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者：余杰 / 承光学会 2020年10月22日
（上）
一家香港媒体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时，从一个小故事写起：2009年秋天，在中国开办家庭教会的两位年轻学者受邀到香港，做家庭教会在中国合法化和社会民主化的讲座。他们一个是来自北京方舟教会的余杰，一个是来自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迎接他们的，一个是香港大学法学院的戴耀廷，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的邢福增。
邢福增本人在《中国宗教自由愈益收紧的这十年》一文中回忆说：“王怡第一次到香港演讲，是2009年11月。那次讲座安排在11月6日，是由宗文社、崇基礼拜堂及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合办的，题目是“梦难圆？——家庭教会公开化与合法化再思：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个案”，除了王怡外，余杰也是讲者之一。可以说，我跟王怡的认识，也是因为余杰的安排。”
数年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中国家庭教会遭到习近平政权空前严厉的管控和打压，同时香港的自由与法治也被北京摧毁殆尽，四名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发生剧变：我于2012年流亡美国，之后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仍是中国体制的激烈批评者；王怡因在教会讲道中公开批判习近平，于2018年12月9日被捕，2019年12月30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判监9年；戴耀廷因带领香港“占领运动”，在2019年被判入狱16个月，服刑 4 个月后获准保释等候上诉，2020年7月，被香港大学校委会决定即时解雇；积极参与香港逆权运动并一如既往地尖锐批判中共暴政的邢福增，虽然顺利完成神学院院长的第二个任期，却对香港和中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我也变小心了，问自己可以承受多少，我说不怕说得多大声都无用”。
王怡被捕、秋雨教会被查封时，我写过文章抗议中共的迫害。王怡被判重刑时，我还想写文章，一时间却无从下笔——不是没有可写的，而是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我们过去十年间亲密交往的种种细节便如洪水般涌出，可写的故事实在太多，不知该摘取哪一朵浪花。正如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所说，回忆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王怡是我在中国时交往的友人中，交情之深仅次于刘晓波的，若要写王怡，我可以写成一本书。
2012年1月11日，我们全家离开中国时，王怡给我发来一则手机短讯，这是我在中国收到的最后一则短讯，是一句圣经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一刻，这句经文莫大地安慰了我，我意识到，我所走向的，不是一片未知的大陆和一段未知的生活，而是上帝指引的更美的家园。
王怡被按立为牧师，是2011年年底，也就是说，在2000年至2011年我与他交往最多的11年间，他并无牧师身份。我记忆中最鲜活的王怡，不是“王怡牧师”的那个王怡，而是作为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王怡。
人生若只如初见
在与王怡见面之前，我已经在当时中国最火的论坛“关天茶舍”上看到王怡不少精彩的文章和论述，那种感觉，就好像独自秉烛在黑暗的隧道中走了很久，突然发现迎面有一束光，原来是另一个秉烛行走的人。我心里暗暗赞叹说，同龄人中，我第一次发现写作才华胜过我的人。王怡当版主那段时期，是“关天茶舍”言论最大胆也最具人气的时期，那也是中国网络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各方英雄云集，关天论剑，百家争鸣，让人目不暇接。
与之平行的是，正是在那几年，中国诸多官方控制的平面媒体走向某种程度的市场化，这样就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辟了一定的言说间。王怡在此缝隙中脱颖而出，先在“关天茶舍”成名，然后进入平面媒体如南方报系等开设专栏，他的文章一时洛阳纸贵，人人先睹为快。
那时，我们这些异见者还有少许公开出版自己著述的空间。我在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随笔集《铁磨铁》，书名来自于圣经经文：“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时，我和妻子正在走向基督信仰的途中。我看到了人性普遍的败坏——即便是反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群体中，彼此的勾心斗角、造谣诽谤亦比比皆是，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在精神上已被共产党所毒化或同化；当然，我更看到自己的全然败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空的虚空”，靠着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那一套修养功夫，无从遏制个体的罪性和铺天盖地袭来的虚无感。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绝望，便产生了谦卑和敬畏，归向上帝乃是一条必然路径。
《铁磨铁》出版后，销量很好，编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建议将其作为一个书系的名称，再多约几位作者的书稿，出成一个系列。当时，编辑的手上已有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书稿，问我还有什么可推荐的作者人选，我立即想到王怡和另一位四川学者肖雪慧。于是，我给王怡发去电邮，王怡很快就整理好一部书稿，那就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部作品《不服从的江湖》——正如书名所呈现，生长在帝国边缘的四川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服从”的气质，四川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哲学家弗洛姆说过，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而为了不服从，一个人须有勇气忍受孤独、忍受愆误、忍受罪咎。在这本书中，王怡通过对武侠小说中江湖的全新解读，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状的深刻的批判以及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他的文字如黄沾创作的《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让人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叹。
那一年寒假，我与妻子回成都探亲，约王怡夫妇见了第一面。正如有人说现实中温和的我跟我笔下凌厉的文字相差很大，王怡其人和王怡其文的差异更大：王怡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虽比我年长四个月，却显得比我更年轻，他说话偶尔有妙语惊人，大部分时候却慢条斯理，有如太极高手。王怡的妻子蒋蓉娇小可爱，性情温和，没有一般四川女孩身上的那种火爆及麻辣气息。我们两对夫妇一见如故，很快无话不谈。
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名为“红锦天”的火锅店，后来那里成为我们常常聚餐的地盘。冉云飞和廖亦武陆续加入进来，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四人帮”。这家馆子装修简陋，只能算是一家比路边摊稍好的“苍蝇馆子”，其火锅味道极辣，食材极为鲜美。我离开四川多年，已承受不了如此辣度，每次都汗如雨下，如同蒸桑拿一般。王怡则面不改色，先风卷残云一番，再开口说话。我和王怡均不善饮酒，喝两杯啤酒便满脸通红；冉云飞和廖亦武则喝酒如喝水，非一醉方休不可。廖亦武常跟王怡斗嘴，冉云飞声音最大，一桌人吵吵闹闹，让邻座为之侧目。那段大块吃肉、无辣不欢的日子，当时是如此寻常的“小确幸”，如今回忆起来却如同一段温暖的童话，今生今世，我们四家人还能再聚集在一起开心地吃吃喝喝吗？
每次到成都，我和妻子都会去应邀王怡家做客，他们夫妇偶尔亲自下厨做川菜，如芋儿烧鸡、夫妻肺片等，比外面的餐馆做得还好。王怡是超级影迷，收藏了数千部电影碟片，常在家中放映外面看不到的禁片请我们看，他写的影评有时候比电影本身还要好看。王怡也喜爱摄影，为蒋蓉拍摄了很多美丽的照片，挂满整整一面墙。我妻子观察到王怡对蒋蓉的小心呵护，悄悄对我说：“原来以为你是最好的老公，认识了刘晓波和王怡之后才发现，就对老婆的好而言，你只能排名第三。”我妻子有一个特别的交友理论：交朋友，一定要交疼爱妻子的朋友。一个人如果对他的妻子都不好，又怎么会对朋友好呢？一个人如果连妻子都要背叛，又怎么不会背叛朋友呢？多年经历证明，该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余杰全家与王怡全家在宾州）
在中国，说真话的写作是一条通往监狱的道路
美好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2004年12月13日，中国知识界与“胡温新政”的蜜月期尚未结束之时，我和刘晓波同时被北京警方从家中抓捕，虽然只是被短暂传讯一天，对刘晓波来说是家常便饭，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与直面“专政铁拳”。我们被抓捕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企图起草一份中国民间自己的年度人权报告。
在那个北京滴水成冰的夜晚，我在警局接受讯问，王怡在千里之外的成都写了一篇题为《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我读到这篇文章时已是数日之后回到四川老家的时候了。王怡写道：“当我刚听见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回到了冷兵器时代。对付革命者大概需要冲锋枪和导弹，但对付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对付一个以言论为武器的作家、学者、记者或编辑，只需要冷兵器就足够了。”他也准备好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捕：“我要抗议北京警方对余杰、刘晓波的传唤，抗议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的无耻罪名去构陷两位作家。抗议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强奸，抗议他们对未来的扼杀。抗议他们的霸道，也抗议他们的愚昧。……我在此时和余杰、刘晓波站在一起，站在独裁者拚命想要忘记的地方，站在独裁者看起来最丑陋的那个位置。”
王怡当然知道，在海外网站发表这样的文章，会让自己也步上刘晓波和我的后尘——被媒体全面封杀、在中国境内再也无法公开发表文字。而那时，王怡是媒体的宠儿，他在好几个媒体都开有专栏，稿费收入比当大学法学老师的薪水还高。在九零年代中期以来有限的市场经济改革中，中国很多自由派公知都是受益者。一旦受益，就会被利益锁定——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首要考虑的事情，当然不会做那些损害自己好不容易才获得的知名度、言论权的事情。中国知识分子也迎来了一个一个大分化的时刻。王怡则不然，他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更要坚守自己“不服从”的信念——自由和不服从的能力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他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果然，他的专栏很快被中宣部下令媒体停掉，他的稿费收入不断减少直至归零。他与我一样成了不能在中国任何媒体上发表文章的“隐形人”，只是我们有三五年的时间差而已。
如果你坚持说真话，你必然从万众瞩目的“才子”变成“党和国家的敌人”。你可以选择刘晓波的道路，也可以选择余秋雨的道路。后面一条道路上人山人海，前面一条则是少有人走的路。那一年，我获释后即遭到警察寸步不离的跟踪、监视，于是便离开北京回成都老家暂时避开风暴眼。刚到成都，成都国保的一名官员立即约我喝茶——无非是警告我在老家不要“乱说乱动”，我是北京人，本来不归他们管，拜托我不要给他们增添麻烦。比起北京那些满脸横肉、凶神恶煞的家伙来，成都的这名国保官员如中学老师般文质彬彬。谈话快结束时，他突然说：“我知道你跟王怡是好朋友，不知你是否可以带话给他，我们想约他谈谈？”
我以在北京的经验考量，跟国保见面谈谈并不一定坏事，像我和王怡这样的写作者，文章全都是公开发表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国保提出谈话，我们可以坦坦荡荡地陈述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地认为能说服国保警察，但至少当人被抓走的时候，家人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我将这名成都国保的意思转告王怡，王怡说当然可以跟他们见面。改日，他们在茶馆有了一次面谈。后来，这位国保官员对我说，“王怡原来比你还温和啊。”我笑着回答说：“难道你以为我们是青面獠牙的猛兽吗？”
作为作家，不能出书是最大的痛苦。不能正式出版，地下出版如何呢？比起我和王怡来，廖亦武是老江湖、具有袍哥气的异议作家和地下作家。老廖说过，在这个时代，没有自己偷印过禁书的作家，即便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基本无足观。于是，王怡的新书便在廖亦武的帮助下，自己投资、自己找地下印刷厂印成“黑皮书”，在朋友之间贩卖和传播。那个过程，简直可以写成一部间谍小说。
王怡的第一本简陋的“黑皮书”就是那本名为《美得惊动党中央》的文集。谈不上有什么设计、排版，素面朝天，纸张和油墨都很差，看完之后手上会有油墨，但比起市面上那些精美绝伦的“传世藏书”来，书中的内容却是真金白银、字字珠玑。党中央缺乏审美能力，不会被被美所惊动，却会被书中的自由气息所震撼——所有的独裁国家、极权政权，都将自由的心灵和文字视为颠覆性的力量。
刘晓波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万字长序，这是刘晓波为他人写的最长的序言，可见他对王怡这个年轻后生的厚爱。刘晓波赞扬说，王怡“在‘知识的自负和罪感’的平衡中写出的文字中，有种与其年龄不成比例的广博、睿智和美感，所以才独具超越通行网文的魅力。”他也指出：“王怡等青年一代自由知识分子通过网路而现身，从屠杀的血腥中，他们觉悟到自己也生活在制度性的欺骗和残忍中；从反抗奴役的民间维权中，他们逐渐获得了内在的勇气和明亮。在我而言，王怡们的崛起，绝非‘后生可畏’，而是‘后生可敬’。”刘晓波不会轻易对他人作出溢美之词，他说王怡“后生可敬”，那就说明王怡其人其文真有打动他的地方。
（王怡与刘晓波、蒋彦永等）
（下）
一路同行的人，比抵达之地更重要
王怡每次来北京或是出国经过北京，都会来我家一聚，也会与晓波等北京友人一聚。北京因为是中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自然聚集了一群不为官府所喜的“牛鬼蛇神”；而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不服从的江湖”，是北京之外“异端邪说”最多的地方。王怡由此成为北京与成都异议人士之间的纽带与桥梁。
刘晓波带着我和王怡一起去拜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我能理解晓波特别的用意——对六四念兹在兹的，不单单是天安门一代，还有像我和王怡这样的“后天安门一代”，追求公义的心灵是代代传承的，中共的遗忘政策之下仍然有“漏网之鱼”。这对逐渐老去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来说，必定是霜刀雪剑中温暖的安慰。
2004年六四屠杀十五周年前夕，丁老师等六四难属被中共当局拘押。王怡和我立即联名发表了一封抗议信。这份由王怡起草的公开信，在最后一段如此写道：“三位被拘捕的母亲，以及其他六四死难者的寡母与遗孀，在中国知识界和市民社会的沉默和旁观中渡过了一生最艰辛的十五年。在官方的谎言和打压下挣扎了一生最沉重的十五年。在我们心中，她们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母亲。是这个在政治罪孽中沉沦的民族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此庄重的宣称——我们是每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们愿以眼泪、笔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议这个政府对每一位母亲的摧残。”这段话也启发了我，以《天安门之子》作为下一本新书的书名。
那几年，我和王怡常常共同起草各种声明和抗议，或者共同签署类似的文件。我写作速度很快，王怡更是快手，他起草的文字比我更多，对于他的文稿，我几乎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就好像他的笔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们的名字通常排列在一起。此类文件虽于事无补，但至少可以显示出中国不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国度。
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有一致的看法，甚至不必征求对方的意见便知道对方的心思意念。有一次王怡和蒋蓉夫妇经过北京短暂停留，正好企业家孙大午有一个会议，邀请北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去他的农庄。我驱车带王怡和蒋蓉夫妇去位于河北徐水的孙大午农庄。然而，我们发现庞大的农庄中，处处悬挂着孙大午的语录，并要求员工背诵。王怡小声说了一句：“小毛泽东。”我们很快便离开了，不再像很多前辈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对孙大午寄予厚望。
那几年，为了若干独立中文笔会和教会的活动，我们一起奔波在世界各地。在飞机上，在汽车上，在酒店房间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促膝长谈。王怡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写作者：在漫长的国际航班上，我通常觉得头脑昏沉，无法写作；王怡却能用笔记本电脑，一连写作好几个小时。
王怡的那篇可以跟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媲美的、载入史册的文字，就是在旅途中完成的：2005年，王怡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代表，参加在斯洛维尼亚布勒格举行的国际笔会第71届年会，作了题为《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的大会发言。他在发言中谴责了制造无数文字狱的中共政权，也对西方的麻木和冷漠提出直率而严厉的批评，他说：“我在这里，缺少时间，也缺少勇气，去一一讲述发生在中国自由作家身上的案例。但容许我用不卑不亢的语气说，在中国，每天都有一个雷德福斯，在呼唤全球化时代的左拉，呼唤全球化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和哈威尔。他们呼唤的，不但是自己的任何一个同胞，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被称之为作家的自由人。我来到布勒格，希望作为一个作家。其实还是一个人质。”
在我们一起访问香港时，善乐堂主任牧师林国章请王怡去主日讲道。早上我们刚洗漱完毕，酒店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一位身穿制服的年轻男性警察，我们面面相觑——基于在中国的经验，警察上门必定没有好事。看到我们神情有异，这位相貌英俊的警察开口说：“我是善乐堂的弟兄，是林牧师安排我来接您们去教会的。”我们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到了教会后，林牧师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身份“敏感”，特别安排这位警察弟兄来接，以保证我们一路的安全。
这个经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数年之后，因为林牧师长期致力于宗教自由和人权活动，成为中共定点清除的对象。作为创会牧师，林牧师遭到中共派来的特务的暗算、篡权乃至被赶出教会。而香港经过血腥的逆权运动，昔日备受尊敬的皇家警察变成嗜血黑警，我不知道那位曾经来接我们的警察弟兄，如今如何在奉命镇压的警察职务与爱人如己的基督信仰之间做出选择。
也是在那次访问香港的时候，龙应台正在香港大学当驻校作家，她很欣赏王怡的才华，特别约我和王怡到她的工作坊见面。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分别时，龙应台说，你们身上有一种很“笃定”的东西。我心里想，这种龙应台无法理解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它让我们在面对中共的种种迫害时始终保有从容而安稳的心态。
此后，龙应台基金会还通过我约王怡到台湾演讲，不过那时王怡已被禁止出境，无法成行。再以后，龙应台华丽转身，当上台湾的首任文化部长，似乎实现了中国士大夫的最高人生理想；而我和王怡则屡战屡败，或流亡，或入狱，似乎成了在高墙前粉身碎骨的鸡蛋。我却看到，龙应台仍未找到那种让我和王怡“笃定”的东西，在矫情与谎言中，在游走中国、香港和台湾的精巧拿捏中，固然可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却不能确立心灵深处的“笃定”。而王怡即便身处臭气熏天的中国监狱中，仍能保有那种谁都拿不走的“笃定”。
2008年秋，我和王怡一起应邀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北美华人教会的“彼岸：一代人的见证”大会——那次盛会，齐聚了数十名经历六四、到美国留学、之后成为基督徒和牧者的一代俊杰，只有我和王怡属于“迟到的一代”。开会期间，大家一起讨论发布一份《旧金山共识》，王怡参与了文本的起草。得到众人的大致认可。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第二天从中国来了一个名叫赵晓的经济学者，一开口就说要推倒重写，因为文本提及“家庭教会”这个敏感词，会刺激中共，危及从国内出来的与会者。张伯笠牧师很正直，毫不客气地反驳说：“你是谁啊？中途跑出来就否定我们已经讨论两天的文本？”主持会议的人悄悄在其耳边说：“他是赵晓，是温家宝总理的秘书。”
那时，我正在写《中国影帝温家宝》，当然知道赵晓不是温家宝的秘书，他打着这个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企业界的趋炎附势者吃这一套不让人奇怪，没有想到海外华人教会也对其竞折腰！赵晓当然不是温家宝的秘书，但即便他真的是温家宝的秘书，他就该有更大的话语权吗？这种权力逻辑居然渗透到海外华人教会之中，让我瞠目结舌。王怡当然不吃这一套，有条不紊地一一反驳赵晓的观点。赵晓岂是学法律出身的王怡的辩论对手，很快便收起了其嚣张气焰。然而，最后发布的文本中，“家庭教会”这个关键词仍被删掉了，没有“家庭教会”这个词语，文本的价值便丧失了十之八九。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真正的友谊是能经受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的。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刚到家就与妻子一同被非法软禁，家中的电话、网路和手机全部被切断。好在我们年幼的儿子正好在老家跟爷爷奶奶在一起，逃过一劫。五十多天的时间，我的父母联系不上我们，每日心急如焚。很多在我少年成名、春风得意时来与我交往的人，此时此刻大都避之唯恐不及，说起我的名字来如同说起麻风病人。后来我才知道，在那段最艰难的时刻，王怡和蒋蓉是仅有的去成都郊区探望我父母的友人。我妈妈见到他们就泣不成声，蒋蓉也在一边陪着掉泪。王怡埋头为我们全家祷告了许久。就连我弟弟后来也跟我说，他认识的我的朋友中，王怡是最有情义的一位。
（王怡、余杰等出席研讨会）
从写作者到牧师，如此艰难的身份转换
我和妻子是最早向王怡夫妇传福音的基督徒。我还记得我们在成都郊外农家乐的好几次热烈讨论，后来王怡在见证中反复提及的那句妙语“若苏东坡因为不信主要下地狱，我也不愿进入天堂”，当时让我难以反驳。我的老家离苏东坡的老家只有数箭之遥，我也熟读苏东坡很多诗词文章。数年以后，我们各自承续了苏东坡部分的命运：我选择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王怡则成了“新时代”的乌台诗案的受害者。中国的央视在2020年推出技法上美轮美奂的电视片《苏东坡》，叶嘉莹、余光中等御用文人和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都在片中大谈苏东坡，苏东坡成了大外宣、大统战的工具，成了中国文化征服世界的先锋，他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笨嘴拙舌的我说不过辩才无碍的王怡。不过，我相信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不是靠传福音的人有多么出色的口才、多么渊博的知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对中国文化的眷恋，王怡推崇的不仅仅是苏东坡，更是一个文化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需要上帝亲手来打碎。不久，在我们北京方舟教会聚会的画家林鹿姐妹回成都任教，恰好成了王怡在成都大学的同事。我们将林鹿姐妹介绍给王怡和蒋蓉夫妇，他们于是在家中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即后来秋雨之福教会的雏形。2005年圣诞前夕，我和方舟教会传道人邓晓斌一起飞往成都，为王怡等多位弟兄姐妹施洗。我们将带去的几套受洗袍都送给了秋雨之福教会。2008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四川大地震，成为王怡决定成为秋雨之福教会全职侍奉的长老，并从大学辞去教职之契机。上帝的安排如此奇妙，超乎人的所思所想。
2011年，王怡被按立为牧师。我在离开中国之前，应邀到秋雨之福教会讲道，也看到教会人数迅速增长的迹象。秋雨之福教会正在与其他几家成都的改革宗教会一起成立华西区会。但我对王怡成为“王怡牧师”始终怀有一定隐忧，尽管我知道若非上帝的呼召，人自己是不会选择这条光荣荆棘路的。
首先，我如此喜爱王怡的文字，也相信他的写作才华是上帝赐予的；但是，如果王怡成了牧师，势必陷入教会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之中，严重影响其写作。而且，过于严肃和庄严的讲道或牧函式的写作，有可能泯灭王怡特有的幽默、从容和睿智的文字风格。刘晓波当初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王怡怎么现在都只说神话，不说人话了？”多一个为日常事务而焦头烂额的牧师，少一个有望成为中国的C.S路易斯的基督教徒作家，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
其次，从写作者、公共知识分子到牧师，必然经历翻天覆地的身份转换：写作者必然是个人主义者，王怡比一般的写作者更加个人主义，正如他此前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虽然王怡这个名字很平庸，不如西门吹雪好听。但这个名字中蕴涵了一种传统，一种和我有关的、亘古以来持续不断的血统。以前有一首歌唱道‘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这是扯淡。流在我身上的血只和我的祖先有关，和别人、和任何一般人群之集合都没有关系。流在我身上的血是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绝不是集体主义的。”但是，教会是一种特殊的集体，遵循某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牧师尤其如此——即便没有共产党的打压，牧师的言论自由和兴趣爱好也是要受限的。王怡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身份转换的艰难与痛苦，据我有限的观察，在其被捕之时，这种转换仍未完成。
2013年圣诞前夕，王怡受北美使者协会之邀，在巴尔的摩的宣教大会作主题分享。之后，我邀请他和蒋蓉到我家做客，我们也一同出行，到宾州观看圣经剧、游览巧克力工厂和长木花园等名胜古迹。那时，习近平的政策已急剧左转，中国变得更不安全。但王怡从未表达过离开中国的想法，我当然也不可能主动劝说他离开。那时，我和妻子也发现蒋蓉和书亚脸上偶尔流露出忧虑不安的神色，我知道转瞬即逝的忧伤表情背后其实隐藏着惊涛骇浪的风暴。我也零星得知教会内部出现种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分歧与纷争——王怡是极少数在成为牧师之前已拥有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牧师，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步步分崩离析和城市家庭教会勃兴之际，他无疑很容易成为家庭教会中的一个亮点、一个卡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2000年后中国教会井喷式的兴起，其中有一个新教入华两百年的教会上前所未有的情形，那就是城市改革宗教会的出现及迅速发展，秋雨之福教会就是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但反过来，王怡既然成了箭垛式的人物，必然被中国当局选择作为整肃家庭教会时首要的打击对象。而在教会内部，因其强硬的神学立场及社会政治观，也会使得不同神学背景及政治立场的差异趋于激化，最后演变成卑琐的人事冲突。
中国社会还没有进步到接受自己的曼德拉的地步，而中国的教会还没有成熟到孕育出自己的图图主教的地步。这是中国社会与教会在大转型时代需要承受的“橄榄成渣”的代价。
在美国短暂相聚的那几天，我并未与王怡讨论这些“大哉问”的、一时半刻找不到答案的议题，因为我知道他在中国的生活，每天都处于风头浪尖上，每天都面临着来自教会内外的无穷压力，我希望他和蒋蓉在美国旅行的这几天能彻底放松，便有意避开这些沉重的话题。
我送他们一家去华盛顿郊区的机场的那一刻，我颇为伤感，以我在中国的经历，我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命运。那里是一处烽烟四起的战场。2018年10月28日，王怡在一次布道中说：“这个国家正在发起一场对灵魂的战争。在新疆，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发起这场战争，他们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关押，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永远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敌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们注定要失去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这场战争不单单是共产党与人民的战争（共产党就在人民之中），而是自由人与暴君及其仆从、奴隶的战争，如王怡所说，是灵性生活与“奴在心者”之间的战争：“正因为灵性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正因为基督信仰是我们最不能失去的、宝贵的、甚至是我们这些罪人唯一拥有的财富，所以当这个国家要来夺走我们的唯一财富之际，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但如此，还让我们用我们的受逼迫，向中国社会传达一个受逼迫的福音。让他们来拷问自己的灵魂价值几何？来拷问他们可怜的、卑污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专制的、金钱的、绝对权力的统治下，尊严、体面、自由到底在那里？要么在耶稣基督里，要么根本没有尊严……”
在这次布道之后不到两个月，高悬在王怡头上的那把剑终于落下来。王怡求仁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最惨的是蒋蓉和十二岁的孩子书亚。王怡如刘晓波一样受难，蒋蓉则承受了超过刘霞的迫害——最近若干年的中国良心犯案件中，蒋蓉是唯一一个与丈夫同时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良心犯的妻子。虽然后来获“取保候审”，但她与儿子一起被长期剥夺基本自由，成为中国式的连坐政策的又一个受害者。
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成为殉道者。当年谭嗣同说，要用流血来唤醒国人，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本身成为嗜血的利维坦怪兽，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是叫不醒的装睡的人。
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十周年之际，我情不自禁地假设另一种历史轨迹：宁愿没有零八宪章，也没有诺贝尔和平奖，只要晓波好好活着，那该有多好！如果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晓波会被中共凌虐至死，一定会死命劝阻晓波领衔推动零八宪章。
我对王怡的情感也是如此。离开中国之后，我对于最近数年间王怡的牧师生涯所知甚少，对其间的成败得失难以做出评判。但我最不愿看到的是，他成为囚徒、成为英雄、成为殉道者。我最欣赏的王怡，我记忆中最鲜活的王怡，是2011年之前笑眯眯的、眨巴着眼睛慢慢说话的王怡，是爱看电影、爱吃苍蝇馆子、与妻子恩恩爱爱的王怡，是有志成为中国的C.S路易斯的基督徒作家的王怡。我多么希望，王怡写作可以自由地写作，用文字来传播真理，快乐地与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不是在阴暗、残酷的监狱里背负着沉重的枷锁。
相见时难别亦难，不知我们的下一次见面将在什么时候，但我知道，上帝永远与那些受苦的仆人同在。
我在大洋的彼岸，借此文流泪为王怡、蒋蓉和书亚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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