表示幸灾乐祸的现体制官员。

这些通常很难集结在一起的人群突然在十九大刚刚开过之后的这个时点空前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习近平嫡系班子成员的无知、无德和傲慢造成的。蔡奇和其他习近平大力提拔的亲信们在十九大前后发起了四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对习近平的人人崇拜，他们谄媚的嘴脸早已引起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蔑视。同样是这些人，在对待社会底层民众的困苦和对待社会舆情却显示了一种高高在上的轻慢和冷血。这种对上和对下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怎能不激起民愤？而这样的民愤怎么可能不波及到这些官员的保护人习近平？

事实上，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不仅发生在北京各区，从官方的信息看，上海、深圳等各大城市也都对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区域发起了类似的"盘查"和"清理"行动，只不过北京的行动更为高调、愚蠢，而其他大城市的行动在宣传上更加技巧和隐蔽，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样看来，这样的事件非常有可能来自于更高一级的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统一部署。如果这是事实，人们不难想像那些得益于十九大的政治新贵们在沉浸于相互之间的弹冠相庆和对他们的帮派首领的阿谀奉承之时，离中国民众的脉搏究竟有多么遥远？

这两个时间所激发的民愤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行事规则，习近平和他的班底绝不会向民众的压力低头，他们一定会采取各种方式对舆情领袖采取更为强硬的压制态度，而且也一定会寻找那些所谓的政治敌对势力进行进一步的打击。但是这种压制只能激起民间更大的不满，这种持续的博弈也有可能为近些年来在党内遭到打压的政治派别和官僚集团成员提供更多的推波助澜的社会条件，也有可能为他们寻求对习近平和他的班底进行政治反攻埋下了一个伏笔。

——RFA

梁京： 十九大后的糟糕开局

北京政府借火灾事故用强力手段来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引发了十九大之后中国第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各界舆论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不仅给北京新领导蔡奇加以巨大压力，也会令习近平很不高兴。因为这个事件给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带来了一个很糟糕的开局。

社会舆论反应如此强烈，一方面固然是北京市政府做得太过分，但我相信，舆论的爆发不仅是因为这个事件，而且是"气不打一处来"，反映了许多人对十九大新贵蔡奇无视一般人感受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的强烈不满。这些新贵们一面肉麻地吹捧习近平，大搞过火的形式主义"学习十九大、宣传十九大"，但一转脸，就对最贫弱无助的底层百姓露出了冷血的凶相。

官场和官员的这种丑态虽然并非什么新近才有的现象，但随著习近平越来越明显地提拔"自己人"，以蔡奇为代表的新贵们越来越无所顾忌，终于给人们宣泄不满创造了机会。还有两个因素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个就是所谓的"红黄蓝事件"，另一个就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发明的"低端人口"这个新的政治语汇。

"红黄蓝事件"其实是一个比驱赶外地人口更为可怕的恶性事件，这个事件说明中国的权贵为了发财，可以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他们竟然敢把这样一个完全无法保障幼童基本安全的幼儿园，做成一个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这样邪恶的想像力实在是超出了常人的想像。至于"低端人口"这个新政治语汇，我相信将比调侃权贵的"赵家人"一词，更有政治能量和时代意义。这个词显然不是反体制的人发明的，因此折射了当权者真实的傲慢心里。这个词在未来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将和美国的"黑鬼"一样，成为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负面词，能够动员千千万底层民众的反抗意识。

权力的贪婪和傲慢，加上无能和乱作为，是统治者发动法国式大革命最有效的配方。当年法国的统治者并非不想平息底层尤其是平息农民阶级的不满，但他们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与底层人进行平等的对话。他们居高临下地关心弱者，反而会更加点燃底层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之火。

北京市要驱赶几百万所谓"低端人口"，是习近平的既定方针。我不大相信，这一次社会舆论的谴责，能够改变这个既定方针。北京市和所辖的各个区县领导，都是立了军令状的，办不到就要丢乌纱帽。但是，这种靠军令状来治国的路数，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此次北京强力驱赶外地人口提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虽然已经有一些城市，比如温州，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借口，成功地把大量外地人口赶走，但北京也用这样的手段来驱赶几百万"低端人口"，会对整个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会对中国的国际形像带来什么影响？这是北京的当权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此次批评当局的人不仅人数众多，且来自各个阶层和不同的政治倾向。自由派以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的话语来批评当局，是很自然的。而来自左派的批评则更加耐人寻味。他们指出了当今的中共官僚，已经完全没有当年中共的那种与底层贫民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这个事实。这是更中要害的批评。让这样一支完全与百姓对立的官僚队伍"不忘初心"，完全是对牛弹琴。

——RFA

胡少江：红卫兵、变色龙和野心家

中共新贵陈希日前在官方出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培养选拔干部必须突出政治标准》，这篇文章再提毛泽东对共产党干部任用的标准，即 "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干部要又红又专"。文章还专门强调，在提拔干部时有五种人不能用︰ 一是"不忠诚"，二是"政治定力不够"，三是"没有政治担当"，四是"没有政治能力"，五是"没有政治自律"。在文化革命结束四十年之后，中央组织部长重新高调提出"突出政治"的选人用人标准，这被认为体现了习近平的一个重要思想。

陈希是在十九大上得到破格提拔的习近平的心腹之一。他与习近平的关系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交集︰一是他和习近平都是1975年进入清华园的工农兵学员，是同窗好友；二是习近平获得清华大学的"兼职法学博士"的时候，此公正在清华大学担任一把手。在习近平主政之后，陈希立即从中国科协的闲职岗位被提拔到中共最核心的部门中央组织部，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为日后习近平快速提拔旧部亲信占据重要位置把关。在十九大之后，陈希又被习近平破格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可以肯定，陈希的文章准确地表达了习近平的用人观。从陈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在他提出的所谓政治挂帅的标准中，重中之重是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将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个人的绝对忠诚作为中国执政党选拔干部的第一标准，自然而然地令人们回想起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时期的文化革命时代。说来也巧，习近平、陈希和他们的伙伴们，有不少正是在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红卫兵一代"，他们的世界观正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

陈希毫无疑问是中国那个疯狂年代的疯狂政策的受益者，从他的简历看，与同龄人相比，他在文化革命中基本上是顺利度过的，十七岁便成为省会城市的工人，在没有书读的那个年代的中国，这是一个令年轻人十分羡慕的职业；二十二岁便被"推荐"进入了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结束之后，陈希的履历也基本上是顺风顺水，读研究生、提拔为政治干部、出国游学镀金，几乎所有时髦的职业路径都走了一遍。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又恰逢青年时期的好友"登基"，也是自然而然地更上层楼了。

但是，陈希自己成长的经历和他所列出的用人标准似乎有些矛盾。且不说他在文化革命结束前后的急转弯，在文化革命中，如果他没有紧跟毛的极左路线，他不会有那么顺利的人生经历；文化革命后，邓小平的路线与毛的路线可以说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知道"忠诚"和"信仰"在陈希的这个转弯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然，有可能他在文革中青春年少，被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蛊惑，随后吸取了教训，真心地跟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中国，有许多他的同龄人也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陈希可能根本上就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者，他从来没有真正信奉过任何主义，因此能够从文革时代的受益者成为文革后时代的受益者，这些都只不过是依靠他自己的八面逢迎。从他以后的经历看，这样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在随后中共执政党领袖和政策的更换中，无论上级的领导风格变化多么大，执政纲领变化多么大，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并且都能从中赢得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在江胡时代，还是在习近平时代，他都是党的领袖的跟从者，从来没有对党的方针表示过任何不同的见解。

由此看来，像陈希这样的人，顶多不过是一个逢迎上级、见风使舵的变色龙而已。其实，在那个非常荒谬的国度里和时代中，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的。对于他们，我没有权利苛责。但是今天的陈希却摇身一变，大谈理想、信念，这让我感到难以接受。明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明明是要剿灭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政见，却偏偏要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所谓理想信念坚定的君子，这样的人恐怕比变色龙还不如，只怕是一个披著变色龙外皮的野心家了。遗憾的是，中国的这个新时代恐怕要由这些野心家们任性地玩弄一阵子了。

——RFA

习近平的85分，将是什么样的“新时代”？——吴国光、陈小平对谈中共十九大

2017年10月25日，明镜电视主持人陈小平博士，邀请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对谈了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以下是访谈链接及文字整理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1FzpisRnU

主持人：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5号，纽约时间11点，我们准时跟大家见面了。昨天晚上，等于是今天早上，做节目做到一两点。网友们问我，陈老师你今天上午十一点还会不会做节目，我说当然会，都已经说出去了，而且这个节目还比较重要。我们请到的是吴国光教授，今天来谈十九大。那现在我们先把吴教授请进来。吴教授您好。

吴：小平，辛苦了！这两天你很辛苦。

主持人：我辛苦了，你看我憔悴没有？还可以吧？辛苦也值得，因为"赶集"嘛，新闻界的人赶上十九大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节目，我们的十九大专题大概已经做了四十期了。九月五号您上了一次我们的节目，我记忆深刻。这是您第二次上我们的节目谈十九大。当时何频先生说，"你让老吴来讲，天天来讲"，我说哪能让人家天天来讲，真是的，老吴说了，等十九大结束以后，我们再讲一次。所以说，我们这个约定早就约好了。昨天呢，正好，新时代、新常委、新班子、新政治局全出来了。我估计您也看到了。

吴：看到了。

主持人：您是参加过中共原来的党代会的筹备，也系统地在研究中共的党代会。九月五号的时候您也说了，十九大应该有一些新特点。所以我现在先请您来说说，这一次会议有一些什么新特点。

吴：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共的十九大应该是自从十四大以后到现在，成功地改变了自那以后精英层的、中共领导层的游戏规则的大会，也可以说是习近平过去五年集权的努力得到了中国领导阶层一个合法化的授权的大会。所以，这个大会的基本意义，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习近平和成规之间、和既有的这些规矩之间做的斗争，应该说，我看他是获得了胜利的这么一个大会。这句话要解释一下。一个是，我之前用的是"精英"这个词，我知道很多观众不太喜欢这个用法，但是我有时候还会这么用，比较准确一些。有时候用"统治阶层"这个词。就是说，这是一个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分配。这次十九大不仅完成了再一次的权力分配，而且对权力分配的规矩，就是十四大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矩，有很多的打破。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说，在政策层面上，我个人看不出它有有很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大众之间，这个大会有多大意义呢，我想现在还不太能看得出来。习近平宣称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新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想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分析这个东西。我现在的结论就是，看不太出来。

主持人：好啊，等于是十四大以来的陈规，习近平先生做了很大的突破。也相当于我们老何最近在继提出"中国病毒"之后呢，又提出了一个"政治机器人"，等于是习近平十九大大战"机器人"，把"机器人"打得基本上是哭爹叫娘的。所以说，习近平这次十四大以来陈规的突破，您这个评价我觉得很不低啊！十九大两个看点：第一个就是他念了三个半小时的报告。您刚才说了，这个报告看不出啥东西出来，因此亮点主要是在对规矩的破坏方面。所以下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打破陈规的方面，也就是说他十九大的赢面，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能不能给观众们做一个介绍？

吴：我想基本上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打破了在提拔新的领导层人员的过程当中遵循派系平衡的原则。这个陈规的打破，使得习近平取得了在十九大上最大的成就，就是现任的中央政治局的组成。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任的中央政治局只有十人留任，新加入的十五个人当中，应该说有十个人是色彩非常鲜明的习近平亲信。另外五个人中，至少有两个人，已经这两年非常高调的，吹捧习近平也好，搞个人崇拜也好，虽然过去别的派系色彩比较明显，但是通过这个途径已经向习近平输诚。另外三个人呢，我想可能和习近平的工作关系也不错。可以看到，在新晋的十五个人当中，顶多有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其他派系的人员进来。这和过去长期以来中共高层遵循一个新晋人员派系平衡、各方均摊利益的游戏规则，是大大的不同了。这个规则也和"七上八下"有关系。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讲到，在"七上八下"的游戏规则中，可能"七上"这一点是习近平要着重打破的。明明不到六十八岁，习近平也要让他/她下去。我当时点了四个人的名，我当时说可能全部都下是做不到的，至少是一个、甚至可能两个、三个。那么这次看是三个人，也就是李源潮、张春贤和刘奇葆。三个不到退休年龄，都没有进政治局，李源潮甚至连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入。只有孙春兰一个人，我上次讲到她，留任了。所以，这次，习近平把"八下"这个规矩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强化，这个我们一会可以具体谈，但是"七上"这一点变了，就是说，你如果是不到年龄，但是也可以退休。这个我想是他取得政治局组成顺手班子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了几个政治局人员的组成，说十个人留，十五人新，十个人色彩重，另外五人中有两个华丽转身挺习近平，原来的派系色彩看不出来。您能把这十个人和这两个人分别点一下吗？

吴：可能需要一个单子。习近平的十个亲信很明确了。丁薛祥，现在的习办主任，马上要接中办主任。陈希，习近平大学的同班、同宿舍的同学，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应该是接中组部的。黄坤明，从福建到浙江，一路不是完全跟随习近平，但是到了浙江以后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习近平上任后就把他安排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这次也进了书记处，应该是接中宣部长的。北京蔡奇，不用讲了。重庆陈敏尔，这个不用讲。辽宁的李希，这个原来在陕西，陕西老乡了，而且李希是在习仲勋搞"两当起义"的地方开始做地方领导人，非常重视习仲勋的革命遗产，得到习的信任。李强，原来是浙江的，现在是江苏省委书记。这就是七个了吧？然后就是刘鹤，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人"，这是习近平自己讲的，经济上重要的智囊。再一个就是张又侠，军队的，过去习仲勋老战友的孩子。听说习近平一进中央就想提拔他，1950年出生，这次也卡了边。还有谁？我刚才讲到的已经有十个人了吧？

主持人：还有两个，您说原来不属于他的。

吴：一个是天津的李鸿忠，一个是新疆的陈全国。这两个人过去的派系色彩应该不是和习近平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他们特别是在被提拔担任现任职务之后，都是非常高调地赞扬习近平的。所以我想他们已经非常彻底地向习近平输诚了。

刚才没有讲到一个人就是人大的王晨。王晨和习近平的渊源应该也蛮深，虽然没有在地方上和习近平一起工作过。一个就是当初在陕北的时候，是不是何老总讲过这个故事了，我就不重复了。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王晨当时在《人民日报》或者国务院新闻办工作，曾经带领一个中央考察组到浙江考察。王晨当时在杭州呆了可能五天或者七天，据说是习近平每天早上都陪他吃早饭，而且习近平跟王晨讲，说在陕北的时候我就很知道你了。那时候王晨应该是知青中竖的一个标兵。所以两人的渊源，我想至少是从陕北时代就有，后来就变得更密切了。当初王晨去人大当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时候，就有传言，说习近平对王晨讲，"王晨，你去人大给我看摊儿去啊。"这就是说，他把王晨视为亲信，包括张德江啊，第二把手李建国啊，他们这些人的举动都在王晨的掌控之中。王晨就是习近平派到人大这里最重要的人物。这次他获得提拔，也是情理之中，这也是习的亲信。还有三个呢，他们相对来讲可能有其他派系的色彩，或者专业官僚的色彩。一个就是杨洁篪，我们知道他和江家的关系相当的好，他在上海帮的渊源也非常的深。但是他是专业的外交官僚，他在外交方面的长材，看来是在与习近平过去几年的合作当中得到信任的，愿意接受的。再一个是杨晓渡。杨晓渡也是上海出来的，但是他在西藏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看来他在中纪委工作的这五年当中，可能还不到五年，和王岐山的合作可能也还不错，应该也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所以我想这个人选，可能有其他派系的背景，但是一定是得到习近平认可的。最后一个就是郭声琨。郭声琨传言是曾庆红的亲戚，他没有任何和习近平共事的经历。我想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选。也可以讲，在新晋的十五人当中，他可能是习色彩最不鲜明的一个。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布局，郭声琨一定是当政法委书记了，那么政法委下面这些大部第一个就是公安部，从现在的布局来看，很可能傅政华会当公安部长，黄明会当常务副部长。安全部当然习近平会派人到那里去，陈文清也好，其他人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司法部，民政部，我想政法委、高法、高检的人事安排，在政法委也非常重要。在新晋的十五人格局中，郭声琨不管是什么样的派系色彩，也不管他和习近平的关系怎么样，我想挑战习近平或者反对习近平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了。

主持人：谢谢吴教授对新产生的十九大政治局委员的派系划分的分析。刚才您提到的公安部长的人选有点让人惊讶，就是傅政华。你说他可能要进公安部，这恐怕不是个好消息。另外就是您谈到打破陈规方面的两点，第一点就是政治局派系平衡的色彩基本被打掉了，变成了一个习家局，这是一个。第二个，"七上八下"这一块，有一半，"七上"这一块，他也基本上是给废了。您提到了三个人：李源潮、刘奇葆、张春贤。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分析十九大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先生最大的赢面，是把接班人给废了。

吴：对。

主持人：这个是不是他赢的最大的一个地方？

吴：我也赞成这个看法。我认为习近平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废掉了"太孙"吧，可以这么叫，也就是上一代领导人为他选定的接班人。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孙政才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们看胡春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会前传出的方案，是习近平可能把陈敏尔提上来，然后胡春华也进常委。最后的结果，就是现任政治局常委会的七个人当中，最年轻的是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其他多是1954,55这个年龄段，没有明显的年龄差距，没有六零后的领导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成规，就是隔代选接班人的成规，就已经不存在了。第二个和这个相关的，就是接班人候选人提前几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做一定的历练，然后在几年以后接班，这个情况也不会出现了。这一点最大的对未来的预示，就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不交班，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之大。我想这是习近平取得的非常大的收获。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二点而不是第一点呢？是因为这个还需要二十大习近平再做奋斗。这一点可以说他走出了非常成功的一步，关键的一步还需要二十大再走。

主持人：再谈他的成功、赢面，就是王岐山下去了，这应该算他赢还是输呢？

吴：我想我们对习和王之间真实的关系的判断没有足够的信息基础。从过去五年的情况来看，习和王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很好的，他们共同主导了反腐运动，取得的成就对他们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郭文贵爆料以后，我们知道了许多过去不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到底在细节上出入有多大，我们没有办法去检验。我个人的判断，习和王之间，不论过去关系多么好，在王岐山的权力增加以后，如果习近平对他有所疑忌，这也是非常自然的。这就像很多人用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来比喻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当然过去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么很快这个关系就演变了。实际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也是这样。七大的时候，刘少奇从江苏北部经过山东到延安参加筹备七大，毛泽东一天连发几封电报，关心刘少奇在路上的安全。刘少奇如果不能安全到达延安的话，这对毛泽东在七大上掌握权力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刘少奇是他最重要的合作者。但是我们后来看到结局，大家都知道了，问题也很大。我不是说习和王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毛和刘、毛和林之间的关系。我只是讲，不论过去在政治上如何非常密切的合作、非常成功的战友，在政治千变万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出现问题。现在我想，王岐山至少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这样党的领导机构，这个对于习王未来的关系就不会再进一步发展到毛和刘、毛和林的那个地步了。这对王岐山来讲，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主持人：等于是王岐山交出权力。当然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王岐山不入常以后，甚至还有列席常委会，甚至于第八号常委的称号。您认为这种安排对王岐山是祸还是福呢？

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现在我想很不好讲。比如我在网上也看到，原来说孟建柱要留任国家副主席。原来郭文贵爆料说，孟建柱要当国安委副主任。我想孟建柱年龄已经到了，应该是会退休的。但是现在还有人在说，孟建柱婉拒了国家副主席的位置。这个逻辑也可以同样适用于王岐山。王岐山在正式地从中央领导层退出以后，是不是以完全打破规矩的方式，就像刚才讲的，列席中央常委会，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比较低。他是不是会出任国家副主席，我现在没有任何信息来源可以做出判断。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构成来看，我还看不出来谁可能会担任国家副主席。有两个可能的人选，一个是孙春兰，一个是胡春华。现在应该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人放风，说胡春华可能会当统战部长，那样的话，孙春兰可能会当国家副主席。一个女性，而且又有工会的背景，可能也是合适的。当然孙春兰可能外交的经验比较弱，当然管工青妇、群众组织她是驾轻就熟的。当然也有可能她不会做这个，王岐山是不是也有可能呢？我觉得，实际上在政治当中，任何一个政治决策的圈子，都有一个在美国被称为"厨房内阁"的东西，就是说，大家在厨房里面，嘀咕嘀咕，就把事情给搞定了。等出来摆到饭桌上的时候，就是冠冕堂皇的事情了。我想，中共党代会的决策过程，一直都是"厨房内阁"的，就是我过去讲的，好像董事会一样。那么在日常的决策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一个厨房内阁？就是说，不管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如何，习近平这件事情愿意找他/她商量，另一件事情愿意找另外一个人商量，有一个小圈子是他愿意大家经常在一起嘀咕嘀咕、讨论讨论，酝酿一下情况，成熟了以后再拿到政治局常委会上去做比较正式的运作，我想这个是非常可能的。那么，在王岐山退休以后，是不是也还可能属于这样一个小圈子，这个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去判断它。我想，这就是从现在到明年的三月两会，这一次权力再分配，十九大上来看，大头已经决定，可以讲85%已经决定，还有15%是其他的位置，主要是关系国家领导层的一些位置。国家副主席啊，人大副委员长啊。甚至国务院副总理现在已经决定了，名单里可以看出来了，甚至比如一些部长也已经看出来了。我想在这几个月当中，应该还会发生进一步的一些角力，但是这些角力就非常边缘了。这可能会关系到王岐山的命运，但是我觉得，说一句话吧，王岐山现在已经是过去式了，我想对习近平是这样，对中国政局大体上也是如此。我想其实不必花太多的篇幅来讨论了。

主持人：不管王岐山的未来怎么样，您的判断是王岐山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党章的习近平修正案，把习近平三个字加入党章，但是"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他没拿到，中间加了很多定语。有些人就有各种各样的评价，说是在中共党章中落下个人名字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一点您看他赢了还是输了，还是一个折衷？

吴：我看习近平在这一点上赢面很大。当然如果是"习近平思想"写进去，那么这是100分；如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好，什么什么，没有习近平的名字，这个可能是60分；那么现在这个样子呢，我想可能是85分或者90分。对习近平在巩固自己的权力，通过十九大把自己集权的过程合法化，并且进一步在领导层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当中加大了自己的权力，整个来说，我给他打85分左右吧，90分可能稍微高了一点，85分。刚才讲的稍微重复一下，第一就是政治局的组成，第二就是没有立接班人，第三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中共党章，习近平的名字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成为第三个写进中共党章的名字。也许是第四个名字吧，当年林彪也写进过去，不过不是思想，而是接班人了。这个我想，象征意义还是不小。这就是说，尽管我们看到，十九大以前，应该在中国共党内的高层阻力是相当的大，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党代表接受并且写进党章的过程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少，但是也可以判断出来，事先的阻力很大。为什么呢？一是习近平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做完，我想习近平自己是不可能提出来"习近平思想"，所以至少愚钝如我，还看不到习近平的思想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写进党章。那么一直要到当天的下午，也就是三个十八届政治局的常委张德江、俞正声和刘云山三个人到自己的代表团去参加讨论，发表了讲话，我看了那个东西以后，才明确地意识到，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几个字，来写入党章。是这三个政治局常委在代表团讨论的时候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说法。这个说起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方式把它推出，不是特别隆重的方式把它推出。这个会已经开始了，也许党代表已经都知道有这个东西了，但是不做任何的宣传，以免引起反弹。在党代表大会已经开会的过程中，在代表团讨论的过程当中，这样推出。你可以想象，一个地方的代表团，大约有六、七十个代表，来了一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来讲这个东西，那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他讲什么东西都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何况提出这么重大的一个东西，何况是有习近平的名字在里面的东西。所以用这样一个完全不会遇到阻力的方式把它推出来，然后再把整个过程在代表大会上运作开来。我觉得这表明，事先他们是遇到了可能是来自元老层的阻力，所以才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的是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赢面。下面我们要关注他没有赢的方面，甚至于他们可能失败的方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元老的问题。我想问：在解决元老的问题上，习近平是赢了还是输了？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和何先生做节目，他就说，习近平先生在相当的程度上还受制于元老的约束，甚至于"政治机器人"是个大概念啊，其中的一部分，您看十九大元老的出场，是不是受到元老的限制？您刚才也提到了。元老在这次限制习近平集权的问题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吴：我看基本上习近平可能在和元老之间的战争中取得了根本的胜利。在今后五年当中，这些元老还能发挥多大作用，我想应该说比之前的五年更小。那么再过五年之后，可能就不太存在元老发挥作用的问题了。从政治局常委的组成来看呢，我想这可能是习近平这次，如果说他还丢了15分呢，恐怕主要是在这里。政治局常委组成的背后也是元老在起作用。政治局常委的组成，还是遵循了过去二十几年形成的高层派系平衡的原则。这个平衡的巧妙，我想可能比事先各种业余的"组织部长"所预估的都更高级。这里面当然有排位上的考虑。比如习近平一把把栗战书提到第三把手的位置上，放到人大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上来，可以说出了一个奇兵。以栗战书的年龄也好，他是现在政治局常委里年龄最大的；以他过去早期的政治资历来看也好，他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你看其他的呢，你看第四把手，不论怎么讲，团派色彩是十分鲜明的。下面三个呢，他们三个都是有非常强烈的其他派系的色彩。王沪宁、韩正是正宗的上海帮。韩正、赵乐际也是正宗的共青团的领导干部出身。同时， 他们也都，至少王沪宁和赵乐际，也都和习近平在过去五年中合作愉快，应该是这样子。韩正应该和习近平的关系也不会太差，因为他在上海至少和习近平磨合过一段时间，而且据说他是在习近平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帮助习近平稳定了上海的形势。可以讲，这三个人，在中共高层内部的三个最大派系中，三边都占的，也可以讲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三分之一的某派色彩。所以你就看到，这样一个派系的平衡非常的精妙。这也表示，在政治局常委的组成过程当中，代表上海帮的这些元老、代表共青团帮的元老，他们还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想，在这之后，就是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我感觉元老要再发挥作用，可能就很难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层，可以稍微简单讲几句。因为中央委员会大体上可以讲，在上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这三个委员会留任的，这一次也就是120人左右。大约有80人或者85人是完全新晋中央委员会委员。如果扩大到候补委员或者纪律检查委员，新晋的规模就更大了。我只讲中央委员这里有80几人是新晋的，这80几个人基本上都是习近平色彩，或者习近平在和别的派系的平衡过程当中，认可了这些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如果别的派系提出一个人选，那个人选你不太喜欢，你把他/她打掉了，结果你接受另外一个派系提出的另外一个人选，因为那个人选是可以和你合作的，这个实际上你也就得分了。再看候补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更新幅度是非常之大的，大约只有十个人留任，可能还不到十个人，还有大约30个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委员。这里边，更年轻的一代，基本上看不到其他的元老的影响了。只有一两个人了，比如过去上海江泽民工作过的一个研究所，那个研究所有一个人进入了中央候补委员，这实际上是非常边缘的了。将来他在仕途上会不会有所成就，这都很难讲。你也不能讲，说新的中央委员、新的中央候补委员就完全没有其他派系色彩，这个不可能的。但是习近平已经控制了大头。而且未来，习近平在决定他们的政治命运上的发言权，会比过去五年更大。这样可以讲，我认为，这给何老板唱一个反调，可能习近平和元老的一个战争，这一次以习近平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大体上结束了。未来元老们，或者其他的一些力量，会不会还会用另外的方式，找到在党内表达自己利益的途径，这个要看政治运作的下一步发展。这个不能是今天关起门来就可以想象的。过去毛泽东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话讲的，第一从价值上我个人是认可的，不可能一个社会完全都统一在一个党派的思想之下，所以毛泽东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一个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大一个党，九千万党员，统治这么大一个国家，党员的背景、党员的经历、领导干部的背景和经历都非常多元和复杂，"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从价值上讲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一定是千奇百怪的。从客观上讲，也是这样，不可能不存在派系。旧的派系消灭了，新的派系还会出现；新的派系会是什么样子，这要看下一步的政治运作才能看到。这就像我们看到，在元老的派系式微以后，也许王岐山的派系在过去五年就有发展。在十九大上，王岐山个人虽然退下来了，王岐山留下的力量应该还在。这些会不会找到新的共主，或者完全被习近平收编，或者他们另外在一个习近平之下还有他的一个小山头，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主持人：谢谢吴教授关于中央常委的分析，既有高大上，也有细节的观察，尤其是关于习近平与元老院的斗争。您认为这个斗争基本告一段落，而且习近平大胜收尾。从长远来看，这些元老岁数越来越大，确实对他们相当的不利。下个问题就是关于"七上八下"了。"七上"这一块，习近平先生其实已经破了。您刚才提到的三个人，李源潮、刘奇葆、张春贤，他们都不到68岁，都下去了。另外就是"八下"的问题，我想问，习近平在这方面把王岐山逼退的同时，或者是自然下去，会不会给自己未来二十大下去，留下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从年龄上看，习近平先生在常委里不具优势，他岁数算偏大的。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方面，他有没有可能不废除"七上八下"的话，他面临二十大下去的巨大的隐患？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吴：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开辟了很大的讨论空间。我想这一次"八下"的规矩守的相当严。当然从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包括常委，我们看到了，凡是到了68岁的都已经下去了。王岐山本来最有可能作为一个变数存在，但是最后也遵循了规则。还有在中央委员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不是预定升副国级领导人，只是正部级领导人，基本上是"二上三下"。我昨天匆忙地看了下、学习了一下何老板的指示。他就提出一些疑问。我刚开始看到名单，也是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宋普选啊，当然军队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宋普选、中部战区政委殷方龙、南部战区政委魏亮，都是现在在任的最高层的军事领导人这样一个级别，但是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年龄，他们都是1953年和54年出生的。我刚开始看中央委员的名单，除了杨晶这个小小的surprise以外呢，再就是张茅了，因为过去也听说过张茅和王岐山关系很密切了。我看了一下，张茅是1954年出生的，63岁。我还没有细做这个工作，也不会去做，我想有心人可以去做一下。看来呢，就是现在的中央委员里面，应该这次提名是以1954年出生划界的。也就是说，1954年出生的，就不再提名了。如果54年或此后出生，这次还是当选了中央委员，那么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这些人还可以在下一轮的国家的权力再分配过程中，获得副国级的职位，也就是说他/她不再是正部级了。正部级领导人一定是达到63岁就不再提名了。这个和政治局委员、常委级别的"七上八下"是相对应的，中间有一个五岁的级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次在"八下"这一点，执行的是非常严格的。这个的好处，就是有助于习近平把那些前朝留下来的人尽可能多地让他们退休，有更多的空间来提拔新的人。在提拔新人的过程中，习近平占的主导权力相当大。到二十大，会不会这就会对习近平留任造成困扰，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能这一次虽然在实际上执行了"七上八下"和正部级的"二上三下"这样一个规矩，但是习近平没有明确地去讲"'七上八下'这个规矩要守，我相信习近平没有讲这个话。这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跟随原来的惯例。我们看到，在过去五年当中，习近平在不断地打破惯例。刚才也讲到，这次十九大就是习近平对惯例的一个胜利。在未来的五年，我相信习近平还会打破新的惯例。这个最重要的惯例就是最高领导人任期十年。我原来就预判，二十大习近平会把总书记的头衔改成主席，而不是这一次改。改成主席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只有十年的任期，宪法上明确地写了，只有两个任期，这比党章还要明确，党章里面没有这个东西，这只是一个惯例而已。我想这次栗战书到了人大，主导修改宪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两届任期拿掉，也许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头衔像北京以前像吴思先生在内的一些自由派的学者所讲的，有可能把他换成总统，换一个名目，两个名目都换，党的总书记换成党的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然后习近平那个时候把过去干了十年的两个位置都不干了，现在要干新的位置，那就是党的主席和国家总统，再干几年，我想那个时候他打破这个规矩的可能性非常的大。"七上八下"这样一个完全不成文、只是在最近两三届才形成的惯例，对他来讲，应该是不难打破的。我想，他宣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就他的权力的集中，和他的延长任期可能到二十年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他至少开辟了自己的新时代。

主持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习近平要执政到2030年，大体上符合您说二十大上改党主席，再去改国家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这样一个思路。这样的话，原来的任期都不算，重新算，算来算去就到2030年了。另外一个，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废接班人体制，就是为了他在以后赢得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要延长他的政治任期。这是两个普遍的分析。现在我们就回到您九月五号接受我采访时提到的"打包"谈判这个概念。您说习近平先生在十九大的谈判上把所有要废掉的陈规作为一个大的包拿出来，跟有关方面的人去谈判，这里头分轻重缓急，从现在来看，我想对您这个"打包"谈判做一个综述，他那些东西是轻重缓急的，哪些东西放在他的日程的后边，刚才已经提到了，我现在只是想对"打包"理论做一个综述。

吴："打包"理论是陈博士给我总结的，发明权归您。实际上我是讲，任何的谈判在客观上都必定是一揽子的。如果你参加过商业谈判也好，包括日常的很多谈判，其实也是这样。当你提这个东西，对方不愿意接受的话，对方可能就会提出另外一个东西；它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出要求的时候，它逼着你在这个地方让步。我看习近平这一次的谈判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总结一下刚才啰嗦的说法，就是他的第一优先，就是组成一个对他有优势的政治局，因为这个政治局可以决定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我想习近平虽然这一次对于完成个人集权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很可能二十大对他来说更关键，因为那个时候他要打破的陈规也是非常大，是这次他没有能力打破的，就是延长任期超过十年，把头衔从总书记换成主席，完全完成他个人的时代。政治局的组成，对于走向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他第二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废除了接班人，政治局的常委会的组成没有年轻人在里面，这为二十大实现这个目标，已经铺平了道路。第三个，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中共党章，这使他个人在党内至少象征性的地位，比肩毛泽东、邓小平，这为他在二十大走那一步准备了思想基础。也可以说，从权力的基础，也就是政治局的组成；程序的准备，就是政治局常委会没有下一代接班人出现；还有思想上的准备，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党章，完成了这三个准备，在二十大上，他将完成进一步的集权。我想这就是他在这次一揽子谈判当中的成果。在谈判中，如果是另外的派系或者非习近平的嫡系抵制了王岐山，当然我们不知道习近平到底支持不支持王岐山，或者是抵制了其他的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比如习近平想搞一个蔡奇、陈敏尔都进来的常委会，而他们成功地抵制了这个东西，但是习近平赢得了刚才这三个东西，我想是他决定性的胜利。

主持人：好啊，他赢得了三个决定性的胜利。大体上您认同，他这次大会集权成功，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可以这样说吗？

吴：我想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讲了，85分。

主持人：就是政治局常委那丢了15分。谢谢！下一个问题，我想问，大权在握之后，习近平想干什么的问题。这一次他搞了一个三个多小时的报告，把那帮老头们都憋坏了，用尿不湿把会议坚持下去，还有被从会场上抬下去的，还有朱镕基面无表情等等，都是插曲。关于习近平的报告，他要给出他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诊断，开出未来问题的处方。您认为在这些方面习近平先生有什么值得圈、值得点的东西呢？

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束我们讨论的问题。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隐含着这一次十九大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对新时代的阐述，就是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十九大，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精英政治内部的游戏，或者叫做博弈，基本上就是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十九大对于整个中国的民众、中国的发展有多大的意义呢，我想要从这个层面来看新时代的这套思想到底有没有提出新东西，这是一个层面。再一个层面就是从文本上、理论上，来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我觉得，在第一个层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新东西。最近这五年，一直都有人不断地在讲，说习近平要做什么还看不清楚，要再看一看。有的人说，他在集中了权力以后，可能会石破天惊，把中国带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也有人说，他可能走一条毛泽东的道路，最后为的就是高度集权。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要说经过了过去五年的发展，即使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初、甚至习近平还没有上台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中国自从1989年以后，它发展的模式也好，道路也好，现在的中央领导层，我就讲十八大之前那个时候，和下一步中国的领导层，都不会否定这个东西。我多次讲过，他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们在1989年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在1989年、1990年，全球共产主义垮台的浪潮下，西方一些乐观人士甚至宣称，西方的制度，民主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东西和他们竞争了，所谓"历史的终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不仅坚持了共产党集权的制度，而且取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所以中国共产党自从89以后的领导人，他们没有理由改弦易辙，他们就是会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当然，这里面会有政策的调整，比如说，胡锦涛上台以后就更注重所谓的"科学发展"，使得发展更平衡一些。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的政策，习近平未来如何治理中国，不仅在他过去的五年已经有充分的展示，而且在后89一直到现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当中，也已经有了充分的展示，不需要再做什么预判了。我不相信他会改弦易辙，忽然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这个其实每一届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自1989年以来都不断地在强调"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外界就是不相信他们，可能是因为党的宣传机器讲的话总是没有人相信，大家不认真看待。这是从政策层面来讲。

从文本上来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确定新时代特有的社会矛盾作为基础的。这个当然是毛泽东"矛盾论"思维的延伸和应用。新时代的矛盾，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我觉得，这样一个矛盾应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普遍的、一贯的矛盾。除了战争年代、除了大瘟疫这样非常的年代，只要是在一般的年代，民众总是不断地在向往美好的生活，发展也总是有不平衡、不充分，这个矛盾自从旧石器时代、自从山顶洞人时代就存在了，一直到未来也都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构建者，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现在中国这样特定的时代特有的矛盾是什么。他只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这种矛盾、非常大的矛盾就这么拿过来了。这么讲的话，任何时代都是这么一个矛盾。而且，根据毛泽东的这么一套理论，不平衡是永恒的，平衡是暂时的。那么不平衡总是永远存在。再过五十年，达到了习近平讲的那些愿景，中国的发展就平衡了吗？还会是不平衡的。会有地区的不平衡，会有阶层的不平衡，会有不同行业的不平衡，还会有各种发展指数的不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如果它没有能够非常准确地、非常有特点地抓住中国当代特有的矛盾，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没有把新时代的特点讲出来。既然没有把新时代的特点讲出来，那这个东西刚才我已经讲了，只是习近平权力的新时代，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中国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代，是不是有新的对策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新时代，这个没有讲清楚，至少我们看不清楚。

主持人：人家批评这个报告没有方向感，您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感觉？

吴：因为它没有把这个时代特有的东西抓住。不过也不能说没有方向感。

主持人：他说的什么旗帜这早就有了。

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我刚才想讲的就是，实际上习近平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在报告中讲的，要在未来分两步走，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我想这个就是习近平一开始讲的"中国梦"。建成一个强国，有没有隐含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人民有什么样的权力、它和国际社会怎么样相处、如何利用自然资源等等，也不能说习近平的报告完全没有涉及。但是，他没有讲，比如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人民群众生活的美好愿望是什么？在山顶洞时代，或者在石器时代，他的美好愿望可能就是今天出门能够打到一个兔子。那就是他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如果是他们真实的生活愿望，对农民来说，那就是，这块地不要生产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家里能把这块地弄下来以后，能够把粮食打得足够我们家吃饭。因此才有了毛后时代的联产承包、大包干的改革。那么现在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它的特点是什么？只是物质的吗？还是说家家都开小汽车？每家都住上楼房？可能会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到了那样一个程度，他/她还会有更多的美好生活的愿望。另外，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是由谁来界定的？是由人民群众自己来说，我的美好生活愿望是这样的，而且不是笼统地说，而是每一个人来说，我的美好生活愿望是这样，最后每个人有充分的表达之后，我们才知道，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所要求的美好生活是什么东西。我们有什么样的机制，来知道中国人民在某一特定阶段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有多少人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优先，另外一些人是把另外一些东西放在优先，这样总体上是怎么抉择的？还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层说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说，一百年前——我想习近平强调了这一点，中国从苦难中走来——一百多年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处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历史阶段，是不是那个时候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一直延续了五代、十代到现代，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还是没有改变，还是要求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要求的那些东西呢？你又怎么知道的呢？我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出来，都没有展开论述，也都没有提出对策。我觉得，这个才使大家感觉到这个报告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没有方向感，甚至没有抓住中国当前发展的主要脉动，我觉得这个是要害所在。

主持人：好啊。习近平这个报告提了四个字，叫"伟大斗争"，大家听到"斗争"两个字还加"伟大"，有点发毛的感觉。他这个"伟大斗争"，人们的解读就是，习近平先生以后的施政路线要注重意识形态，而不注重经济，这是一个问题的一个担忧，就是他要把意识形态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复制毛模式，走到毛的路线上去。这是人们的一个担心，这个"伟大斗争"。还有一个"伟大斗争"就是跟他的反腐联系起来。昨天何频先生有一个预判，就是王岐山下去之后，习近平下一步要争取人心，首先要争取官心。那么争取官心，他反腐的这个矛啊，就可能不那么锋利了，他以后要更多地团结干部了。我想请您分析分析，他的"伟大斗争"下面的两翼，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反腐，您是怎么看？

吴：意识形态的方面，其实不仅是习近平，自从19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都在加强这方面的构建，加强这一方面对于党员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教育和要求。当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就是为了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我想，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它实际上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一套，但是它的语言、理论、思想方法，又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反对资本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的这一套。他把这两个东西捏合到一起，就会出现很多自相矛盾、非常奇怪的一些组合。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自从实行了市场机制，走向了与全球资本主义融合的道路之后，它的意识形态就很难自圆其说了。习近平显然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他的作为，我们看到，实际上也是89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民族主义的方向，试图用民族主义，也就是中国强大、中国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东西，或者解释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矛盾的东西。他就是说，我搞的现在的这一套经济模式是可以使中国强大的，那么大家就接受这一套东西。民族主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一个族群就有一个族群的民族主义。就内部说，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主义，那就应该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那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是整个民族整体的利益，就不代表中华民族每个个体成员的个人利益了吗？如果是和这些个体的利益相矛盾，就是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哪怕在中国杀人也好、欺负人也好、剥削人也好、毁坏环境也好，这都是合理的吗？他那个民族主义马上就遇到了从个体到群体的意愿表达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能够掌控这个社会，人民群众没有表达的自由。去看毛过去讲的很多话，包括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文件，漏洞百出，如果随便有一个人和他辩论的话。当年梁漱溟出来辩论了一句两句，毛泽东就受不了了，因为他知道没有办法跟他辩论，所以只能把梁漱溟搞到一边去，用强力封住他的口，不让他讲话。我想未来的几年，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他要进行"伟大斗争"的话，很可能就是继续封口、继续封网这样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方向。如果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愿望都不包括自由表达意愿，那么你可以去问问中国共产党创党的领导元老们。我随时可以找出比如陈云在1978、1979、1980年讲的话来。那时候陈云明确地讲，如果不让我们大家发表意见的话，都鸦雀无声的话，那我们当初参加共产党是为了什么？参加共产党固然很多人是为了要吃饱饭、要中国强大，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是为了要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现在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应该回去检讨一下，中国共产党创党之初，它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我想，进行意识形态的伟大斗争，如果就是刚才讲的，这样一个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存在，这个伟大斗争，我想，到底遇到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这个也许会是今后五年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旋律。再一个就是，什么问题来着？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脑子都不起作用了。

主持人：反腐的问题。

吴：对，反腐的问题。我想反腐如果是继续像前五年那样，弦崩得特别的紧，这个叫做"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不可能有一颗子弹是永远飞下去的。到底反腐下一个势头会是什么样子，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何老板的判断，就是反腐应该会缓和下来。但是我想，对于当局，口头上来讲也好、它的姿态也好、它的某些措施也好，应该不会放松。也可以讲，打大老虎，因为这次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能打大老虎就不再会像前五年那样大规模。如果我们想象，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到五年以后，又有大约十几个、二十个中央委员被作为腐败分子搞出来，那么，习近平十九大自己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怎么还搞进这么多腐败分子，他自己也很难交代。所以，打大老虎这样的态势可能会缓和下来，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对于中下层官员的反腐败会进一步深入下去。要不然的话，他这个反腐一旦放松，很可能腐败大面积反弹，官民矛盾会进一步激化。我相信习近平应该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危险所在。其实你不能讲习近平对治理中国没有一些宏大的想法。刚才讲"中国梦"是一个很宏大的想法。他也有一些具体的抓手，比如你们何老板讲到"扶贫"这个东西——我看何老板确实是"我党"的"编外常委"，他应该列席常委会吧。

主持人：哈哈哈，他不是编外，他是观察者。

吴：昨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昨天晚上了，中国的10月25号上午，习近平在会见记者的时候也专门讲了这个，到2020年全面小康，全面小康的重点实际上就是要精准扶贫，使现在仍然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一些民众脱离贫困。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他抓住了中国发展中非常要害的问题，不是满足于一般地说发展要平衡、要科学发展。他是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即是说，中国既然都已经发展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他抓住了这个要害问题。我想他是能够抓住一些要害问题。下一步，一个就是要看整个这个体制的信息反馈和处理能力。就是我以前讲的，当你高度集权以后，当你个人的威望、个人的权力能够把下面笼罩住，下面都开始对你进行个人崇拜的情况下，他的信息反馈的机制就会扭曲，别人就不敢讲。而且你又加强了意识形态斗争，不允许提出不同的意见，不敢讲一些对现实负面东西的反应，你可能知道的东西和现实有脱节，这是一个所有专制体制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现实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沉浸在你所编制的美好的梦想之中。所以，你可以看一个报告讲三个小时，里边全都是美好的词句；这个和现实一对比，就是另外一种现象。这是第一个挑战，就是信息的机制。第二个机制就是贯彻的机制。不管你的政策多么好，不管你的说法多么美妙，在贯彻的过程当中，会做成什么样子？专制体制它有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层层都必须有权力的代理人，这个和民主制度下不一样。民主制度下，我们在本地选的这些市长，在加拿大来讲，不是首都渥太华，不是那个内阁的代理人，对美国来讲，他们也不是白宫的代理人。他们根据本地的实际来处理本地的问题，回应本地民众的要求。在专制体制下，这个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每一个下一层都是上一层在本地的代理人。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巨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它的代理的层次非常多，从北京到省市、从省市到地市、从地市到县、再到下面乡镇、再到下面村里或者下面每一个小单位，至少有五层代理机构。每一层代理机构，如果完全按照上面讲的去做，那么就会不符合本地实际。如果不按照上面讲的去做，那就会自行其是，产生很多变数、产生很多腐败。当然前一种也会产生腐败。这样就是说，因为高层肯定是要求你不腐败的，那你下边一旦有很大的变数，腐败的空间更大。所以它的贯彻能力，你可以说很强，当上面盯住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票否决的时候，大家就可能乖乖的，不得不这么做一下。但是当上面盯住的劲儿稍微一松，下面马上就是另外一套。即使你盯得最紧，下面也完全亦步亦趋地按照你的干，它也就脱离了本地实际。所以，专制体制，它的信息的自下而上的反馈，和权力贯彻的自上而下的扭曲，这两个东西，我想才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习近平，你想实现中国梦也好，你想开辟新时代也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主持人：好啊！感谢吴教授，今天高大上也谈了，细节问题也点了。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习近平打包谈判，实现集权梦给了85分，扣了15分就是常委新班子他没有全赢，失了15分。具体来说，在打破成规方面，您认为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习家局"、习式政治局，为未来的二十大铺垫了决策基础。另外呢，废除了接班人体制，为习近平先生延长自己的任期增加了空间。最后一个问题您谈到习近平等等等等等什么路线入党章为二十大延长自己"生命"铺垫了思想基础。所以您对习近平的批评是他对把握中国的方向方面，他缺乏一种新思维，基本上重复的是老调，没有看到中国真实的问题，这是您对他的一个批评。希望习近平先生能听到您对他的批评。哈哈。另外，最近吴教授您的党代会的书，英文版的书，中文版昨天我看也出来了。

吴：中文版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年底前推出。

主持人：在西方或者在中国研究党代会的第一本系统的专著。英文版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刚刚翻译成了《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最近要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应该是第一本、唯一的一本全面研究党代会的。

吴：感谢小平的总结。

主持人：不是我总结啊，是您讲的很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吴：最后一点，习近平应该是抓到了中国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想整个体制，整个中国的体制是严重的问题。

主持人：就希望习近平能够面对中国真正严重的问题，而不是重复那些老调，要有新的招法，认识新的问题。

吴：要找到一种可行的方式，来改变这种体制。我想再补充一句，我并不幻想习近平集权以后推动对中国政治体制大面积的变革，我不抱这种幻想。但是应该看到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变革的话，里边会有非常大的隐患。

主持人：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集权以后，他只有两条路走：做大善之事，做大恶之事。大恶之事就是回到黑暗时代，大善之事就是他转身，华丽地转身。您刚才补充的这一句有点灰色，让人感觉到不祥之兆，有点这个感觉。谢谢大家，谢谢吴教授。

吴：谢谢各位观众。

主持人：谢谢吴教授。我跟他说谈一个小时，现在谈了八十分钟，非常好，还没谈完，还是没谈尽，我们还可以接着谈。感谢吴教授接受我们明镜火拍的采访，也感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收听。我们明镜火拍的订阅二维码在右下角，激赏二维码也在右下角，请您们点击、扫描。另外，我们明镜还在招人。请您看到我们的广告以后提交您的简历，加入我们的明镜。欢迎大家加入明镜，欢迎大家把明镜做大、做强。

好，下次节目再会！谢谢吴教授！

吴：谢谢！

胡少江：习近平为什么倡导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十九大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新的高潮。"习主席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 "不愧为英明领袖，不愧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原则、最重要的政治大局"。习近平思想是"指引和照亮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思想灯塔和精神北斗"。上述这些仅仅是国家领导人一级的高官对习近平公开吹捧的一瞥。

这类公开吹捧最高领导人的词藻在文化革命之后本来已经大量减少，为什么现在又突然涌潮般出现呢？表面上看，是一些官员进行无耻的政治投机，用对最高领导人的吹捧来作为自己晋升官阶的垫脚石；但是从根本上看，这些都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蓄意倡导、鼓励、推动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实︰首先，最先卖力吹捧的人都是习近平的近臣，而且在发表此类言论前后，他们全都得到了破格提拔；此外，对这些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央一级报刊上的阿谀之词以及自己的巨幅彩照，习近平全都欣然受之，没有发出一丁点的批评声音。

习近平要求官员们遵守政治规矩，他应该清楚地知道，纵容甚至策划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本身就是破坏了中共的"政治规矩"。毛泽东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转正的历史经验》中批评曾经斯大林"越来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提出"要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现像在中国当中出现。"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做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强调，"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虽然毛、邓在对待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都有些言行不一，但是与他们相比，习近平是最迫不及待。

上台之后，习近平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推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呢？或许，这是权力斗争的一种策略，放任自己的近臣出面大肆宣传自己，公开表示对自己的效忠，以此达到至少两个目的︰一是观察有多少官员不愿意跟从，以便清洗那些不愿意跟从的官员；二是协迫另一些不愿意遭受政治清洗的官员跟从此风，扼杀不同声音，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又或许，根本上就是他人性弱点的一个表现，是出于低级庸俗的虚荣心、贪婪饥渴的权力欲、不知天高地厚的皇帝梦。历史证明，制造并且推动个人崇拜是所有极权制度的政治领袖最终归途。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个人崇拜在中国的沉滓泛起都令人作呕。由所谓的政治精英带头，一浪高过一浪地鼓噪对领导人的阿谀奉承之声，这无异于把无耻当作时髦，卑劣地推动著整个民族快速地集体堕落。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里，在整个体制的推动下，这种个人崇拜的恶习在官场、商场、学术等各界的盛行，一定"会起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让人们争先恐后地研磨阿谀奉承之术，荒疏真才实学之工。这种风气对中国的破坏绝对不仅仅是表面的和短期的，因为它在败坏现有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在通过对下一代的腐蚀来摧毁中国的未来。

——RFA

梁京：对中共十九大的初步评论

中共十九大已经结束，如何解读围绕这次重要会议的权力斗争及其结果，有不少精到的议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场权力博弈究竟对未来中国的演变意味著什么？

众所周知，郭文贵事件的发生，是此次围绕十九大的高层权力斗争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对于这个因素究竟对十九大产生了什么影响，已经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分歧和争论。尽管对王岐山的评价和态度存在非常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不仅同情王岐山的人，且一些同情郭文贵并对王岐山持严重批评立场的人，都倾向于认为，从结果看，郭文贵的爆料并没有对中共权力结构的基本逻辑和演变趋势带来实质性影响。习近平将继续巩固他的个人集权，因而更有能力主导中国未来的走向，而不论其结果是好是坏。

当然，同情王岐山的人与否定他的人有不同的逻辑。前者不仅高度肯定王的反腐功绩，而且认为王未留任常委，并不意味著他政治生涯的终结。而何频代表的后者，则强调中共党天下国家机器内在的逻辑及其压倒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有没有王岐山，习近平都会终结江胡时代的分赃政治，而无论有没有郭文贵，王岐山都不可能留任常委。按照这个逻辑，郭文贵的报料对十九大的影响就相当有限了。对这个结论，郭文贵和挺郭的人当然是很难接受的。

从政治立场上，我与何频比较一致，不能接受那种赞扬王岐山、全面肯定习王反腐的观点，但我认为何频把党国权力的游戏内在逻辑有点神秘化了，他的机器人说法是有深意的，强调了中共官僚机器有相当稳定的权力平衡机制这个特徵，但由此推出郭文贵事件对十九大的权力斗争没有根本性影响，是不妥当的。即便没有郭文贵爆料，王岐山也会退休这个命题可能成立，但也不能否定，郭文贵事件对整个权力博弈过程发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十九大后的反腐实践也会带来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十九大后的反腐，会因郭的报料而更"文明"、或更"依法办事"，甚至不排除纠正一些重大的错案和冤案。

从更一般性的角度，郭文贵事件虽然没有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对中共政权立即产生颠覆性的后果，甚至有可能通过帮助胡派对江派的拼死反击，产生了更有利于习近平个人集权这样的政治效果，但不容低估的是，郭文贵的爆料，对中国政治未来发展，有可能带来深远的正面影响。

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我相信郭文贵揭露的真相以及他还会揭露的真相，对中共内部的权力博弈已经并且还将构成某种约束，有这种约束和没有这种约束，人的行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虽然这一点未必马上显现出来，但可以明显看到的是，郭文贵事件对海外华语世界已经带来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中共十九大以后的海外华人政治，远比之前要活跃，是不争的事实。

从短期来看，海外华人政治的活跃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但在网络时代，海外华人的话语政治究竟能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产生多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国内当局对政治言论的管制尺度。一个不难理解的逻辑就是，国内管制的尺度越紧，海外话语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这个逻辑将是十九大后中共当局不能不考虑的一个约束。

 _RFA 

未普：走向独裁，十九大露出端倪

十九大闭幕了。海外媒体的报道虽然角度不同，结论却惊人的一致︰习近平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习近平新时代开启。

一些著名的西方媒体则进一步认为，中国已进入或正进入独裁体制。《纽约时报》载文说，习近平将自己塑造成了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把中国推向了新的、可能会很危险的政治领域。德国媒体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独裁体制2.0，习近平正在走一条通向独裁的路，只不过手法更加现代化了。《金融时报》在中共十九大前夕发文表示，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越来越独裁了。

笔者以为，外媒的这些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对中国走向独裁的倾向，十九大实际上露出三大端倪︰第一，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这意味著，反习即是反党。第二，正式废弃集体领导体制，实施集中统一制，这意味著，自毛泽东之后实施近四十年的中共集体领导体制彻底破产，中共将回归于高度集权的毛泽东式的强人体制。第三，毛泽东式的政治强人习近平——"习核心"将统领一切，即一切权力归习近平。

习近平思想已经写入新修改的党章，其最大意义是，习近平由此而获得了谁都不能批评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党内地位。现在我们知道，为了修改党章，习近平亲力亲为，六次主持会议。他要求所有党员忠诚，加强对习近平思想的学习。这表明，习近平在鼓励全党对他的忠诚与崇拜。在十九大上，许多中共官员对习近平使用了溢美之词，包括称他为"舵手"、"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等。毫无疑问，十九大后，对习的歌颂将会越来越响亮。习近平鼓励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将会变本加厉。

至于中共领导体制的变化，十九大实施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无疑是向独裁体制迈进了一大步。中共在十九大上，正式告别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主张并践行的"集体领导体制"，全面拥抱"集中统一领导"。这表明习近平跨过了邓小平，向毛泽东进一步靠拢。据新华社称，十九大刚一闭幕，习近平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和其他规定。政治局委员们无一例外，一致同意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规定。这表明，党内各派相互制衡的状况，将不复存在，甚至不利于"团结统一的言行"，也将不复存在。

"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归根结底，就是把权力集中于"党中央的核心"习近平。习近平主持的会议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这首先是中央领导层的政治责任。他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履行职责，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在党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后，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进一步集权。

有分析家认为，中国现在就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从纳粹德国的体制特点看，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德国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譬如，一个党和一个领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个党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严厉取缔不同意见，清除政治异己，鼓吹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控制新闻文化艺术，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统制工农商及金融各行各业等等。在一切权力归党的领袖方面，习近平亦颇像当年的希特勒。希特勒于1934年将总理和总统职权合一，成为德国独裁者。一切权力都集中至希特勒手中，其辞令高于一切法律。纳粹党由此开始清除国内一切政治反对力量，巩固自身权力。

从十九大露出的这三个端倪来看，习近平显然有一种强烈的独裁冲动。他或许认为，只有这样，只有他，才能使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第一号强国，站在世界舞台中央，令其他国家仰视。习近平的独裁冲动，无疑与他的全球野心——影响世界并领导世界，高度关联。

可以预见的是，在十九大后，以一党专制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抗衡的历史之役，正式拉开序幕。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