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zuolai · Sep 25, 2026
亲左亲共 使美国失去中国
吴祚来
本报告通过史实与分析，旨在揭示与说明，西方特别是美国左翼与亲共产党的的力量，在二战前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外宣与政治盟友，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军方政要与白宫决策。正是美国左翼与亲共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缺乏认知，所以对中国当时的现实产生严重误判，这种误判的结果，不仅导致中国国民政府被颠覆、中国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大陆、『美国失去了中国』，也牵涉后来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使数十万美国军人伤亡。最严重的后果还表现在共产党力量在东南亚的灾难性统治，造成广泛的人权迫害与政治屠杀，数以亿计的人被『政治性屠杀』，数以十亿计的人从此生活在红色恐怖之下。
本报告意在提醒美国政府与西方主流社会，要意识到西方左翼与亲共势力的巨大危害，正视当年的危害造成历史性决策失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由中国人、东亚人承受，基于历史道义，美国政府既应该对此反思，并为此郑重道歉。
鉴于共产主义的巨大危害性，美国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变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与亚洲的现状，终结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权，这才是冷战之后国际社会最大的责任与使命所在，这是践行历史正义，也是对无数被共产主义迫害、屠杀的人们灵魂的安慰。中共不仅正在危害中国、亚洲的和平，也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秩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病毒一样，需要国际社会合力遏制。
近期我们看到，中共政权在与美国、西方冷战的同时，强化与塔里班等国际反美力量的公开联合。美国政府与美国主流社会当时没有意识到，中共红军就是一支受外来政治力量支持而建立的红色恐怖主义组织，是国际共产主义对文明世界发动的国际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是与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行的国际性战争，源于西方的一战、二战，某种意义上是造成共产主义势力成长与蔓延的重要背景因素，一战结果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建国，二战结束纵容了苏联在中国与东南亚的扩张。
遗憾的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左翼媒体与主流社会将中国共产党政权视同正常的政党组织，将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视同国家内战，压制国民政府对共产主义势力的进攻，纵容共产党势力扩张，最终任由中共一统中国。
因为对中共政权的国际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及恐怖主义性质没有基本的认知，美国政府在联苏反法西斯反纳粹的战争中，开始了联共或意图扶持中共成为战争盟友，二战结束后，意图拉拢中共成为非苏联政治集团的良性力量，组建战后中国联合政府。美国的错误认知导致国家决策重大错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只是动用二战后的国际力量保护西欧免受共产主义扩张侵略，而听任苏联支持中共对中国的占领。马歇尔计划是在西方筑墙，在东方泄洪的罪恶计划，马歇尔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枚奖章的一面闪光着西方世界的金色光芒，另一面却浸透着东亚人民的血渍。
马歇尔只有形而下的调停，对盟友中华民国没有实质性的保护与积极支持，导致最终美国失去了中国，中国与东亚东南亚人民沦陷到共产主义红色恐怖统治之下。
为了推脱美国政府的责任，时任总统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主导了一份针对中国内战与中国问题的政治文件《中美关系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正式名称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注重1944年至1949年间》（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1949年8月5日，由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
白皮书严词批蒋，表示中华民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失败，与美国无关，美国已尽责尽力，最后失败应由国民政府负起全责。报告书发表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意在将台湾拱手让给共产主义势力，完全 置美国国际利益与国际正义于不顾。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整个美国社会才意识到杜鲁门政府巨大罪错，开始修正对亚太的国家策略，将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但共产主义势力对中国大陆、对中共扶持的亚太其它共产国家却造成无可修复的灾难性后果 ，这些灾难性的后果是美国左翼思潮与亲共势力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导致的。
一、美国的联俄容共成功与失败
现代史上两次联俄联共，一次是孙中山主导的，目的是终结北洋政治的军阀化，通过联合外国力量（俄共）以及外国在中国的代理组织的力量（中共），终结北洋政治，实现中国新的一统；另一次是美国主导的，在国际反法西斯反纳粹战争中，联合苏联，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利用中共、并试图联合中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大批西方左翼与亲共人士，并致命地影响着国共内战，改变了中国与东亚的政治版图。
孙中山主导的联俄联共，使一点零版本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被颠覆，革命代替共和成为主流，中国南北政治力量失去一次妥协联合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联俄使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得以合法发展，并建立了苏维埃基地，发展出自已强大的组织与红军。
而美国的联苏，收获了二战的胜利，美国的亲共、容共与联共，迫使国民政府与外来政治力量建构联合政府，是导致国民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美国在华亲共力量使大量有关中国的报告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国民政府，加之左翼媒体人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美国国家决策，从积极的平衡国共与促成政治联合，到消极的接受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最终中国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
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后的中国，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想统战中共，却被中共成功统战。当美国政府意识到调停失败，无法实现美国在中国的计划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盟友中华民国，任由共产主义势力一统中国。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武器禁运一年，对整个国共战争局势起着巨大的逆转作用，一面是苏联大量投入力量支持中共的战争，另一面却是美国压制国民政府军的战略攻势，在历史时刻停售武器。与1919年五月巴黎和会西方宣布对华武器禁运一样，『大好心』办了大坏事，一战后的武器禁运十年，苏联扶持了中国革命力量做大，推翻了北洋民国政权，而这一次武器禁运一年多的时间，二点零版本的中华民国又一次毁于苏联扶持的更为激进的革命力量。
美国联苏容共，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所以获得了战时的成功，但对中华民国与美国后来的国际战略却是重大失败。
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内在缺陷
美国在中国的目标与苏联的目标：第47任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概括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是：“我们在中国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个目标是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1943年8月12日起，赫尔利和委员长会谈了三天。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美国战后政策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 义，包括英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支持以自由、强大、民主的中国作为 亚洲最主要的、稳定的力量。蒋告诉赫尔利，他很感谢罗斯福总统 的“最高尚道义”。
学界认为罗斯福偏左，从他反英国殖民主义可见，而对中国的道义支持，又充满理想主义情愫，他将反英殖民主义当成重要的事情提出来，而没有将苏联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当成严峻的问题提出来，说明了罗斯福因左倾而出现认知缺陷，正是这一认知缺陷，导致严重的问题发生，就是二战结束前的雅尔塔会议与苏联密约，让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快速结束与日本的战争，这一密约对美国与苏联有利，也对中共有利，但对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灾难性影响，因为听任红色赤化病毒从东北开始在亚洲传播。
继任的杜鲁门政府马歇尔特使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共联合政府问题，因苏联占领了东北、中共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而无法实现。马歇尔实质性的在压制民国政府而给予中共力量以充分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中共与苏共观察美国与西方世界干预中国的决心，也是中共与苏联形成强有力的军事合作的时间。
马歇尔任国务卿，杜鲁门任总统，与马歇尔计划相配合的是杜鲁门主义。
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两个目标只是两个理想，因担心与苏联的战争或担心与苏联的直接冲突，使美国国策更具现实主义、利己主义本质。但这种现实与利已主义，五年后就遭遇巨大的失败，美国与西方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并付出了数十万生命伤亡的巨大代价。
如果将纳粹、法西斯发动的战争视同西方急性病症的话，共产主义思潮则是慢性或隐性的传染疾病。更为重要的是，纳粹-法西斯主义启动的战争使西方世界面临毁灭 性的破坏，而共产主义在西方并没有土壤，对欧美没有造成灾难性的伤害，所以，在华美国军政人员将中国的共产党看成民族主义或农村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变种，是一种可以合作的、可以转良性的存在。美国在容共之时，更倾向于联合中共，使其成为美国的合作者，或者在苏联与美国之间的中立力量，而不愿意得罪中共，使其完全投靠苏联，更不愿意看到得罪中共之后，而导致美国与苏联发动战争。
这是美国实用主义或实用理性的一面，正是现实的属性或国家利益导向，使美国政府不知不觉地同情与支持中共，或容忍中共的扩张（1）。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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