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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

金鐘:文革國際化紀事——《毛主義遺產》解說之二、文革60年

 ◎ 金鐘



文革國際化紀事 

——《毛主義遺產》解說之二、文革60年


六十年,中國人的一個輪迴。作為1966-1976「文革」的親歷者、研究者——從昆明到香港、落腳到紐約,那段歷史沒有離開我的記憶和工作。包括新聞、出版和政論的需要。數十年的史料、採訪積累一些個人獨思的觀感,部分已經收入今年出版的《毛主義遺產》,本篇選擇一個罕見共鳴的議題:「文革國際化」。略為整理,集其反蘇媚美為主要,不是完整的論述。經過文革,全世界都衝破了對十八世紀以來的中國認知與想像,企圖重釋這個莫名其妙的國家,那十年除了億萬人不停息的撕殺、羞辱和爭奪,有沒有外部因素的滲透與互動?我認為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可以有政治、文化、歷史、外交的諸多層面加以切入。本文提出一些指證和判斷。希望為學界、論壇所注視。


1、妄稱「大革命」


——文革號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完全是虛妄的誇張行徑,既無無產階級,也不是大革命,現在世人習以「文革」呼之。毛澤東歷來擅長欺詐手法,一系列政治運動、內外決策無不戴上大紅帽子,曰鼓舞人心,大躍進最典型。但都比不上文革。打破反右派的運動架式,掛出大革命的牌子。須知在世界近代史上,革命何其多,被尊稱「大革命」者,只有一家:「法國大革命」。1789-1799的法國革命,史稱人類最偉大的歷史事件,消滅君主專制、建立立憲民主,含戰爭、恐怖、處死國王、拿破崙政變崛起。功在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波及全世界,迄今萬千專著照殿堂。觀中國六十年代,一窮二白,無資產階級,也無走資派。當權階級多屬馬克思說的「流氓無產階級」,和毛欣賞的農運好鬥的「痞子」。他們的領袖狂囂世界,「四個偉大」、自命「紅太陽」「大救星」,以獨裁之狂,打倒一切,都與此大革命之驕妄,導致全面瘋狂,為復辟帝制正名開路相關。當局1981年雖正式宣稱:「徹底否定文革」。但斷名不斷根,沒有認真的如德國戰後對納粹的清算掃蕩,文革的個人崇拜已在復活中。 


2、「巴黎公社」神經病


——毛熟讀四書五經(自稱可以背誦),不讀馬列。卻迷戀巴黎公社如打擺子(瘧疾)一再發作。1959年發動大躍進,全國農村速成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之「人民公社」24,000個。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殍千里人相食。赫魯曉夫1958年冬與波共哥穆爾卡說:「中國人正在組織公社,我們30年前搞過。中國人嘛,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這場空前的大災難,好面子,不僅將持異議的彭德懷、劉少奇殘酷整死。到了文革,病又發作:聶元梓大字報出,毛讚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還大」。 文革宣言亦不忘學1871年巴黎公社。

最狂者,1967年初發出奪權信號,借巴黎公社靈感「打碎現國家機器」,張春橋遂奪上海市委權,高調成立「上海公社」,徐景賢起草公社宣言,強稱公社權力來自民選……毛卻不批,出了大麻煩。即召張姚上京急商 : 各省公社了,中央不是要改名「中華人民公社」? 外國承不承認 ? 領導幹部普選 , 黨放哪裡 ? 毛發威 : 廢公社名,一律改為「革命委員會」! 上海狼狽萬狀。殊不知人家巴黎公社 , 有當時普法戰爭及西歐已經工業城市化的歷史背景……中國卻是共產黨專制天下。而巴黎公社僅僅72天,馬克思要求它作為一個政府,實行專政,戰勝凡爾賽軍、佔領銀行。顯然太過烏托邦。最後大流血,燒掉皇宮大公園。和上海公社18天的鬧劇相比,留下更多特定的悲壯色彩。 


3、官方1981年定性文革


——1981年6月,中共11屆六中全會,作出「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研究文革不能迴避的一份重要史料。當時文革已結束五年。前有1978年三中全會,停止階級鬥爭為綱、大審林彪江青十惡……黨內外有解放思想的非毛化傾向,主張「徹底否定文革」。迫使中共不得不以此文件「統一思想」,為中共政權救亡綱領。以防人心失控,全文35,000字,主旨以五十年代建設文過飾非。文革篇幅佔六千字。作空泛貶論——① 文革號召打倒的走資派、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司令部等,完全不符事實。②「繼續革命理論」既不符合馬列,也不符合國情;③ 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④ 1969年的「九大」理論上政治上組織上都是錯誤的。

對文革禍首毛澤東則一再姑息解脫其罪責。說是「偉大革命家犯的錯誤」,且抵制四人幫爭權等……尤其無恥的是對文革中死於迫害的劉少奇、彭德懷等領導人及黨內外各方面人士,文件沒有絲毫道歉慚愧表示,反是高調讚揚他們「沒有動搖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對劉彭等用了「受迫害而犧牲」之詞)。還說文革期間有氫彈試爆衛星發射等成就。對毛很多諛詞以歷史社會原因諱之,如個人崇拜造成他的驕傲,封建傳統權力集中,造成他的「個人專斷」——這錯那錯,就是不說「獨裁」二字!貫徹至今。高層證者閻長貴指文革與馬列旗號,實差之十萬八千里。決議繼續讚毛反蘇,「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


4、林彪叛逃周恩來大哭


——1971「九一三事件」副統帥林彪夜航叛逃蘇聯,機毀人亡。是文革也是毛時代最大最嚴重的政治事件,但毛周一直掩蓋事件真相,將批林彪的極左轉為極右,陰謀奪權發動武裝政變。同時將四人幫推上接班人地位。十年後的歷史決議,才定事件「客觀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筆者時在雲南清水海工地,後親見昆明知識界對913事件的歡欣之情。一片文革破產氣象。毛死後,林彪事件成為紅朝最大的政治八卦。但鄧小平當權繼續反蘇(包括侵越戰爭)至1989年。林彪投蘇內涵及毛反蘇問題,一直被扭曲封鎖。無疑地,林彪以死換得一場驚天「大革命」的敗亡,也使毛走上垂死之路。913事件是中共政權史上最驚人的反暴君之戰。其《571工程紀要》超過一切反毛共宣言(如指階級鬥爭為絞肉機)。造成中共最大醜聞,遠超黨魁張國燾、王明之叛離。全民目瞪口呆的是,投奔毛的最大死敵者,竟是他的接班人!這極具反諷價值——成為至今保密的原因。不交代內幕和林彪頭骨、黑匣子。

事件最大看點是飛機已入蘇境,卻180度南飛。鄧曾透露機內有搏鬥。而正式公開事件是周恩來的中共十大報告,竟遮醜保密兩年!令眾人不解的一件異聞是,事發時,連日全權處理完畢的周恩來,突然放聲嚎啕大哭。身邊副總理紀登奎數勸不止:林彪已機毀人亡,是好事呀,何必如此難過?周只回一言:「你們不懂啊,事情不簡單,還沒有完。」——周恩來履蘇外交15次,兩黨恩怨情仇,洞悉無餘,他逢君之惡多年。被毛辱罵「蘇聯的兒皇帝」而隱忍。今見副帥如此決絕,一飛冲天而屍骨無存,同憫之心難禁,百感湧來,尊嚴崩潰。


5、文革分期不可低估


——文革十年,大小運動,連續不斷。在史學上分期很必要。不少研究者如費正清、麥克法夸爾、中共官方決議及大陸學者,皆將文革的進行式定格在1966、1967、1968、至1969 中共九大,共三年多。久受嚴格管制的城鄉社會秩序、被造反煽惑,天下大亂。鬥爭、殺戮、破壞就是一切。國家權力被中央文革小組架空。亂政程序包括——打倒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批鬥文藝黑線、五一六通知文革宣言、炮打司令部、紅衛兵運動、818起八次大示威、破四舊紅色恐怖。1967年全國奪權、造反派分裂、劉少奇被打倒、全國武鬥、大屠殺頻起、王關戚與楊余傅事件、清理階級隊伍、五七幹校知青下鄉、珍寶島之戰、九大慶功,權力再分配。

以上流程,雖有翻天覆地景象,一方之霸的省委書記、各部部長,乃至各單位黨委領導無不受到批鬥,甚至被打死、自殺者不計其數(如張霖之到李井泉者)但是,中央、高層大權及各級得勢者均受毛的文革派庇護。橫行無忌的造反派皆以毛之獨裁為是。毫無一場革命(如辛亥革命)必有推翻最高權力及其專制根本的作為。故林彪的反毛叛國,便扮演挑戰僞革命的角色,雖是失敗政變,但影響廣泛而深入,中共中央亦定性事件為「宣告文革從理論到實踐的失敗」。因此,理應以1971年913事件為分水嶺,劃分十年文革為前後二期。恰好各五年。後五年不僅朝野衰氣瀰漫 ,毛本人的健康也每況愈下,加緊「四人幫」接班。孤家寡人走投無路,不計百年反帝教規,買空賣空,變反美為舔美,毛親以肉麻姿態拉攏尼克森白宮權貴,在外交軍事上一面倒反對「蘇帝」。國內則緩和高壓政策,開倒車以穩定局勢——以上文革兩段論,有足夠的事證。為體面而控制文宣,官方文件對長達五年的「聯美反蘇」,隻字不提,封殺文革的失敗轉向。附庸者眾口自律。


6、文革起源「反蘇論」的排外傳統 


——文革以一場浩劫之臭名遠揚。以空前之手段神化毛澤東,為何不惜代價發動這場「大革命」?成為引誘華洋學界,無論朝野、左派右派的一大議題。尤其是吸引對文革有親歷感受的一代。筆者拜讀百家,不揣冒昧先後提出「反蘇」和「毛江合謀」兩種文革起源判斷。與浩瀚的主流論述大異其趣。先說起源反蘇,自信論據充分,分歧在於判斷。

第一、中蘇革命,雖然有「父子緣」之說,中共並不諱言。唯毛自延安逐漸和蘇共路線不適。特別是二戰後,史大林向各黨推銷「法國路線」,組聯合政府(議會道路)放棄暴力革命。中共則一心於農村包圍城市。內戰勝出,得意忘形。遺恨於隔江而治的「不准革命」。

第二、史大林死後,蘇共將三和路線政策化,批判史大林主義。毛驟起造反,攻擊蘇共新路線、維護史大林、挑起大論戰,不計大飢荒彌天災難,祭出教條《九評》。爭奪領導權,誓與蘇共勢不兩立。

第三、 1964年,中蘇已斷絕來往。而國內,毛自信天下無敵,多次指對劉少奇、彭真:「我一個小指頭可以把你打倒」。尤忌於內部留蘇派異化,動輒誣人「裡通外國」。文革高調「反修」,號召肅清中國赫魯曉夫,已經撕破臉面——蘇中分歧背景,有深刻的歷史意識形態衝突馬列實為西歐學說 ,毛則以「山大王」自居,藐視洋務,自力更生不信鬼。沙皇的馬桶拉不出屎來(1957毛訪蘇)。如此文化差異,竟圖打倒實已工業化現代化的蘇俄。出手必難看,除義和團到紅衛兵的人海戰術為排外絕招,只有一桿毛的帝王旗。這是文革嘩眾而天降的根源所在。  


7、江青魔幻:從毛夫人到接班人


——在大量史料的啟示下,關於文革起源,我認為不排除一個政治層面的魔幻:那就是毛妻江青介入的深度。江青因結識地下黨,進入上海灘,浪得藝名,投靠延安。許多老幹部反對她和毛結婚(共營僅康生一人支持,甚至有人懷疑她的背景)沉潛多年後,江青終於回到上海,經營她的冒險樂園。 巨大的權勢結成「四人幫」。 將過去同煲同撈的上海文藝界圈入「黑線」。 為夫披荊斬棘,自稱毛的「哨兵」 發動文革的導火索,批判《海瑞罷官》,就是她命刀筆吏姚文元所作,呈毛審閱七次定稿。同時為她掩蓋三十年代留在名利場的風流艷聞。

文革伊始。江青被任命「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陳伯達組長、康生顧問)。初期三年,血流遍地。黨政軍都在受批挨鬥之中,文革小組成為毛身邊的「政治局」。江青是文革「旗手」有如總書記,名在林彪周恩來之下,權力超越林周、陳康。 數億人造反鬧革命,其熱鬧、其胡鬧,千頭萬緒。毛林不管事。周衙門無事不請示,統領全局者當屬江青(自稱毛的一條狗)。到林彪事發後。「紅都女皇」盛傳,是另一個故事。愚眾仰望——江青的架勢,已經「無限風光在險峰」,戴上女皇無冕之冠。毛1974年在長沙透露,她「有野心做黨主席」。無異於:已經成為 文革十年毛的接班人!史家極為重視的毛在武漢給江青的那封密信(1966年),高瞻遠矚,黨國聖旨,足江青獨享家天下地位。 毛在上海 / 杭州的策劃中,江青發動並領導文革的特定地位已經拍板。這是一具狂妄野心的宮廷秘密交易。

——這正是1938年最反對毛江婚姻的項英和王世英及延安共頭的噩夢:項英是新四軍政委、軍長;王世英(1905-1968)是繼周後中央特委書記,對上海地下黨、策反、被捕等事甚詳,他很懷疑藍蘋怎麼會突然來到延安?公開聯絡朱德等寫信,打手印,勸阻毛江婚,交給總書記張聞天。毛盛怒撕信,請兩桌客,在康生的包辦下。毛江匆匆成婚。文革中,江青上海蜜友徐明清(王觀瀾妻)、上海公安局長揚帆、都被入獄、酷刑,王世英迫害致死。

究竟江青投奔延安是一齣什麼戲?她在美國學者維特克的訪問中說了很多:似乎她像很多青年學生一樣為了抗日;又似乎她和唐納的醜聞在上海待不下去;還有田漢等人對她不友善……但中共從西安到延安對她的歡迎,顯然不同一般。她的護照是一冊明星藍蘋的照片。到延安第二天就見了毛……

康生1975年5 月臨終前,對唐聞生王海容說,「江青、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請你們向主席報告。」但此事隨著毛死,審判「林江反革命集團」,已沒有下文。有指證江青、張春橋及康生(密殺證人盧福坦)都有被捕叛變、出賣、毀證的情節:彭真宣稱「叛徒」作為黨內處理,不交付法辦。例如延安的中辦主任首席俄譯師哲1992回憶錄有錄江青1934年被捕後被警方「突擊」處理自首並有被玷污,旋即釋放的記載。但在2015年新版回憶錄中全部刪除……文革中被誣「叛徒、特務」者,也實太多太多


8、「聯美反蘇」自欺欺人


——毛澤東策劃的大國戰略「聯美反蘇」,成為文革下半場的主要戲碼,1972年尼克森訪華至毛死,整整五年。無論褒貶,其重要性不容低估。然而,中共對其全抹殺或扭曲,筆者曾撰文批判基辛格外交,獲美國務院解密文件《季辛吉密錄》(傅建中譯)後,遂長篇評介《70年代聯美反蘇秘史》,發表於2021年《開放網》,成為維基百科評論聯美反蘇的重要史料。今年出版《毛主義遺產》時收入該秘史的修改版。下面是該文的摘要:


【結語:「聯美反蘇」造成中美蘇「大三角」博弈的假象。實質上並未改變二戰後美蘇二強主導世界的格局。不僅在經濟、軍力上美蘇佔據全球控制性優勢,政治上同樣領導和平競爭的時代潮流,締造有目共睹的「低蕩detente」。美蘇合作更密更具建設性。蘇聯大力超美,致力改革,棄舊圖新。共產中國,卻閉關自殘。外匯近於零、基辛格要杯咖啡,全北京找不到。如尼克森之女朱莉回憶錄所感:「北京像一個與世隔絕的中世紀農場」。「聯美反蘇」成為笑談。

中共封鎖「聯美反蘇戰略」真相,迄今不開放。當年決策——盡出於毛對國際與時代的深度無知,以為拉大旗作虎皮,可以再次占山為王。殊不知西方權力遊戲有限。尼克森浪得虛榮、基辛格九十次飛大陸,連騙帶撈如賊。鄧去聯合國推銷「三個世界」,眾小兄弟也不爽,死黨霍查出面,對毛惡攻:要「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林彪之子林立果罵基辛格「小流氓」。

美國促成中共入聯、與台斷交,嚴重侵犯臺灣中華民國的權利。「聯美反蘇」劍及臺灣和蘇聯,完全無助於中共走向現代化,相反,給文革浩劫加油打氣,臉上貼金 。對比1933年蘇美建交,不可同日而語。】


某些御用學者至今為毛反蘇如死敵詭辯,提出軍事威脅、迫毛下台等說法,無視毛早已和蘇路線積怨懷仇,以「亡我之心不死」等語毒化人心,煽動戰爭。竟一意孤行組織國際「一條線」反蘇聯盟。結果如台灣譏諷為「瘋人院」之舉。越朝阿離心泛起,又欲以巨援收買也無效……最後竟伸手白宮派黃鎮拉攏福特,「打撈尼克松」;私派專機接尼克森來北京,秘密慶祝中美會談四週年。這就是文革十年,從反蘇反修到聯美親美,外加籠絡第三世界,所展現的「文革國際化」的下流景象,矇騙了「不鬥行嗎?」的八億人,他們長時間被文革回憶的淚水矇住了眼睛。我則第一次看到民主自由的美國政壇,也有無知無恥的政客。


 

      9、紅八月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暴政


——1966年八月前後的北京,是產生世界聞名的「紅衛兵」的熱月和文革「紅色恐怖」的發源地。起因是清華附中學生幾篇鼓吹「造反有理」的文章,得到毛澤東的御批大讚。頓時如火燎原,八次百萬學生的造神示威!全國數以千萬計的紅衛兵集體發瘋。比納粹黨衛軍還凶猛,以毛的號召打倒舊世界、手持兇器誓滅「牛鬼蛇神」,僅北京地區,活活打死上萬名無辜市民氾濫全國的殺戮受害者,更不可量計。開放雜誌發表1966年北京工商銀行857名老存戶,至2022年僅一人領取存款。學者姚監復認為這八百多人已是文革的「死魂靈」。經濟學家千家駒時在北京,有人告訴他北京「西糾」有幾個紅衛兵在一起作殺人比賽…… 


更多人將紅八月比之為納粹1938年反猶太的「水晶之夜」的殘暴。其實,紅八月的恐怖大大超過納粹。(當年德國的反猶運動,先是下令一夜驅逐12,000猶太人去波蘭,但波蘭只接受少數,多數人困於惡劣路途。引致一名青年買槍殺德國駐波蘭使館秘書。引致德國於11月7日發動大規模反猶暴動,1574座猶太教堂、7000家猶太商店被焚毀、砸損。事件延續三月,三萬猶太人關入集中營,後驅離德國。11-7事件死亡91人,關押中死二千。因砸爛櫥窗發光如水晶得名


    堅強不息的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選擇文革兩大血腥暴力:1966年的「紅八月」和1968-1969的「清理階級隊伍」。她讀過納粹時安娜法蘭克日記、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文革死難者更多更慘,但很多傷痕作品、回憶錄,都迴避死亡。她從學校開始,見證卞仲耘校長血案,寫出《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首創作品。決心將會見上千名親歷者的事實,記錄下來,得七百多亡魂篇。一人抗拒數億人的遺忘,保存對生命的尊敬。2004年我代表開放出版社和她簽約《文革受難者》,並請余英時、麥克法夸爾、蘇曉康作序。麥教授意味深長道:「真正的文革研究為中共不容,因為會形成對整個一代人的指控。很多參與者,現正掌握國家的領導權。」

    教授終年,在紐約我和Stacy一唔。他深知大陸政情。及至如今,文革研究被封鎖60年巴金的文革博物館早被遺忘。習近平1953一代專政,正是紅衛兵在接棒,維護紅旗血統。非主流的「兩個文革」、「兩個毛論」……也難免有時代的烙印。


        (2026-7紐約)


2026年6月4日星期四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簡介、目録、前言

 聯經出版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

NT$1,000 NT$750

出版日期:2026-06-11  預計 2026/06/11 出貨
作者:錢理群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808
開數:18 開,長 23 × 寬 17 × 高 4.04 cm
EAN:9789570880335
系列:聯經學術

内容簡介

▋他一生受毛澤東影響,卻也用一生反思毛澤東──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是錢理群耗費二十五年完成的重要著作,也是他對毛澤東時代最深刻的一次回望與清理。
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與當代華人世界重要思想家,錢理群親身走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巨變。他坦言,自己既是「毛澤東時代塑造的人」,也是「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這種矛盾而複雜的生命經驗,構成了本書最核心的思想力量。
在錢理群筆下,毛澤東不只是歷史人物,更是一個深刻影響整個中國現代政治、文化與知識結構的時代象徵。從反右運動、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錢理群試圖追問:毛澤東時代究竟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中國?而那些看似已經結束的歷史,又如何持續影響著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與思想?
不同於單純的歷史批判,錢理群更從知識分子的角度,重新檢視理想主義、革命激情與體制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他一方面深知毛澤東思想曾帶給一代人理想與信仰,另一方面也毫不避諱其所造成的壓抑、創傷與歷史代價。
因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不只是一本談論毛澤東的書,更是一位知識分子對自己時代的誠實告白。它讓讀者看見,一個人在歷史洪流中如何被塑造、如何懷疑、如何反抗,又如何與自身的信仰糾纏一生。
──
✦ 對毛澤東時代最深刻的一次回望與清理──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https://linkingthink.com/NC71234

目録

(上冊)

前言
一、我和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二、毛澤東思想、文化的幾個基本特點
三、毛澤東在當代中國
四、毛澤東對世界的影響

第一講 建國初期(1949-1955年)
一、歷史交替時期我和我的家庭
二、知識分子的選擇:以沈從文爲例
三、在治國道路和模式上毛澤東的選擇

第二講 反右運動前後(1956-1958年初)(上)
一、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的反應:尋找中國的發展道路
二、毛澤東的內在矛盾
三、國內外、黨內外的反響和毛澤東的對策
四、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反應、政治形勢瞬息萬變

第三講 反右運動前後(1956-1958年初)(下)
一、青年學生的反應:中國校園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
二、「一切問題都要重新估價」:顧准的思考
三、反右運動中的毛澤東、我和知識分子
四、反右運動以後毛澤東在理論上的修正
五、反右運動以後建立的「五七體制」

第四講 大躍進時代(1958年)(上)
一、「你們難道不願意當聖人嗎?」
二、大躍進:毛澤東的治國宏圖
三、全民大煉鋼鐵、全民圍剿麻雀:大躍進的兩個場景
四、我在大躍進中

第五講 大躍進時代(1958年)(下)
一、人民公社運動: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試驗
二、「全民參與」辨析

第六講 大饑荒年代(1959-1961年)(上)
一、從「天堂」落入「地獄」
二、大躍進怎麽變成大饑荒
三、存不存在糾錯機制

第七講 大饑荒年代(1959-1961年)(下)
一、大躍進、大饑荒的民間觀察與思考
(一)顧準:「社會主義的史前期」批判
(二)《星火》:「國家社會主義」批判
(三)張中曉:毛澤東時代的精神批判
二、如何走出困境
三、我在大饑荒年代形成的毛澤東觀、魯迅觀

第八講 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年)(上)
一、中國農民的呼聲
二、底層和中層幹部的反應
三、高層領導的回應與選擇
四、毛澤東的决策:重啓階級鬥爭的戰車

第九講 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年)(下)
一、從大地起風雷
(一)國內戰場:基層、中層和上層的階級鬥爭演習
(二)國際戰場:中美關係與中蘇大論戰
二、中國校園的地下新思潮
三、社會底層的狀况:文革前我個人的遭遇和預感

(下冊)

第十講 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年)(上)
發端:「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爲文化大革命繪製的藍圖
一、以高幹子弟爲主體的紅衛兵造反運動與思潮
二、以五七體制受壓者爲主體的造反派的造反運動與思潮
三、從「上海公社」的夭折到軍隊介入、全國大亂
四、造反派的分化
(一)青年毛澤東主義者和文革的國際影響
(二)十七年派
(三)文革新貴
(四)逍遙派與文革日常生活
五、腥風血雨:清查「五一六」、1968夏季大鎮壓、清理階級隊伍
六、新的覺醒:走出毛澤東

第十一講 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年)(下)
一、文革後期民間思考的兩大背景
二、文革後期民間思考的特點
(一)自發、自覺的思想運動
(二)面臨的矛盾與困境
(三)思想資源和不同走向
三、文革後期民間思潮的主要收穫
(一)對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制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思想啓蒙的呼籲與思考
(三)發展社會生産力、改革農村體制的呼籲與思考
尾聲:毛澤東的「遺言」

第十二講 後毛澤東時代(1977-1989年)(上)
一、「毛澤東後」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
(一)上層論爭:鄧小平的决策
(二)社會民主運動(1978-1980):改革與發展的另一種選擇與訴求
二、體制內的經濟改革與思想啓蒙運動
(一)農村體制改革與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
(二)民間學術文化運動
(三)我和安順朋友的選擇
三、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體制改革、天安門民主運動

第十三講 後毛澤東時代(1990-1999年)(中)
一、「尋找毛澤東」熱
二、我的「毛澤東研究」
三、1998年前後北大百周年校慶的民間紀念
四、「六四體制」: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結構和體制的變動
五、閃光一現:1998年「北京之春」

第十四講 後毛澤東時代(2000-2009年)(下)
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正、負面效應
二、維權運動、網民監督、非政府組織:三大民間運動的興起
三、知識分子的不同走向
四、中國共産黨的分化:黨內毛澤東派與民主派的出現
五、調整與堅持:執政者的回應和選擇

後記
參考書目
選用課文

序(節錄)

前言(摘錄)

一、我和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大概這是一個歷史巧合;我於1939年1月出生在重慶;而毛澤東1939年春在延安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過去大家誤以為1935年的遵義會議就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近年來中共黨史專家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此順便介紹一本書:何方寫的《黨史筆記》,在香港出版。何方是張聞天的秘書,算是歷史的當事人,根據他很具說服力的研究,1935年的遵義會議,只是確定了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特別是軍事指揮層面,但總書記仍然是張聞天,而並非如後來的人所說是掛名的,至少在1939年以前,張聞天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是有實際領導權的,毛澤東只是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真正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是在1938年下半年,這年7月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對當時在莫斯科準備回國的王稼祥,代表共產國際下了口頭指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並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並樹立他們的權威。這表明,是共產國際任命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王稼祥在9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這個指示,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政治報告,按中共規矩,做政治報告的多為領袖人物,毛澤東既然做了政治報告,代表他當時已有領袖資格、地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強調「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可以說是第一次舉起了毛澤東自己的理論旗幟,以後,它不僅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主要是反對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的主要理論武器,而且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對毛澤東個人而言,則是為他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不僅是組織上的領袖,更是思想上的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1939年春,毛澤東已經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此,我們可以說,1939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始進入毛澤東時代,我恰好於此時出生。十年後,1949年,我十歲時,毛澤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毛澤東時代。

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我正是三十七歲。十歲至三十七歲,是一個人生命中的黃金歲月,由少年至青年至中年,都生活在毛澤東統治下,我的知識結構、理念、人生道路,都在毛澤東直接影響下形成和確立。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我成了一個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不止國際上,中國內部也有一批毛澤東主義者),這意味著我是主動參加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我與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之處。這反映我們生存時代的特點,我們是在革命年代成長,革命年代能把最普通、最邊緣的人物捲入歷史潮流,這在台灣大概很難體會。文革發生時我在貴州,在最邊緣的農村、最邊緣的山區,在那裡也有革命。我們這一代和歷史運動有著血肉的關係,這些歷史運動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身體、情感、心靈,我們的小我和歷史的大我糾纏在一起,這和我的學生輩以及在座諸位非常不同。我的學生後來讀了我的精神自傳,最大的感慨是,歷史對他們來說是身外的東西,是需要理解的對象,但對我們來說則不是,歷史就是自身。我們這代人和毛澤東所領導的歷史、革命,有非常糾纏的關係,每個人心裡都有著巨大的困惑,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困惑。革命最大的問題是會擠壓個人的自由空間,許多知識分子感受到此種擠壓,想從此束縛中擺脫出來而不得,就有了困惑。但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同,我是主動要求參加到革命中,而不是想擺脫,但我的苦惱是沒有參加革命的資格,像魯迅〈阿Q正傳〉說的那樣:不准革命,或者是只能按照別人指揮、設計的模式去革命,當自己有其他想法、有批判意識,則不被允許,於是就產生很大困惑。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未必和毛澤東一致,空有自己想法,但無法讓其成為現實,進而影響歷史進程。這些困惑,對在座諸位大概都是很陌生的。但正在這種受到排擠、鎮壓的情況下,還是堅持主動投入參加革命,使得自己和毛澤東的時代以及革命歷史,發生糾纏不清的關係。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我這樣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面臨了重新認識毛澤東的困惑,如何走出毛澤東,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我和毛澤東時代的複雜關係可分兩點來說。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紮、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當然我這樣的立場不容於後毛澤東時代,也不容於今天還迷戀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兩頭不討好。因此我讀魯迅的著作會產生強烈共鳴,魯迅〈影的告別〉裡說:「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沈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我覺得這正是我所處的地位和困境。魯迅當年也困惑於他和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複雜的糾葛。他既是這傳統文化最堅決徹底的批判者,又是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這種複雜關係引起我的共鳴。魯迅自稱是傳統中國最後的知識分子,說句大話,我也是毛澤東時代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我對毛澤東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是一種痛苦的自我清理和自我批判,同時也是自我救贖。我已將自己和魯迅的關係清理,如果能將毛澤東的關係清理,就可以無愧見上帝,交待自己一生。魯迅〈頹敗線的顫動〉裡寫到那位「老女人」:「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這也能表達我對毛澤東文化的複雜感情:既「咒詛」又「祝福」,既「決絕」又「眷念」,既「復仇」又「愛撫」。因此我對毛澤東的講述,不可能像許多人那樣快刀斬亂麻式的明快徹底,也不可能是冷靜客觀的批判,我的批判是帶著複雜感情的,這也許是種侷限,但同時也是特點。

同學們可能會注意到我前面的講述裡反覆用了兩個概念: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文化。毛澤東文化所指為何?這是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2026年6月3日星期三

“毛主义”如何影响了法国民主政治进程

转自 人文百科
撰文:理查德·沃林
翻译:董树宝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法国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受“毛主义”鼓舞,极大地拓展了政治与文化想象。学生、左翼群体、知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

理查德·沃林指出,60年代流行于法国知识精英中的“毛主义热”与中国现实并无实质关联。通过回顾60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力图揭示“毛主义”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以下文字节选自该书第7章《福柯与毛主义者:生命政治与介入行动》。

1流亡者归来

“五月风暴”后,福柯渴望返回法国。因为他被独裁国家的生活压力和焦虑弄得灰心失望,而且他对法国新一轮的论战很感兴趣,所以他放弃了在突尼斯购买海景房的计划,接受了到文森新创建的“实验性的”大学主管哲学系的提议。这是法国教育部给“六八分子”的大学改革要求的直接回应,文森大学是一场反独裁主义教育的激进实验。教授由他们同辈人遴选、由学生们评价,而不再是教务长或行政人员负责聘任与管理。课程设置完全是跨学科的。或许最激进的一点是,大学招生向各种社会背景的申请者开放,不仅仅向那些完成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开放。何内·谢黑(Rene Scherer)是哲学系所选的第一批教授之一,他解释说:“文森大学是进入大学的‘外部’,同时是向外部开放的大学。”

果不出所料,与法国教育部迁移最不愿妥协的政治积极分子远离巴黎市中心的计划相一致,文森大学立即吸引了法国左派最激进的派系。在这一过程中,福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为哲学系招募了形形色色的左派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柯负责新哲学系是一个政治上没有任何争议的选择。自从福柯1966年出版《词与物》获得巨大成功以来,他的名声平稳上升。因此,他的哲学资历从没被怀疑过。对于他的任命起更重要作用的一点是,“五月事件”发生时,福柯恰好不在国内。他也从没公开地谈论他在政治上参与了突尼斯学生运动。然而,他缺席“五月风暴”,这一点尽管可以让他安然地选择做文森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在同事和学生中间证明他的革命诚意。

福柯没浪费多少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1969年1月,在第一次校园斗争期间,他在巷战中上了第一节课。他与一小群教师一起,包括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帮助学生们爬上文森大学一座主楼,并占领了这座主楼。当防暴警察带着警棍和催泪弹来驱赶抗议者时,福柯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离去的。他毫无畏惧地从楼梯上撤离,并在身后胡乱扔了些东西,设置了障碍。丹尼尔·德菲尔后来回忆道,福柯那天晚上很开心,“(福柯)毫无疑问正体验着一种肯定是尼采意义上的‘破坏中的快乐’(joy in destruction)。”

那些导致这一冲突的事件仍然是错综复杂的,令人费解的。这一占领大学楼房的决定是为了回应对索邦大学几十名积极分子的逮捕事件,而这些积极分子正抗议政府对大学严重不足的财政支持。

不过,对于福柯和那些正在参加抗议的学生来说,特殊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托辞而已。他们打算扰乱不久前开张的新大学。在这次开场的斗争后,政府确定了警察常驻校园的政策,然而秩序从未被真正地恢复过。日常的抗议和暴乱经常中断课堂,扰乱大学的行政功能。书从图书馆消失了,建筑设施也被大肆破坏了。

尽管遭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党派之争的困扰,“无产阶级左翼”最终设法控制了哲学系,并在文森大学校园里享有一定的声誉。“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不是自由主义者、文化革命分子。1968年秋,他们在新创建的《人民事业报》上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最终目标:“革命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夺权……马列主义的这一革命纲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中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尽管“无产阶级左翼”领导者们在5月错失了良机,但是他们到1968年秋天就开始正确地理解了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早在“五月风暴”之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认为学生激进分子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建立革命学生—工人先锋队,他们当时认为学生激进分子们的任务不再是领导工人或联合工人,而是使他们自己沉浸(immerse)于他们的斗争之中。随着“五月起义”的到来,“无产阶级左翼”工运中心主义的主旨思想及其革命纪律的模式引起了青年积极分子的共鸣,后者不再对社会公认的、因“五月造反”失败而感到沮丧的左派抱有幻想,然而他们仍旧陶醉于政治战斗性的诱惑之中。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法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增加了他们的支持,由此毛主义的声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境地。

“无产阶级左翼”成员给福柯留下了深刻影响,他们似乎具体表现了福柯所钦佩的、曾在他的突尼斯学生身上所体现的同样“极端的”品质。在一封福柯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几个月后写给丹尼尔·德菲尔的信中,他承认他“被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搞得激动不已”(“我被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搞得激动不已”),他尤其被毛主义者独特的战斗性吸引了。尽管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迟迟才参加“五月运动”,但它是整个6月、7月继续煽动斗争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团体之一——仿佛5月从未结束过。在毛主义者放弃了拉丁区以后,他们开始关注巴黎郊外那些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工厂,那里的工人拒绝接受蓬皮杜总理提出的调解条款。即使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解散后,它的“工作台”仍保留在巴黎及其周围的汽车厂,像自主的“基层团体”(groupes de bases)一样发挥功能。随着学生行动主义“从阶梯教室向工厂”(引自一本论“工作台”的经典著作的题目)移动,这些毛主义的基层组织似乎在去中心的局部反抗方面体现了新的可能性。

毛主义者的革命行动模式很快以“自发性”(spontanéisme)闻名,“自发性”最初是一个马列主义批评家用以批评“无产阶级左翼”的术语。“五月风暴”之后,托派等马列主义团体试图建立新的革命政党,而毛主义者赞同“直接行动”。受“文化大革命”的激发,他们试图抹掉下列社会差别的一切痕迹:“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差别,还有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差别。“自发性”转化成一种哲学实用主义,其支持者先天地拒绝理论化。而理论应该存在于一种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在观念上,它可能产生于与人民斗争的接触之中;在其他方面,它仍然是次要的、暂时的。毛主义者相信人民具有继续使他们的斗争适应于新形势的能力。

“无产阶级左翼”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的蓝图,而是证明了没有这样的蓝图存在。慢慢地“真实的”中国不再重要。按照毛主义者的说法,重要的是“我们头脑中的中国”(la Chine dans nos têtes)。他们声称从毛泽东的实例中学到的关键性教训就是每个民族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每个国家需要孜孜以求地探索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以促使中国探索自己的道路一样,法兰西民族不得不缔造他们自己的奔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非中国社会主义本身的模式是毛主义者试图效仿的模式,他们反而渴望像毛泽东一样运用他的思考方法——“毛泽东思想”。

此前福柯与难以对付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而他在“自发性”中发现了一种进入激进政治的竞技场的方法与一种他能够容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及毛主义者,但是福柯在1970年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的演讲中向日本听众表达了他对“自发性”的赞赏之情。尽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形式已被学生和知识分子阐述过了,但是它在福柯看来是“反理论的”(anti-theoretical)。他将新型的政治运动描述为“与其说接近列宁,倒不如说接近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它们更依靠群众的自发性,而不是依靠理论分析”。

如前所述,政治战斗性最终使许多毛主义者进了法国监狱。1970年 5月,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草率地取缔了“无产阶级左翼”。政府逮捕了一些高层的“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在新一轮的防暴行动中让政治组织的领导者们对其普通成员所犯的任何违法行为负法律责任。其他毛主义者也被逮捕了,据说是因为他们试图“重新组建一个被取缔的组织”。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因为他们继续出版和散发《人民事业报》。在狱中,“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与其他学生激进分子联络,抓紧时间“调查”——也就是说着手调查——他们的新环境。

1970年,30名左翼囚犯,其中大多是“无产阶级左翼”成员,他们开始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政治犯”,这是一种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给予民族解放阵线某些成员的称号。按照这一先例,这种身份将承认他们的某些权利和特权:以团体形式进行集会的权利、与外面的“无产阶级左翼”同仁通信以及与媒体接触的权利。然而,左派分子很快意识到他们主张他们优于一同关押的被拘留者的“政治的”地位是不公正的——一种轻视后五月时期平等精神的精英心态。普通罪犯本质上次于毛主义的政治贵族吗?难道所有的犯人的命运不都是同样公正的吗?左派分子很快认识到,通过认可一种使政治犯与普通罪犯相对立的心态,他们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一系列意识形态上变质的、资产阶级的观念二元论:道德与不道德、好与坏、罪恶与美德。很快左派分子的政治目标就转变为哄骗所有狱友参加他们的绝食行动,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的”司法制度中,所有的犯人都是政治犯。

最初的绝食抗议持续了一个月,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1971年1月,毛主义者又尝试了一次。不过,这一次只要他们说服其他狱外积极分子加入他们的绝食抗议,他们就成功了。最引人瞩目的是绝食抗议者聚集到旅客拥挤的蒙帕纳斯火车站和邻近的圣贝尔纳小教堂(Saint-Bernard Chapel)。这个时候许多有影响力的文化名流、知识分子名流注意到了这件事。电影演员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西蒙娜·西涅莱(Simone Signoret)、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和记者莫里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顺道拜访了他们,并公开地与抗议者团结一致。在国民议会上,未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代表绝食者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振振有词地控诉司法部长勒内·普列文(René Pleven)逮捕毛主义者只是向他们算政治旧账。密特朗的行动也引起受欢迎的公众注意,让他们去关注极差的、左派分子被迫不公地去忍受的监狱条件。

2斗争领域的蔓延:福柯与监狱信息小组

福柯渴望分享毛主义者的行动主义,不过他想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他注意到“无产阶级左翼”在《人民事业报》编辑被捕后如何卑鄙地利用萨特当它的傀儡和代言人。因此,他不情愿只成为另一个装饰门面的知识分子人物,装成另一个所谓的民主人士。当时塞尔日·朱利和皮埃尔·维克多——使用有点可笑的、亲华倾向的笔名让·泽东(Jean Tse-toung)——成立了政治犯组织(Organisa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简称OPP),这是一个支持被囚禁的、曾策划绝食抗议的毛主义者的团体。“无产阶级左翼”派朱迪思·米勒和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女儿和女婿)—他们是毛主义积极分子,是福柯在文森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助手—去说服这位哲学家为了政治介入行动而放弃他僧侣般的工作习惯。

但是,正是丹尼尔·德菲尔,福柯的伴侣、一名“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提议建立一个类似于萨特曾在朗斯建立的人民法庭,去调查监狱条件。而福柯将其称之为信息小组。他关心的是,假如一个正式的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其焦点和干劲是否将会针对法国政府和司法制度。由此它直接会陷入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和司法的权力观念。一个信息小组反而会较少地受到约定俗成的政治成见的阻碍。这个信息小组会具有明显的优势来处理更加微妙的、毛细血管般的“生命权力”(biopower)形态,正如福柯新近构想它们的那样。常规的刑法方式经常会绕开了“惩罚的物质性”:日常的暴力与凌辱、法官的麻木不仁、律师的冷漠无情、监狱看守联盟(这个群体实际上管理着日常的监禁制度)所使用的蓄意阻挠策略以及家人的无助和羞愧。正是惩罚的这一“物质的”方面,正如《监狱信息小组令人难以忍受的调查》(GIP’s Enquête-Intolérable)系列丛书所详尽记载的那样,才激起法国公众舆论的强烈反感,才很快变成一个激烈政治争论的目标。

福柯比其他任何人更敏锐地意识到信息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武器。同样,他对无定形的权力(amorphousness of power)的新洞悉导致了对法国传统的作家使命神圣化的相关怀疑态度。因此,福柯不再希望被描绘为作家、知识分子,而是希望被描绘为“政治工具的贩子”(un marchand d’instruments politiques)。

这样监狱信息小组就被构想出来了。

福柯

起初,福柯认为监狱信息小组只是更全面对抗当代社会以“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机制来规训个体之能力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在小组最初的新闻稿中,除了监狱外,福柯还列举了医院、精神病治疗机构、大学、出版机构及其他信息机关作为类似的地点,在这些地点,专家鉴定和政治迫害享有一种有害于身心健康的、共生的温馨氛围。但是,对监狱的关注不久就获得一种独特的自治和动力。

1971年2月8日,这位《疯癫与文明》的作者就在绝食抗议仅仅几周前开始的圣贝尔纳小教堂前举行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监狱信息小组。按照分发给媒体的宣言,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收集信息:“揭露监狱是什么:谁进了监狱,如何进监狱、为什么进监狱,监狱里发生了什么事,囚犯的生活像什么样子,建筑、食物与卫生像什么样子,监狱、医疗设备与车间如何内在地发挥功能;一个犯人怎么表现才能离开监狱,进过监狱的人在我们社会中意味着什么。”

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由此发起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调查”。这个非正式的名字暗示了法国监狱条件令人难以忍受的本质。法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法律禁止外边的人踏入监狱。因此,对外面的世界来说,监狱的真正本质是神秘莫测的。监狱信息小组的积极分子通过采访以前的犯人、监狱工作人员、看守和被拘留者的亲属,设法避开了进入现场的禁令。既然家人拥有探视权,那么他们从内部看到过监狱的条件。福柯与其同道的激进分子筛选了好几百份问卷,分析了犯人的冤情、亲人的控诉以及监狱看守的抱怨。

他们更加令人关注的调查结果之一关系到法国监狱生活的阶级偏见。一项调查发现,80%的资产阶级囚犯受益于休假制度,而只有32%的工人阶级囚犯享有这样的特权。同样,90%的资产阶级囚犯获得假释或提前释放,相比之下,只有33%的工人阶级才会享有这样的权利。法国工人阶级忍受着三重危险:(1)他们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更为密切的监视;(2)他们更乐意被囚禁;(3)一旦他们入狱,他们就难以离开监狱。

调查结果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出版成一系列广泛散发的小册子。在这段时间里,福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监狱信息小组的工作。他在沃日拉尔路(rue de Vaugirard)285号的公寓变成了这一组织的实际指挥部。福柯全身心地参加小组的每项活动,从新闻稿的发布到信封的书写、打电话。

尽管监狱信息小组的适度目标据称是揭露法国监狱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但是福柯的调查就像毛主义者的调查一样最终具有更加激进的政治目标。关键不是改革刑法制度,而是质疑其真正的基础。当福柯在1971年2月新闻发布会上将监狱信息小组介绍给法国公众时,他解释说反对刑法制度的斗争不仅牵涉到了犯人,而且还牵涉到当代法国社会的每个成员。正如他表达的那样,“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肯定我们能避开监狱。今天这一点比其以往更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告诉我们监狱太拥挤了。如若太多的人进监狱,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监狱信息小组不是像联盟和政党传统上所做的那样正式“组织”犯人和监狱工人,而是本着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的精神去增强他们的力量和信心,以便他们能够组织他们特有的对刑法制度的抵制。

当福柯承担监狱信息小组领导者的角色时,他谨慎地将自己与萨特所体现的普遍知识分子的模式区分开来。普遍知识分子信奉一系列不受时间限制的、超验的人类价值,而福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介入模式:“特殊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拒绝站在弥漫于现代社会的权力之网外面,他反而努力地、有策略地在权力之网的内部工作。像毛主义者的工作台一样,特殊知识分子通过导入那些与权力有直接联系的人们的“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来与权力展开斗争。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大众不需要他(知识分子)去获得知识:他们心知肚明,没有幻觉;他们远远比知识分子更明白事理,他们当然能够表达自己”。在福柯看来,那些自我标榜为高级理论真理的学识渊博之人,自诩是大众的代言人或代表,他们其实就是规训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规训社会在依赖或束缚的条件下养活他们。他们实质上是权力体系的中介者。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再是使自己‘稍微往前、靠边’,以便表达被窒息的集体真理;相反,这一角色将与权力形式做斗争,而这些权力形式却把他转化为它在‘知识’‘真理’‘意识’与‘话语’领域中的对象和工具。”

福柯关于介入的新观念是他思想轨迹总体转变的一部分;人们可能恰当地将其描绘为“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是由“五月风暴”的种种事件促成的。然而,在更大的程度上,这应归功于后五月时期活跃的左翼环境。

当《词与物》出版时,主流媒体利用福柯关于“人之死”的著名格言来说明他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将其稍作修改,重申了这一论点,他大胆宣称道:“我们的任务就是最终从人文主义中解放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的著作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所有政体,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供应他们的假冒商品。”政治积极分子从福柯的声明中得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所有政治变革的尝试被事先谴责是徒劳无益的行动。假如主体的范式实际上是过时的,那么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来实现政治变革呢?

在写给《费加罗报》的文章中,小说家弗朗索瓦·莫利亚克——萨特的长期存在的反对者之一——断言福柯的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已成功地使萨特的方法得到更多的赞同。萨特自己的刊物《现代》尾随其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米歇尔·福柯的文化相对主义”(The Cultural Relativism of Michel Foucault)的评论性文章。但是,对于福柯来说,也许最大的侮辱来自于让-吕克·戈达尔深受喜爱的政治电影《中国女人》当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场景。一度“亲华的”女主角韦罗妮可(安娜·维亚泽姆斯基扮演)使劲向《词与物》这本书扔了一连串的烂番茄,因为福柯坚定不移的结构主义似乎否定了革命政治变革的前景。

出于同样的原因,记者莫里斯·克拉维尔叙述了他在五月学生造反的无序和混乱中到达巴黎,他反思道,福柯有争议的格言毕竟证明是正确的。难道《词与物》没有预言“我们的人文主义文化的地质学上的坍塌,就像它在‘五月风暴’期间发生的那样”?

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最终抛弃了“考古学的”方法,尽管他作为思想家的名声曾以这种方法为基础。在《词与物》中,他视人类科学的话语是自律的领域——知识图式——它们可以专门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来加以研究:据此规定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界限的种种规则。考古学的方法因其过度地关注语言和话语而缺少一种必要的批判性要素去把福柯的理论和左派分子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洞察权力在日常生活“微粒子的”层面上的实际运行。事后看来,福柯大概会把《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贬为“形式上的练习”,后者在他的著作中间占据了一个“边缘的”位置。他后悔这两个文本没有论述那些更新的、更明确的、与他有关的政治主题,这些主题涉及权力和反抗的问题。

福柯对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的认同凸显了他形象中的某些反知识分子倾向。他承认,他将他为了监狱信息小组而进行的政治介入行动视之为一种“从我正在体验的、有关文学追求的无精打采中获得真正解脱的实践”。坚持毛主义的“群众路线”需要赞美人民淳朴的、未受腐蚀的良知,知识分子反被贬低为一伙陌生人。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认为“强词夺理”要冒着腐化人民健康常识的危险。出于相似的理由,福柯开始想知道,除了普遍知识分子的落伍之外,“写作”本身是否不该作为一种论战形式而被超越。究竟毛主义者在他们忘了动词的调解功能时就不该说明这一时代为了斗争直接以革命行动的方式来表达自身吗?如若具有古典特征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阻挠政治意识的获得,那么人们就不能谈论相同的“文本性”(知识分子偏爱的表达方式)吗?福柯一度坦诚地声明他更喜欢为了监狱信息小组而做的实践工作,而“不喜欢大学里的戏谑与乱写的著作”。

在与监狱信息小组一起工作的过程中,福柯试图回到在他第一部重要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所提出的问题,这本书彻底挑战了承继而来的、关于社会常态的观点。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权力与反抗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事后看来,福柯或许会责怪自己在所谓的考古学阶段过度关注语言领域或话语性的领域,这是一种具有整个结构主义特色的偏见。同样,据他自己承认,他低估了权力的实践效果:权力在日常生活的平面上展开了有限的、具体的与分子式的运作。在《疯癫与文明》中,这组主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是拐弯抹角地—通过福柯考察那些被社会区分为“正常”与“病态”的形态来评估社会的尝试:谁被包括在内与谁被排除在外、中心与边缘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福柯不得不激活、复兴他称之为“非理性不受干扰的工作”(sovereign enterprise of unreason),自从启蒙运动以来,“非理性”就被隔离、囚禁并因此缄默了。多年以后,他被这本书于后五月时期在新一代激进分子中间获得极感兴趣的接收效果而激动不已。例如,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本着“反精神病学”的精神写成,注定要成为后五月时期批评技术专家技能的压抑本质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它完全受惠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在德勒兹的一再要求下,福柯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

回顾其早期的思考时,福柯回想起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方法的概念困境和政治困境。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权力仍主要从经济方面被理解:作为一种阶级地位的功能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的确,阿尔都塞1970年撰写的论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最初发表在法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思想》(La Pensée),迟迟才赞同了政治与文化的半自主性影响。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权力通常根据现代自然法或司法模式来考虑:作为一种权利和宪法的功能。然而这两种方法都在理论抽象化的平面上展开,这种理论抽象化经常掩饰和模糊了权力具体的、现象学的、日常的效力。这两种立场都将权力视为某种否定之物——约束或限制的体现——而不是一种生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制造出那些最终揭示权力的真正社会本质的驯服身体与顺从自我。

在稍后的一篇访谈中,福柯这样描述了对《疯癫与文明》这种缄默不语的接受情况:“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努力所做的事情却在法国知识分子左派中间招致了巨大的沉默。”这只是因为“五月事件”所创造的政治开端,福柯继续写道,“尽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共产党,但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逐渐呈现出它们的政治意义,以一种我从没想象过的敏锐说明了我的那些早期著作仍然是如此地提心吊胆、吞吞吐吐。”

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医院、监狱、收容所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开始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内涵和政治意义。在左派分子中间,政治论战的观念被重新构想出来,并被重新阐述。阶级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全部。相反,作为监狱信息小组经历的副产物,民粹主义观念认为政治的真正目标是为那些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被排斥者)代言。政治行动主义的新目标是为那些被系统地边缘化和被排斥发言的人创造一个空间,并且当他们的捍卫者是政党、联盟和那些假定为他们代言的“先知知识分子”时就要以一种证明是不可能的方式来创造这一空间。

在这一时期,据说福柯有一天曾对德勒兹说:“我们不得不从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德勒兹回复说:“当然,我要对付弗洛伊德,你要对付马克思。”

“政治”四处蔓延,活跃于后五月时期“无产阶级左翼”等左派团体中间,这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惊慌失措,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是享有特权的、排他性的阶级意识承载者。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左派分子为之努力的不可宽恕的异端学说将会平等地思考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教义问答的原则不能接受本来的政治意识。

正如福柯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五月风暴’之后,当(政府)压制与司法起诉的问题日益变得严重时,这让我震撼不已,重新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这意味着)我们正返回到17世纪就已经存在的普遍监禁:警察机关拥有毫无节制的、任意处理的权力……如今……人们正返回到一种普遍的、没有差别的监禁。”

在福柯看来,一种全新的历史分析方法是必要的,这种方法允许人们经由人文学科对主体性的“微观影响”(microeffects)来分析人文科学的演化。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一文中概述了他的新方法。在福柯从尼采的《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中判明自己的方向后,他界定谱系学家的任务是一种阐明人文主义理想及其相关的制度表现的批判事业,通过使人文主义理想及其相关的制度表现回溯到“强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特殊历史主张来实现这一阐明。这种方法不是在启蒙哲学家的崇高规划中而是在历史实践的日常变迁之中找出了这些理想的“起源”。这样谱系学的方法就驳斥了他们所自我描述的普遍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立场。特殊知识分子的技能反而“需要耐心与一种细节的知识……取决于原始资料的大量积累……(它)要求冷酷无情的渊博学识”。

这种描述方法忠实地描绘了福柯设想他与监狱信息小组一起工作的方法。在一篇发表在反文化杂志《目前》(Actuel)的圆桌座谈中,福柯解释了尼采意义上的、构成监狱信息小组实践斗争与实践目标之基础的动力。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实现了对“高贵的”与“卑贱的”的基督教理想的重新评估一样——在基督教之前,“高贵的”意味着权力与地位的不受约束的练习;反而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温顺与谦恭被认为是高贵的,强力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卑贱的”—福柯认为一种重估之中的类似练习对于“有罪”与“无罪”的主导方法而言是必要的。

它的(监狱信息小组的)介入的最终目标不是将犯人探视权延长到30分钟,也不是为牢房争取抽水马桶,而是质疑“无罪者”与“有罪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与道德差别……面对这种刑法制度,人道主义者大概会说:“有罪者是有罪的,无罪者是无罪的。然而,犯人与其他人一样,社会必须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安上抽水马桶!”相反我们的行动不去关注隐藏在犯人背后的灵魂或人,而是努力去消灭处于无罪与有罪之间的深层区分。

也就是在圣贝尔纳小教堂新闻发布会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监狱信息小组就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20所监狱的调查》(Enquête dans vingt prisons)。尽管这份调查没有包含统计信息,但是它含有两份完整的调查问卷,并选录了有代表性的答案。在福柯为这本48页小册子撰写的序言中,他重申了调查并不是有意去改善或削弱一种显然是压抑的体制,也不是有意使不可接受的东西变成受欢迎的东西。相反,监狱信息小组的调查旨在揭露“监狱社会”(carceral society)的欺骗。它会遭遇一种处于那些交界处的社会,而这种社会在那些交界处以“效率”“权利”和“规范”的名义发挥作用。在详述了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路线后,福柯继续写道:

这些调查不是由一群狱外工作的专家完成的;调查者(也就是犯人)是那些正在被调查的人。该由他们开口说话、击垮壁垒、表达什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并不再去忍受它。该由他们去负责那种防止压迫被施加的斗争。

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又出版了3本小册子。他们的调查包括各种各样的议题,从审查犯人邮件的单调程序到上升的犯人自杀数的悲惨描述(仅在1973年就记录了43名自杀者)。

1971年2月,正当福柯宣布监狱信息小组成立的时候,前面提及的绝食抗议正开始向蓬皮杜政府施加巨大的、令人厌烦的压力。为了结束第一波抗议,当局准予了许多犯人的新特权:更加自由的探视权、不受限制地读报纸、听广播(这两项是以前禁止的)等等。为了防止即将来临的罢工浪潮,政府又同意了额外的特许权:单独监禁的最长时间从90天降至45天;审查犯人邮件的规定被废除了;调整休假的规定也放宽了限制。一项新的政府授权被确定下来,以保证惩罚在法国的每个监狱里被公正公平地执行。以前,监狱曾是法外监视的地点;监督几乎是不存在的。

通过监狱信息小组的调查,人们才知道图尔地区负责人曾明确指示医务人员不要去治疗生病或受伤的犯人。根据监狱精神病学家埃迪特·萝丝(Edith Rose)博士的观察,对待犯人的习惯做法就是捆绑着他们的手脚,每次让他们一动不动地呆上几天。犯人们经常被虐待。他们被任意地拒绝给予哪怕是最微乎其微的消遣和快乐:服刑期间不能踢足球;每天限量给五六根烟。萝丝博士谈到了犯人结束多达一年的单独监禁后会得严重的精神错乱。她对监狱制度令人颤栗的控诉发表在毛主义者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特刊上(1971年12月18日)。她抄写摘要发给了蓬皮杜总统和司法部长勒内·普列文。当政府当局试图削弱她的可信性时,福柯在《解放报》发表文章,铿锵有力地站出来支持她的辩护。对他来说,萝丝博士是新型“特殊知识分子”的原型:具体信息和棘手事实的提供者,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徒劳无益的理想的提供者。

监狱信息小组1971年对监狱自杀者的调查产生了一种特别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由于监狱信息小组的努力,法国监狱生活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条件在几个月内成为头版新闻。

在随后的18个月里,暴动和绝食抗议席卷了法国监狱系统。大规模的骚乱出现在里昂、波瓦希(Poissy)、格勒诺贝尔、德拉古尼昂(Draguignan)、南希和尼姆(Nîmes)。总共有35个监狱经历了大动荡。考虑到犯人的与世隔绝、羞辱性的规训程序和他们经常遭受的监视技术,以及任意的文化剥夺行动,彻底的造反很可能是解救犯人唯一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动乱可以间接地追溯到监狱信息小组的努力,它努力激起犯人的政治意识,并提高他们自我组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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